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第一章 普列汉诺夫——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作为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在政治上的复杂多变和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复杂性，使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议颇多。

一 普列汉诺夫政治上复杂多变的一生

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出生在俄国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里。他在家乡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865年，不满12岁的普列汉诺夫离开了古达洛夫卡村，进入沃罗涅什陆军中学二年级学习。那时，他十分向往军官生涯，甚至幻想将来成为统帅。中学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显露出了他的聪慧和天资。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被同学们称为“活的百科全书”。在沃罗涅什陆军中学的五年，为他掌握广阔的知识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兴趣广泛，酷爱文学，曾阅读了不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这对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普列汉诺夫在沃罗涅什陆军中学毕业后，于1873年8月被送入首都彼得堡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深造。但由于他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对枯燥严格的军校生活和军官阶层生活的日益不满，不久便借故离校。

1874年9月，18岁的普列汉诺夫考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大学生活把他带进了一个新天地，他除了攻读自然科学外，还广泛地研读哲学、文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青年时代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展影响极大。正如他后来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所说：“我自己的思想发展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极大影响下完成的。”

1875年，当普列汉诺夫还是矿业学院的一名学生时就参加了民粹派的活动。1876年，普列汉诺夫已经成为民粹派的中坚分子并领导和组织了彼得堡第一次工人政治示威。1877年和1878年他因参加民粹派的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1880年1月为躲避沙皇军警的搜捕，他与民粹派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逃亡国外，从此便在西欧开始了长期的侨居生活。

1883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完成了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此后，他便以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在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舞台上。

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同民粹主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特别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些理论著作博大精深，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和列宁一起直接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工作。在1903年召开的标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和列宁共同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闭幕前又被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历史证明，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自1883年至1903年这整整20年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便从自己光辉时代的峰顶跌落下来，开始了向孟什维克演变的历程。

从1903年到1914年是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时期。在这长达11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反复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时而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时而倾向于孟什维克，但总的趋势是在孟什维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

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返回俄国。1918年6月30日病逝于芬兰，以悲剧性的结局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二 普列汉诺夫政治、理论活动阶段划分的四种意见及其比较

普列汉诺夫自1876年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登上历史舞台到逝世，其政治活动与理论活动整整经历了43个年头。

关于普列汉诺夫一生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阶段划分，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以笔者所见，自20世纪20年代始，国内外学术界大体有四种意见，即老三阶段论、新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

现将这四种意见简介如下。

（一）“老三阶段论”

这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从革命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78—1882）；

2．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83—1914）；

3．同孟什维克断交并和工人运动失去联系的时期（1914—1918）。

上述意见最早是由《普列汉诺夫全集》主编梁赞诺夫提出来的。他在1922年11月为《普列汉诺夫全集》第一卷所写的“编者的说明”中指出：

“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活动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78—1882年，即准备时期。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从革命的民粹主义者变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时期是1883—1914年。在这一时期，尽管他发生过种种动摇，但是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仍然留在革命队伍中；第三个时期是1914—1918年，他和孟什维克断交，并且和工人运动几乎失去了任何联系。”

尽管梁赞诺夫的以上意见主要指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活动”，但实际上也涉及了他的政治活动。这种意见，在20年代的苏联是颇有影响的。

（二）“新三阶段论”

所谓“新三阶段论”，并不是新近提出来的，而是相对于“老三阶段论”而言。这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应划分为：

1．民粹主义者时期（1875—1883）；

2．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83—1903）；

3．机会主义者时期（1903—1918）。

此种意见也是苏联学者首先提出来的。罗森塔尔和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普列汉诺夫”词条写道：

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875年到1883年他是民粹主义者；从1883年到1903年是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以后，就开始右倾，变成了孟什维克，变成了孟什维主义的一个首领，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大百科全书“普列汉诺夫”词条大体上也持这种意见。此说自30年代即流行于苏联，成为一种极有影响的传统观点，对我国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学者在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所发表的一些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思想研究的论著，多持此说。

“新三阶段论”与“老三阶段论”相比较，有同也有异。其相同之处是这两种意见都以1883年为界，把普列汉诺夫区分为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其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老三阶段论”侧重于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活动”即理论活动，“新三阶段论”则指的是他的“全部活动”即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第二，前者把普列汉诺夫活动的起始年代定在1878年，后者则定在1875年；第三，前者把普列汉诺夫的第三个阶段划在1914年以后，而且对此阶段的性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后者则把他的第三阶段划在1903年之后，并明确指出在这一阶段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主义的领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三）“四阶段论”

这种意见主张把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民粹主义时期（1876—1883）；

2．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

3．孟什维克主义时期（1903—1914）；

4．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

这种意见在我国最早见于196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下册）的“出版者说明”。该“说明”认为：

“普列汉诺夫四十多年来的政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他的政治思想变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民粹主义时期（1876—1883）；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孟什维克主义时期（1903—1914）；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

此后，70年代末苏联出版的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合著的《普列汉诺夫传》，大体上也持这种意见。该书共分四章，依次叙述了普列汉诺夫在民粹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期、孟什维克主义时期和社会沙文主义时期这四个阶段的政治活动、理论活动及其他活动。自80年代初，随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许多学者倾向于按上述四个阶段划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李清崑、王秀芳合著的《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均持此说。

“四阶段论”不同于“新三阶段论”这种传统看法的主要之点，就在于它把1903年以后的普列汉诺夫又进一步具体地划分为“孟什维克主义时期”和“社会沙文主义时期”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并且指出：“孟什维克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表现最为动摇不定，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也就是说，“四阶段论”不像“新三阶段论”这种长期流行的传统看法那样，把1903年以后的普列汉诺夫笼而统之地划为机会主义者，而是对他在1903年至1918年这长达15年之久的政治活动与理论活动做了较为具体的细致的分析。

（四）五阶段论

这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应作如下的划分：

1．民粹主义时期（1875—1883）；

2．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

3．孟什维克主义时期（1903—1908）；

4．反对取消主义时期（1908—1914）；

5．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

上述意见是我国学者高放、高敬增最近几年提出的新观点。他们在《普列汉诺夫评传》中指出，“四阶段论”虽然比“三阶段论”前进了一步，但这种划分没有充分反映出普列汉诺夫一生复杂多变的曲折历程。该书作者写道：“与其划分为四阶段，不如划分为五阶段。我们的看法是：第一阶段是民粹主义（1875—1883年），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1883—1903年），第三阶段是孟什维克主义（1903—1908年），第四阶段是反对取消主义（1908—1914年），第五阶段是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8年）。”

“五阶段论”与“四阶段论”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把1903年至1914年期间的普列汉诺夫又具体地划分为“孟什维克主义”和“反对取消主义”这两个不同的阶段。该书作者认为，“反对取消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阶段应当作为普列汉诺夫一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加以肯定。“只有把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作为他一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划分出来，才能便于看清他复杂曲折的细致变化，从而对他的功过作出准确公正的评价。”

如果把以上几种意见作一番比较，那么以笔者之管见，“四阶段论”是较为可取的。这是因为：

第一，按四个阶段划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比较符合他一生的经历，也能够反映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复杂多变的特点。只要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他向孟什维克的演变固然是从1903年开始的，但并不是像有些人过去所说的那样“一刀切”，即从1903年起一下子变成了孟什维克主义者。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主义的演变经过了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反反复复，动摇不定。“三阶段论”以1903年为界非此即彼，不能体现这个特点；反对取消主义时期的表现则是他在这个总的动摇过程中向左靠拢的明显而又突出的表现，不一定非把它划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不可。

第二，按“四阶段论”划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比较符合列宁对他的一贯评价。列宁有不少重要论述都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至1914年期间动摇不定的情况。他在《给布鲁塞尔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处的信》中写道：“的确，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被人们戏称为‘泥潭派’。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面倒向另外一方面。这一些倒戈分子中的第一个是普列汉诺夫。”此后，列宁在《论冒险主义》一文中又明确指出：“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 ‘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已经承认）‘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这里，列宁非常具体而又生动地描述了自1903年至1914年期间普列汉诺夫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情景。不仅如此，列宁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一文的注解中还专门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离开甚至反对过孟什维克。在他看来，1903年之后普列汉诺夫虽然有很多观点接近或赞成孟什维克，甚至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代表，但又有“好多次脱离了孟什维克主义”。例如：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反对过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之后他在自己主编的《火星报》第46—51号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1905年春天他曾脱离了孟什维克；1906年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又采取了“根本不是孟什维克的立场”；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过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根据以上事实，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 即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

以上我们不厌其详地援引了列宁的有关论述，无非是想说明：其一，列宁实际上把1903—1914年看做是普列汉诺夫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时期，承认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与了解普列汉诺夫这个历史人物至关重要；其二，列宁十分重视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表现并对此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但他总是把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表现放到1903—1914年这个特定的时期当中来考察的，从未把它单独列为普列汉诺夫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一个独立的阶段。

这里要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自1903—1914年这一“采取了特殊立场”的阶段，究竟称它作“孟什维克主义时期”好，还是称它作“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期”好，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这两种概括各有其长短。说它是“孟什维克主义时期”，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在这一阶段虽然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但就其总的倾向来说是属于“孟什维克主义”，甚至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可是，仅从“孟什维克主义时期”这一提法本身来看，还没有突出他的动摇性和反复性的特点。说它是“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时期”，倒是体现了普列汉诺夫的动摇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但对他在这一时期总的倾向性又缺乏反映和概括。

第三，“四阶段论”还部分地解决了“三阶段论”长期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既然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已经演变成为孟什维克主义者，为什么他还能够写出一些很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来？他在政治上的孟什维克主义和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对于“三阶段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面对这一难题，一些持“三阶段论”者往往从贬低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所发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价值方面去找出路。例如，过多地否定他在1903年以后反对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和造神说、寻神说等重要哲学著作的意义和作用，过分地夸大这些著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甚至否定这些著作的理论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种倾向，50年代曾在苏联某些学者的有关论著中，特别是在福米娜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一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1903年以后的普列汉诺夫已经演变成为机会主义者，当然就不可能再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问世了。殊不知他们的这一观点又引出了新的麻烦来，即同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这一时期的一些理论著作的肯定性评价发生了矛盾。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完稿190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有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和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有很好的论述”。

“四阶段论”则部分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因为按照“四阶段论”，这一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既然在政治上动摇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那么，在理论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动摇于马克思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间，当然，也就既可以写出一些充满孟什维克主义观点的理论著作，又可以写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来；或者，在同一部著作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有孟什维克主义的观点；在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夹杂着某些孟什维克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基本上是孟什维克主义中又包含着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上的动摇性，正是其政治上的动摇性的表现和反映。

当然，在这里我们只是说“四阶段论”部分地解决了“三阶段论”所面临的难题，而不是说它彻底地解决了“三阶段论”的矛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和哲学家的哲学观点与政治立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弄清哲学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一个哲学家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观点同他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性。一方面看不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忽视它们之间的联系，否定哲学家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对其哲学观点和思想体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看不见或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性，把二者等同起来，以为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和思想体系，二者完全一致，否定了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则会导致简单化的错误。在人类历史上，理论与实践、哲学观点与政治立场、政治倾向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的思想家是不乏其人的。普列汉诺夫就是一例。列宁曾称这一时期反对俄国马赫主义并同其代表人物波格丹诺夫进行了笔战的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还说自1903年至1914年“最近十年来”, “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是激进主义、在实践上是机会主义的时期”。这些论断都如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普列汉诺夫在理论和实践、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之间存在着矛盾的一面。

第四，“三阶段论”以1903年为界，把普列汉诺夫截然划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不利于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之所以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特别是对他1903年以后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多有贬低，同这种“一刀切”的划分法是不无关系的。“四阶段论”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缺陷，因为它不仅把1903年以后的普列汉诺夫具体地划分为两个时期，而且又进一步指出自1903年至1914年这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他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反反复复，动摇多变。当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倾向布尔什维克，甚至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时，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出过贡献；反之，当他倾向于孟什维克并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时，则做了许多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事情。这样的具体分析，显然避免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弊病，对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功过是非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四阶段论”将普氏政治理论活动的第四个阶段概括为“社会沙文主义时期”是否妥当，颇值得研究。依笔者之管见，概括为“十月革命的反对派时期”倒是较为贴切也较为符合历史事实。

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反对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举行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普列汉诺夫便在1917年11月10日的《统一报》上发表了《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在这一公开信中，他直截了当地否定十月革命，反对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他写道：“同志们！由于种种事变，亚·费·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已经垮台，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了。毫无疑问，你们当中许多人对这些事变都感到高兴。但是，我要坦率地对你们说：这些事变使我痛心。”他说，“我之所以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而是因为“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远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他认为，“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他甚至说，“事变的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悲惨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的是——由一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公开信发表数日之后，曾先后担任过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兼彼得格勒军事总督的萨文科夫，以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高官身份并代表武装叛乱首领克拉斯诺夫拜访普列汉诺夫，请求他支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并许以事情成功后让他担任政府首脑时，却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断然拒绝。他对萨文科夫说：“我已经献身无产阶级40年了，即使当它沿着错误的道路前进的时候，我也不会把它击毙。”普氏的这一态度，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2000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当年第二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翻译刊登了这篇《政治遗嘱》，同时还刊登了《遗嘱》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和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普列汉诺夫的密友列·格·捷依奇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这份《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所写的按语。但这份《遗嘱》的真伪尚待考证。

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多次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大加攻击，详述了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缘由，并预言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若干年后必将垮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其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垮塌，竟为普氏不幸而言中。

尽管普列汉诺夫的一生复杂多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却不容否定。列宁曾把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誉为“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并且认为这些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他还指出：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足以证明他不愧为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三 关于普列汉诺夫一生中的两个重大转变

普列汉诺夫的一生经历了两个大的转变，即从革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和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的转变。

（一）从革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普列汉诺夫出生的19世纪后半期，是俄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这时的俄国，由于沙皇政权维护着封建农奴制度，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对外实行侵略扩张，致使国内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农民暴动席卷全国。1861年，在农民起义的狂潮猛烈冲击下，沙皇被迫进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农奴制的废除，使俄国广大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农奴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由于必须偿付地主大量赎金，被剥夺得一贫如洗。农民耕种的大量好地也被地主借机夺走，加之地租、赋税苛重，致使农民大批破产。在当时的俄国，到处充满着对沙皇政权的不满和反抗。

在旧制度行将崩溃之际，历史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即俄国向何处去？

19世纪60年代末，在俄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革命派别——民粹派。这个革命派别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他们把俄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发动农民反抗沙皇统治。早期的民粹派，代表小生产的利益和要求，曾为反抗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是，民粹派的理论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们否认俄国已经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通过农村公社进入社会主义；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历史观方面则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极力夸大个人的作用，把极少数英雄人物视为人类历史的主宰。

青年时代的普列汉诺夫，曾经是革命民粹主义的信奉者。1875年普列汉诺夫和民粹派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它的活动。1876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末，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改变了他的生活行程，把他推上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876年12月，普列汉诺夫受“北方革命派小组”的委托，在彼得堡组织和领导了俄国工人的第一次政治示威，并向工人群众发表了强烈谴责沙皇制度及其压迫人民和迫害革命者的罪行的演说，高呼“土地和自由万岁！”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但是，这次政治示威遭到了沙皇军警的镇压。普列汉诺夫在工人的保护下摆脱了军警的追捕，暂避国外。从此，他便走上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7个月以后，普列汉诺夫又秘密回到俄国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878年民粹派发生分裂。一派为恐怖主义者所把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搞个人恐怖活动上；另一派则恪守原来的策略，主张继续到农民中进行革命活动。两派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前者为“民意党”，后者称“土地平分社”。普列汉诺夫被推举为“土地平分社”的首领。这一时期他虽已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自己撰写的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是却站在民粹派的立场上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做西欧社会学中的一个派别；他在革命实践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但仍把它看成是农民革命的同盟军。他自己就承认，直到70年代末，他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粹派”。1880年，由于“民意党”人的个人恐怖活动，加剧了沙皇政权对民粹派的镇压。“土地平分社”的印刷厂被沙皇军警捣毁，其领导人则遭到追捕。在此形势下，普列汉诺夫和“土地平分社”的其他领导人再次流亡国外。从此，他便远离他的祖国在西欧侨居达37年之久。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两个问题。

1．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侨居西欧的最初几年实现的。这个转变的标志有二：

（1）他在1883年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这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民粹派的决裂。

1883年9月，普列汉诺夫和“土地平分社”的其他领导人及中坚分子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捷依奇、伊格纳托夫等人在日内瓦建立了“劳动解放社”。这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劳动解放社”起草了成立声明——《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通告》。这个《通告》宣布：“土地平分社的旧同人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纲领，就是要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组织成—— ‘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通告》指出“劳动解放社”有两项任务：“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适合不同修养程度的读者的原著作译成俄文，用这种办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二、批判在我们革命者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并且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劳动居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解释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劳动解放社”的创立及其活动有很高的评价。恩格斯1885年4月23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列宁则明确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他又说，“劳动解放社”的建立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

（2）1883年普列汉诺夫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问世，标志着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同民粹派的彻底决裂，同时也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是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而又深刻地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著作，也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部不朽的著作。列宁对这部著作极为重视，曾把它誉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他指出：“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算是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会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以上两个方面的标志都清楚地说明，1883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光辉起点，正是在这一年，他从一个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一般都认为他的第一个转变是在1883年。

可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却认为他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在1882年。他认为他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3年，而是在1882年。

这两种说法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

普列汉诺夫为什么强调他自己是在1882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呢？这是因为，1882年他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并写了简短的导言。在这篇导言里他指出：《宣言》及其作者们的其他著作开辟了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文献史上的新时代——无情地批判现时劳资关系以及与任何乌托邦不同的、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的时代。看来，普列汉诺夫自己认为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是他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所以他认定自己的这个转变是在1882年，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时间。他的这个意见，不是像过去有些人所无端指责的那样把自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提前了从而美化了自己，而是有一定根据和道理的。

不过，笔者认为，1882年普列汉诺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在他所写的“导言”中肯定了《宣言》开辟了“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只是表明他接受了《宣言》的基本思想，但还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地清算他自己信奉多年并身体力行的民粹主义，也没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民粹派实行彻底决裂。这个任务是他在1883年由于“劳动解放社”的创立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出版而彻底完成的。因此，把1883年定为他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年头，是恰当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实，这个看法完全可以同普列汉诺夫自己的意见统一起来。那就是，可以把1882年翻译《宣言》并接受它的基本思想看作是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起点和重要表现，同时，又把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创立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问世看作是这一转变的彻底完成，从此以后，他便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进入了自己一生的光辉历史阶段。

2．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主要原因

促使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推动。

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已经作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登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70年代，俄国全国发生了各种形式的罢工和风潮320多起，产生了第一批工人组织，如“南俄工人协会”“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等。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俄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使革命形势迅速起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促使民粹派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70年代早期和中期民粹派还是一个革命派别，对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民粹派，特别是民意党人，已不再是俄国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成了农村剥削阶级即富农利益的代表。它放弃了同沙皇政权的斗争，转而与沙皇反动统治妥协，成了一个反动的政治派别。就连以普列汉诺夫为首领的“土地平分社”，也在民粹主义的错误理论指导下陷入了绝境。在新的形势下，一些民粹派分子离开革命的轨道，投入了沙皇政权的怀抱；另外一些人在沙皇反动统治对革命的残酷镇压下悲观、消沉，成了革命洪流中来去匆匆的过客；而那些有作为的革命者，则在苦难中奋斗，在失败中反思，力图探索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的革命者。

（2）参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对于推动他实现从民粹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有一个“通病”，就是普遍地无视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既然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得到发展，俄国完全可以通过农村公社进入社会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人阶级是没有前途的阶级，俄国革命应以农民为主力军，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尽管普列汉诺夫在成为民粹主义者之后上述“通病”在他的身上也同样存在并发生作用，但是他比较多的参加了彼得堡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特别是领导和组织了1876年12月的彼得堡工人政治示威，此后又一直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这对于推动他彻底放弃民粹主义观点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他的强烈而又巨大的影响是推动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普列汉诺夫侨居国外以后，在最初的几年里，为了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民粹派的错误理论，给俄国革命寻找新的出路，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并深入钻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读得越多，理解越深刻，就越能使他看清民粹派的理论和立场的错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他自己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情景时写道：“没有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我们以怎样的热情贪婪地研读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其中伟大的德国理论家的著作当然占首位。而我们越熟悉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对于我们以前观点的弱点就认识得越明确，对于我们原有的革命经验就认识得越正确。”由此可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于他的这一重大转变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马克思的理论正像阿莉阿德尼的线一样，把我们从我们思想所陷入的矛盾的迷宫中引导出来了。”

（二）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的转变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一生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阶段划分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都一致认为自1883年至1903年这整整20年间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领袖，无论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留下了不朽的业绩。

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在同民粹主义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系统而又深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的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黑格尔逝世60周年》《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史论丛》《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论“经济因素”》《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没有地址的信》等，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留给后人的传世之作，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作用，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列宁曾把普列汉诺夫誉为“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说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精通唯物主义”。列宁还指出：“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普列汉诺夫“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列宁把《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称做“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说《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俄国“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他对《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更是倍加赞赏，认为这部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 “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普列汉诺夫便开始了向孟什维克的演变。

1．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演变的起始

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的演变，一般都认为是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开始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8月23日在伦敦结束，历时25天。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的头几个月，普列汉诺夫本来是站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一边和孟什维克的错误作斗争的，所以列宁说他“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以后的8—10月他主编的《火星报》第46—51号期间也“同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但是不久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极力抹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鼓吹党内的无原则团结，要求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让步。他不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劝告，在《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硬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在建党理论、组织原则等方面的重大原则分歧“是很不重要的”，完全不值得为这些分歧“争吵不休”，在原则斗争面前鼓吹要“温和待人，善于让步”，指责布尔什维克坚持原则立场是“固执己见”，甚至公然主张对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要“闭着一只眼睛”。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普列汉诺夫的调和主义立场。列宁指出《不该这么办》是普列汉诺夫的“划时代的文章”，说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主张对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钻进《火星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所谓“划时代”，就是指从发表这篇文章之日起，普列汉诺夫，就结束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代，而步入了向孟什维克演变的时代。显然，列宁把这篇文章视为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演变的开端。此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便从一个孟什维克的同情者进一步变成了孟什维克。

不难看出，《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发表，是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演变的一个起点。如果说《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面世是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那么，《不该这么办》则是他从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向孟什维克演变的界碑。

2．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演变的特点

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演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曾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长期摇摆不定，反反复复，但总的倾向是在孟什维克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于最后不能自拔。

自1903年起，普列汉诺夫就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长达11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最大的反复表现在对待1905年革命和取消派的态度上。前者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孟什维克主义观点，后者则表明他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又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靠拢过。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普列汉诺夫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暴露了他的孟什维克主义立场。

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他从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出发，主张无产阶级应当与资产阶级“并肩前进”, “分进合击”, “互相亲善和彼此协调”，共同领导革命，实际上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他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甚至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如果不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同农民结成联盟，就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声势减弱。

在对待武装起义问题上，他出尔反尔，在起义前还号召，工人学会掌握武器，但起义失败后又公然谴责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说什么起义的失败证明，“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痛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调，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和对待1905年革命的态度相反，普列汉诺夫对待取消派则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1905年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革命处于低潮，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事业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孟什维克的领导人竟然提出取消党的秘密工作，放弃革命斗争，把全力放在争取党的合法存在和立宪改良上。这无疑是主张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政党，故被称做“取消派”。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进行了坚决斗争，这场斗争得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的支持。普列汉诺夫是在1908年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决裂的，随后他退出了为取消派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并发表了一系列从政治上和理论上揭露与批判取消派的文章，指出取消派按其实质来说是同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敌对的，因此，要么拥护取消派，要么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此后，他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护党联盟，参加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列宁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在1910年的整整一年中，“真正同心协力一起进行党的工作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无论在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中，或者在哥本哈根和俄国的合法报刊机关中，都是如此”。

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普列汉诺夫陆续写了一些反对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和造神说的论著，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战斗唯物主义》（1908—1910）、《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1909）等，这些著作仍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其中有的还得到了列宁的好评。

综上可见，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孟什维克演变，的确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过程。掌握这个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对于研究他的著述活动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