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引领创新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此前不久，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首次提出全球性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过去几十年，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增强。预计在21世纪上半叶，数字经济仍将唱主角。目前，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关键时期，应特别注重加强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增强数字经济对发展的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的“前世今生”
“数字经济”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50位思想家的美国经济学家唐·塔普斯科特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高潮，随着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数字经济理念在全世界流行开来。由于万维网的普及，大量资金投入互联网企业，纳斯达克股指曾疯涨到5000多点。美国政府也在不断宣传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神话，美国信息产业1990年—200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47%，是其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但到了2001年，新经济神话突然破灭，纳斯达克股指跌到1000多点，许多互联网公司倒闭。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争论数字经济究竟有没有提高生产率、互联网经济是不是泡沫。国内一些学者也发表文章论述中国处在工业化时期，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数字经济和信息化推进速度有所下降。
事实表明，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只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段短暂的低潮。2004年美国脸谱公司（Facebook）成立，没过几年市值就超过谷歌公司（Google），社交网络很快成为全球热点。接着，云计算、物联网风起云涌，一浪接一浪将数字经济又推向高峰。2004年—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5%左右，是近30年来增长最快且最为平稳的一段时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特别是传统金融业遭受重创，但苹果、脸谱、谷歌、微软、亚马逊等数字公司基本上毫发无损。我国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数字企业受影响也不大，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贡献。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红利耗尽的结果。有学者预测，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过去20年，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为1.7%，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可达到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需要寻求新的动力。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为人们带来了希望，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这些新的信息技术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的“数字经济”是在广义上讲的，泛指以网络信息技术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差不多是同义词。科技界一般将信息化区分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个阶段，本文讨论的数字经济涵盖这三个阶段。经济学界一般将信息经济区分为基础型信息经济、融合型信息经济等五种形式，本文讨论的数字经济泛指各种形式的信息经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不采用“信息经济”而采用“数字经济”的提法，应当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选择。二十国集团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的外延很广，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信息产业。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字经济已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但由于传统的经济统计方法不能全面反映信息技术的作用，有学者一直在质疑数字经济的巨大影响。理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需要承认技术进步不是以线性方式而是以指数方式发展的历史事实。石器时代经历了数万年的演进，印刷术的推广耗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电视机的普及花了几十年，而移动网络上微信的普及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人类社会技术进步以指数方式发展，国际上将这一规律称为技术进化的加速回报定律。信息技术是20世纪中叶发明的技术，它的推广速度和影响力必然大于几百年前发明的电力、冶炼等传统技术。
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分析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后发现，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以50—60年为周期的长波，每一次长波分别与蒸汽机、电力、铁路等重大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认同迄今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四次长波，第五次长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网络和数字技术为主导。经济长波有缩短的趋势，第五次长波可能只有40年左右。过去有人预言21世纪是生物世纪，将以生命科学技术为主导。根据麦肯锡公司2013年发布的技术预测，到2025年可能形成5万亿—10万亿美元累计经济影响（含消费者盈余在内，即消费者并未支付的因创新而获得的价值）的还是移动互联网、智能软件系统、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信息产业，生物领域只有下一代基因组产业可能产生1万亿美元的累计经济影响，先进材料不到0.5万亿美元，可再生能源不到0.3万亿美元。2030年左右开始的第六次长波有可能还是靠信息技术驱动，其特征是智能化。现在看来，21世纪上半叶仍将是数字经济唱主角。
埃森哲公司预测，行业数字化带来的社会效益可以远远超过其创造的行业价值。到2025年，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望带来100万亿美元的社会及商业潜在价值。其中，仅汽车、消费品、电力、物流四大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就将为社会和行业带来超过20万亿美元的潜在累积价值。数字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展数字经济是使世界经济焕发新活力的良方，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信息技术的前景十分光明，真正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出现，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行业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8%的美国经济发挥出了其所拥有的“数字科技潜力”。有些专家断言，对信息时代而言，人类现在的信息处理能力还只是相当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时代。
从多个维度理解数字经济
不管是数字经济还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大多数学者习惯于用其产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或非物质生产行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来认识和判断其发展状况。但是，这种认识只能反映数字经济的一个侧面。新的时代条件下，应从分工与合作、供给与需求、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思想文化以至时代变革等多个维度全面理解数字经济。
工业时代强调规模经济，其依据是单一产品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的平均成本会逐步下降。这是一种面向“做大”的经济模式。而数字经济强调范围经济，其依据是在资源共享条件下，多品种协调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会带来经济效益。这是面向“做优”的经济模式。范围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信息的增长，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应对“多样性”的挑战，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所谓个性化定制和服务、长尾经济的秘诀就在这里。
对数字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常说，信息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信息本身不能立即解决人的温饱问题。但人类社会已渡过全面供不应求的阶段，进入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阶段。当前，我国多数产品供过于求，主要矛盾已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按需生产，否则就会造成巨大浪费。按需生产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要做到按照需求合理地供给，必须靠信息。
经济学家认为信息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工业社会中信息的作用。在信息社会，信息本身就是重要商品，人们大量地消费信息。数字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成为普遍的商品，主要任务是跨过从信息资源到信息应用的鸿沟。我国花了近30年的时间探索工业时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现在应该开始探索在信息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对时代的认识可以称为“时代观”，理解数字经济需要有正确的时代观。有些经济学家依据钱纳里、霍夫曼的工业社会分期理论，认为我国处在工业社会中期，需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盲目发展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无疑，工业化任务需要完成，但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兴起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十几年前，有学者预测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要到2030年以后。但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服务业飞速发展，2013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就已超过工业。
对一个国家而言，时代观对兴衰成败具有重大影响。1793年，为了展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马戛尔尼使团带来大批科学仪器作为礼物，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试图与中国通商。但是，清政府将工业时代的先进科技成就一概视为“奇巧淫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时代的错误认识断送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苏联生产的工业品尤其是重工业产品比美国还多，但苏联领导人对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性质、范围和特征一直缺乏清醒认识。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落伍加速了苏联的衰落。这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发挥优势，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取得骄人成绩。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6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崛起：区域发展模式、路径与动力》一书提出，1996年—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年均增速高达23.79%，远远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信息经济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蚂蚁金服、小米、京东、滴滴出行等7家企业位居全球互联网企业20强，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网民众多优势、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网民众多有利于我国成功实现从人口红利向网民红利的转变。我国的数字经济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发展阶段起步的，有些工业化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用工业化的办法难以解决，但数字经济可以开出更有效的药方，数字经济为我国更好更快完成工业化任务提供了新的引擎。我国信息化还有广阔发展空间，数字经济大发展具有强大需求和牵引力。
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是人均信息消费水平。我国尚处于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年人均信息消费（包括信息技术消费和通信技术消费）只有300美元左右，不到美国的1/10。今年出台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要求2020年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人均信息消费约700美元。这仅相当于巴西2014年的信息消费水平，发展数字经济惠及大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普及信息技术到在各行业取得实际效果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需要付出许多艰苦细致的努力。例如，美国政府颁布法案规定：如果医师转向使用电子病历，可获得政府提供的激励奖金。为了加速普及电子病历，美国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但由于应用时间短，医生们还没有看到这项技术对医院管理质量和诊疗效果的显著影响。同样，信息技术用于智能制造等行业，也需要一个磨合和熟悉的过程才能发挥实效。目前，我国信息技术主要应用在电子商务和社交等生活类产品上。今后应更加重视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推动提高生产效率，对产业升级和节能环保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信息技术应用还不平衡，尽管城乡和地区的数字鸿沟呈缩小趋势，但差距仍十分明显。不同行业应用信息技术程度的差别也很大，企业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投入偏少，特别是对软件和服务的投入比例很低，人才和技能缺乏。缩小数字鸿沟，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还需付出巨大努力。
历史上，经济长波的衰退期正好对应基本创新的活跃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进入第五次长波的衰退复苏期。在这个时期，只有出现同集成电路、光纤通信类似的重大发明，才能产生足够的动力驱动世界经济进入第六波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发明万维网以后，信息领域虽然不断冒出新的热词，但一直没有出现称得上基本创新的重大发明。信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应潜心研究，努力做出重大发明和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跃上新的高峰。
发展数字经济前景光明、任重道远。当前，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有关重要论述和中央决策部署，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努力在新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
延伸阅读 发展数字经济 点亮创新之路
万里丝路，连通东西方，跨越古与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其中，创新之路的意义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数字经济，将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社会发展向更加高效、智能、人性化方向转型，必将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移动互联——数字经济迈入大数据时代
综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明显不均衡性，其中既有像以色列、爱沙尼亚、新加坡这样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前列的国家，也有很多国家仍处于不发达之列。
近十多年来，一些国家通过制定高瞻远瞩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包括中国、印度、阿联酋、以色列、波兰等，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网络治理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发达国家，日益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和活力。
移动宽带是物联网、自动驾驶和智能制造等经济活动的基础，代表着新一轮数字经济智能基础设施的发展，其渗透水平最能反映一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基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赋能个人消费者，使全球化、大规模的协作成为可能，并直接促生了所谓的“大数据洪流”，数字经济发展迈入大数据时代。从全球看，这一指标从2011年不足20%达到2016年的近50%，发展速度惊人。
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渗透根本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个人的生活、消费方式。最为引人注目的有基于用户广泛参与的共享经济的兴起、工作场景多元化和设备智能化，驱动各国电子商务出现新一轮井喷式的发展。这集中反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指标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构建的“B2C电子商务发展”指标由开展B2C电商所需的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使用信用卡支付份额、物流水平和安全服务器等指标复合形成，反映出开展消费端的电子商务的便捷度。从这一指标值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值为49.0%，略高于世界平均的47.2%。
结合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指标，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表现的不均衡特征。部分基础相对较好的国家，如马来西亚、罗马尼亚、中国等增长数据表现亮丽，数字经济发展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可以预期这些国家在未来5年中会脱颖而出，升至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另外一些基础薄弱的国家，其增长水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值得关注。
中企出海——共享数字时代发展良机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七项核心基础设施领域（公用事业、交通、电信、社会、建设、能源和环境）的项目与交易额约4940亿美元。仅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合计29.5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4.4%，较去年同期上升5.4个百分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关注焦点。
除了基础设施的合作共建，科技、商贸、文化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头戏。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具备全球化视野和过硬实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迸发出“扬帆出海”的强烈意愿。
从能力看，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锻造了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其运营和创新能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模仿阶段，涌现出了很多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创新产品和服务，如超级程序、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
从意愿看，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拓展国际市场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携本土创新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共建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指明了方向。地缘和文化接近性也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向往之地。
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大量未获得充分优化配置的要素禀赋，也迫切需要互联网红利来提高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来增加就业，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阿里巴巴、华为、美图等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企业。
以阿里巴巴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成为其战略发展重点，公司计划建立若干数字自由贸易区，打造全球化的“数字丝绸之路”。为实现这一目标，阿里巴巴从电子商务、支付手段和物流等多方入手，致力于将中国国内成熟的电商环境移植到相关国家中。
2014年，阿里巴巴以2.49亿美元投资新加坡邮政。菜鸟物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了17个海外仓。2016年，又以10亿美元收购东南亚最大电商Lazada，创下阿里巴巴海外投资的单笔记录。蚂蚁金服投资泰国正大集团旗下的Ascend Money，又对印度版“支付宝”Paytm进行了投资，用户规模超过2.15亿。
借助于电子商务带来的庞大用户和相关数据，阿里巴巴还在积极通过阿里云在香港、新加坡、中东、欧洲等地建设数据中心，在全球设立14个地域节点，自主研发的大规模计算操作系统“飞天”也一同“出海”，将遍布全球的百万级服务器连成一台超级计算机，以在线公共服务的方式为社会提供计算能力。
阿里巴巴只是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的一个缩影。华为、中兴、烽火、小米和美图等一大批中国企业已经纷至沓来。
截至目前，华为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70%，中兴海外收入占比达到50%，中国电信系统设备厂商的全球竞争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华为为例，“六七年前，保加利亚没人知道华为，如今它已经家喻户晓，不仅因为华为手机流行，更因为华为带来的网络设备和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华为保加利亚公司高级客户经理奥雷里奥·加里奇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鲜见，中国企业正在身体力行帮助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中国智造”的名片也叫得越来越响亮。
智能终端也是“中国智造”的一个主要优势领域。虽然苹果和三星依然领跑全球市场，但市场份额加起来只有1/3。2016年，中国企业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占比超过50%，在全球前十大手机企业中，中国品牌已占据七席。
伴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手机应用也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的新领域。以美图秀秀为例，专门为印度用户打造的自拍应用“美颜相机”在印度谷歌应用市场2016年度最流行应用领域占据榜首。2017年初，美图秀秀因手绘自拍在海外走红，登上了俄罗斯等8个国家和地区手机免费应用总榜榜首，跻身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手机免费应用总榜前十。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软件业实现出口519亿美元，同比增长5.8%，增速比2015年提高4.1个百分点。驻云、网久、大疆创新、每日瑜伽等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都受益于此。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出海”实践，把最新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应用带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政府、企业和民众形成了良好互动，为沿线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改善经济增长模式做出了贡献，这也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最好实践。
数字变革——弥合数字鸿沟新机遇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在奋力发展，正在发生的数字经济变革是不容错过的发展机遇。欧美发达国家都先后制定了各自的国家数字化战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一些国际组织如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论坛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议程，每年出台这一领域全球发展报告。
面对现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可以归结为如何创造一种有利于数字创新和创业环境，从而弥合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
加大预算，鼓励竞争，扩大数源。政府需要加大数字化预算比例，通过加强对数字化及各类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鼓励信息通信行业的竞争，扩大可利用的数据源。一些自身财力不足的国家，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共建平台，通过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区域性机构合作，加快发展。
区域合作，鼓励投资，产业共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对等开放，鼓励国外投资和国内中小型数字科技企业的发展，融入全球产业链。鼓励开展数字化投资的外资企业进入，无论是着眼于数字基础设施，还是数字化商业应用。国内企业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可以获得先进国家技术成果的转移，提升全球竞争力。对此，政府可以通过研发税收减免，出口退税、加速折旧等方式予以支持。
数字转型，模式创新，跨界融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鼓励传统企业对数字技术商业化的投资，尤其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方面，以广泛应用迅速带动商业模式创新、跨界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近年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取得了快速发展，正在于鼓励本土企业借鉴吸收国外成熟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本土化创新。以应用带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重要路径。
以人为本，数字教育，提升素养。数字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竞争力源泉，通过加强数字化教育，提升全民数字化素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迫切的任务。要想跟上时代的脚步，需要尽快将数字化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之中，让学生有机会较早地接触计算机、互联网，以应对未来社会的挑战。针对成人，政府应该鼓励数字培训机构的发展，以及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人才在职培训。
“一带一路”倡议目标远大，愿景宏伟，将为相关国家建立全新的合作关系和共享平台，为各国迎接数字时代挑战，推进发展数字经济创新，实现共赢互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王振 赵付春 王滢波）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