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解读
无论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展开反思，还是将这一批评的发展演化作为一个历史对象来考察，“回到马克思”都是我们进入研究所必需的理论前提。所以强调并设置这样一个前提，是因为在业已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知识中，有太多的内容实际上来源于解释者的建构，其中既有符合或接近经典作家本意的诠释，也不可避免地会在诠释中加入解释者自己的理解乃至演绎，更不用说任何诠释都要受特定历史语境的限制，不可能完全排除由此带来的种种局限。所以，不管解释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些理论知识在客观上对我们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都可能产生彰显与遮蔽并存的效果。基于这个现实，我们把“回到马克思”作为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和前提。“回到马克思”是对理论研究的知识视野和反思深度的一种诉求，是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存在的如下问题而言的。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相对滞后的根源之一，在于我们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与一般文学批评的区别，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特质的确认和追求。“回到马克思”意味着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批评观念：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有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继承和发挥这一批评范式的特点，对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缺乏原创性和应对现实的能力，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缺乏清晰的认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解为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去解决各种文学问题的阐释活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规定性实质上是取决于其特有的文学观念、问题意识和由此形成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体现在方法上。正像贝尼特曾尖锐指出的那样，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点仅仅取决于方法，“这样做的代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只是在方法层面上与资产阶级批评有区别（用不同的分析原则处理同一类问题），而在批评对象的理论构形这一关键层面上却丝毫没有区别”；他认为这种含混不清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批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部分”
。就是说，把方法从理论中剥离出来，使方法抽象化、模式化，会从根本上模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质，所以贝尼特说只关注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其实最缺乏马克思主义。
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范式，主要是指与现代文学批评执着于文本审美意义的读解不同，马克思主义批评更关注文学艺术作品审美取向的社会价值及其思想内涵，并由此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研究文学的视域，那就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同时，还要探究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有时候还会更进一步追问：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实际上受制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又与怎样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运作模式相关联？简要地讲，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识系统作为研讨文学问题的学理基础；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有自己阐释文学问题的理论、范畴和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展开文学研究。正是相互关联的这四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一般文学批评的不同。
二
关注中国文学活动的现实和解决本土的文学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其特有的一种实践品格。但是历史的经验提醒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阐释自己的文学问题时还需具备“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自觉，反省我们的“中国化”诉求是否会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存在与发展的命脉所在，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化”的基础和根据。但是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原则，也是一个理解和运用理论的实践过程，作为理论原则的“中国化”只有通过实践过程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实现。“中国化”面临的问题，不仅包括批评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还涉及批评的理论运作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因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时，我们至少需要两个测度，一是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是否注意到中国文学活动的特殊性，这关系到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贯彻。二是则需要反思，当我们把中国文学活动的特殊性作为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时，生成于现实需要的具体意向作为对理论的期待和预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准确理解。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来看，第二个测度显然不可缺少。
例如，极“左”思想的长期泛滥曾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放弃甚至排斥对文学的审美阐释，因此在摆脱极“左”思想的禁锢之后，关注文学的审美性便成为我们重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重要内容。于是，特定的现实语境不仅使我们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关注甚至放大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审美成分，同时还使我们的批评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淡化乃至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中的政治成分，甚至出现对经典作家文学思想读解的“去政治化”倾向。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国化”的这一历史经验说明，无论我们自己是否自觉，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中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都让我们难以跳出知识社会学所揭示的这样一种心态，即“如何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知识运动中找到对自身利益和目的的表达”，殊不知这种合理的意向却会引出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到马克思，在重新读解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基础上反思和检验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知识，本身就应理解为“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对联系实际的理论取向展开反省和检验的环节，它意味着“回到马克思”是对“中国化”的一种规范。
三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然而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文本特征和人们普遍采取的阅读方式却限制了批评的深度理解。“回到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应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和知识语境中去读解经典作家阐述文艺和美学问题的各种文本，“互文阅读”是实现深度理解的基本途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对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做过专门的、系统化的理论阐述；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主要散见于研究其他问题的各种著述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著述之中，而且这些表述一般都有尚未充分展开的、语录型的文本特征。因此人们在研究经典作家的文艺和美学思想时，最为通行的做法就是根据一段话语来理解和阐释他们的思想。这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和知识语境的“孤立阅读”方式，从一开始就隐含着曲解的可能，误读的发生几乎难以避免。可以说，不是在既定的文学理论框架中，而是在研讨政治经济学或哲学、社会学等非文学理论的知识语境中思考文学问题，是马克思阐述其文学和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曾有人根据这种现象，断言经典作家没有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而反驳这种观点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已经涉及文学属性、创作特点、艺术形象、文艺思潮以及欣赏批评等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架构，从而得出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结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看似对立，但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都把既定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思维模式，作为衡量马克思的文学思想是否具有系统性的唯一标准。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研究文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范式，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架构到底有没有区别？或者换一种说法，现代文学理论所建构的文学知识和阐释范式，是不是我们研究文学问题必须遵循的模式？
我们认为，根据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来读解马克思的文学思想，本身就是受制于现代学科分工和学科观念的产物，它把现代文学研究所构筑的知识系统视为研究文学问题的唯一合法的理论架构，要求文学研究必须在其设置的论域中，以既定的理论范畴和知识话语来认识文学，却忽略了这种学科划分和研究取向实际上源于现代知识的建构和确立，由此形成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至今也不过两百多年，其中诸多认识其实都是现代思想史的产物，并不具有超历史、超文化的普适性。文学的审美规定性就是在这种知识语境中形成的。如果不受这种学科知识的局限，我们就会发现，“在现代思想史中，艺术通常与美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历史上，艺术与实用知识的联系可能更为紧密和广泛。把艺术和美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反映了19世纪把艺术理论合并于美学的倾向”。
从不盲从现代知识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打破了现代学科分工的界限和仅从审美关系上认识文学的思路，在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通过人类社会实践的多重视角来阐释文学活动的特点和文学艺术的性质。理论研究的这一定位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文学批评特有的社会历史论域，而且还在诸多文学问题上形成了与现代文学理论不尽一致的思想。马克思的文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研究视域和批评视角上因此有了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之间存有内在的关联。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我们提出若要对经典作家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论述获得深度理解，“互文阅读”是一种可行的基本方法。
所谓“互文阅读”是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直接论述——它们往往以非系统化的阐述，如片段式的言论、尚未充分展开的观点或作为阐述非文学问题的论据等文本形态存在着——视为第一文本的话，那么与之相关的、存在于马克思的其他文本中的那些非文学论述——它们往往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或哲学的论述——则可以说是第二文本。第一文本是经典作家对文学问题的直接阐述，但仅仅根据字面意思去理解的“孤立阅读”，却因为忽略了第二文本即马克思主义知识系统对其寓意的规定，从而失去理解其深层意涵的语境，导致误读的发生。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就被许多人根据字面意思解说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可是，若从作为第二文本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著述中的许多论述来看，“劳动”却是一个因为与具体的历史形态相关联而被马克思赋予了多重含义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含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是“自由劳动”，劳动者由于“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而获得了劳动与其人身依附关系相脱离的自由。在《手稿》中，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又被马克思称为“异化劳动”，它与“对象化的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劳动生产了美”这一短语中所说的“劳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自由劳动”即“异化劳动”，因此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美学命题实质上是对“劳动”的误读。这句话的本意是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是指异化劳动破坏了建立在对象化劳动基础之上的人与实践对象的审美关系。这个事例说明了第二文本是理解经典作家美学思想必不可少的语境，第一文本的意义及其所指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经典作家文学阐释的互文特点说明，他们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在自己的而不是现代文学理论知识系统中展开的。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为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入相关的知识系统，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获得深度理解。
四
用现代文学理论框架读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不仅会干扰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质的认识，而且还会造成我们在文学研究上的许多“盲点”，例如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有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忽视马克思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掘与拓展。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回到马克思”的诉求，是指我们必须关注马克思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强调把握“问题域”对理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质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作用。
自从阿尔都塞提出只有把握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见之后，确认什么是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域”已成为众多学者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势必涉及的一个话题。伊格尔顿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特别注意资本主义的矛盾：它无法自禁地同时生产财富和贫困，二者互为物质条件。这反过来使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立场。”美国学者劳洛也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分析，才是马克思的真正遗产和他的研究工作的旨趣所在。”吉登斯则通过比较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与韦伯及涂尔干的区别，指出马克思的“首要兴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资本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基础的动力，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法则’”。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认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是“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视为现代性的标志，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都是资本现代性问题的表现。为此，马克思把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任务，定位于揭示和反思资本作为现代性原则的普遍贯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二重性。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才能走出愚昧落后，获得巨大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作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文学理论研究显然也是在这个论域中展开的，反思和批判“资本现代性”对文学活动、审美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生产的影响，构成了马克思文学批评的“问题域”，形成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特有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没有简单地接受现代文学理论以审美性界说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的观点，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异化对文学审美活动的影响，致力于研讨现代社会中的文学审美活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关注社会的运作机制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关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对文学生产的制约和干预，在文学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联性中阐释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的复杂关系，强调现实生活中的文学活动所具有的多重价值与功能，尤其重视文学活动对社会变革的介入和参与。
其二，在反思“资本现代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批评拓展了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研究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论域中发现和提出了新的文学问题和引入新的研究对象，如艺术生产问题、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现代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活动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商品生产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以“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的历史观诠释文学活动的价值，等等。
（原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