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纪念温德先生
温德（Robert Winter）先生享年百岁，无疾而终。
五十多年前，我肄业清华研究院外文系，曾选修温德先生的法国文学课（他的专业是罗曼语系文学）。锺书在清华本科也上过他两年课。一九四九年我们夫妇应清华外文系之邀，同回清华。我们拜访了温德先生。他家里陈设高雅，院子里种满了花，屋里养五六只暹罗猫，许多青年学生到他家去听音乐，吃茶点，看来他生活得富有情趣。当时，温先生的老友张奚若先生、吴晗同志等还在清华院内，周培源、金岳霖先生等都是学校负责人。据他们说：温先生背着点儿“进步包袱”，时有“情绪”；我们夫妇是他的老学生，他和锺书两人又一同负责研究生指导工作，我们该多去关心他，了解他。我们并不推辞。不久，锺书调往城里工作，温先生就由我常去看望。
温先生的“情绪”只是由孤寂而引起的多心，一经解释，就没有了。他最大的“情绪”是不服某些俄裔教员所得的特殊待遇，说他们毫无学问，倒算“专家”，月薪比自己所得高出几倍。我说：“你凭什么和他们比呢？你只可以跟我们比呀。”这话他倒也心服，因为他算不得“外国专家”，他只相当于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
据他告诉我：他有个大姐九十一岁了，他是最小的弟弟；最近大姐来信，说他飘零异国，终非了局，家里还有些产业，劝他及早回国。我问：“你回去吗？”温先生说：“我是美国黑名单上的人，怎能回去。况且我厌恶美国，我不愿回去。我的护照已过期多年，我早已不是美国人了。”我听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跟着进步师生游行反美。抗美援朝期间，他也曾公开控诉美国。他和燕京大学的美籍教师都合不来。他和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都绝无来往。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丧失了美国国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个中国人。
据温先生自己说：他是吴宓先生招请到东南大学去的；后来他和吴宓先生一同到了清华，他们俩交情最老。他和张奚若先生交情也很深。我记得他向我谈起闻一多先生殉难后，他为张奚若先生的安全担忧，每天坐在离张家不远的短墙上遥遥守望。他自嘲说：“好像我能保护他！”国民党在北京搜捕进步学生时，他倒真的保护过个别学生。北京解放前，吴晗、袁震夫妇是他用小汽车护送出北京的。
温先生也许是最早在我国向学生和同事们推荐和讲述英共理论家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名著《幻象和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1937）的人。有一个同事在学生时代曾和我同班上温德先生的课，他这时候一片热心地劝温德先生用马列主义来讲释文学。不幸他的观点过于褊狭，简直否定了绝大部分的文学经典。温德先生很生气，对我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我那位同事确是过“左”些，可是温德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前辈自居，也许是所谓背了“进步包袱”。
三校合并，温德先生迁居朗润园一隅，在荷塘旁边。吴晗同志花三百元买了肥沃的泥土，把温德先生屋外的院子垫高一厚层。温德先生得意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种泥土，老农放在嘴里一嚼就知道是好土，甜的！”好像他亲自尝过。他和种花种菜的农民谈来十分投合。他移植了旧居的花圃，迁入新屋。他和修屋的工人也交上朋友，工人们出于友情，顺着他的意思为他修了一个天窗。温德先生夏天到颐和园游泳，大概卖弄本领（如仰卧水面看书），吸引了共泳的解放军。他常自诩“我教解放军游泳”，说他们浑朴可亲。
温德先生有一两位外国朋友在城里，常进城看望。他告诉我们他结识一位英国朋友，人极好。他曾多次说起他的英国朋友。那时候，我们夫妇已调到文学研究所，不和温德先生同事了。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传闻温德先生有“问题”，我们夫妇也受到“竟与温德为友”的指摘。我们不得不和他划清界限。偶尔相逢，也不再交谈，我们只向他点个头，还没做到“站稳立场”，连招呼也不打。后来知道他已没有“问题”，但界限既已划清，我们也不再逾越了。
转眼十年过去。一九六六年晚春，我在王府井大街买东西，正过街，忽在马路正中碰到扶杖从对面行来的温德先生。他见了我喜出意外，回身陪我过街，关切地询问种种琐事。我们夫妇的近况他好像都知道。他接着讲他怎样在公共汽车上猛摔一跤，膝盖骨粉碎，从此只能在平地行走，上不得楼梯了。当时，我和一个高大的洋人在大街上说外国语，自觉惹眼。他却满不理会，有说有笑，旁若无人。我和他告别，他还依依不舍，仔细问了我的新住址，记在小本子上。我把他送过街，急忙转身走开。
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温德先生不会不波及，不过我们不知道他遭遇的详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忽报载政府招待会上有温德教授，我们不禁为他吐了一口气，为他欣喜，也为他放心。温德先生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人民。他的友好里很多是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他爱的当然是新中国。可是几十年来，他只和我们这群“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共甘苦、同命运。这回他终于得到了我们国家的眷顾。
去年，我偶逢戴乃迪女士，听说她常去看望温德，恍然想到温德先生所说的英国好友，谅必是她。我就和她同去看温德先生。自从王府井大街上偶然相逢，又二十年不见了。温德先生见了戴乃迪女士大为高兴，对我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猜得显然不错。至于我，他对我看了又看，却怎么也记不起我了。
一九八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