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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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过度管制

几天的一个下午,妻子带孩子从公园回来,刚进门,她就摇头抱怨:“我真无法理解有些家长对孩子的说话方式,太有辱人格和充满敌意了。她们干吗要孩子呀?”我也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想法,于是我决定开始记录外出时的所见所闻。没几天,我的本子上就写满了这样的“趣事”:


● 在公共图书馆儿童区,一个幼龄儿童被狠狠训斥,原因是她把玩具熊扔出手,尽管当时周围没有人。

● 超市里,一个小孩央求妈妈给他买一块曲奇饼干。他发现另一个小男孩正在吃,于是指给妈妈看,可妈妈对他说:“哦,那大概是因为他在家里自己用便壶。”

● 游乐场,一个兴奋的小男孩尖叫着从秋千上跳下来,他的妈妈立即制止:“不许像傻瓜一样大叫!今天不许再玩儿秋千!再叫就让你蹲‘暂停’去!”

● 在儿童博物馆,洗手台旁的一位母亲试图阻止小儿子的各种举动,并骗他说他的行为都是博物馆禁止的,例如“指示牌上写着不许玩水”。可当儿子问为何不能这样做时,她的回答是“就这么规定的”。


没多久我便放弃了这种记录。因为这些事件不仅数量巨大,内容也彼此雷同,记录起来难免重复,更不用说我会因此感到压抑。我们不止一次在游乐场看到有些家长突然宣布“该走了”,有时甚至还会强行抓起孩子的胳膊将其拖走。(如果孩子大哭,通常会归因于他感觉“累了”。)我看到有些家长不知不觉地模仿威吓士兵的军官,鼻子逼近孩子的鼻子,手指在孩子脸前晃来晃去,大声咆哮。餐馆里的家长们也经常大惊小怪——纠正孩子的举止、训斥孩子的坐姿、评论孩子的食谱(和食量),总是把晚餐时间变成孩子最想逃避的折磨。(难怪许多孩子在晚餐时间总是不觉得饿,可过后却来了食欲。)

我承认在没有孩子之前自己也是很爱指手画脚的。亲手推过婴儿车之前,你着实理解不了这么个小东西怎么就能左右你的行为、消耗你的耐心。(当然你也想象不到孩子带给你的快乐有多么至高无上。)当我对某个家长的行为皱眉头时,我努力让自己记住这种养育的艰辛,提醒自己看到的不过是几分钟内的表面现象,我并不了解每个家庭的历史背景——这个家长今天清晨可能遭遇了什么,在我碰巧看到之前这个孩子又曾经做了什么。

不过,即使我们愿意全部体谅,愿意考虑种种限制和条件,但一个普遍现象依然存在:相应每一个被允许在公共场合疯跑的孩子,都有几百个孩子被不必要的管制和约束,承受家长的吼叫、威胁和欺辱,孩子的要求一贯被忽视,疑问得不到解答,孩子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请求被自动拒绝,胆敢问一下理由,回答则是“因为我这么说”。

你可以不相信我,下一次去游乐场、购物商场或生日聚会时,假装你是个人类学家,观察一下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不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现象,但也许会注意到之前从未留心过的细节,从中可能会得出一些结论。不过要小心:对周围的人和事增加敏感度不一定令人愉快,过于细致的观察会让逛公园变得不那么轻松。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最近有没有去过食品店?这里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看着”家长们对孩子施用行贿、羞辱、惩罚、奖励,总之是虐待的手段,令我几乎无法承受。我那可爱的心理屏蔽怎么不起作用了?……一句句诸如“如果你不安静下来,我就再也不带你来这了!”和“宝贝只要你不哭,我们就给你买冰激凌!”这样的话几乎令我窒息。我以前是怎样充耳不闻这些话的呢?


* * *


回想前两章提到的不同的“有条件养育”技巧,其有害的原因之一就是令孩子感受到被控制。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我们用惩罚、奖励和其他策略去操控孩子的行为时,他们会逐渐感觉到只有顺从我们的要求时才会得到爱。因此,“有条件养育”就是实施控制的后果,即使我们本意并非在于控制;相反,控制也有助于解释“有条件养育”的破坏性影响。

不过,过度管制本身就是问题,因此这个话题独立成章。它不限于任何特定的训导技巧,不仅仅局限于“暂停”、星星奖励表、打屁股、夸孩子“做得好”,或是特权的诱惑、特权的掠夺等等。如果我们不能抓住一个基本真相:即当今社会中,养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纵容,而是对纵容的恐惧,那么用一种模式去代替另外一种模式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我们过于担心会溺爱孩子,最终往往沦为过度管制孩子。

确实有些孩子被溺爱,有些孩子被忽视,但我们一直疏于讨论的问题是“微观式管理”孩子的手段在泛滥,仿佛孩子完全沦为我们的附属品。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避免过度管制的前提下给予孩子引导和限制(二者并重),这个问题我稍后会重做阐述。不过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清楚过度管制的实际程度,以及它为何是我们需要抵制的诱惑。

许多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表明他们缺乏对孩子的需要和喜好的尊重——事实上,就是缺乏对孩子的尊重。许多家长的行为,表示他们认为孩子就不应该得到成人般的尊重。多年前,心理学家海言姆·吉诺特曾邀请我们思考自己面对孩子某次不小心落下什么东西时的态度,将其与我们对待习惯性丢三落四的朋友忘记某样东西时的态度做对比。恐怕几乎没有人会像对待孩子那样用严厉斥责的方式去对待朋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你多少次离开时要带好自己的东西?你是不是觉得我没事儿可干就闲等着给你收拾啊?”等等。而对待朋友,我们却可能只会简单地说:“这是你的伞,别忘了。”

有些家长的干预行为出自一种惯性,对孩子大喊“不要跑”,即使孩子的奔跑不会伤害到人或物。有些家长的行为仿佛是在提醒孩子的弱势,宣示谁才是他的老板。(“因为我是你妈,所以……”“在我的家,就听我的!”)有些家长会试图用武力控制孩子,有些则更喜欢引起孩子内疚(“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太让我伤心了……”)。还有些家长不断叨唠孩子,发出恒定的重复提醒和批评的嗡嗡声。而有些家长则对孩子的行为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却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好像孩子踩到了隐形的导火索——多半是家长自己的情绪问题,而非孩子的行为——然后家长就会突然变得暴躁狂怒、令人恐怖地强迫孩子。

显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这样做,有的家长就从来不会这样。研究结果显示,育儿信仰和行为会倾向于随家长文化、等级、种族、所承受的压力及其他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研究人员还确信,大多数家长整体上不会采用单一的养育模式,针对孩子不同的错误行为,他们会倾向于不同的反应。

不过或许更加有趣的问题是,家长如何认定哪些属于“错误行为”。在你我眼里纯属无害的行为,在有些人眼里则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对孩子横加打击。黑斯廷斯与鲁宾的一项研究发现“母亲养育孩子的信念”关系重大,那些采取专制手段的母亲会倾向于通过专制“镜片”看待孩子所做的一切。霍夫曼于1970年研究发现,家长“越忽视某些背景因素”,死板地“将孩子的具体行为与表面标准下的‘好行为’或‘坏行为’做比较,并照此行事”,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就越糟糕。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专制型养育模式”,这些家长更偏向于严格和苛求,不喜欢接纳和鼓励,很少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做解释或辩护,不仅希望得到绝对服从,为达目的不惜随意使用惩罚,还会认为孩子对专制的服从要比独立思考或表达其意愿更重要。他们坚称孩子需要被严密监视,规则一旦被打破——恰恰证明了他们对孩子本性的阴暗揣测——专制家长就会认定这是孩子故意所为,不管其年龄大小,要求此刻必须为其行为负责。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对家长的指令俯首帖耳以及……家长对不能接受的儿童早期冲动进行压制”的倾向曾在二战后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出现,该项研究旨在探究法西斯主义心理基础,尤其是那些长大后痛恨某些人类群体并对权力极度迷恋的个体的童年经历。

当然,这只代表了家长管制范畴的极端情况。听到这样描述的家长一定会说:“好吧,显然不是在说我。我不是专制家长,也不会在游乐场因为孩子玩儿得高兴而对他咆哮。”可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有过“过度管制”的冲动,至少是个别情况下曾经有过。有些家长这样做是因为确信孩子必须学会听话(毕竟成人要比孩子懂得多,不是吗?),有些则属于控制型个性,并习惯于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还有些家长会偶然抓狂,尤其是在面对孩子的反抗时。许多家长确实很关注孩子的健康和幸福,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可能已经构成了过度的、适得其反的管制。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评论和检阅这些有害的养育技巧很容易,看着别人使用更多的控制手段,我们会不疼不痒地说:“至少我不会那样做。”然而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反思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事,并质疑其是否真正符合孩子的需要。

什么样的孩子最听话

让我们先不提那些雄心勃勃的养育目标,只将重点放在怎样才能让孩子听我们的话上。如果我们关心的只是此时此刻我们站在一边儿,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立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那就不得不承认有时使用权力胁迫他们——如威胁、惩罚或大声斥责——的确会达到目的。但这只是有时而已。总的来说,家长不依赖强势、与家长关系温暖且牢固的孩子会更加听话,他们的家长尊重他们,尽量不控制他们,对他们的质疑也会给予明确的解释和说明。

研究人员在一次旨在区分两种不同类型家长的研究中发现,善解人意、宽容温厚、亲和力强、控制欲望弱的家长要比自认为“有权对孩子为所欲为、强加意愿给孩子、制定各种标准、不顾孩子需要和意愿粗暴干涉孩子行为”的家长,更容易拥有一个心甘情愿听话的幼龄童。斯泰顿等人认为,“顺从性格会显现于一个支持、通融的社会环境中,无需大量培训或训导”。霍尼格经研究还发现,顺从通常更与积极响应的育儿手段有关,而非训导或控制。雅克布维茨与斯拉乌菲两位研究人员发现,当母亲倾向于采用斯泰顿研究中所描述的方法(即母亲更容易“在中途打扰孩子正在进行的活动”,而非调整自己的时间和干预意愿,完全不顾孩子的处境、情绪和当前兴趣之所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婴儿时,孩子在五六岁时就会更容易亢奋多动。遗憾的是,这个有趣的发现一直没有后续研究,原因在于有关儿童行为异常的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神经学研究,而非与养育学相关的调查中。

在第二次研究中,那些表现得更乐于听从大人某项具体要求的2岁儿童,其家长往往“十分清楚自己要孩子做什么,但除了能够倾听孩子的反对意见之外,他们还会适当调整自己的方式,向孩子传递一种对其自主权和个性的尊重”。

第三项调查的“风险”要更大一点,因为将调查对象锁定在被指认为过于叛逆的学龄前儿童,其中一些儿童的母亲被要求与孩子像往常一样玩耍,有些则被要求“将游戏的选择权交给孩子,让孩子控制与母亲互动的类型和规则”,同时这些母亲必须要压制自己“指挥、批评或表扬”的冲动。(注意,表扬也被研究人员包括在管制手段之内。)玩耍时间结束时,母亲们应试验要求对孩子发出一系列指令,要求孩子必须收好所有玩具。结果发现:母亲更少给予管制的孩子,也就是更能决定游戏方式的孩子,会更容易听从母亲的指示。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当我们观察孩子在大人离开房间后的行为时,就会进一步明确传统的、以控制为基础的养育模式的问题所在。一位研究人员想知道,到底哪些学步儿会听从于某个肯定性要求(清理玩具),尤其是一旦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哪些孩子还会听从某个否定性要求(不要玩儿某些玩具)。这两个疑问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那些从母亲那里得到支持、温暖且母亲更能避免使用外力控制的孩子会更守规矩。

这样的证据数不胜数。曾有两位心理学家针对什么能催生孩子全心全意、“坚定忠诚”的顺从,而非勉为其难、“见风使舵”的顺从展开调查。而另两位调查人员想知道,是什么导致孩子会听从除母亲或父亲以外的成年人的指示。两次研究结果显示,家长给予尊重和支持的孩子要比家长强调控制手段的孩子做得更好。

唯命是从、高压政策的养育技巧效果差的原因之一在于,归根结底我们控制不了孩子——至少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很难做到让孩子吃这个、不吃那个,在这里尿尿、不在那里尿尿,更无法强迫孩子睡觉、不哭、听话或尊重我们。这些恰恰是家长最费神费力的事,因为他们此时会遭遇一种人类互相胁迫的内在极限。尤其是对于新生儿,其次是青春期儿童,这种控制的目标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幻影。尤其当目标是“强迫孩子采用某种特定的态度或感觉”时。从短期来讲,我们有时可以成功地强迫孩子以某种特定方式表现,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愿意这样做,因此寻求如何“激励”孩子的育儿建议非常愚蠢。但凡将亲子关系视为单行道,在此基础上实施控制,皆为无用功。研究人员已经意识到,母亲和父亲不能简单地对孩子实施手段,不管父母喜欢与否,亲子关系都是互相影响的。麦科比与马丁认为:“强调互动已经引导我们不再将家长行为看做是对孩子上令下行,而是并肩协作。”我认为这种真相也是我们所向往的:与孩子互动既是实际情况,也是应该发生的。不过可悲的是,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去寻找更新、更狡猾、更有力的办法去强迫孩子服从,如果这些手段再不管用,我们通常就会借此以为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同样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