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历史名人

和西安、北京、南京这些著名古城比起来，上海的发迹史很短，它是在清朝末年才晋升为主流城市的。但是，你可别小看了上海的历史，在迄今不到200年的风雨历程中，无数名人大亨都曾在上海留下自己的足迹。徐光启、周恩来、宋庆龄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在上海经历过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上海的闻人掌故

上海第一个印记徐光启

徐光启可谓是上海的第一位广为人知，并对今日上海影响巨大的名人。他出生于我国明朝嘉靖年间，字子先，号玄扈，教名Paul（保罗），籍贯为松江府上海县。他在数学、天文学、农学、军事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成就，译有《几何原本》，著有《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和《考工记解》等。

在仕途方面，他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并赠太子少保、太保，谥“文定”。除了科学家和朝廷命官外，徐光启还有两个身份，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二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他甚至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

徐光启在上海的故居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49号，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因其屋有上、下各九间，故俗称“九间楼”。

“九间楼”为二层楼房，为黄浦区内仅存的一所明代宅第。原屋曾经修葺，但部分斗拱及一口古井，仍为明代样式。现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徐家汇是因徐光启而命名的吗

上海著名街区徐家汇在以前叫做法华汇，之所以改名，是因为这里出了个姓徐的名人，他就是徐光启。除了去京城任职使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其余时间他都在这里，他生于此逝于此，而且他的后代也都扎根于此。

徐光启虽然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但是他在学堂念书的时候，徐家汇这里还是一片农田，而他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解释后来他为什么对农学那么痴迷。

徐光启墓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的光启公园内，本来是占地20亩，共有10处墓穴，其中葬有徐光启及其夫人吴氏，左右则是四个孙子夫妇。清朝末年，江南天主教会就因为这里是徐光启之地，所以才将江南总会选在这里。抗日战争期间，墓地被荒废，空地变成菜畦。1978年，墓地被辟为南丹公园。1981年，重建椭圆形大墓，墓碑上“明徐光启墓”等字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手书。

 

2．为什么说徐光启是个全才

徐光启在科学方面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全才，他几乎涉猎了当时所有的学科，尤其在农业、数学、天文、军事等方面的成就突出。

徐光启编著的《农政全书》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著作。而他在编译《崇祯历书》过程中，引入了大地为球形的思想、大地经纬度的计算及球面三角法，还区别了太阳近（远）地点和冬（夏）至点的不同；此外还通过参照第谷星表，并结合中国传统星表制出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了清代星表的基础。军事方面，他“求精”并“责实”，重视火器与部队的配合，可谓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人。

最值得一说的，莫过于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他和利玛窦合作，将《欧几里得原本》一起译成了中文。徐光启创造性地将其中文名定为《几何原本》，而且像“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中文的名词术语，也都是他经过反复推敲才确定下来的。对于这些名词，熟悉中西语言的利玛窦也觉得非常满意。

 

3．徐光启为什么那么重视数学

徐光启决心翻译《欧几里得原本》是因为利玛窦的推荐，然而在徐光启长达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他发现“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而这正是学者们对《欧几里得原本》的公认：它的逻辑推理方法以及科学实验，是近代科学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可是当刊印发行《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时，徐光启亦有恨晚的感慨，不过亡羊补牢，他认为如此好书，百年之内必成天下学子的必读之书。

然而他的预感却被真实的历史击碎，现实让他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

因为在徐光启翻译出《几何原本》后，并没像《崇祯历书》那样受到明朝政府的重视，以致直到徐光启逝世也迟迟未能翻译出剩下的九卷，终至埋没。改朝换代后的清朝统治者也对此书并不关注，尽管康熙帝非常重视西学，但他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而已，《几何原本》仍然未能发挥作用。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废科举、兴学校，而《几何原本》之类的初等几何学才成为中等学校的必修科目，“无一人不当学”的预言在整整300年后终于成真了。

 

4．徐光启是“西学东渐第一人”吗

通常意义上讲，真正的“西学东渐”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但是身处明朝末年的徐光启，也确实是“西学东渐”的第一人。

纵观中国的科技史，作为中西科学交流先驱者的徐光启不容忽视，这个早在17世纪初便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人，比洋务运动的那些人要早至少230年。

然而在那个尚文的时代，徐光启所研究的先进科技，不过是同侪眼中不入流的“术数”而已，这或许是人们非议他宰相身份的缘由。但是他还是在扎扎实实地致力于引进先进的科技。他编译《欧几里得原本》所发明的“几何”等新名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崇祯历法》则奠定了那之后近三百年的历法基础。在西学东渐的路上，徐光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但是在两百多年间都被清朝当局很“巧妙”地忽略了，这不仅是徐光启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5．徐光启对中国历史有什么影响

徐光启是晚明重臣，是在农业、天文、数学等方面颇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上海著名商业区徐家汇名字的由来，是天主教江南总会得以在徐家汇立堂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西学东渐”的第一人，那么他还有其他的足够影响中国的身份吗？

答案是肯定的。他其实是宋氏三姐妹的祖先。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甲士，而这个甲士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她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是著名的民国宋氏三姐妹的亲母。她养育的宋霭龄，为金融大佬孔祥熙之妻，富甲天下；宋庆龄，为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妻，国母风华；宋美龄，为“蒋委员长”蒋中正之妻，权势遮天。

看来，徐光启是“躺着”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发展。

老上海第一豪门盛宣怀

清末的盛宣怀家族，是上海滩的第一大豪门，亦官亦商的身份成就了他的熏天财势。他在四十年的时间内大办洋务，近乎传奇地推动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电报公司、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第一条铁路干线、第一所高等院校、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等十几项“中国第一”，都是经他之手而起的。此外他还出任了中国第一任红十字会会长，搞慈善兴教育，在上海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盛宣怀在上海的故居位于徐汇区淮海中路1517号。这座花园式洋房为德籍犹太商人于1900年所建，当时这里叫宝昌路，比较荒凉。此宅后为洋务派主要人物盛宣怀购得，故成为盛宣怀故居。

 

1．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门生吗

盛宣怀不仅是李鸿章的门生，而且还是得意门生。虽然他追随李鸿章是凭借父辈们的关系，但他的成功，却是靠自己真材实料的本事。

1870年，随李鸿章西征入陕剿捻的杨宗濂（后来培养了北洋政府内几乎所有的将校军官），不久便将奉命调往直隶。临赴任之前，深感于老长官李鸿章身边缺乏人手的他，便驰函老友盛康，说如今军中乏人，劝他放儿子出来历练。盛康的儿子，便是盛宣怀。鉴于老友杨宗濂的劝说，以及自己本就与李鸿章是故交，盛康就答应了。

盛宣怀虽然只是秀才出身，而且屡试不第，但是应付日常公牍却得心应手，当年就曾协助他父亲处理过衙署之事。而且盛宣怀办事机灵变通，又肯吃苦耐劳，的确是个干才，所以很快就获得了李鸿章的好感。初来乍到的他被“派委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属槖鞬，侍文忠”，所以是个秘书兼总务处副处长的角色，这个官职尽管不大，却是直接对李鸿章负责的近僚。

不过此时正值李鸿章率军剿捻的紧张阶段，盛宣怀虽在军中只是个“文案”，却也是要拿着命来当的。而且戎马倥偬，但有军情便要日驰百里，席不暇暖，可谓吃尽苦头，根本享不了福。

后来由于天津教案发生，盛宣怀便随部队立刻向天津进军。其时正是盛暑，部队还常常要往返奔驰，涉川过水，如果再遇到紧要的公文，足可成为一件烦心的事。但是盛宣怀却仍旧可以“磨盾草檄，顷刻千言”，使得众同僚无不侧目仰观。随后他就升任至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之后又累军功而调任知府、道台，还被赏戴二品单眼花翎顶戴。获得如此殊荣，仅仅是盛宣怀入李鸿章戎幕后一年而已，足可见他自己的能力超群，亦能知李鸿章对这个门生的器重——说是得意门生，也不为过。

 

2．谁是“破屋”中的“新桌子”

由盛宣怀一手操办的轮船招商局，在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后，被日本人誉为“清廷风雨破屋中的一张新桌子”。这张“桌子”的总部当年便位于上海外滩9号，是一座三层小楼，在外滩诸多大楼中，显得那么不起眼；尤其跟隔壁的汇丰银行大厦比起来，又是那么的简陋。这或可反映当时国家的积贫积弱，以及民族工商业初创时的窘境。不过到上海解放时，轮船招商局已有船舶近500艘；如今更是坐拥两千亿资产的大集团，虽然总部已经迁到香港。

如今很昌盛，但轮船招商局在初创之时却步履维艰。它虽说是中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大行其道的却是外国航运公司，而且以英国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以及美国的旗昌洋行为首，早已垄断了沿海和长江的航运。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并分一杯羹，可谓困难重重，更何况轮船招商局起初仅仅不过六条船而已。

不过盛宣怀是官家总办（即总经理），他依靠承揽漕运和官货的优势，与洋人斗智，大打价格战，迫使外商三次找到他，为的是签订“齐价合同”。而在连续的降价商战中，旗昌公司已经严重亏损，并有意以222万两白银出售全部轮船和码头。这次盛宣怀则要斗勇了，他决定一口吃下旗昌。但是轮船招商局在降价战后也已获利甚微，哪里还拿得出200多万两银子呢？盛宣怀随即奔赴各处筹款，包括在京的大员、地方的督抚，最后还找到了老东家李鸿章。但是首批付款40万迫在眉睫，等不到便前功尽弃，怎么办？盛宣怀当机立断，自己拿出40万两进行垫付。

如此大地并购洋人企业，在任何时候都绝对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在中外舆论的惊叹声中，轮船招商局变成了拥有二三十条船，外加十几个码头和货栈的大型企业，如此实力，终于可以与英商怡和、太古分庭抗礼了。

 

3．最让盛宣怀头疼的是汉冶萍吗

盛宣怀大约在1896年接手汉冶萍公司，但是直到1907年才将其带入正轨，居然用了十一年的时间；而他以往“搞定”一个企业，即实现盈利，快的不到一年，慢的最多也不过三四年。如此对比来看，汉冶萍公司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但是钢铁工业乃国家命脉，这是盛宣怀所深知的，所以尽管汉冶萍公司是他接管的企业中麻烦和磨难最多的一个，却也是他倾注血汗最多的一个。

汉冶萍公司上海俱乐部是那些投资的大老板们决策企业事务的地方，位于上海交通银行大厦的后面。然而它的厂矿却分布在湖北和江西，分别是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这本是张之洞的官办厂矿，后来之所以交给盛宣怀接手，是因为当初盛宣怀曾苦劝张之洞采用官督商办的方法，而张之洞却因为采用完全的官办，使得厂矿连年亏损，可以说是败得落花流水，几近倒闭。实在没办法的张之洞只好找到盛宣怀，问他是否还有意于汉阳铁厂。盛宣怀明知是个亏得一塌糊涂的企业，但还是接手了，并采用自己熟悉的官督商办方法，前后募股二百万两，自己也在十年的经营中多次注资，最后持有股票134000股，市值670万两银元，可谓是竭尽所能了。

此外，他还凭借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责令各地督抚必须购买国产钢材，但是汉冶萍出产的钢材质量很不好，动辄断裂。大家不是不愿用国产，但是钢材一再断裂，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抬高了成本，甚至说可能造成危害。诸多问题，被询问的洋技师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盛宣怀决定派李维格出国考察，而调查到的结果却差点让盛老全家的眼镜都摔在地上。

原来张之洞当年在购买设备时，所购机炉是使用酸法冶炼的；而钢材的冶炼则需要采用去磷法，如此南辕北辙，怪不得国产钢材脆而易断。而且“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钢铁之创业不可谓不艰难。

找到问题，马上解决，但是等到炼出合格的钢材，又用时5年，而距盛宣怀入湖北寻煤办矿，却已30余年了。

 

4．清末大官盛宣怀也是慈善家吗

大家或许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影响太大，认为清朝，尤其是积弱的清末，那些官商没一个不是贪财或怕死的，但是，哪个时代都有例外，盛宣怀就是这么一位。不仅如此，盛家的慈善是早有传统的，而且是施之以缺，并非作秀。经常是冬天发棉衣，夏天赠凉茶，更难得的是年年如此。还有专为穷人施药的广仁善堂也是他们家的。此外盛宣怀在去世前曾立有遗嘱，要将其遗产的一半，共记五百多万两拿出来建立愚斋义庄，以接济盛氏族人和从事其他慈善事业。

不仅盛宣怀热心慈善，他的太太庄畹华夫人亦颇有善心，如今安远路上的玉佛寺便是她捐献的，然而过程却多波折。

玉佛寺在辛亥革命之前本有四进七十二间精舍，是庄夫人的族人庄箓所捐，可惜十余年后便在辛亥革命中被毁掉了。于是盛家人就把自己麦根路的房舍拿出来供奉两尊保留下来的玉佛。盛宣怀去世三年之后，庄夫人又捐出十余亩地以及大笔钱款，重建宝寺，十年终成。除了年年捐款之外，她还在自家请裁缝和绣工，专为玉佛寺制作绣品，据说至今仍有不少当年绣制的布幔、桌布、椅套、窗帘等留在寺中未及使用。

 

5．盛七与T.V.Song的爱情纠葛

“盛七”便是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T. V.Song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宋子文，他们，曾是彼此的初恋情人。

盛爱颐是庄夫人亲女（盛宣怀曾有好几任夫人，庄夫人嫁给他是在其事业鼎盛之时，并育有盛恩颐和盛爱颐一男一女），在其父去世时虽然只有16岁，但她的胞兄盛老四因为整天都在外忙碌，所以庄夫人的很多事便多交给这个宝贝女儿周旋，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不到20岁就已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沪上的原因了。

当时宋子文刚留美归国，就当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也便经常有机会到盛府汇报工作。宋子文举止儒雅，加之宋霭龄曾做过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所以在赢得了盛家信任后不久，便做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熟悉大洋彼岸风土人情的宋子文，很快便获得了从未出国的七小姐的青睐。

但是初恋这种事，你懂的。

如果说当时的宋家算得上一匹“黑马”的话，那么失去了盛老太爷的盛家最差也是一头将要瘦死的“骆驼”，于是庄夫人在调查过宋家后便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而宋子文很快就被盛老四支使到远在湖北的汉阳铁厂去当了会计。宋子文心中有数，于是在汉阳对付了几天后，不久便重返上海。

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宋子文由其二姐宋庆龄引荐南下从政，临行前曾力邀盛爱颐同赴广州。不过七小姐考虑后始终离不开母亲，于是赠给宋子文一把金叶子，让他权当路费，并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可是宋子文一去经年，重回上海时已有了张乐怡夫人。盛七不由得大病一场，又挨了四五年，才在32岁时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自觉很对不住七小姐的宋子文曾想当面道歉解释，但是心高气傲的七小姐颇有骨气，以一句“我丈夫在等我呢”拂袖而去。

故事到这里远没有结束。在抗战胜利后，盛家几乎没落，而宋子文则已是民国的财政部长，偏偏此时盛老四的二儿子盛毓度被捕入狱，而且是个天大的误会。原来盛毓度在抗战之时曾在日本领事馆做事，不过他不是汉奸，却是与戴笠单线联系的敌后特工，并成功营救过一些国民党人士。可是戴笠飞机坠山之后，盛毓度就百口莫辩了。盛家人也无可奈何，但想到七小姐曾与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有旧交，便只好央告七小姐。

但是七小姐心里郁闷，当初不值一提的T.V.Song，如今倒得求着他了。虽然窝囊，但盛毓度是亲侄子，汉奸的罪名定了就翻不了身了，怎能不救？不过七小姐也有自己的原则，即：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可不曾想宋子文却答应得很痛快，未及预料的七小姐有些不信，便接着说：“我想明天中午跟侄子一起吃饭。”电话那头还是很痛快：“OK！”次日中午，人果真被放出来了。盛家上下皆喜，唯独七小姐却一阵心酸：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

据了解，宋子文共育有三女，其名字之末均有一个“颐”字，或许这也与七小姐有关吧。

 

6．是盛宣怀“推翻”了清政府吗

盛宣怀确实是断送了清朝的人，只是说起来需要绕几个弯。

众所周知，晚清的覆灭，是因其朝政腐朽，直接导火索则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辛亥革命是自武昌起义而始的，那么武昌起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没错，就是盛宣怀主导的“铁路国有”之策，虽然他的本意是好的。

当时他提出了“铁路国有”政策，即下令收回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并将这些已经许诺给民间商办的铁路路权作为抵押，而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其说法则是“以统一全国轨道”。但是两条铁路所经之省份如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已经入股了不少民间资本，这条突至的“国有令”则严重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而且被指卖国媚洋，很快激起民愤。

时任四川总督的王人文是个同情保路运动的老实人，曾几度致电清廷，无非是为保路运动请愿说情。不过他的结果却是被革职了。

紧接着得到命令入川的不是下任四川总督，而是在湖北的端方和他手下的湖北新军，而且他们得到的指令是入川“平乱”。但谁都想不到的却是，他们自己先“乱”了起来，没错，这就是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满清王朝随后便迅速瓦解。

当时的御史王宝田，曾就此上书皇帝：“此时鄂事决裂，实由川民之变；其致变之由，由于收回铁路国有之政策。而主张此事者，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传达给皇帝的信息就是，这个盛宣怀是造成这次动乱的第一号责任人。于是他马上便被革职了，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

上海滩江北大亨顾竹轩

提起旧上海的大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了。但在苏北人眼中，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的势力才是最大的，因此有人赠他“江北皇帝”这个称号。他因在家排行老四，亦称“顾四”或“顾四瘪子”（上海人称苏北游民为“瘪三”）。顾竹轩从一个拉黄包车的“小苦力”一跃为赫赫有名的“江北大亨”。但顾竹轩最终选择的归宿却和上海滩那三个大亨完全不同，他选择站在共产党这边，站在人民这边。

 

1．幼年潦倒，上海发迹

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适逢灾荒，顾竹轩16岁跟着母亲、兄长到上海谋生。到上海后，顾竹轩先落脚在闸北天宝里附近号称“一百间”的地方，靠做马路工、拉黄包车养家糊口。在这期间，公共租界招收华籍巡捕，顾竹轩因为体强力壮，报考后即获录取，但后因私放了一名同乡逃犯而被开除。不久，顾竹轩与其兄一起受雇于德商“飞星黄包车公司”，随后他又拉德国老板的私人自备黄包车，深得老板器重，代管该公司的出租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老板回国，顾竹轩乘此机会，用手中的积蓄廉价盘下了该公司。顾竹轩在上海的发迹之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由于顾竹轩为人豁达爽朗，很讲江湖义气，经常帮助一起拉车的乡亲，因此他的门徒中尽管有低级的文职官吏、小军官、一般警察以及各种商贩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人力车行的行主及众多的人力车夫。有人称他为“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甚至还有人称他为上海的“丐帮帮主”。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人合伙在闸北开办同庆舞台，不久又开设德胜茶楼、天蟾舞台、天蟾玻璃厂、大生轮船公司、三星舞台、大江南饭店、百货商店等，生意越做越大，实力也越来越雄厚，当起了闸北商团会董，成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商界巨子。1923年，他独资经营天蟾舞台，联络京剧名角，推进京剧演出场所改良。

 

2．轻财尚义，赈济同乡

与“三大亨”一样，顾竹轩在涉足工商界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势力之后，也极力地与官绅阶层拉近距离，将自己挤进其中。之后他则请人教自己识字，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接触中，他渐渐养成了一种上层人士“典雅持重”的风度。随着身份地位的日益提高，顾开始洁身自爱，社会事务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加以推脱。但有两件事是他一直热衷的，一是赈济同乡，二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做一些事情。

从16岁离家到上海，顾竹轩在长达55年的岁月里虽然没有回盐城居住，但其对故土的思念却十分强烈，为盐阜乡亲出了不少力。早在顾竹轩初露头角的时候，他就以轻财尚义、济急恤贫被盐阜旅沪的乡亲称道。

1911年，苏北大旱，一些灾民逃荒至上海，以行乞为生。顾竹轩见状后，与同庆舞台的合伙人出面，在盐阜旅沪同乡与自己的门徒中筹集善款，救济逃荒而来的乡亲。此外，他又以盐阜两县的救灾问题向华洋义赈会告急。他救济有关乡亲的善举，向来都是躬亲其事，尽力解决，不挂虚衔。如在闸北创办江淮小学时，他不仅献出了自己在大统路的宅地，还捐赠了很大一笔钱作为创办基金。

1929年冬天，顾竹轩返里葬母。事先闻知家乡是年大旱失收，特地筹措了一大笔银元乘专轮还乡。丧事既毕，宣布放饭。凡登门求济的，孩童银元一枚，青壮男女两枚，老人五枚，鳏寡孤独者七八枚不等，最多的十枚，直至带回银元放完为止。邻村有孕妇登门乞济被挤得把孩子生在裤裆里，顾竹轩派专人送去银元、大米、衣被等物。

这次赈灾中，顾竹轩为了多筹集善款，将自己位于闸北太阳庙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捐出五六万银元来购买粮食和棉花，用轮船和驳船运往苏北，发给灾民。这件事在盐阜乡亲父老中有口皆碑。

此外，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慷慨仗义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住在闸北一带的苏北同乡纷纷进租界避难，顾竹轩见状，即将英租界福州路的天蟾舞台停业，作为临时难民收容所。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再次爆发，在飞机轰炸下，闸北成为一片火海，难民无家可归，又拥入租界。他又将天蟾舞台让出，收容闸北的苏北同乡，同时供应衣食，直到上海战火停熄。他除拯救灾民、收容难民外，还支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戏馆、办学校，先后被聘任为上海市评剧联谊会主席以及武陵中学、江淮中小学董事长。

 

3．迎接解放，终得善终

用顾竹轩的话说，他也做过许多坏事、蠢事。他虽然不搞绑票一类，但当时生意场上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不法事干得也不少。在任闸北保卫团团长时，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其手下曾参加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顾竹轩向来不愿把事做绝，即使在当时他也在暗中救助我工运骨干。工运大队长姜维新不幸被捕，并判处死刑。顾竹轩得知后，不畏风险，一边疏通，一边出面作保，并以天蟾舞台作掩护，终于将姜维新营救出来。

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派顾叔平到上海工作，顾竹轩全力支持侄儿从事革命活动，总是尽全力保护和帮助，顾叔平在顾竹轩的大力协助下当选榆林区副区长。在那期间，顾老先生家“座上客常满”，开展工作的同志都在他家住宿，后来干脆让出天蟾舞台经理室，作为地下党同志活动场所。地下党和外围进步团体还采取前来与顾竹轩拜师的形式，既蒙蔽敌人，又便于开展工作。此外，顾竹轩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地下党和解放军做好接收工作，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

最难得的是，在革命关键时期，他将15岁的小儿子顾乃锦送去参加新四军，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1947年秋，苏北解放区某部有两条装运西药和办公用品的机帆船，在上海返回途经浏阳河地区时，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上大队查封，以“资敌”罪名，将人和船扣押。地下党找到顾竹轩，请他设法营救。顾竹轩随即派长子顾乃赓前往稽查处找姓郑的处长疏通。郑见顾竹轩作保，就给了他面子，便以“老百姓的商营”之名，下令放行。当然顾竹轩也没少花银子，才使这两船紧缺物资安全返回解放区。

无论顾竹轩是出于何种目的协助共产党的革命工作，客观上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即亲赴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并给予其很大鼓舞，这些都是对他为革命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及褒奖。

1949年，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6年7月6日，在上海去世。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名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的“名媛”是专门用来形容象牙塔尖上的女人的，这样的女人，单单一个“名门闺秀”仍不足表示她们的尊贵，她们是淑女中的淑女，名女中的名女。她们既有所谓血统纯真的高贵家族，更有全面的后天中西文化调理：她们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家庭的名师中既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举止优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既讲英文，又读诗词；既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伽……

但是，她们都是时代聚光灯下生活的女人。时代聚光灯不仅投射在她们的音容笑貌和言行举止上，而且还聚焦她们的妆容、衣着、性格、爱好。因此，在那个名媛辈出的时代，看到她们的美，就能读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那个年代的审美能力。

 

1．唐瑛为什么会成为上海滩的头牌交际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美女明星云集，这些人让这个城市变得香芬。而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交际花，非唐瑛莫属了。

这里所说的交际花，指的不是陈白露与赛金花一类人，而是指出身豪门的名媛。她们尊贵、高雅，经过系统的培训才得以长成。

唐瑛生于1910年，父亲是早年留德的名医，兄长是宋子文的亲信。她毕业于旧上海的中西女塾。唐瑛虽然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是对中国传统戏曲很痴迷，并且颇有造诣。她不止一次以玩票性质登台，大放异彩。1927年，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上，唐瑛与陆小曼联袂登台演出昆剧《拾画》《叫画》，年仅17岁的唐瑛丝毫不怯场，后来报纸上大幅刊登出两人的戏照，照片中陆小曼轻摇折扇，唐瑛走台步，两人相得益彰。这是唐瑛第一次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但凡有名流大亨的重要场合，唐瑛都会出场。有一年，英国王室到上海访问，唐瑛去表演钢琴和昆曲，所有报纸上都登出她的照片，其光彩完全盖过了王室。1935年秋，唐瑛还与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在卡尔登戏院用英语演京剧《王宝钏》，这也是国内首次英语版的京剧演出。唐瑛不仅扮相好，戏做得好，还有一口地道的牛津口音英语。那种风头，岂是一般女明星能比得过的？

作为上海滩一流的交际花，唐瑛爱打扮自是不用多说，这与她自小严格的家教分不开。家境的殷实与极好的修养，都使得她在衣着上具有很好的品位，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她的穿着一直都是老上海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当时的女性杂志《玲珑》，就鼓励新女性们向唐瑛看齐，把她作为榜样，要交际，要打扮。

可惜的是这样一个美人儿，婚姻却不算幸福。与李祖法结婚没几年就离婚了，说是性格不合。离婚时才27岁。后来她又嫁给美国美亚保险公司中国方买办的侄子，晚年移民美国，始终维持着“最后的贵族”的排场。

继唐瑛之后，旧上海又涌现出几个有名的交际花。如周叔苹、陈皓明等。她们不仅拥有非凡的容貌，还有着出众的仪表与智慧。正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有着她们，那个香艳的城市才成为张爱玲笔下永恒的沉香。

 

2．陈云裳是如何成为一代影后的

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女演员与上海的街道、建筑、月份牌、百货公司、舞厅、电影院一起，无争议地成为旧上海的一部分。只是，她们更生动、跳跃，也更百变、极端、歇斯底里。她们戏里戏外都是活的，像旧上海天空里的鸽子，呼啸着，历历而过。她们穿着旗袍、高跟鞋，梳着S头，夹着香烟，扭动着腰肢，也哭也笑，醉着生，梦着死，硬是在上海滩，踩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陈云裳出生于广州，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陈云强，家境贫寒，曾当过舞女，后又在“健全音乐社”学习了京剧、昆曲、歌舞等。由于她天生丽质，各方面条件好，加之学艺认真、刻苦，技艺突飞猛进，在一次元宵灯会演出上，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张善琨是新华公司制片商，其包装女明星的能力无人能及。1938年，新华公司拍摄《木兰从军》的时候，张善琨专程到香港去物色女主演，看中了能说国语的陈云裳。

张善琨在香港初次见到陈云裳时，就被这个美丽开朗的女子打动，力邀她来拍自己的电影。陈云裳虽已在香港和广州拍过一些电影，但上海观众对她还是比较陌生。选择陈云裳演女主角，双方都很冒险。她说不好普通话，演技平平，唯一的好处是天生丽质。陈云裳赴沪前一个月，张善琨便开始策划。首先就是要让上海人知道她。于是他把陈云裳的照片发在报纸上，并制造新闻说美国好莱坞欲请香港女星陈云裳拍电影。实际上，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但看报纸的人都以为陈云裳真是个大牌影星，不由好奇。此后，几乎每天都有报纸刊登陈云裳的大小新闻。

一个月的热度炒作，让陈云裳抵达上海时，就有了记者的跟踪报道。接下来就出演张善琨参与的电影《木兰从军》。剧本很好，女主角陈云裳的宣传也好。在电影上映时，还搞了个活动，凡来看电影的，都会得到陈云裳的签名照一张。很多观众为一睹陈云裳的芳容而特意赶来看电影。人们对于陈云裳的热度一直在持续，《木兰从军》接连热映三个月。随着《木兰从军》的热映，陈云裳逐渐成为影迷崇拜的偶像。从1938年到1943年告别影坛为止，陈云裳在上海一共拍摄了《一夜皇后》《风流大姐》《裸国风光》等20多部电影。

1940年，上海一家杂志举办电影明星的选举活动，陈云裳名列榜首，终于成了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其实，张善琨也力邀过胡蝶，却是另一番遭遇。这时，胡蝶已是电影皇后，与丈夫在香港过着幸福的生活。张善琨是想借胡蝶已有的知名度重新打造她，胡蝶也应了他，拍了两部戏，但不肯回上海。胡蝶不如陈云裳“听话”，原因不外有二：她比陈云裳名气大，是有架子的；她还是在乎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不愿为了拍戏再赴上海，过动荡的生活了。

张善琨随胡蝶想法，在香港拍了胡蝶演出的《绝代佳人》与《孔雀东南飞》。电影虽拍得还不错，但因为胡蝶不肯回上海听张善琨的安排，张善琨就不愿与她合作了。觉得每次拍片都要带着一队人马去香港，成本太高。因为胡蝶的退居，张善琨也不愿在胡蝶身上多下什么功夫了，而是全心打造陈云裳。就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演技的美女，硬是让张善琨包装成了电影皇后。而老牌的电影皇后胡蝶，则渐渐被人们遗忘。

1940年，在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青青电影》举办“影迷心爱的影星”选举活动中，陈云裳击败了袁美云、顾兰君、陈燕燕等其他红星而名列榜首，成为新一届“电影皇后”。上海滩随即出现了“云裳热”。当时有很多商店都以“云裳”为名：云裳时装公司、云裳舞厅、云裳咖啡馆等。

1943年，当陈云裳拍完《万世流芳》后，在影艺事业到达巅峰时遇到了如意郎君汤于翰博士，随即激流勇退，宣布告别影坛，和汤于翰共同营造了一个世人钦羡的幸福家庭。除此之外，多年来她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默默地为公众奉献着爱心。

 

3．为什么说王人美是上海滩的“常青树”

1923年1月23日夜晚，上海广东路大来洋行屋顶上的奥邦斯电台开始广播。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播音，这新奇事物带给市民的惊喜可想而知。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穿梭往来，造就了一批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她们中大都是影、歌两栖明星。同时，由于职业的关系，她们的服饰打扮也是新潮的。她们是上海摩登女性中引人注目的群体。王人美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其实王人美并不是地道的上海人。

王人美出生在有着书香气息的家庭，她的父亲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毛泽东也曾经是他的学生。在她之前，王家已经有了6个儿女。王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在家里，她是绝对的中心和父母的宠儿。兄弟姐妹7人，她最小，不过她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恃宠而骄。受家庭的影响，他们兄妹7个都很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满于世俗的纷争。7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她于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她那时对数学感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就在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蜇了一下，化脓成疾，就这样去世了。于是，没有父母的几个孩子遵循父亲以前的教导，开始加入了时代的队伍，也开始了人生的追求。

王人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过她好像不太受家庭的影响，对那些什么活动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她只对自己的事情才会关心。她从小就有个好嗓门，经常在父亲面前表演一番。常年漂泊在外的兄长姐姐们也喜欢这个有些才气的小妹妹，经常带着她到处跑。就这样，王人美逐渐养成了在外游荡学习的习惯。

1927年前后，去德国留学的大哥结识了周恩来和朱德。受到这两位先进人士的影响，她大哥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回到了国内，积极投身于各种救国救亡活动。遗憾的是，他大哥经常生病，最后终于一病不起，未能报效祖国就病故了。她二哥王人路和三个姐姐都参加过北伐军。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屠杀革命党，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有些革命的家庭的，几兄妹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一起到上海去避一下风头，投奔曾经在中华书局同事的黎锦晖。此时的黎锦晖在着手兴办歌舞学校。于是，王人美跟着黎锦晖学习歌舞。她进步很快，不久就进入中华歌舞学校，也就是后来组成的明月歌舞团，开始专业训练歌唱的技能。正是在这时候，王人美和她的姐妹们开始有了成就。

当然，真正让王人美成为顶级上海艺人，并在此后风光无限的应该是她在电影中的杰出表现。

1932年联华影业公司拍《野玫瑰》，孙瑜编导，孙瑜慧眼识珠，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一变为联华影业公司新片《野玫瑰》的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因为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是在演自己。她饰女主角野玫瑰，一举成名。她和黎莉莉一起拍摄歌舞片《银河双星》后，又与金焰合作《大路》等片，继而拍了彩色歌舞片《芭蕉叶上诗》和故事片《都会的早晨》《春潮》等。

1933年明月歌舞团改体，她正式参加联华影业公司，成了联华签约演员。她那泼辣粗犷的性格和表演，使她获得了“野猫”的美称。

这之后，她真正开始了一生中的辉煌。

王人美的成功应该说是开始于当年的那部《野玫瑰》。待到《渔光曲》出现，小猫那个人物，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因而又深化了一步。《渔光曲》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之作，是王人美电影演技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步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

1934年蔡楚生筹拍《渔光曲》，其中“小猫”这个角色的挑选，费了不少的功夫。因为这个角色既要有成熟的演技，同时还应该有一点陌生的新鲜感，这种感觉是在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上海滩演员中，成熟的有很多，可兼具那份单纯陌生感的则是少之又少。

最后快到开拍的时候，有人推荐了当时已成名的王人美。导演一眼看中了她，因为她所透露出来的书香气正好掩盖了在上海历练出来的成熟世故。这样，就显得比较折中一点，同时，也让人觉得更加有亲近感，而不是所谓的不可接近的高贵。

她的表现证明了导演的眼光，同时也证明了她自己的实力。在片中，她饰演的渔家小姑娘小猫，清新脱俗，与当时电影中所常见的成熟世故截然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该片首映后，立即轰动上海。一夜之间，王人美的清新形象超越了人们传统观念中上海女人的妖艳高贵，而成为平民化美人的代表。她那朴实的演技，强烈地表达出被迫害女性的坚强和反抗性格。

同时，她还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同样是震撼人心、广为流传，成为当时流行的歌曲之一。《渔光曲》曾突破放映纪录，并于1935年获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现在，人们提到《渔光曲》便会想到王人美，想到那个清新脱俗的小姑娘“小猫”。

之后的王人美，逐渐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艺人。她在为人处世上秉承了良好的家风，这是其他艺人羡慕不已的。由于受到家中兄长的影响，她所演绎的角色多数都是反叛的。

之后，她又先后主演了《风云儿女》《壮志凌云》等影片，同时录制了《风云儿女》等电影歌曲。此后她又主演了《回春之曲》《保卫卢沟桥》等影片，以及话剧《孔雀胆》。

直至上海沦陷，她都活跃在上海的影坛和歌坛上，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常青树”。日本人攻陷上海以后，对上海的文艺事业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上海完全丧失了以前的繁华景象。即便还有一些文艺活动，也都被日本人所控制。

很多艺人不愿意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委曲求全，纷纷选择逃亡或隐退。王人美的家人多数都是革命人士，她从小接受的思想就是爱国。她不愿意在上海为日本人演戏唱歌，但是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又不能做些什么。于是，她去了香港，暂时离开了她生活的上海，直到1950年才回来。

回到上海以后，她又积极投入自己的事业中去。在影片《两家春》中扮演妇女主任灵巧，影片获1957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4．殷明珠是民国第一位走红的女明星吗

民国时期第一位走红的女影星当属殷明珠。她十五六岁时就已是上海交际场合中颇有名气的小皇后。凭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爱情长片《海誓》，殷明珠成为上海妇孺皆知的大明星、众多少女崇拜的偶像，阮玲玉立志从影便是受了她的强烈影响。

殷明珠的美貌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她女儿但茱迪1952年在“香港小姐”竞选中折桂，随后又在美国长堤举行的“世界小姐”竞选中荣获殿军，这也是当时中国少女在世界选美舞台上所赢得的最高名次。

殷明珠，原名殷尚贤，1904年生，江苏省吴江县人，“明珠”是其父母对她的爱称。殷明珠的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翰林，祖父殷梦琴也在浙江省乌镇做过官。父亲是一名画家，曾购买彩票一注，正好在他病故之日，幸得头奖，画家虽听不到喜讯，却留下了一笔小小家产。

父亲去世后，殷明珠随母迁居上海，就读于上海中西英文女校。她聪明伶俐，生性活泼，擅英语，学洋派，爱歌爱舞，爱骑马，还能开汽车。同学们因她洋气十足，就称她为Foreign Fashion（简写F·F），意为洋派人物。有一次，她在南京路的皮鞋店里订做了一双自己设计的高统皮靴，由于款式出色，店里就多做了一双，放在商店的橱窗里展出，号称“F·F式皮鞋”。

16岁时，殷明珠邂逅了因绘制美女月份牌而著名的画家但杜宇。当时，但杜宇正筹办“上海影戏公司”，决心要从美术家的角度拍摄一部完美的故事片。当他在物色一位与影片女主角相称的美人时，遇到了殷明珠。殷明珠也为自己能登上银幕而兴奋。于是，1922年，中国第一部爱情故事长片《海誓》诞生了。

在早期的中国电影里，所有的女角都由男人反串扮演。第一部由女性担任角色的影片，是香港的黎民伟拍摄于1913年的《庄子戏妻》。黎民伟让其妻严珊珊在影片中担任一个角色。不过，严珊珊在影片中饰的，仅为镜头不多的配角，而女主角仍由黎民伟自己反串扮演。1921年，王彩云在“上海影戏研究社”拍摄的《阎瑞生》中饰演一名妓女，但她仅演此一片，就匿迹影坛。严珊珊和王彩云虽分别是香港和上海的第一位电影女演员，但是，她们还算不上“女明星”。

所谓“明星”，乃是指那些为千千万万观众喜爱和崇拜的、在艺术上有一定造诣的演员，以此衡量，严、王二位都不够格，只有殷明珠才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明星”。

由殷明珠主演的《海誓》一片，讲的是一位青年画家与纯洁少女相爱，两人立下誓言，负心者必蹈海而死。然而，好事多磨，那位少女一时恍惚，贪慕富贵荣华，决定与表哥成亲，婚礼上，她记起旧日的誓言，猛然悔悟，于是奔向海边，决定践履毒誓。结局可想而知，画家及时赶到，救起了少女，有情人终成眷属。

片中，女主角美丽的面容、漂亮的洋装、摩登的扮相和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的表演，无不赏心悦目，令人迷醉。从《海誓》起，中国电影才改变“男扮女装”的局面，真正开始了由女性担任女主角的历史。此后，殷明珠担纲女主角，又拍摄了近30部观众喜爱的电影。

 

5．王汉伦为什么被称为银幕第一悲旦

王汉伦原名彭剑青，是上海滩第一位电影女明星。她原籍苏州，出生在封建家庭。王汉伦的父亲在安徽招商局谋得总办一职，后来又寓居上海。她是家中兄弟姊妹七人中最小的，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被送进上海教会女校圣玛利亚书院读书。16岁那年父亲去世，兄嫂不让她继续读书，由家庭包办与辽宁一姓张的煤矿督办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好，遂离婚回到上海。

王汉伦在上海虹口小学教过书，在英美烟草公司当过职员，后在万国体育会任专职英文打字员。兄嫂对她离婚一事非常不满，她只好住到干妈家里。由于在小学里担任教员的报酬很少，经常是入不敷出，为了谋得一个收入较丰的职业，她又去学英文打字。三个月后，被四明洋行录用为打字员。当时洋行里有一位同事是明星影片公司的股东，并且和“明星”的导演张石川认识。恰逢“明星”正在筹拍影片《孤儿救祖记》，需要物色一名女主演，洋行同事知道王汉伦对电影感兴趣，就对她说，既然你长相不错，又会说英文，应该去拍戏。她回答，既不懂得电影表演，又没人介绍，不敢盲目行事。

于是洋行同事介绍她去明星公司找张石川试镜头。张石川让王汉伦在摄影机前做一些喜怒哀乐的表情，发现她很上镜头，于是当场拍板，和她签订了演员合同。

1923年，王汉伦辞掉了洋行打字员的职务，正式加入了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从影生涯。她的兄嫂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她辱没了门庭。王汉伦决定与家庭断绝关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女性。当时正值端午节，她想到老虎是无所畏惧的，它的额头上有个“王”字，于是就改姓王，取名汉伦（这是一个时髦的外国名字的音译）。

王汉伦在张石川导演的故事片《孤儿救祖记》中任女主角，这是她的处女作。她在片中扮演余蔚如，当时她既不懂得表演理论，也没有表演经验，只是听到导演张石川启发她要假戏真做，化为戏中人，忘掉自己。在拍摄“闻知丈夫死去”这场戏时，张石川说：“喏，你的丈夫死了，你的唯一的亲人突然死去了；可是你生活在一个奉守旧礼教的封建家庭里，礼教是无情的。你年纪还轻，但不能改嫁，此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王汉伦听着，想着，伤心起来，竟然嚎啕大哭，像真死了丈夫似的。王汉伦扮演余蔚如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摆脱了当时文明戏的表演程式，她将自己的生活体验，融于角色之中，因此演得真实自然。她美丽的容貌、雍容的气质、楚楚可怜欲哭无泪的模样，博得了无数观众的同情和喜爱。

余蔚如成为中国银幕上第一个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王汉伦也由此成为一位电影女明星。该片上映后卖座率很高，曾轰动一时。

1924年王汉伦继续主演了《玉梨魂》《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等影片，但她的薪酬却一直维持在合同上的价钱。不久，另一家长城影片公司许以高报酬，挖走了王汉伦。王汉伦在“长城”拍了三部影片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高报酬”。此后，她又为洋行同事主持的新人影片公司演了《空门贤媳》，在中华第一影片公司主演《好寡妇》，均获成功。

特别是《电影女明星》，是由王汉伦、胡蝶和吴素馨三位当红的女影星联袂主演的；影片拍成后，王汉伦携带影片下南洋一带放映，所到之处，轰动一时。由于她在银幕上扮演的大多为悲剧角色，因此有了“银幕第一悲旦”之称。

王汉伦在银幕上扮演的多半是“寡妇”和“弃妇”一类的角色，在银幕下的婚姻生活也是不幸的。

16岁那年，由兄嫂做主嫁给东北本溪煤矿一个姓张的督办做妻子。这个煤矿是中日合营的。王汉伦嫁过去之后，发现丈夫经常和一个日本女人鬼混，屡加苦劝，收效甚微。后来，她随丈夫又到上海一家日商洋行当买办，不久，发现丈夫协同日本人购买中国的土地，于是婉言相劝，说这是卖国行为，遭丈夫殴打。王汉伦不能忍受这种虐待，提出了离婚，丈夫给了她三百元钱，算是赡养费。但她分文未收。1933年秋天，王汉伦赴杭州和“风雅文士”王季欢在天然饭店结婚，并邀请著名律师章士钊证婚，但不久又离异。

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失败之后，王汉伦再也没有结婚，四十多年孑然一身，直到去世。

 

6．唐薇红是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吗

六十多年前的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梦幻般的灯光，玫瑰花图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乐，光滑如镜的弹性舞池，仿佛都述说着上海的绚丽与奢华。

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与丈夫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那个时候她喜欢人们叫她的英文名：Rose。她出生于乱世中的旧上海。家境让她对华丽奢侈的生活念念不忘，她经历过旧中国无人能及的大富大贵，也经历了战乱时期平民一样的颠沛流离，更经历了“文革”时期常人难以忍受的凄凉孤独。然而，她的骨子里有着人们无法探究的高贵、理想、天真、隐忍和满足，她对生活的追求充满着与生俱来的幽雅和韧性以及及时行乐的小女子智慧。她，就是唐薇红，向人们展示着旧上海社交名媛的一生传奇。

唐薇红没有被锁在高龄的旗袍里，也没有被囚禁在尘封的老照片里。她是一个资深女人，说她资深，一点不为过。唐薇红的父亲唐乃安是获得庚子赔款资助后的首批留洋学生，之后成为上海滩第一个留学回来的西医；大姐唐瑛则是当时旧上海最有名的社交名媛；大哥唐腴卢去世前是宋子文的秘书。因为显赫的家世，唐薇红前半生锦衣玉食，是十里洋场的金枝玉叶。同样因为显赫的家世，唐薇红后半生颠沛流离，落魄为弄堂作坊女工聊以糊口。冰火两重天的人生里唯一没变的是她和百乐门的不了缘。

16岁的唐薇红顶着一身名门望族小姐的标配行头，第一次踏入了旧上海最火的娱乐场所——百乐门的舞池。这一脚下去，为唐薇红拉开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幕布，也改变了唐薇红的一生。如今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她，依然保持一周去一次百乐门。只是行头犹在朱颜改，当年陪她一起白相（上海方言，玩耍的意思）的门当户对的小姐妹们大多都已离世。寥寥几个健在的，也在解放前随家人去了海外，半个多世纪无缘再见，偶尔通个越洋电话而已。去南京西路的凯司令吃芝士蛋糕、在衡山路的法国梧桐下喝咖啡、去百乐门跳舞，一天光阴晃荡而过，如斯的情景，如今只余唐薇红形单影只的沧桑背影。在落寞中，她成为百乐门发展乃至大上海时尚发展的一名见证者，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

年轻的上海小姐们喜欢赶时髦，当时教会学堂里的女学生们流行穿美国画报上的装束：大草帽、夏威夷花衬衫和白短裤。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她们就换上这身行头，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和要好的朋友去百乐门跳舞。

唐薇红人生中第一场舞会是大姐唐瑛带着她去的。当晚她穿的是姐姐的旗袍，红色，绣满了蝴蝶，而且很长，一直拖到地上，还有第一次穿上脚的高跟鞋，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似的。那晚，一个外国人请她跳了第一支舞，从来没有步入过舞池的唐薇红洋相百出，根本不知道怎么迈步子，踩了舞伴好多次脚。

1942年，17岁的唐薇红挽着男朋友的手，踏进了闻名已久的“远东第一府”。短暂的社交生活之后，18岁的唐薇红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岁的男友，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场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其实并未让唐薇红得到幸福，自己的西派作风和丈夫家的家风格格不入。

婚前，好动的唐薇红自己骑着自行车把嫁妆一件件运到婆家，遭到了婆婆异样的眼光。婚礼上，唐薇红对婆婆只是鞠躬并不下跪，弄得婆婆很生气。婚后两年，唐薇红一直没怀孕，她看到一个漂亮的外国小女孩，想领回家中收养，被婆婆直骂“不像话”。宁波大户人家的规矩实在让唐薇红不习惯，丈夫虽处处护着她，但两人年龄差距过大，并没什么共同语言。

解放之后，听从丈夫单位的分配，唐薇红带着儿子跟丈夫去了深圳。当时的深圳一片荒野。深圳的艰苦条件使正怀身孕的唐薇红难以忍受，她连忙带着儿子逃回了上海，回到上海的那一刻，她哭了，有如劫后余生。

20世纪60年代，唐薇红认识了浙江南浔“四只大象”之一的庞家公子庞维瑾。所谓“大象”是指100年前，家产已达1000万两白银的南浔富户。庞维瑾对唐薇红甚有好感，为了追求她，他接连邀请她去上海的“和平”“锦江”“国际”“上海大厦”等六大饭店吃饭，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之后，两人结为连理。

“文革”时期，庞维瑾离世。那个夜晚，已是四个孩子母亲的唐薇红把丈夫生前的法兰绒灰色长袍和褐色铜盆帽扔进火盆里统统烧掉；她把自己最喜爱的香水也都倒进了马桶，关上门窗，固执地在自己衡山路的老房子里放着唱片，一个人跳起一支缓慢的华尔兹。

唐薇红可谓福寿俱全。她的儿女现在都在国外，孙子都有孩子了，小曾孙会用英语指着她脸上的皱纹，说她“不好看了”。然而她依然涂指甲，抹Dior的口红，戴Celine的项链耳环，穿Ferragamo的高跟鞋，穿亮丽的衣服，用Chanel的No5香水，每周去一次百乐门。她说，她喜欢别人叫她唐阿姨，不想让人觉得自己被锁在了高龄里。

唐薇红亦如一枝铿锵玫瑰，红颜娇媚却又不弃不馁，用一世人生，活了别人两世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