宋钘思想论稿

宋钘是先秦诸子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博杂而又明晰，他既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小说家，也不是《荀子》所说的墨家以及《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谓“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的道家。仔细分析，宋钘应是一个继承道墨、融合道墨、发展道墨的思想家，他把并不融洽的二派的不同的思想很微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宋钘与尹文同游稷下，但又不同于稷下学派，可以说他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先驱和盟友，其思想更多地表现了不顾自身、博济众人的热心救世精神。

宋钘，即宋经、宋荣、宋荣子。战国时宋国（今河南商丘）人。《庄子·天下》提出宋钘和尹文为一派，思想相通之处颇多；宋钘与孟子为同时代人又略长于孟子；《荀子·正论》中屡称宋钘为“宋子”“子宋子”，对宋钘倍加尊敬，故有学者推断荀子在稷下求学问道时曾师事过宋钘。《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18篇（已佚），一说《管子》中的《枢言》《心术》《白心》《内业》4篇为宋钘和尹文的遗著。

一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把宋钘列在小说家，尹文列在名家，原属两派。但《庄子·天下》却把宋钘和尹文并在一起合论，实际上宋钘和尹文的学说有很多是相通的。

宋钘和尹文都曾游学于稷下，在稷下和齐国以外都有很高的声誉，而且门徒众多，影响甚大，《荀子·正论》所说“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即可为证。宋钘比齐国本土学者更多受到老子学说的影响，在稷下，他积极宣传根据老子学说自创的“情欲寡浅”和“见侮不辱”的理论，无形中起到了传播老子思想的作用。但是宋钘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稷下学派。稷下学派总的思想趋势是倾向于保守，齐威王、齐宣王优待他们，尊敬他们，给他们以十分讲究和优越的居住、生活条件，这样的待遇所培养出来的人大多走向维护当时将趋没落的领主贵族。稷下学派中慎到、田骈、淳于髡之流便是这一路。与稷下学派不同的是，宋钘、尹文具有不顾自身、热心救世的精神。《庄子·天下》称述他们“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还说他们“其为人太多，其为己太少”。这种博济众人的情怀，稷下学派里很少有人体现。

《庄子·天下》说宋钘“上说下教”，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到人民群众，而稷下学派则是聚居在一起的文人学士，身份性质似大不同。宋钘以“天下”为目标，拿“天下”人做文章，不是专门替当时的君主服务，这也有悖于齐宣王、齐威王特招学士而为其服务的宗旨。《史记·孟荀列传》言稷下学派“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生活极为豪华；而宋钘、尹文是“忍饥立教”, “弟子虽饥，不忘天下”，生活十分刻苦。宋钘、尹文还“周行天下”，奔走四面八方，与稷下学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活动也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宋钘、尹文虽游历稷下，但应不属于稷下学派。

二

《庄子·天下》对宋尹学说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说：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悦）之。

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情）欲置（寡）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情）欲固置（寡），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

曰：“君子不为苛（苟）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认真分析，宋钘的思想有不少是与道家思想相通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宋子》18篇下面自注说：“荀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这是班固当初所见未佚的《宋子》18篇里面，颇多言论是出于黄、老思想的，因此，班固根据荀子的援引指出宋钘思想言论带有黄老意味，应当说是比较到位的评述。

宋钘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庄子·天下》说宋钘“以情欲寡浅为内”，这和老子所主张的“寡欲恬淡”是相通的。

《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以恬淡为上”, “使民无知无欲”等思想，与宋钘的“情欲寡浅”是一致的。

“情欲寡浅”主要是说人对物质财富或其他享受的需求本来很有限。宋钘认为一般人觉得自己的欲望没有止境，总想尽可能多地享受外物，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按照人的正常需求来看，人只愿少得而不愿多得。现在看来，宋钘的这个理论与人的感觉和常识正相反，有其认识的局限性。但宋钘提倡“情欲寡浅”的直接用意是消除贪得无厌之心，无贪心即无争端，无争端即无征伐，于是“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理想就可以顺利实现。

宋钘的“情欲寡浅”观是对老子“寡欲”的加工和改造。其区别在于老子强调享乐有害和“少私寡欲”只是要求统治者不可诱发民众的欲望，而宋钘则认为人本来就是寡欲的，这就将老子的政治思想演化成为一种人性论，可以说这是宋钘的独特创造。

（2）“见侮不辱”说对老子思想的借用和发挥。

《老子》有“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说（第22章），有“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说（第28章），应是宋钘“见侮不辱”说之蓝本。

可以这样说，“见侮不辱”是一个更难论证的命题。从实质上讲，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但宋钘“见侮不辱”说的用意在于“救民之斗”。并且，宋钘认为“侮”来自“外”，而荣辱之感出自“内”, “侮”和“辱”没有必然联系，只要对外来之“侮”不感到“辱”，就是“见侮不辱”，并且宋钘要从根本上消除“辱”这种心理，把能够引发争端的所有耻辱感都给予否定和取消。这与老子的“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的说法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

（3）看重自身，轻视外物的思想。

《庄子·天下》说宋钘“不以身假物”。成玄英《疏》说“立身行己，不必借物以成名也”。宋钘这种看得本身为重要，轻视外物的主张也是出于道家的思想。《庄子·天下》评论老子所谓“以本为精，以物为粗”;《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在宥》说“贱而不可任者物也”，所言内容都是一致的。

（4）对老子的“道”即是“气”思想的阐发，明确提出了精气说。

“道”就是“气”, “气”的精粹、精微部分就是精气。老子已经有了“道”就是“气”的思想，曾经提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贵，其中有信”（第21章）的观点。道中有精微的东西，这个精微的东西真实而有实效，包含着精气说的萌芽。宋钘常将“道”“气”并提，并且发挥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宋钘继承了老子的“道”是“至大”与“至小”相统一的观点，认为精气“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一切事物，小到不可分割，大到没有边缘，都包含有精气。精气“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构成宇宙万物。精气构成人体，产生生命和智慧。可以看出宋钘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宋钘对老子学说的吸纳极大地提高了道家思想在稷下的地位，推动了道家学说在稷下的传播和发展，并对黄老学派的思想有着直接而具体的影响。

宋钘思想与墨家思想相通的地方更多。《荀子·非十二子》把墨翟和宋钘合在一起论列，已经把宋钘当作墨学的支派看待了。现在我们仔细考察宋钘的思想，确也能够发现他的主张有许多地方同于墨家的学说，甚至是忠实地继承了墨家思想的基本原则。

（1）《庄子·天下》说宋钘“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又说“弟子虽饥，不忘天下”, “以为无益于天下，明之不如已（止）也”。与墨子“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的重“利”宗旨完全一致。《天下》评述墨翟：“墨子真天下之好也。”俞樾《诸子评议》说：“谓其真好天下也，即所谓墨子兼爱是也。”墨子的宗旨宏愿在于兼利天下，与宋钘所说把“天下”当对象并无二致。

（2）《庄子·天下》说宋钘“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荀子·非十二子》称述墨子、宋钘说“慢差等”。《天下》称述宋钘的舍己为人的态度，原是与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相符合。依“兼爱”的观念推广，那么对于上下、人我、亲疏的差等观念，自然就不必措意。所以《天下》说宋钘“其周行天下，上说下教”。“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这就是推广兼爱的主张，觉得“上”和“下”原是一律，不分高低，心里并不存有差别等级的观念。

（3）《庄子·天下》说宋钘：“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宋钘如此勤劳自苦的生活态度，和《天下》说宋钘称述墨子的行径“日夜不休，自以苦为极”，也完全相同，他们都有刻苦朴素的作风和殉道救世的精神。

（4）《庄子·天下》说宋钘：“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禁攻寝兵为外。”《韩非子·显学》说：“宋荣之议，设不斗争。”这也无异于墨子“非攻”的主张。《孟子·告子下》载，孟子曾与宋钘在丘石相遇，其时宋钘正要到楚国去阻止战争：“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又说他劝谏楚王兴兵的要点是：“我将言其不利也。”其言其行，都俨然墨子再世。但是，认真分析，宋钘的思想并不是对墨学的简单重复，可以说在寻找“救民之斗”“禁攻寝兵”的心理学方面对墨学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宋钘主张“禁攻寝兵”，在战国时期应该说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以利害游说诸侯罢兵，在当时交征利的情况下仍还有一些现实意义，如果能将利害的道理讲透彻，局部的停战是有可能的。而孟子根本反对讲利，主张只以仁义说服各国诸侯，较之宋钘就更显得迂腐了。

可以看出，宋钘思想大部分出于道、墨二家，但是，他既不是道家，也不是墨家，他是融合了道、墨二家并加以发展。分析宋钘的思想，关于内部身心修养方面，大都采取道家的学说；关于对外处世接物方面，大都采取墨家的主张。《庄子·天下》中的两句话：“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正是融合道、墨二家思想的体现。“禁攻寝兵”指墨家的主张，符合墨家的救世精神，而“情欲寡浅”则是道家的观点，与道家修养身心、树立人格相吻合。可以这样理解，宋钘对道、墨二家的融合，就是拿道家学说做“体”，拿墨家学说做“用”。

所以从思想综合方面的造就而论，宋钘确乎已经做到了调和道、墨二家的思想，并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他的理论最终都服务于墨学的“禁攻寝兵”，同时又传播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宋钘思想的特点是汲取道、墨二家思想之长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宋钘思想的这一显明特点，也因而使他在诸子百家中成为翘楚。

宋钘有异于纯粹道家思想的地方，是因为他的行动上，尚多汲取墨家的风格；有异于纯粹墨家思想的地方，是因为他的修养方面，尚多根据道家的学说。宋钘思想中的最可称道之处在于他采取墨家学说，可是不曾采取墨家“天志”“明鬼”一类的东西，他是有选择的。他采取道家旧说，但不采取黄、老派权术政治和消极隐逸思想，取舍十分清楚。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宋钘的思想比起前一阶段的墨翟和老庄，明显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

宋钘学派在认识论上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即“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别宥”即别囿，是指辨清并破除妨碍自己准确认识事物的屏蔽、囿蔽，如错觉、偏见、心理定式之类。《吕氏春秋》有《去尤》和《去宥》篇，一般认为是宋钘学派的作品。《去尤》中有“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囿），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向）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去宥》也说：“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别宥”说对后来荀子提出“解蔽”思想影响很大，它要求不以情感妨害理智，要求去掉主观偏见，强调客观全面地认识事物，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认识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宋钘学派的“别宥”说并不是简单地就认识谈认识，而很可能是为其“情欲寡浅”和“见侮不辱”两个命题张目的。《去尤》特别强调，给人的认识造成囿蔽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自身的情感定式——喜好和厌恶。这个说法就隐约透露出为“情欲寡浅”和“见侮不辱”提供认识论依据的意思：人们“皆以己之情为欲多”，这是由喜好造成的囿蔽，其实“人之情欲寡”才是真理；人们都把受欺侮视为耻辱，这是由厌恶造成的囿蔽，其实受侮并不足以构成耻辱。《去尤》和《去宥》举了很多错觉和偏见蒙蔽人心使认识走入误区的例子，这些例子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倾向，即强调对某人某事的猜疑、不满、厌恶、愤恨，往往不是因为这些人和事真有什么不对，而是由于认识主体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怨恨别人的原因和责任全在己而不在人，在“内”而不在外。丢斧子的人怀疑邻人之子是窃斧者，发现他的言语、表情、动作无一不像窃贼，其实对方根本未曾行窃；一位老人好意劝邻居砍掉可能伤人的枯树，邻居照做后，老人顺便“请而以为薪”，邻居便大为不悦，认为他劝说砍树用心不良。这两则典型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见侮不辱”的命题。大概在宋钘看来，所谓的受欺侮实际上大多是“受侮者”自身的心理错觉，对方很可能像“邻之子”和劝说砍树的老人一样，并没有故意害人之心，只要自己调整心态，校正视点，就不会因被冒犯而产生受辱的错觉。

现在看来，宋钘的这一认识论既是古代一个重要思想的体现，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荀子·解蔽》所言“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是很有道理的。

 

（原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