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小说家必备的条件

菲尔丁以为小说家要写他讲的这种小说，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其实也仿佛中国传统文评所讲的四个条件：才、学、识、德。

第一是天才。他引贺拉斯的话：作家如果缺乏天才，怎么学写也写不成。菲尔丁以为天才是鉴别事物的能力，既能发现，又能判断，这种创见和识见都是天赋的。发现并不指凭空捏造，却是一种敏锐的择别力，能体察到事物深处，得其精髓。这种能力往往和判断力相结合，因为能判断才能择别——用中国的旧话来说，有“识”才能有“才”。有些糊涂人以为能发现的往往不能判断，显然不对。有天才就能看透表面，直看到底里的真相，于是抉扬出可笑之处，供人笑乐和教益。

第二是学问。菲尔丁说，这点如需权威的支持，他可举出贺拉斯和许多别人。天赋的才能只好比工具。有了工具，还需把它磨得锋利，还需知道怎样运用，还需有材料，三者都靠学问。学问磨快你的工具，教你怎么运用，还能供给一部分材料。所以作家非有文学历史的知识不可，如荷马、弥尔顿都是饱学之士。又说：“近代的批评家认为作者任何学问都不需要，学问只是累赘，使作家的想象力不得自由，不能任意飞翔。但是跳舞师学了跳舞未见得行动就呆板，技工学了手艺未见得就不会使用工具，写作的艺术为什么不同呢？假如荷马、维吉尔和现代的作家一般空疏无学，难道他们的作品更会好吗？西塞罗以为修辞家该有各种各样的修养，我并不主张作家该有那般修养，我只说，作家写到一个题目，对那一门学问，该有些常识。”

第三是经验。这是书本里得不到的。若要知道人，非经验不可。书呆子最不通人情，因为书里尽管描摹得好，真正的人情一定要在实际生活里才体察得到。一切学问都如此，不能单凭书本，一定要实行之后有了经验，学问方会到家。学种花应该到花园里去，学演戏应该摹仿真人。作家要描摹真实的人，需到实际生活里去体察。而且应该体察得普遍，应该和上下各阶层的人都有交接。熟悉了上层社会，并不能由此就了解下层社会。单熟悉上层社会或下层社会也不够，因为只熟悉一面，描写时就不能对比；社会各阶层各有痴愚处，要对比着写才越显得分明，越见可笑。作家不仅要熟悉各阶级的人，还该知道好好坏坏各式各样的人，从大官到地保，从爵夫人到店主妇，这样方能够知道人类的品性；惟有凭经验，才能真正了解天下的事。

第四是爱人类的心（humanity）。作家如果麻木不仁，便是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也是徒然。菲尔丁又引贺拉斯，说作者需自己先哭，才能叫人哭。所以作者自己没有感动，就不能动人。最动人的情景是作者含着泪写的；可笑的情景是作者笑着写的。真正的天才，心肠往往也仁厚。作者要有这种心肠，才写得出有义气的友谊，动人的情爱，慷慨的气量，真诚的感激，温厚的同情，坦白的胸怀；才能使读者下泪，使他激动，使他心上充溢着悲的、喜的、友爱的感情。

菲尔丁所讲的四个条件基本上根据贺拉斯的话，也参照了法国十七世纪批评家的理论。亚里斯多德只说：“做诗或者由天赋的才能，或者由一点儿疯狂。有天赋的才能，一个人就能设身处地，有点儿疯狂，就能跳出自我。”贺拉斯就讲得比较完备：“人家常问，一首好诗究竟凭天才，还是凭艺术呢？照我看来，如果没有天才，学也没用；如果不学，有才也没用。所以二者该互相辅佐。运动场上得锦标的人，自小经过严格的训练，音乐家也是跟严厉的老师学习出来的。”又说：智慧是好作品的源头。作家从哲学家的书籍中学得了智慧，就该到实际生活中去临摹活的范本。又说：“人家看了笑脸，自然会笑；看见人家哭，也会陪哭。你若要我哭，你先该心上觉得悲伤。”贺拉斯以为天才和艺术修养一般重要，有智慧还需有经验，要感动人自己需有情感。这和菲尔丁所说的四点略有出入。法国十七世纪的批评家论作家的条件和菲尔丁所论更相近。他们认为作家有三个条件。第一需有天才，这是古来一切批评家公认的，只是什么叫天才，众说不一。十七世纪的批评家如拉班（Rapin）以为天才是想象力和判断力的结合，二者互相钳制。他们都承认天才是第一条件。第二是艺术修养。天才重要，还是艺术修养重要呢？当时颇多争论，但一般认为艺术修养是第二条件。第三是学问，作者当然不能精通各门学问，但作者需有广博的学问，写到一个题目，总该有点内行。

菲尔丁着重观察实际生活，所以他所谓天才不是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互相钳制，而是观察力和判断力的结合。他所谓学问，包括艺术修养和学问两项。他所谓经验，就是贺拉斯所谓“实际生活中临摹活的范本”。至于爱人类的心肠，那是菲尔丁自己的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