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导言

《何故为敌》的成书过程颇有些来历。它的初版是俄语版（Schlee, 2004a）。2004年，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邀请我就冲突分析问题做学术演讲。我的讲座立足非洲的田野调查经验。俄罗斯科学院由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牵头设立一项意在对冲突境况进行早期预警的研究计划。车臣战争以及高加索其他地区的暴力冲突激发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当我用非洲的事例来描述冲突的动力以及冲突中的集体身份认同时，一些听众开始窃窃私语：“他把我们和非洲人相提并论。”显然，这里掺杂着某些微妙而敏感的东西。我自认为对冲突所做的理论化尝试是可以应用到整个人类上的，无论是哪一种族和哪一地区。但是，当俄罗斯不再是两极对立的全球秩序中的超级大国之一以后，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新角色。有些俄罗斯人带着一种黑色幽默的态度看待有人将之与非洲进行的比较。不过，此后还是发生了一些转变。

会议结束之后，主办方向我提出可否将一些文本材料分发给参会者以及更大范围的公众。欧盟委员会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技术支持”（TACIS）项目也是该会议的资助方与合作主办方，会支付俄文版的翻译费。我手头有不同的文章，有些是德文的，有些是英文的。我认为，如果加上一些理论框架，勾勒出各篇彼此之间的某些关联性线条，这些内容应该可以变成一本书。于是，我把用不同语言写成的文章整理成一份书稿。谢尔盖·索科洛夫斯基（Sergei Sokolovski）是一位能流利使用德语和英语的学者，他本人也在研究类似问题，于是他就把书稿译成俄文。这便是我以俄文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迄今为止这也是唯一的（Schlee, 2004a）。

接下来，这部书稿中的英文部分由专业译者翻译成德文。按说我可以自己来翻译，但是对我来说，翻译自己写的文章太枯燥无趣了。我一直在开始写些新东西。于是，在专业译者的帮助下，该书的德文版问世了，略微添加些新材料并有所扩展（Schlee, 2006）。接下来德文部分被翻译成英文，书稿再次添加进一些新内容并进一步扩展，然后就有了英文版（Schlee, 2008）。

《何故为敌》的英文版也启动了Berghahn出版社的一套丛书“融合与冲突”，成为这一系列的开山之作。书中的基本研究方法被一些专著或论文集采用，当然这种应用既非教条式的，也非唯此独尊式的，而是结合那些可与之匹配的任何其他视角。我认为，对于一项研究和出版整体而言，该书提供了相当富有成效的内聚力，不同作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也得到了加强。

如今，吴秀杰完成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她和谢尔盖·索科洛夫斯基一样，也熟练掌握德语和英语。她的译本主要以英文版为基础，因为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杨圣敏教授的推荐，让这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他在人际交流上的友善态度以及他对本书慷慨的溢美之词，让我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对于德国哈勒的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融合与冲突”团队的研究而言，本书也是一个基础性文本，在我们研究团队（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其痕迹。在此以外，读者也许会感兴趣的是，在提出书中那些初始问题之后，我本人在这些问题上做了哪些推进性工作。

《何故为敌》是一种组合式构架：分析作为概念性实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由诸如语言或者宗教这样的标记和特征构成——与选择理论相结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能对接受一种或者另外一种身份认同做出某种选择？是什么决定了这一选择？有些人会给出简单的物质主义答案。在冲突中选择站在某一方、加入某一或者另一党派，或者关系网络，这类自我认同循着金钱的流向。如果追随者与领导者具有一致的集体身份认同（族群、宗教、意识形态等），他们的忠心要价就会拉低；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领导者就得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使用更多的暴力。德-瓦尔（Alex de Waal）在其近著《非洲之角的真实政治》（The Real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话说回来，他提出这一理论只为阐释当下的非洲之角，并非为阐释那些在非洲之角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有某些阶段，真正的信念——它们或者正确，或者错误——指导着政治。但是，德-瓦尔发现政治以他所描述的那些方式变得“市场化”是个强劲的趋势。当“租金”为精英所掌控并向下分配时，即普通人依赖于精英而不是精英依赖于纳税人的安居乐业、创造力和产出力时，政治“市场化”的条件就形成了。这类“租金”也可能是对抗恐怖主义的价码。如果你支付钱财让某个国家来打击恐怖主义，那么你是在购买忠诚和支持，但是你永远无法完全成功。一旦恐怖主义被彻底清除，这个体系便无法再运作下去，因此可以确信的是，你的合作者会找到办法来把恐怖主义维持在一定程度上。

德-瓦尔的理论解释了世界上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这显得有些讽刺。将事情简化自有其魅力：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就去问一下他们为此将得到多少钱。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你发现这能得到证实。在《何故为敌》一书中，我也描写了（索马里）各方力量的头领如何发动暴力行动，以便自己能受邀参加和平会议。这便是德-瓦尔所描写的那些逻辑脉络。为缔造和平而支付的“租金”维持了某种水平上的战争。

在我自己的理论阐述中，身份认同不仅能影响忠诚的价格。至少在某些个案中，它们也能成为真实的制约，其逻辑可能恰好相反。在裂变式宗族体系当中，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组织层面之下一个人不可以说：我想与之结盟的是甲本人，但是不要甲的“兄弟们”。一个人不得不将一个部族或者亚部族作为一个整体融合到联盟中，或者排除在外。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索马里的武装力量动员就遵循了一种“传统”部族的逻辑（全体亚部族的联盟，可能跨越了现时若干主要部族的分界线），不管被争夺的资源可能会多么“现代”（对发展援助的掌控、经济上的关键性资源、基础设施，或者总体而言：控制那个人们期待着在动荡阶段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管暴力是如何被市场化的。

在完成《何故为敌》之后，我继续关注国家背景下的集体身份认同。我与阿卜杜拉·绍恩格罗（Abdullahi Shongolo）在2012年出版了两本书，讨论的是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以畜牧业为主地区的行政秩序、区划和行省以及它们的边界线。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族群自决被纳入宪法，都可以观察到行政管理单元的细分化现象，而这种细分往往沿着族群的界线。干旱条件下的畜牧业需要很大的可供迁移范围，在当地状况不佳时，需要能够进入那些平常为其他群体所用的放牧地区。过去曾经有过一些可以实行这种安排的机制，但在有了新边界以后，敌意经常出现，迁移活动受到限制。人们不禁要问，这类行政管理单元的细分究竟出于谁的利益。当然这不是为了有益于牧民或者肉类生产——肉类生产是这些地区的经济支柱，这里大部分地区只能用于密集型牲畜养殖，无法被用来从事其他形式的食物生产。一个现成的答案是，细分有益于“分而治之”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但是，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正是那些当地政客和那群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在推进细分进程以及地区层面上具有族群性的缩微版民族主义。新行政单元意味着给他们提供更多职位。在这一关联背景下，集体身份认同不仅仅影响了“忠心的价码”。不管是否出于物质考虑，凸显这些集体身份认同及其差异——真实的和夸大其词的——对于一种行政管理和政治秩序取得合法性都是重要的。族群差异当中的一些因素，早已存在多时，并非仅为某一目的而发明。历史上，那些迄今为止未被与严格界定的地域连在一起的族群认同，开始遵循小规模西方民族国家模式变得更具有地域性了。我曾经称之为“族群性的地域化”（Schlee, 2013c）。

这个例子表明，对地方层面上国家代表造成影响的，很可能来自其管理对象的驱动结构，这与来自国家的有所不同，对前者有利之举可能会让后者付出代价。这就导致在存在国家行政的背景下，身份认同上一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包括与国家的认同以及被国家指定的身份认同。对此，我们只能就特定的国家、地区和国家类型给出答案。我们还远未有一种普遍性理论。

在非洲东北部，族群和宗教标准似乎被用于区分不同种类的公民。某些公民更具有原型性，而另外一些则受到歧视敌对，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正确的”特征。

我以苏丹为例（案例来自Schlee & Elhadi, 2014）。在阿斯旺高坝（Aswan High Dam）建成之后，沿埃及边境的纳赛尔湖（Lake Nasser）在1958年至1971年间蓄水，努比亚人（Nubian）的农地被淹没。在苏丹边界这边，哈勒法（Halfa）周围的农民受到影响。他们在苏丹东部的哈什姆吉尔巴（Khashm al Girba）大坝之下建立了新哈勒法居住地，得到了大块灌溉地作为补偿。农民失去的土地得到赔偿，并可以换个地方继以为生（Sørbø, 1985）。2013年，罗赛雷斯（Roseiris）附近的青尼罗河大坝加高完成。这里位于纳赛尔湖以南1000公里的地方，与南苏丹（自2011年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接壤，也与埃塞俄比亚接壤。当新大坝后面的水库开始蓄水时，由于地处平坦的冲积平原上，大面积土地被淹没。情况很快就明了了：许多农民不能在其他地方得到土地作为补偿，尽管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钱和一些房基地。岸边的大块土地没有划给那些动迁的农民，而是给了大公司。政客们赞扬这一“发展”，因为它能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人们可以去讨论，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农民变成了现代机械化农业当中的雇佣劳动力。但是，在这一“身份认定”背景下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无须质疑的问题：青尼罗河的农民可以变成雇工，而在比这里靠北、位于埃及边界线上的早年个案中，农民就可以得到土地赔偿并继续当农民。也许那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口数量要少于今天，资源竞争不那么激烈。但是，人们也有理由这样怀疑：苏丹政府（自1970年以来政权频繁更迭，假如人们还能从中看到连续性的话）把努比亚人视作“真正的”苏丹人（毕竟，大多数北方苏丹人都是努比亚人后裔，不管那些阿拉伯化的谱系声称如何），而罗赛雷斯以南的农民则依据其地区和族群的起源被认为是“南方人”“埃塞俄比亚人”“乍得人”“西非人”。在这里，身份认同似乎在起作用。决策者感觉自己与北方人更近。这与从被包括进宽泛身份认同人群中所获的物质回报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政府代表可能认为，努比亚人将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并可能怀疑罗赛雷斯以南的人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同情者。真实的和想象的肤色差异——人们用从“棕”、“红”到“绿”以及“蓝”等不同专有词描述，肤色在苏丹也是社会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国家，人们对种族主义并不陌生。

这与人们从常理上会指望政府对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予以特殊优待的想法完全相符（假定政府的确会对人予以区别对待，尽管从规则的角度看他们不应该如此）。然而不完全明了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领导层是否总会与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有认同感。他们也许会有一个理想中的“人民”，一种人应该是怎样的愿景，他们自己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设想。灭绝人性的种族主义“纳粹”政权将许多形式的跨族群婚姻视为犯罪（他们称之为“跨种族婚姻”，因为这是基于理解有误的生物学而不是文化），然而他们不光容忍，甚至鼓励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婚姻，后者被认为是更为纯粹的“北方人种”，在某种意义上比他们自己这些日耳曼人品种更为优越。从理性选择角度人们会以为，行动者会青睐自身或者与自身最近的人群，这可以被看成过头的种族主义者做法，这种做法更青睐的不是种族主义者自身，而是另外一些人：种族主义者用来定义自身的那些特征，其更为极端的形式出现在这些人身上，因而种族主义者对他们的青睐更甚于自身。

苏丹的上层精英强调他们的阿拉伯起源，他们将这与浅肤色划等号。这种对等当然是有争议的。对此持有批评观点的苏丹人指出，现代埃及人的祖先大多是古埃及的斐陶那人（Firavun）（字面上的含义是“法老们”，指那些在法老时代就已生活在埃及的人）。人们当然也可以提及希腊人、罗马人、突厥人以及其他人来解释现代埃及人的外貌。尽管这些都可以说得通，但是从一些苏丹人的视角来看，埃及人代表他们想如何让自己变得更纯粹这一理念。

尽管苏丹人之间对土地的争夺日益强化，据2014年12月13日埃及《每日新闻》的说法，苏丹政府向埃及小型农民提供了1万英亩可灌溉的农地。按照其他消息来源，所涉面积为10万英亩。政府给出的理由全都是关于团结（“苏丹和埃及是一个国家”）和发展（“埃及农民有了不起的农耕经验”）。如果人们知道在“真正的”苏丹人当中通行的那些日常族群式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其指标是：肤色在婚姻市场上的角色、咒骂用语、就业机会），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一举措的隐含目标是高看那些埃及农民。这一个案便是对自身的群体不予接受，希望将其改造成别的样子。这里描写的政策都是在集体身份认同名义上发声和行动，行动者的归属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其他人则将其代表得更为纯粹。这是一种重心在自身之外的身份认同。

权力在握的人和一般人一样，倾向于出于个人利益来采取行动。他们的决定似乎经常是建立在精心的成本-收益分析之上。不过，有很多办法来避免通透地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接受习惯式解决途径，或者接受他人的建议。也就是说，本能和感觉倾向于引导我们做出于我们有利的决定。我们的大脑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时替我们做很多成本-收益的核算。大脑告诉我们避开疼痛、填饱肚子、找到合适的伴侣、寻找可能有用的朋友，以及许多其他无须多虑的事情。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永远开启着的成本-收益计算器，不管我们（我们的主观自我，我们的亲历经验，我们的明确意识，我们头脑中的影像）对此是否进行记录。

但是，只有理性选择最为基本的模型才是严格强调个体的。为了取得固定的报酬，我们也可能为他人谋划（计算他们，而非我们的成本和收益）。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主子”的“代理人”。我们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这并非绝无仅有。我们大多数人在做出重要决定时，也会从家庭角度出发并考虑家庭的利益。如果我接受了另外一座城市中这份有吸引力的工作，我的孩子会去哪里上学？对于找到一份新工作/交新朋友，我的配偶会说什么？诸如此类。换言之，在最简单的理性选择模型当中，个人是自利式成本-收益分析的参照点；如果我们要搭建真实生活的模型，我们对参照点的理解就得扩展。这被我们称为自我“认同”的拓宽。认同发生在不同程度上。它有可能超过100%，也就是说，一个我会为之牺牲自己的爱人，在我眼里其价值超越了我自己。认同程度也可能正好为100%，认同对象的价值与我给自己设定的价值一样。或者，有些人我将其纳入我的成本-收益计算中，一旦他们的利益与我的利益相抵触，我就会将其丢出；或者我与之分享收益，但是要按照并不相同的比率，我对这些人的认同便是低于100%。典型的情形是，这种认同的广义形式像同心圆一样排列，家庭最密切；部族、部落、邻居和朋友不十分密切；教会和国家就更远一些；全人类则位于模糊的地平线上。当然，这在每个人身上都不尽相同：对于一位民族主义者而言，民族国家要重要得多，诸如此类。广义和狭义上的认同，与对互惠——这是“联盟”类型关系中的典型特征——的期待当然会在单个决策过程中起作用：只要这不对我的家庭或者我本人构成损害，我做一些对我的部族有好处的事情；我让渡一些赢利给那些我需要其帮助的人；我帮助我的群体，因为我对他们有认同，也因为这有益于我自身的处境，或者对我女儿的婚姻前景或者别的事情有好处。狭义和广义认同的交互作用，在影响一位行动者做出他或者她认为在决策时必须要做的成本-收益核算方面，是无法穷尽的（Wilk & Cligget, 2007: 190-194）。我的核算可能会包括我尚未出生的孩子、孙子或者那些我认同之人的后代；或者那只是基于可以感知到的短期利益。后者可能是在不安全环境下会出现的情况，行动给遥远未来带来的效果难以估算，或者置身在一个只有短期记忆的体系里，回报必须要么快速兑现，要么根本就没有。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异议：这一身份认同理论围绕着当事者以同心圆来定位程度，不能说明那些核心不在自身的身份认同的构成，即代表着最纯粹、最理想类型的人并非如当事者一样，而是以一种更纯粹的形式代表了他们定义的特征，比如上文所提到的“北方人”或者“阿拉伯人”的意识形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考查的复杂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围绕着当事人的同心圆模型与我们在实践层面上所能观察到的东西相当接近。在解构政府声称代表了“人民”、“民族”或者“国家”等方面，这用起来也很顺手。

一个人之所以对他人示好，有认同感并非唯一的理由。我们也会对盟友示好，但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认同基于共性，结盟基于非共性。政治方面的个案最可以说明问题：一个政党可以与其他政党联合，却不能与自己的政党联合。军事联盟也只能与另一国家或者其他武装力量来缔结，诸如此类。

联盟可以扩展到那些非亲属、并非同一族群或者同一宗教者身上，基于“给予与索取”的基础。我们对联盟者予以帮助，不是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而是因为期待得到他们的帮助作为回报。然而，联盟者之间的互惠并不排除身份认同的因素。联盟的互惠逻辑可能因为相似性建构而得到补充（同志、争取自由的斗士、从前那些为共同的“正义理由”而战的人等）。然而，这种建构是脆弱的，当解除联盟便可以得到更多回报时，即当争执似乎比维持友谊更有价值时，联盟就不复存在了。比如，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在对抗德尔格政权（1974～1991）时曾经是携手并肩的战友，但是在1998年至2000年彼此有针锋相对的战争，自此互不信任。

在定义上，一种所涉各方之间从来不曾存在过认同感的关系类型，是《外来统治》（Alien Rule）一书中所讨论的（Hechter, 2013）。这一比较研究涉及的范围从军事占领和公司并购到院系合并，从干预从前国家事务的国际组织到帝国统治（Schlee, 2013d）。在这一背景下（扩展的身份认同/联盟），我们可以注意到，外来统治中总是包含着一种联盟因素，也就是外来统治者与当地合作者之间的联盟，后者经常被他们自身的群体指为叛徒。

认同过程似乎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尤其受到预期的群组规模的指引。联盟倾向于有意识地受到策略性考虑的指引，同样也不得不与规模和力量有关。我们可以轻易地想到，扩展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放宽自身群组的准入标准）和形成联盟对于增加冲突中一方的规模有着同样的效果。两种过程（扩展认同和形成联盟）增加了群组的规模，蕴含其中的潜在优势（力量）和弊端（分享战利品），即是收益和成本（Schlee, 2008: 26）。扩展身份认同的决定，正如同达成联盟一样，意味着有数量更多的人介入其中。反过来，缩窄认同有着与打破联盟相类似的效果。自身的群组变得更小、更有排他性了。

在相似性之余，扩展自身群体（身份认同）和加入联盟之间存在差异。身份认同可能意味着互惠。如果我与自己的孩子有认同感，为了我以为对他们有利的事情而采取行动，影响我决策的可能基于这样的考虑：等我上了岁数时，他们可能会帮助我。但是，也许我会信不过他们，不管怎样还是要考虑他们。不同的是，如果一种联盟要行之有效，总是意味着一种互惠、一种给予-索取的因素。这是一种工具性关系。它的极端形式是那种就单一问题的联盟：为了达成某个特定的共同目标，跟我所需要的人结盟，除此以外，我非常不喜欢这些人，绝不会跟他们有任何认同感。

赫希特（Michael Hechter）强调外来统治和总体上的社会关系中，工具性层面以及物质激励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个体激励在社会关系的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Hechter, 2013: 141）这与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德-瓦尔的观点彼此呼应。

在计算利益和采取行动时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这些考虑让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国家到底是谁？国家工作人员是从哪部分人口中招收的？国家认同谁？谁认同国家？谁是国家的联盟者，也就是那些并非统治精英中的成员，但是与他们有着互惠关系的人？在论及内部冲突时，我们也要就国家内的派别或者关系网提出同样问题。我们可以把全部这些问题放到国家代表人身上，得到快速的（但是也许不那么精确的）答案。他们会给我们提供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也许，他们会声称国家代表了人民。他们经常会声称，其政策基于价值观。这有一个常被国家的代表者们挂在嘴边的价值观序列（按照这些词在英文中的开头字母顺序来排序）：非洲、美洲、亚洲、佛教徒、基督徒、人文主义者、自由派、伊斯兰、社会主义。他们也可能不声称是为“人民”工作，而是为“国家”工作。在财政意义上，让国家像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那样运行，通过鼓励全面经济增长以及向一个日益壮大的经济体收税实现国家收入的最大化（Schlee, 2013a; 2015）。

然而，更切近的观察经常显示，政府所做的经济决策既不能让国家也不能让其人民从中受益，也无法与任何宗教信仰或者配得上其名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产生共鸣。他们——这里指的不是某些抽象的制度性机构，而是实际上在做出决定时涉及的人——是在自己以及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能从中受益时才做出这些决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部落大片土地租赁给外国投资者，这对生活在当地的人是灾难性的，大范围意义上对国家经济也毫无益处，但是如果把利益定义在一个小范围内，这还可以理喻。那些做出决策的人可能会得到回扣或者提成，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将得到工作。

“国家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是一个关键词，几乎像基督教价值观或者人文主义一样好用。《农牧业和非洲的发展：边缘上的动力性变迁》（Catley & Lind & Scoones, 2013）一书分析了国家针对牧民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后果经常是以大规模的资本主义食品生产形式取代畜牧业，前者被说成是“现代的”，但是在总体经济意义上的产出要少——并提出了如下这个他们可以立即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试图用另外的土地使用方式取代畜牧业？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政府意在提高税收方面的利益，更宽泛地说，对那些边缘之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更大的控制。通过攫取资源来控制畜牧业边缘的经济活动，当权政府能够获取国家发展所需的经济财富。（Catley & Lind & Scoones, 2013: 11）

 

上述三位作者所分析的那些涉及畜牧业的政府决策，真的是出于提升国家发展的愿望吗？毫无疑问，当权者能攫取那些可以用于国家发展的经济财富。但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吗？当然，这是一个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其答案在每个国家、每个个案中都有不同。可悲的是，历史上的材料表明，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权者并不把税收以及以其他手段攫取的财富用于国家发展，而是用于耗费巨大的安全部门上，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实行符合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政策，也就是没有出现让大多数人的福祉得以提高的发展，由此引发的抵抗令他们感到恐惧，因而他们需要在负责安全的职能部门上花费钱财。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公共财富最后落到国家统治阶级的私人腰包中——一些国外捐助者提供的发展资金最后也有同样的命运。这也就是说，国家没有投资发展，来自别处的发展资金被“投资”进政府官员的私人账户。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通过“资源采掘”（这个词出现于《农牧业和非洲的发展：边缘上的动力性变迁》）而得到的金钱上。在非洲以及热带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土地租赁低廉得不可思议，这很难用经济逻辑来解释，除非考虑这一可能性：那些做出决策的人得到了回扣。

这三位作者（Catley & Lind & Scoones, 2013）在其著作中表现得也很睿智，没有将“国家”描写成单一的行动主体，而是用了“政府”“当权集团”这些词的复数形式。不过，政府的所作所为应该以此为参照接受检验：对于那些真正决定实行该行动的人，这些行动有着怎样的成本和收益。在集体决定的情况下，每一位行动主体都要考虑其他人的感知；但是，如果这类决策没有其自身利益，他或者她只会在必要的程度上接受这些决策，并试图以自己感知到的于自身最有利的方式影响其决策，会考虑如上文所讨论的扩展“自我”这一选择。

让我们来检验一下一系列涉及政府或者特定国家官员的“身份认同”，从政府代表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采取行动这一规则性推定开始。这会意味着，在地方性自我规范运行良好、政府干预耗费巨大而且非必要的情况下，政府会限定其自身的角色。然而，在我们身处的现实当中，少有政府会如此行事。

某种程度上更真实一些的推定是：政府认同的不是人民而是国家。为了增强国力，让国家焕发光彩，国家财政收入需要被最大化。这里又有两项措施，其一为税率，其二为所征收的税种。税率代表了一个最优化的问题：落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点上，得到的回报才最高。如果税率太高，就会威胁生产者的生活和生产效率，因而也会潜在地限制税收。高税收也增加了控制成本，由于控制不可能天衣无缝，这也导致逃税和向外移民情形的增加。另一方面，如果税收太低，国家可能的财政收入就流失了。至于所征收的税种，在这一模型里我们只能如此推定：政府寻找各种途径对所有的经济部门收税，因此政府应该对整体经济增长感兴趣。

上文所描写的情形意味着：如果剥夺畜牧业部门的核心资源所带来的损失，要高于经由另类的土地使用所获取的收益，那么一个理性的、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政府就不会这么做。如果政府政策的目标在于，将各部门的总体经济产出最大化，那么只要畜牧业的收益高于其他土地使用方式带来的收益，政府的政策就会保留畜群的路线，让畜群能靠近河岸以及其他水源地。如果中断畜牧业部门、从事粮食生产的尝试造成的生态破坏的损失大于农业上的收益，政府的政策就会保留开放牧场。这种情况发生在粮食生产有可能、但也有风险这样的边际条件下。这里一年内可以有二到三季收成，但是其产出会比允许牧民继续使用这些土地所获的赢利要少：无论是就使用同样面积的产出而言，还是考虑将该面积视作更大系统中的一部分，要想有效地进行总体利用，这部分便不可或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个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政府会认真地计算，如果将资源从一种用途类型转向为另外一种类型，这对所涉两个经济部门各自意味着什么。对资源的使用要保证该经济部门会给总体经济带来更大赢利，当然，假定这些赢利都是可以征税的，或者以某种其他方式对经济有所贡献。比如，在迁徙式畜牧生产的个案当中，廉价的肉食生产有助于人们无需将全部薪水花费在食物支出上，于是他们可以用收入纳税。廉价的肉食也有助于保持低工资，以便能让经济中的非食品部门有所赢利并缴纳税收。

很多时候，政府的行事方式却并非如此。假设政府是出于国家的财务利益而行动，对政府行为则无法做出解释。政府并不去发展经济总体，建立一个多样化、足以覆盖许多不同财政收入源头的税收体系，而是集中在那些最易于制造瓶颈经济的领域来汲取财富。在这样的情形下，政策的聚焦点不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个人的收入。

在对国家权力拥有者的实际决定进行解释时，他们所考虑的行动的成本-收益核算（谁的成本和收益？）似乎与普通人并无不同。像所有正常人一样，他们首先要保护自己。当他们因为过去的罪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受到生命威胁时，他们的战斗会拼命而残忍。只有在愤怒带来的后果上，他们和那些没有武装力量、听命于他们的普通人有所不同。当他们已经变得富裕时，还想变得更加富裕，这也和普通人的想法一样。“资源稀缺”使冲突激化，这种说法是一则神话。没有哪一个政府、政府官员或者牧民对于自己已拥有的感到满足，他们总是想要更多，这可以是权力、是金钱、是畜群。战斗是由那些有战斗能力的人来进行的，而不是那些无着无落的人（参见Witsenburg & Zaal, 2012）。当涉及财富分配时，国家权力拥有者与自己的家人以及在那些他们与之合作的宽泛亲属网络（尽管如果亲属们的地位与他们自身旗鼓相当，那么亲属也有可能成为危险的敌人）中分享财物。在此，身份认同的逻辑（基于有共同的祖先或者相似的标准）渗透个人的逻辑中（我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帮助我）。

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族群性、宗教、来源地等都可以作为可行的联盟者的标准，或者作为可备选用的范畴，人们可以从中择取某个（或某些）来扩展或者收缩自己的身份认同，对赢得或者保护资源获取途径的需求做出回应。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身份认同的把戏都可以公开地上演，因为当事人可能会被暴露在批评性的观察当中。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关注或者主动干预，彰显族群与宗教差异的相邻群体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有另外的走向。关于少数人的权利、土著人权利以及人权的全球性话语都起作用，首先即是国家在调节着族群群体、宗教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国家政策，比如世俗主义或者多元文化主义，经常作为（或者被认为如此）规范多元化的另类方式，隐晦地带有或者不带有青睐某一或者其他群体的议程。在某些国家中，族群性属于私人范围；在另外一些国家，在官方层面上国家则完全将其忽略，或者通过强制同化将其克服；有些国家则将自身视为族群群体的联邦，只有联邦族群的成员才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即便如此，也可能只在其各自地区能行使政治或者经济权利。

国家将人民分门别类，可以对“族群的”身份认同有所影响。另外一方面，族群可以利用国家作为权力资源或者工具，不让其他人获取资源。在一些情形下，我们发现一个占主导的“国家主体民族”（Staatsvolk），国家和族群甚至可以融合为一，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族群国家；在另外一些情形下，政治权力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沿着族群与宗教线路所标记出来的区别。政治的、“文化的”（族群的）、宗教的和其他的身份认同彼此影响并联结。因此，无法认为国家或者族群二者当中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或者更为“真实”。这并非简单的单一因果关系，国家是族群以及其他集体性身份认同的起源；或者反过来，后者缔造、形成或者塑造了国家。国家与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后者当中的一些可能缔造了国家，让不属于该群体的人只能当二等公民。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不管最初是否曾沿着族群分界线走上台去，他们都最终会把“族群的”这个标签——在这个世界的语言当中带着多重粗糙的主位所指——留给别人，号称自己有某种更高的、普遍的和理性的身份认同。臣民有风俗，统治者有法律；臣民有方言，统治者有语言；统治者有文化或者文明，臣民有民俗；等等。相反的话语，如人权或者少数人保护可能会改变这些，但是那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都陷入同类的二元对立：统治者（在民主制度下是多数人的代表）是保护者，而少数人群需要保护。少数人群需要采取可笑的方式来行动，比如在身体上涂画或者戴上羽毛、穿上色彩鲜艳的传统服装，以便能激发起多数人的代表们对他们予以保护的愿望。（另外一些人称这种自我民俗化为“骄傲地活出他们自己的族群文化”，我对此表示怀疑。）族群认同是在政治背景中被定义的，极其常见的方式是“自上而下”，将某些人群排除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之外，或者给他们规定出另类的分层秩序——那是不会让他们由此高升，进入主流或者少数统治者行列的等级序列。

李峻石

于苏丹

2016年11月

参考文献

Banton, Michael. 2015. What We Now Know about Race and Ethnicity, Oxford/New York: Berghahn.

Catley, Andy & Lind, Jeremy & Scoones, Ian. 2013. Development at the Margins: Pastoralism in the Horn of Africa, in Pastor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Dynamic Change at the Margins, edited by Andy Catley & Jeremy Lind & Ian Scoones, pp.1-25, Abingdon/New York: Routledge.

De Waal, Alex. 2015. The Real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 Money, War and the Business of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chter, Michael. 2013. Alien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öhler, Florian. 2016. Transhumant Pastoralists, Translocal Migrants:Space, Place and Identity in a Group of FulBe WoDaaBe in Niger: Thesis submitted at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 - Wittenberg.

Schlee, Günther. 2004a. Schlee, Günther. 2004a.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м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осква.

Schlee, Günther, ed. 2004b. Ethnizität und Markt, Köln: Rüdiger Köppe.

——2006. Wie Feindbilder entstehen. Eine Theorie religöser und ethnischer Konflikte,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2008. How Enemies are Made: Towards a Theory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a. Why States Still Destroy Pastoralism and How They Can Learn That in Their Own Interest They Should Not, Nomadic Peoples 17, No. 2:6-19.

——2013b. Customary Law and the Joys of Statelessness: Idealised Traditions Versus Somali Realities.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7, No. 2:258-271.

——2013c. Territorializing Ethnicity: the Imposition of a Model of Statehood on Pastoralists in Northern Kenya and Southern Ethiopia, Journal of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6, No. 5:857-874.

——2013d. Ruling over Ethnic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a Comparative Essay on Empire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Working Papers, No. 143.

——2015. “Competing Forms of Land use and Incompatible Identifications of Who is to Benefit From Policies in the South of the North: Pastoralists, Agro-industry and Farmers in the Blue Nile Region, ”in Emerging Orders in the Sudas, edited by Sandra Calkin & Enrico Ille & Richard Rottenburg, pp.121-137, Mankon, Bambenda: Langaa Research & Publishing CIG.

Schlee, Günther & Shongolo, Abdullahi A. 2012/2015a. Pastoralism & Politics in Northern Kenya and Southern Ethiopia, Woodbridge: James Currey.

——2012/2015b. Islam & Ethnicity in Northern Kenya and Southern Ethiopia, Woodbridge: James Currey.

Schlee, Günther & Elhadi, Ibrahim Osman. 2014. “Hausa and Fulbe on the Blue Nile: Land Conflicts Between Farmers and Herders, ”in Disrupting Territories: Land, Commodification & Conflict in Sudan, edited by Jörg Gertel & Richard Rottenburg & Sandra Calkin, pp.206-225, Woodbridge, Suffolk: James Currey.

Sørbø, Gunnar M. 1985. Tenants and Nomads in Eastern Sudan-A Study of Economic Adaptations in the New Halfa Scheme, Uppsal: 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Wilk, Richard R. & Cligget, Lisa C. 2007/1996. Economie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Witsenburg, Karen& Zaal, Fred. 2012. Spaces of Insecurity: Human Agency in Violent Conflicts in Kenya, Leide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Zahir, Musa Abdal-Kareem. 2016.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Resource. Conflicts in Gedaref State, Eastern Sudan: Thesis Submitted at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

“融合与冲突研究”丛书系列已出版书目：

1. How Enemies are Made: Towards a Theory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Authored by Günther Schlee（2008）.

2. Changing Identifications and Alliances in North - East Africa. Volume Ⅰ: Ethiopia and Kenya. Edited by Günther Schlee and Elizabeth E. Watson（2009）.

3. Changing Identifications and Alliances in North - East Africa. Volume Ⅱ: Sudan, Uganda, and the Ethiopia -Sudan Borderlands. Edited by Günther Schlee and Elizabeth E. Watson（2009）.

4. Playing Different Games: The Paradox of Anywaa and Nuer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in the Gambella Region, Ethiopia. Authored by Dereje Feyissa（2011）.

5. Who Owns the Stock? Collective and Multiple Property Rights in Animals. Edited by Anatoly M. Khazanov and Günther Schlee（2012）.

6. Irish/ness is all around us: Language Reviv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Ethnic Identity in Northern Ireland. Authored by Olaf Zenker（2013）.

7. Variations on Uzbek Identity: Strategic Choices, Cognitive Schemas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in Identification Processes. Authored by Peter Finke（2014）.

8. Domesticating Youth: Youth Bulges and their Socio-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Tajikistan. Authored by Sophie Roche（2014）.

9. Creole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 Indonesia. Authored by Jacqueline Knörr（2014）.

10. Friendship, Descent and Alliance in Africa: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artine Guichard, Tilo Grätz, and Youssouf Diallo（2014）.

11. Masks and Staffs.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Cameroon Grassfields. Authored by Michaela Pelican（2015）.

12. The Upper Guinea Coast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Jacqueline Knörr and Christoph Kohl（2016）.

13. Staying at Home: Identities, Memories and Social Networks of Kazakhstani Germans. Authored by Rita Sanders（2016）.

14. “City of the Future”: Built Space, Modernity and Urban Change in Astana. Authored by Mateusz Laszczkowski（2016）.

15. On Retaliation: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 a Basic Human Condition. Edited by Bertram Turner and Günther Schlee（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