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话
陶马：帮助故宫的日本人

每次到台北故宫，不是先从正门进博物院，而是先到左侧的图书文献馆。找到位子，放下行李，坐下来查阅资料。累了就到博物院看展，换个心情，简单用餐，再回到图书文献馆工作。开放时间从早上到傍晚，可以无线上网，通常没什么人，是一个舒适的研究空间。

每到图书文献馆必读《故宫文物月刊》，这是台北故宫发行的月刊杂志。这份刊物不只是纯粹的专业杂志，也会有台北故宫专家撰写的文章，介绍最新展览的文物及故事，参考价值极高，我会尽量每期都读。这份《故宫文物月刊》过去是以季刊发行，一九七六年夏季号刊登了台北故宫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七年间接受外部捐赠的文物清单，捐赠者当中有不少日本人，令我感到惊奇。日本代表性考古学者梅原末治、陶瓷研究头把交椅小山富士夫都名列其中。“坂本郎先生，唐三彩罐一件、唐三彩马一件”这个记录其实误缮了名字，“坂本郎”应该是坂本五郎，他是日本古董商界的传奇人物。

坂本先生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横滨，是东京古董店“不言堂”的创始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屡次高价购买世界级的中国陶瓷，以“Sakamoto”之名轰动国际艺术圈。现在由他的孙子继承经营“不言堂”，坂本先生本人则住在汤河原（神奈川县知名的温泉乡），过着怡然清幽的日子。我曾经到访其汤河原的宅邸，聆听坂本先生畅谈当年，提到与欧美买家竞标艺术品的精彩过程，一连讲了好几个小时。

坂本先生曾在《日本经济新闻》撰写文章，连载《我的履历》，后来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润笔出版自传《一声千两》（日本经济新闻社，一九八八），娓娓道出了他的前半生。依据这本书的记载，加上其亲口所言，一九六四年访问台湾的坂本先生，对于台北故宫收藏之丰富瞠目结舌，但是对于宋以前的古陶瓷付之阙如感到惊讶不已。当时接待他的是台北故宫某个长官，坂本先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故宫珍品基本上是乾隆皇帝的收藏，以官窑为主，就算想搜罗宋朝以前的古陶瓷，也没有预算。”这位长官如此回答。坂本先生对于台北故宫的接待，想要表达回礼的心意：“我想要捐赠一件文物给故宫。”

陶马
唐代 陶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约68×65cm

一年后，台北故宫的副院长谭旦冏等一行人赴奈良考察正仓院展览，特别拜访坂本先生。坂本先生拿出了他认为最好的三件收藏品，台北故宫方面中意的是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on）发现的才出土的彩纹土器《安特生大壶》，以及唐三彩佳作《陶马》。几经考虑，最后带回台北的是《安特生大壶》（台北故宫称为《半山式彩陶罐》），这件几年之前曾因坂本先生高价竞标而在伦敦的拍卖会上形成话题。又过了一年后，坂本先生收到台北故宫寄来的公文，故宫表示之前没有选中的《陶马》，希望坂本先生仍愿捐赠。看得出来台北故宫是厚着脸皮说的。坂本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一年之前愿意让予，但是此时他却认为“这件名品可是未曾在欧洲的博物馆或在日本公开展示过，等于是从未出现在市场上的，战后第一次从旧财团的仓库中拿出来，是‘商业市场之外的秘密珍品’”，因此拒绝了台北故宫的请求。但是，坂本先生后来还是又改变了想法：“如果回到故宫博物院，等于回到故乡，不管是对于留下这件珍品的民族而言，或是对于这匹马而言，可能都是最佳的落脚处吧！”于是写信给蒋院长，表达愿意捐赠的心意。

捐赠当时，台湾全岛欢迎坂本先生，从机场就安排前导车。第二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特别邀请坂本先生访台，同时也邀访中国陶瓷方面的大师小山富士夫、京都大学教授梅原末治同行。除了蒋院长亲自接待外，还安排会晤了多位重要官员，当时担任要职的张群是蒋介石身边重要的日本通，也出面举办茶会。台湾媒体也刊登相关报道，内容非常正面而友好：“我国五千年历史，有几千万件的宝物流落在海外，到了本世纪初，宝物终于物归原主，实现一大壮举。”

坂本先生八十大寿时，曾把收藏的好东西拿到二〇一三年苏富比秋季香港拍卖会上，苏富比还特别制作坂本收藏专刊，成为拍卖会上的焦点。坂本先生提交的十二件作品，编号为一一一至一二二号，包括北魏时期的《观音像》与《菩萨像》、北齐的《狮子头像》，都是藏家们垂涎三尺的佳作。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唐代的《佛头像》，最后的成交价是四千万港元，比原来预估价多了好几倍，以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五点五亿日元，创下唐代佛像的最高价格纪录。十二件作品的成交总价达日币十五亿元，拍卖圆满成功。

果然是“世界的Sakamoto”，让世界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