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偃武修文 仁宗赵祯

赵祯（1010—1063年），公元1022—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为李宸妃。因章献皇后刘氏无子，过为养子。谥号“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诸帝中治国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赵祯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仁宗朝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在位期间，内有妇孺皆知、刚正不阿的包拯相辅，外有名将狄青镇守边疆，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等名臣，恭俭仁恕，慎行爱民。但仁宗朝土地兼并逐渐恶化，国家财政空虚，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由此加深。

1.少小继位，太后秉政

权力的传承，是封建家族统治得以延续的纽带。当然，家族内部也会因为各自的利益而明争暗斗。比如后宫之争，刘皇后为了让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不惜让李氏骨肉分离，其残酷可见一斑。

赵受益降生以后，举宫欢庆。真宗先后有5个儿子，但都陆续夭折，中年得子，真宗自然喜出望外，从小就十分疼爱他。等他年纪稍大一点，真宗就细心为他挑选老师，关注他的学业，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真宗正式下诏册立8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九月，又举行了隆重的皇太子册封礼，赵祯被正式确立为帝位继承人，年仅9岁。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真宗放心不下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真宗这才稍稍安心。二十日，真宗死于延庆殿，享年55岁。赵祯奉遗诏即皇帝位，年仅13岁。遗诏还规定：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之前代为处理军国大事。

宋真宗原配妻子是名将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在真宗即位前已去世，后追封为皇后；真宗即位后所立的第二位妻子郭皇后，在景德四年（1007年）病故。其后，中宫多年虚位，后立刘德妃为后。真宗去世之后，刘皇后垂帘听政，把持朝政长达12年。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的第一人，刘皇后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刘德妃名叫刘娥，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她出身微贱，是个孤女，不得已小小年纪就嫁给当地的银匠龚美。龚美走街串巷为人打造银器，她就摇拨浪鼓招徕顾客。雍熙初年，两人一起来到了京城。真宗赵恒（当时还是襄王）的幕僚张耆觉得刘娥聪慧貌美，想起真宗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于是，就安排两人见面。真宗赵恒见到刘娥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娥一入王府，就大受宠爱，这年，她仅15岁。太宗知道此事后，即令赵恒将刘娥逐出王府。这时，赵恒割舍不得，便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几年后，直到太宗去世赵恒才将她接回宫中。刘娥在后宫的地位升迁很快，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已经升为德妃，当时郭皇后已经去世，在后宫中，刘氏的地位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刘娥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政事，能记始末。宫闱有事，真宗询问，她都能引据故实，妥善应答，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在郭皇后去世之后，真宗有意立刘氏为后，但他深知刘氏的出身是最大的障碍。

真宗拿不定主意，就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因刘氏出身卑微，赵安仁反对立她为后，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真宗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对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改天，真宗问赵安仁该立何人为皇后，赵安仁建议：“德妃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可以做皇后。”真宗次日跟王钦若说明了赵安仁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他会这样说，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真宗由此觉得赵安仁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决心立刘氏为后。但刘氏为人处事颇为谨慎，当真宗决定立她为后时，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氏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劝说真宗推迟此事。后来，王旦上书表示同意立刘氏为后，这件事情才最终确定下来。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氏被册立为皇后。刘氏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之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刘氏已经40多岁，早已经过了花样年华，吸引真宗的是她的智慧和能力。精明能干的刘氏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在朝政方面也能给真宗以帮助。真宗十分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有一点依赖她。当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氏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另外，刘氏的前夫龚美也留在真宗身边为其效力。真宗即位后，龚美改姓刘，与刘氏以兄妹相称。由于刘氏的关系，刘美升迁很快，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氏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真宗朝晚期，刘氏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寇准、丁谓两派之间的斗争，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刘氏虽受真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凑巧的是，真宗看上了刘氏宫里的一个侍女李氏，受到真宗宠幸的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当时，刘氏还没有被封为皇后，已年近四旬的她认识到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便接受了李氏的孩子，由她和另外一个嫔妃杨氏共同抚养，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

拥有子嗣，对刘氏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顺利垂帘听政具有重要的意义。聪明的刘氏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刘氏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细心地抚育赵祯，母子感情十分融洽。

真宗死后，遗诏命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极尽奉承之能事。丁谓力主去掉“权”字，王曾说：“称权足以昭示后世。何况增减诏书，自有法则，竟要率先破规矩吗？”丁谓这才作罢。次年，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即指宋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明道是刘太后在世时的第二个年号，“明”字由日月两字合成，与天圣一样，也是为了取悦刘太后。

听政之初，在进一步贬逐寇准和李迪问题上，刘太后与丁谓是完全一致的。寇准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被贬为衡州团练副使。王曾认为贬责太重，丁谓瞪着他威胁道：“你这居停主人还有要说的吗？恐怕自己也难免吧！”丁谓还派人前去秘密逼死寇、李二人，寇准要来人拿出赐死的诏书，来人拿不出，寇准照旧喝他的酒；李迪要去寻短见，被儿子救起。有人问丁谓，倘若李迪贬死，你如何面对士论，丁谓无赖地回答：“将来记史，不过说上一句‘天下惜之’而已。”

丁谓为了擅权，勾结内侍押班雷允恭，让太后降诏道：“新帝每月朔望两次朝见群臣。大事由太后召见辅臣决定；一般政事令雷允恭传递给太后，圈定以后颁下执行。”王曾向丁谓指出：“两宫异处而权归宦官，是祸乱的先兆。”王曾认为应该按照东汉的做法，五日一朝，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但丁谓这时权倾朝廷，根本没把王曾放在眼里。

刘太后旁观者清，知道丁谓擅断朝政的种种劣迹，也清楚丁谓要她下诏书实际上是在架空她。当时，朝廷正为真宗赶修陵寝，丁谓是山陵使，雷允恭是都监。雷允恭听说山陵移上百步，就可使皇帝多子孙，便自作主张，在丁谓的同意下，移动了陵位，不料地下水上冒，陵寝工程搁浅。王曾瞅准机会向刘太后单独奏明了真相，太后便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处死了雷允恭，罢免了丁谓宰相的职位，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终于把朝政大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当时民谣说：“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刘太后贬黜丁谓大快人心，但她没有采纳民谣的另一半，她与寇准的从政风格都有点自以为是的倾向，两人是无法合作的。

刘太后听政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并下令禁止兴建宫观，废除宫观使，有力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

当然，在她垂帘听政十余年间，也倚用宦官、放纵外戚，但毕竟没有像前朝那样达到危害朝政的程度。

刘娥本身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基础，其兄刘美在她垂帘以前已经去世。刘氏外戚中唯一位至执政大臣的是钱惟演，钱惟演把妹妹嫁给了刘美，后与得势的丁谓联姻，是一个专攀高亲的无耻之徒。他在真宗生前就是枢密副使，太后垂帘后升任枢密使，但不久就以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的理由，被解职出朝。后来钱惟演两度谋取相位，都遭到朝论的强烈反对，御史鞠咏甚至表示：倘若相惟演，就当朝撕毁拜相诏书。刘太后最终也没敢让他圆上宰相梦。

女主听政，在中国古代，总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因而王曾力争一个“权”字，刘太后在垂帘之初也不得不许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天圣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20岁），但刘太后丝毫没有还政的动静。于是，其后几年，内外臣僚要求仁宗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奏疏，刘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借故把建议者调离出朝，将朝政大权一直攥到去世为止。

刘太后不是没有动过称帝的念头。她曾经试探性地问参事鲁宗：“唐武后如主？”鲁宗回答说：“唐朝的罪人，危害社稷。”刘太后听了，沉默不语。有些庸臣试图向刘太后献媚取宠，上疏奏请刘太后像武则天那样建立刘氏宗庙。太后有些犹豫不决，跟老臣商量后，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程琳献上武后临朝图，把刘太后比作当代武则天，刘太后立刻把图抛在地上，呵斥道：“我不能对不起前辈！我不是、也不想做武则天第二！”

刘太后实际执政期间，是宋朝政权从开国的第一、第二代，向建国的第三、第四代转换的关键时期，如何保证天下太平、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府清廉和法令有效，是统治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刘太后紧紧地抓住了这一要点，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刘太后的方针和作风一直持续到宋朝的第七、第八代，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五世而斩”的惯例。在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下，宋代中国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大体说来，刘太后的政治才干与政绩决不在其夫真宗与其子仁宗之下，其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应基本肯定。在她听政的天圣、明道时期，不仅恢复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间的发展势头，还为仁宗庆历盛世奠定了基础。

直到刘太后去世，宋仁宗赵祯这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他的生母李氏是刘皇后的侍女。赵祯一出生，就被刘皇后夺为己子，让杨淑妃抚育。他从小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

而赵祯的生母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敢理论，默然杂处宫嫔之中。人们都畏惧刘皇后，也没人敢说明真相。仁宗即位后，刘太后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隔绝了这对亲生母子，以确保自己的权力。不过，刘太后访得李氏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让这个衣食无靠的凿纸钱为生的小工，当上了三班奉职，步步升迁，做得也并不十分绝情。

李氏是明道元年（1032年）去世的，死前虽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仍打算以宫人之礼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不以为然，太后大为不满，夷简从容道：“不为刘氏着想，我不敢说；倘如考虑刘氏，丧仪自应从厚。”太后最终觉悟，用一品礼和皇太后服入殓厚葬李氏。

刘太后一驾崩，就有人对仁宗添油加醋地说李宸妃死于非命。血浓于水，仁宗下哀痛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的同时，还派兵包围了刘氏第宅，他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才感叹人言不可信，说：“大娘娘平生分明矣！”之后，对刘氏恩礼益厚。

仁宗赵祯即位之初，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极尽奉承之能事，颇得太后欢心，丁谓因此在朝中飞扬跋扈。他的所作所为很快激起了朝野的愤慨。当时，京城流传这样一句话：“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此话传到刘太后的耳中，她开始对丁谓有所不满。不久，丁谓被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后又贬崖州（广东崖县，在今海南）。

对当时朝廷中发生的变动，年幼的赵祯既不过问，也无兴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听政外，业余时间潜心于书法，他的飞白书，体势遒劲，颇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堪称首属。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赵祯逐渐成熟，处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想。从乾兴元年（1022年）起，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逐渐摆脱太后的约束和管制。15岁时，刘太后做主，为赵祯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氏，他遂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时间很长，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大多数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宋仁宗赵祯借唐代设匦函（在朝堂设一小匣子，让进书言事者投入）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1032年），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规定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诤。

天圣七年（1029年），秘阁校理范仲淹上书，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赵祯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朝堂上发生的这一切，赵祯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了对太后专权的不满。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病逝，遗诰赵祯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听政如旧规，军国大政与杨太后一起裁处。但朝廷在宣布刘太后遗诰时，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赵祯开始独立主政。

2.景祐亲政，不值称道

历史上不乏“文景之治”“太平盛世”之类的统治业绩，当然也会有“景祐亲政”这样不值称道的统治。因为“景祐亲政”并没有为赵宋王朝带来太平，相反却把它推向了战争的前线。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和谏官范仲淹上书指出：皇帝刚亲政，岂能让女后相继称制。于是，删去遗诏中“同议军国事”的内容，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仁宗赵祯结束了他的儿皇帝生活，独立主政。他亲政以后的第一个年号是景祐。明道二年四月，仁宗赵祯组成了亲政以后的第一届宰执班子，体现了试图消除太后影响的意图。旧相张士逊留任，他是仁宗赵祯的东宫老师。赵祯先与另一旧相吕夷简讨论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信任的执政张耆、夏竦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赵祯把这一打算泄露给郭皇后听，不料，郭皇后说了一句：“夷简就独独不趋附太后吗？不过机巧善变罢了。”赵祯闻听此言，立即改变了对吕夷简的看法，把他的相位也给罢免了。

取代吕夷简为相的是李迪，刘太后垂帘的十余年中，李迪一直出守地方，未获重用，再次入相倒也堪称人选。执政中参知政事薛奎是留任的，他在天圣七年就入政府，议论从不迎合回避，倘若所论不被采纳，归宅就嗟叹不食。家人笑他，他说：“我仰惭古人，俯愧后世啊！”新任命的执政还有参知政事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和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吕夷简被莫名其妙地罢相，就托内侍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但他不动声色。半年以后，赵祯觉察到张士逊在朝政上不能有所建树，思念吕夷简，又召他为相。

仁宗赵祯亲政之初，有人抓住他非刘太后亲生的辫子，在皇太后垂帘听政上大加诋毁。倘若过分纠缠在琐细旧账上，对于政局的稳定和朝政的革新显然是不利的。因此，范仲淹向赵祯指出：“太后保护陛下十余年，今天应掩盖其小过失，保全其大恩德。”赵祯听了既感动，又惭愧，表示自己也不忍心听这些诋毁，便下诏不许再议论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其后，范仲淹提出八项建议，吕夷简也上书指出朝廷的八种积弊，请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十分强烈。赵祯也萌生了振衰起弊、一新政治的良好愿望。

仁宗赵祯亲政当年，改变太后垂帘以来单日上朝的惯例，恢复每日上朝问政的祖宗旧制。对百官章奏，无论大小事，赵祯都亲自批览，以致吕夷简劝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但一年以后，赵祯的主要兴趣便转移到修订新乐和校勘图书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景祐新乐，编纂了《乐书》和《景祐广乐记》；后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馆秘阁完成了四库书的校勘，共计二万余卷。

景祐二年（1034年），宰相吕夷简也编了一部中书行政法规，名为《中书总例》，煌煌四百十九册。吕夷简得意地声称“让一个庸夫拿着这书，也可以做宰相”。作为一个能臣，他是颇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的。这年年初，宰相李迪的姻亲范讽被御史庞籍参劾，李迪将庞籍迁官，意欲袒护范讽。不料庞籍要求追查，吕夷简便抓住契机穷追不舍，使得政敌李迪因庇护姻亲而罢相出朝。代替李迪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枢密使。

王曾在天圣年间任相七年，吕夷简作为参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吕夷简对王曾相当尊重，王曾因而力荐他为相。吕夷简在王曾罢相后连任五年宰相，在赵祯亲政之初，虽一度罢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官复原位。也许是为了报答提携之恩，也有可能是为了排挤李迪，吕夷简力请王曾回朝担任枢密使。

范仲淹对幸进之徒奔竞于吕夷简门下的情形深为不满，就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赵祯，指明近年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私心，提醒赵祯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范仲淹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锋芒直指吕夷简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吕夷简听说后大怒，在赵祯面前逐一辩驳，指控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被贬知饶州。吕夷简还让赵祯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榜”，戒饬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做法，引起了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仁宗，请求追改贬黜范仲淹的诏命。馆阁校勘尹洙自愿要求列名范仲淹的“朋党”，不愿再在京师待下去。欧阳修也在馆阁校勘的任上，致信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言官，不敢说话，有何脸面见士大夫。高若讷把信交给了赵祯，于是，欧阳修与余靖、尹洙都被贬官出朝。另一个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记述了这一事件，“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此诗一出，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公道人心全在范仲淹这边。而仁宗赵祯在这场风波中，听任吕夷简为所欲为，与亲政之初广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径庭。

王曾这时还是宰相，范仲淹曾当面批评他：“誉扬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唯独在这一方面还有欠缺。”王曾回答说：“倘若当政者，恩欲归己，怨将归谁？”范仲淹深为叹服。王曾与吕夷简并相以后，见他独断专行，在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搞不到一块儿，矛盾也就再也无法掩盖。

当赵祯问王曾有什么不满时，王曾便把所听到的吕夷简招权市恩、收受贿赂的传闻说了出来。王曾的话难免有点过头，受贿之类指控又难以立即坐实。而在执政中，参知政事宋绶倒向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则敬重王曾，宰执分为两派，并且时常在仁宗面前争吵不停。景祐四年，赵祯一怒之下，把吕夷简与王曾，连同追随他们的宋绶和蔡齐都给罢免了。

景祐五年十月，西北党项领袖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同年十一月，赵祯改元宝元；十二月，西北传来元昊起兵反宋的边报，结束了并不值得称道的景祐初政。

3.国母之争，生死两皇后

在仁宗赵祯的婚姻上，刘太后的专政使赵祯颇为不满，这是赵祯决定废黜郭后的根本原因。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赵祯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以致上演了一出“生死两皇后”的宫廷悲喜剧。

赵祯与刘太后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冲突，尤其表现在赵祯的婚姻上。刘太后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让赵祯明显地感到太后的霸道。赵祯最先醉心于姿色绝世的王蒙正的女儿，刘太后却认为她妖艳太甚不利少主，把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儿。在正式选后时，赵祯又属意于大将张美的曾孙女，但刘太后坚持立另一大将郭崇的孙女为皇后。赵祯对硬塞给他的郭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仗着太后之势非常骄纵，使赵祯难得亲近其他妃嫔，赵祯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太后去世后，郭皇后仍不时与赵祯宠爱的尚、杨两美人争宠夺爱。一次，尚氏当着赵祯讥刺郭皇后，气得她跳起来打尚氏的耳光，赵祯庇护尚氏，郭皇后一掌落在赵祯的脖子上。一怒之下，赵祯决定废黜郭后，就与宰执近臣商量。宰相吕夷简对自己之前因郭后一句话而罢相出朝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报复的机会。

明道二年十二月，废后诏书一公布，很快便在朝廷上下引起轩然大波。但由于吕夷简作梗，台谏官反对废后的奏疏无法转达给赵祯。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名台谏官进殿面奏，认为皇后不应轻率废黜，要求仁宗接见他们，当面进谏。但吕夷简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这种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赵祯遂命宰相向台谏官说明皇后当废的情况，在辩论中，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台谏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逼得吕夷简无话可说，吕夷简只得让他们第二天直接向皇帝进谏。

台谏官们回去后，吕夷简对赵祯说：台谏官这样进谏并非太平美事，应早做准备。第二天，孔道辅正准备上朝留百官一起与宰相当廷辩论，却听到了赵祯关于台谏即日起不许相率请对的诏书，同时，他接到了处罚台谏官的诏书：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州郡，其他台谏官分别罚金。在这场废后风波中，虽然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台谏官的进谏未能最终见效，但作为承担中央监察功能的官僚圈，他们已经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景祐元年（1034年），被废的郭后出居瑶华宫，九月，将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

之后，赵祯颇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宫。郭氏表示：若再受召，必须百官立班受册。阎文应一向在仁宗面前说郭氏的坏话，担心郭氏入宫对自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赵祯让阎文应带医生前去治病，但郭氏不久便暴卒。

范仲淹与王曾相处很好，这年也被召入朝廷担任天章阁待制，依旧直言无隐。他认为郭皇后之死与阎文应有关，就上书揭发，阎文应最终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事关郭皇后之死，吕夷简就递话过来：“待制乃是侍从，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是让他闭嘴。范仲淹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吕夷简就让范仲淹去权知开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让仲淹无暇议论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务中犯错误，以便掌握将他调离出京的把柄。意想不到的是，范仲淹到任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致当地人称赞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希文是他的字）。

赵祯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其生前的威势，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她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张氏被赵祯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赵祯对她的宠爱可想而知。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包拯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皇佑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赵祯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赵祯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便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的情况，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赵祯均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赵祯下令“禁乐一月”，京师唯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赵祯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仁宗赵祯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4.再次上演的“澶渊之盟”

家族集团的统治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决策。李元昊为巩固刚刚建立的党项政权，不断向赵氏政权发出威胁；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则让赵祯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接连不断的战争，让赵氏家族签订了又一个耻辱的“澶渊之盟”。

赵祯亲政以后，贬斥刘太后亲信之人，重新起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谘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范仲淹不料“内忧”刚平，“外患”踵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势力迅速崛起。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不久，西夏兵进攻保安。驻守保安的宋军多次被西夏兵打败，无奈之下，宋廷从京师挑选兵力戍边，狄青主动请缨，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

在战争中，狄青作战勇猛，多次充当先锋。他每逢上阵，先换一身打扮：把发髻打散，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手拿一支长枪，冲在最前面和敌人拼杀，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士兵们被狄青这种顽强战斗的精神感动，而那些蛮横的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总是胆战心惊，退避几分，还没开始交战就先在勇气上输了一截。因此，宋军逐渐扭转了颓势。狄青由于作战勇敢，永不怯阵，所以名声大震，官职提升了四级。宋仁宗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后来，由于西夏兵再次进犯，仁宗只好命人将狄青画像带回朝廷。

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元昊率兵入侵保安军，分兵三万围攻承平寨，并攻打宋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延州。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赵祯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无奈之下，赵祯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赵祯便认为李元昊惧宋，就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李元昊非常恼怒，于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宋军阵乱溃败，损兵折将，以惨败告终。赵祯不得不谋求与西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李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1044年），李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联宋抗辽，才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赵祯满足于西夏称臣，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赵祯亲政后，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防辽骑突入。景祐元年（1034年），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做好出兵侵宋的准备。赵祯闻报，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

庆历二年（1042年）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赵祯，质问宋朝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意欲何为，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割让给契丹。赵祯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赵祯最终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

这年十月，宋辽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二十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没有动用一兵一卒，而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赵宋王朝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澶渊之盟”。

5.半途而废的庆历新政

改革，对每个家族集团统治而言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是维护其统治必不可少的举措。但改革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势力聚集到一起，也必然会阻碍改革的进程。赵祯当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忧外患的需要，等到赵氏家族的燃眉之急得到缓解之后，“庆历新政”也就像昙花一现，守内虚外的祖宗法度，使赵祯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

景祐二年（1035年）二月，吕夷简入相。他竭力迎合赵祯天下大治的心理，粉饰太平，一味奉承，使得宋王朝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同时，赵祯还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开始，成为了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之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国家前途，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

严酷的现实迫使赵祯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因此，他起用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早在赵祯亲政初年，范仲淹就以直言敢谏而被吕夷简指为朋党的核心人物，而今他位居执政，在处理西夏问题上也表现出远见卓识，在台谏与馆阁中有一大批追随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也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改革领袖。范仲淹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范仲淹在奏疏中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赵祯对臣下的改革措施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新政”在赵祯的支持下开始实行。但是，新政从开始实施之日起，就遭到了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指责实施新政的人士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更有甚者，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赵祯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新政”还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毁谤之风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之论雷动，使得赵祯对新政由疑虑转为动摇。最后，赵祯决意牺牲革新派，向反对派妥协。

庆历四年十一月，赵祯颁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不点名地批评有人“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范仲淹一见到诏书，就上表自求罢政。庆历五年正月，赵祯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富弼、欧阳修也同时罢政，出放外地。二十天后，杜衍罢相，反对派指责他“颇彰朋比之风”，把他视为新政朋党的总后台。韩琦上书指出不应轻易罢黜富弼，也因此被仁宗赵祯罢去了枢密副使之职。至此，新政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在此前后，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几乎全部废止。

宋代以后的学者批评赵祯对庆历新政“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并对其原因大惑不解。实际上，赵祯当初同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忧外患的需要。到庆历四五年间，宋夏和议已成定局，京城东、西的兵民骚乱也已经平息，宋朝统治不仅解去了燃眉之急，还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赵祯励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赵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赵祯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从而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6.宫廷惊变，无奈立储

当一个政权不能为百姓谋利时，势必会引起百姓的抵触。危急关头，皇权顺利交接是维护赵氏家族统治的最好办法。

就在赵祯为朝廷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庆历七年十一月，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

北宋自公元960年由赵匡胤建立以来，到宋仁宗亲政，历经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以及宋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宋朝虽然建立了中央的集权统治，但是与辽国、西夏进行了连年的战争，各种封建积弊逐渐显露出来。在宋仁宗时期，“冗官”“冗兵”“冗费”的出现使宋朝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大危机。为了维持战争的需要，维持政治统治的需要，宋朝统治者加紧了对老百姓的剥削，使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田赋不均更是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形势，宋仁宗开始改革，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进行了所谓的“庆历新政”，但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动摇，新政改革以失败告终。新政的失败，加剧了农民阶级与统治者的矛盾，各地农民纷纷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王则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此次起义虽然被宋军镇压下去，却让赵祯震惊不已。王则起义从发动到失败，不过六十五天，但却给了赵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王则起义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利用宗教做舆论宣传，而且在事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部署，起义之后又建置初步的官属，其行动有计划、有步骤，与此前的士兵起义相比起来，显然又前进了一步。然而更让仁宗赵祯闻风丧胆的，则是在贝州兵变之后发生的一次宫廷兵变。

庆历八年闰正月十八日夜，赵祯正宿于曹皇后宫中。至半夜，崇政侍卫官颜秀、郭逵、王胜和孙利等人，趁夜深人静之时杀死守宫的军校，夺得了兵器，遂越过延和殿，直奔赵祯的寝宫。宫女的叫喊声惊醒了赵祯，他惶恐不安，披衣下床，欲出门逃避，被曹皇后从后抱住。曹皇后插紧门栓，急呼宫人召侍兵入内，内侍宦官们也被紧急动员起来。颜秀等人见势不妙就纵火而撤，被闻讯赶来的宫卫、宦官杀死。惊恐不已的赵祯于是大兴狱事，还命人把宫中临近屋檐的大树统统伐倒，并重新缮治城垣，整修门关。

政荒民敝已使赵祯困扰不堪，而更令他心焦的还是皇位继承人问题。赵祯美女充盈后宫，却无一嫔妃为他生出皇子。因此，皇嗣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

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又上书请立继嗣。赵祯思索了好长时间，这几年来多位大臣不断上书，此问题不能不慎重对待了。赵祯知道自己的寿命有限，而自己生子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好立宗室其他的人为嗣。于是，赵祯召见宰相韩琦等人，宣示了司马光等人的奏折，然后就对韩琦等大臣说：“立嗣的事情，我也是考虑了好久，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这时大臣们说：“一切由皇上做主。”赵祯缓缓地说道：“朕在宫中养了宗室的两个儿子，小的虽然纯洁可爱，但是不甚聪慧，那就立大的吧！”韩琦害怕引起宫廷争斗，就对宋仁宗说：“请圣上指出其名。”赵祯不得已，只得立早已养在宫中的宗室之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为嗣。直到此时，赵祯才将立嗣之事定下来，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嘉祐七年八月初五，赵祯发布诏令，赵宗实被正式立为太子。

皇子既立，赵祯的心情稍得宽慰。嘉祐七年（1062年），赵祯召辅臣近侍、台谏百官、皇子宗室等，游幸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等，并即兴挥毫为书，分赐从臣。赵祯自幼习书，精通书学，凡宫殿门观，多飞白题榜。后世当朝大臣卒后碑额赐篆，即始于赵祯。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晚，赵祯病患加剧，忽急起索药，并召皇后。等曹皇后等人赶到，赵祯已不能说话，仅用手指了指心窝。当晚去世，终年54岁。十月，葬永昭陵（在今河南巩县境）。

赵祯在位时间是宋代皇帝中最长的，他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作为，却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对外方面，和辽、西夏的战争多以失败告终，多次纳贡致使国家财政空虚，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由此加深。但是，从一个人的人格来说，赵祯是一个非常仁和的君主，并且具有其他皇帝所没有的很多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