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与杂写:193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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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客气的日本人

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他们反复盘问了几遍,相信我不是撒谎,就用日语交谈,我听不懂。

“有电话吗?”

我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我们卧房的门口)。我就站在桌子旁边拣菜。

叔父在三楼,听日本人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

“他们是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我不愿意躲,因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阅历有识见的人,他叫我躲,我还是听话。由后门出去,走几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诉叔父“我在五号”,立即从后门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岁,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带着个女佣住一间底层的大房间。我从小喜欢她,时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见了我很高兴,说她恰恰有几个好菜,留我吃饭。她怕我家里有事,建议提早吃饭。我和她说说笑笑闲聊着等吃饭。饭菜有炒虾仁、海参、蹄筋之类。主人殷勤劝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我怕吓着老人,一字未提家有日本人找,不过一面和她说笑,心上直挂念着该怎么办。

饭后,她叫我帮她绕毛线。我一面绕,一面闲闲地说起:家里有日本人找我呢,我绕完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惊说:“啊呀!你怎么没事人儿似的呀?”

我说:“不要紧的,我怕吓了你。”

正说着,九弟(默存的堂弟)跑来了。他说:“日本人不肯走,他们说嫂嫂不回去,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带走。”

我知道这是叔父传话,忙说:“我马上回来。你在大门口附近等着宣哥(默存),叫他别回家,到陈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机灵可靠,托他的事准办到。

我想:溜出门这半天了,怎么交代呢。一眼忽见一篮十几个大鸡蛋,就问主人借来用用。我提着篮子,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我婆婆来开门。她吓得正连声噫气,见了我惶急说:“你怎么来了?”我偷偷儿对她摆手,一面大步往里走,一面大声说:“我给你买来了新鲜大鸡蛋!又大又新鲜!”说着已经上楼,到了亭子间门口。只见圆圆还坐在小书桌横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柜子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都倒翻在书桌上、床上和柜子上。那“高丽棒子”回身指着我大声喝问:

“杨绛是谁?”

我说:“是我啊。”

“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儿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你们怎么不早说?”我把篮子放在床上,抱歉说:“我婆婆有胃病,我给她去买几个鸡蛋——啊呀,真对不起你们两位了,耽搁了你们这么多时间。好了,我回来了,我就跟你们走。”

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给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我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日本人说:“这会儿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点,你来找我。”

我问:“怎么找呢?”

“你拿着这个名片就行。”他带着“高丽棒子”下楼。我跟下去,把他们送出大门。

据家里人讲,我刚溜走,那两个客人就下楼找“刚才的妇女”。他们从电话里得知杨绛是女的,而我又突然不见,当然得追究。我婆婆说“刚才的妇女”就是她。她和我相差二十三岁,相貌服装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们随即到我屋里去搜查,一面追问圆圆,要她交代妈妈哪里去了。圆圆那时八岁,很乖,随那两人吓唬也罢,哄骗也罢,她木无表情,百问不一答。

日本人出门之后,家里才摆上饭来。我婆婆已吓得食不下咽。我却已吃了一餐好饭,和默存通过电话,他立即回家。他也吃过饭了。我把散乱在桌上、柜上和床上的东西细细检点,发现少了一本通信录,一叠朋友寄我的剪报,都是宣传我编的几个剧本的,还有剧团演员联名谢我的一封信。这个剧团的演员都很进步,我偶去参观他们排演,常看到《四大家族》之类的小册子。不过他们给我的信上并没有任何犯禁的话。他们都是名演员,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时候李健吾先生已给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多时,还未释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大约为了有关话剧的问题,很可能问到李先生。那么,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乡又同学,才由她认识了李先生(其实,我是由陈麟瑞先生而认识李先生的)。

听略有经验的人说,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写明自己的学历、经历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社会关系。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们手里,不妨把通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几个,反正她们是绝无问题的;李太太的名字当然得填上。至于话剧界的人,导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剧团的头儿也是广告上常见的。如果问到,我只说个名字,有关他们的事,我和他们没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准备考试一般,把自己的学历经历温习一下,等着明天去顶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

明早起来,吃完早点就准备出门。穿什么衣服呢?不能打扮,却也不能肋脦。我穿一身半旧不新的黑衣黑鞋,拿一只黑色皮包。我听说日本人报复心很强。我害他们等了我半天,就准备他们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费时间,也免得流露出不安的情绪,所以带本书去看看。我不敢带洋书,带了一本当时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那是石印的线装书,一本一卷,放在皮包里大小正合适。我告诉家里:上午别指望我能回家,如果过了一夜不归,再设法求人营救。我雇了一辆三轮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到那里还早十多分钟。我打发了三轮,在干净而清静的人行道上慢慢儿走了一个大来回,十点前三分,我拿着荻原大旭的名片进门。

有人指点我到一间大教室似的屋里去。里面横横竖竖摆着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男女老少各等各样的人都在那儿等待。我找个空座坐下,拿出书来,一门心思看书。不到半小时,有人来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里去。那人把我领到一间干净明亮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里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

“杜甫的诗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巴黎很美啊。”

我说:“很美。”

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

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

“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

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

“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

“说你在苏州。”

“是吗?我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

“他们撒谎。”

“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

我说:“害怕呗。”

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

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

“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

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

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我说,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荻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