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容括与排斥策略的必要性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1975/1531: Ⅱ, § 8）认为，战争有两种形式。战争的一种起因是统治者的野心，他们想去占据一个新地区；另一种则是全民性的，是一方的全体民众对抗另外一方的全体民众，在其发生之时：

 

全体的民众，带上家眷离开一个地方。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者是饥荒，或者是战争。他们要去找一个新定居之地，一个新国家，以便能在那里生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战争和前一种类型有所不同：他们不光要制服这些人，他们要占有任何一样东西，驱逐或者杀死原有的居民（Machiavelli 1975/1531: Ⅱ:378）。

 

这种因缺少生存机会而引起的战争，在马基雅维利的描述中尤为残酷。用今天的说法，这就是具有种族屠杀性质的事件。在马基雅维利的举隅中，包括诸如高卢人（Gauls）、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s），他们人口的增殖超过了寒冷而贫瘠的北方原居地所能承受的限度，于是他们进入意大利，要将意大利从罗马人手中夺过来。他们的目标不是去统治罗马人，

而是去消灭他们，然后在其土地上生活。至少，马基雅维利是这样描述的。

假如高卢人成功地征服了意大利，他们就会杀光所有的原住居民，把全部自然资源据为己有。当然，历史上能否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值得怀疑的。继高卢人之后那些来自寒冷之地的入侵者（如马基雅维利所提到的）如汪达尔人（Vandals），尽管他们在军事上完胜，但是还没有彻底灭绝当地的人口。这种残忍的种族灭绝模式有一个优势，那便是其简单性；幸运的是，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很少真正发生。在使用这一模式时，我们可以不考虑一些其他的连带性后果，比如战胜者不得不去给被征服者分发生活供给，或者为被征服者提供用于重建的贷款。

让我们首先设想一个这样的模式：一个征服群体，我们姑且称为高卢人，由一定数量的人口组成，p代表人口数量。他们占领了一个国家，我们姑且称为意大利，用I来代表。让我们设想高卢人完全攫取了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没有让其他族群来分享，并高卢人有人人平等的社会价值观。我们可以预期的是，每个高卢人得到的战利品是I/p，意大利是在征服者当中作为战利品平均分配的。如果我们设定一条优待高等阶层的贵族法律，那些冲锋陷阵的首领会得到首份或者最大的份额，那么我们就不能预期有什么平等的分配。在平均意义上，每个高卢人得到的份额仍然是I/p。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上高卢人从来没能征服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古代材料称，在皮翁比诺（Piombino）和比萨（Pisa）之间，罗马人杀死了20万高卢人。很明显，高卢人不够强大。也许他们应该先去尝试战胜其他北方蛮族，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友，使自己强大得足以征服意大利、消灭掉所有当地居民。当然，这些盟友自然也会要求他们的战利品份额。让我们再次假设存在平等的条件，这次是所有参加联盟族群的平等，那么每个人所得到的战利品就不再是I/p，而是I/（p+p1+p2）。征服者的人数越多，每个人得到的战利品数额就越小。

当然，在这样的模型当中，征服者的最优数量也就是发动征服所必需的人数。在优化人数时，征服者也许会考虑在必需的最小武力之外再多出一些兵力作为安全保障，以防在战争局势不幸发生逆转之时，种族灭绝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此之外的盟友都是多余的、能造成负担的、昂贵的。

以议会政治的情况为例，威廉·瑞克（William Riker）提出了被称为“最小获胜联合内阁”的这一理论设想（Riker, 1962）。如果一位政客想要组阁的话，其必须获得51%的选票，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多出若干选票，因为没人预知在投票当天会有哪些人因为感冒发作而不得不在家里静养。如果党派联合的规模超过必需的话，这就意味着必须将一些内阁部长的位子出让给参与助战的党派，而他们拉来的票数则不会对大选的结果产生影响。

“最小获胜联合内阁”的原则不光可以应用到战争和政治上，也可以用到经济上。比如，一位企业家必须考虑让多少合作者获得他的企业份额。如果他觉得风险是可承担的，对企业的业绩也有把握，他会想尽量多用自己的资本来投资；或者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尽量抬高他自己掌控之下的管理领域的影响，以便尽可能少地让出利润。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手挽手的同志”的数量采取最优化措施，那么他就有必要按照需要增减其数量。这就要求有在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exclusion）和“容括”（inclusion）工具。为了能够增加自身群组的数量来对付强有力的敌人，沿着“我们都是北方的蛮族，我们拥有共同的蛮族价值观”这一思路的容括修辞策略是必要的；而排斥修辞所使用的范本则是“你们不是真正的高卢人”，这适合于当一个群组已经达到了取胜所必需的规模、现在要保持低数量联盟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发展了一种决策理论，它可以用来解释联盟组成的现象。不过，这仍然是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决策理论，还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根本没有被涉及。比如，谁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即追问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的问题）？成本-效益的分析采用了哪些参照框架，才形成了这样的决策？这一决策带来的是个人性收益，还是群组也会从中受益？最后还要考虑的是：我们应该对群组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各自的行动进行区别计算吗？当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阐释时，我们会再回到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先简单地从有集体行动能力的预设群组出发，来阐释我们的理论设想。

迄今为止，我们所关注的都是进攻者一方的情况。在防御者一方，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类型的计算。当面临外来威胁时，人们接受外来者加入自身群组的愿意尺度自然就大一些。但是，如果接受的外来人太多，就会给他们的资源造成沉重的负担。他们避免了军事上的失败或者被即刻灭绝的命运，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经济上的衰退，以及最初的核心群组在人口发展上的回落。他们的资源不是被敌人而是被朋友给消耗掉了——他们难逃被消耗的命运。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那些出于防守目的而形成的群组或联盟；要有充分的可能性，根据不同情势让群组扩展或者限制其扩展。

因此，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推测是：在处于相对衰弱的情形下，即实现资源诉求受到威胁时，人们会致力于构建宽泛意义上的共同性。人们会打开自己的群组边界让他人进来；通过寻找与其他群组的共同利益（联合）或者否认这些群组的差异之处、强调这些群组利益中的交叉部分（这些群组共同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群组）来打造出一种联盟。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的情况可作为一个例子：在塞尔维亚方面，他们强调泛斯拉夫的背景、强调共同的东正教遗产，这都与他们希冀在武装冲突中获得俄罗斯的帮助有关。

同样有说服力的另外一种推测是：在处于相对强势且资源获取途径有所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关闭自己群组的边界，拒绝比较宽泛的身份认同。在这一点上，可以南斯拉夫为证：斯洛文尼亚分裂出去的理由可以追溯为这个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共和国不愿让其他共和国来分享他们的税收财源。

无论是塞尔维亚人的泛斯拉夫话语，还是斯洛文尼亚人的特殊主义话语，他们都停留在同一领域内，即语言/族群领域。塞尔维亚人因为要赢得俄罗斯的帮助，所以强调大范围上的共同性，而斯洛文尼亚人则强调小范围内的特殊性。

假如有人建议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也将重心放在他们特殊的语言或者地方习俗上，那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建议。对他们而言，更为可行的是选择身份认同的另外一个领域，即宗教，去呼吁遍及全球的伊斯兰世界（Islamic umma）给予他们支持。据说也有几位沙特阿拉伯的战斗者来到这里，让他们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样世俗化社会环境中，这些号称有同宗信仰的兄弟们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非常有限，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宗教实践所知甚少。

因此，“群组大小”这一因素也能发生改变：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求诸更大的或者更小的单位，可以在同一类型中从总体概念转到下属概念，或者反过来从下属概念转到总体概念，亦可沿着身份认同这一线索转换到另外一个领域，从而遵循另外的分类。我们所理解的类型，通过表1可以呈现得更为清晰。

伊雷娜·韦伯（Irena Weber）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指出，与斯洛文尼亚语关系最近的是斯洛伐克语。如果她没错的话，那么这个表格就需要修正，因为在这里斯洛文尼亚语和斯洛伐克语被分属于不同的语支。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细节并非关键性的。我只想通过这个表格解释在一般意义上的类型是什么，以及一种身份认同话语如何被转换。在同一类型中，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层面（与之相关的是容括的程度）；或者完全离开某一类型而转向其他类型，比如宗教类型。在一个宗教分类模式中，取代“斯拉夫语族”的可以是“基督教”；“西斯拉夫语支”等则可以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所代替；在下一个层级，我们可以发现有“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五旬节教派”“卫理会教派”“孟他努教派”等。

如果我们抛开上文提到的由马基雅维利提出的种族灭绝式模型，来考察在一场战争或者袭击之后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成本-效益划算就会变得复杂得多。在这部分论述中，我主要采用来自埃塞俄比亚南部和肯尼亚北部的资料。在这些地方，族群可被视作新出现的政治性和军事性单元，它由部族和部族分支组成，往往比族群更古老，其结果便是由此形成的双重类型（见图2）。

常见的情况是，同样的部族可以出现在不止一个族群里（Schlee, 1989a）。在这一地区的奥莫河（Omo River）的下游河谷，贯穿其整个历史的特征是：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政府控制；战争爆发的频率高；那些对内相对和平、对外充满敌意的群组规模相对小。构成“族群性”群体和“政治性”群体的不同部族与家族经常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表明它们的起源是另外一些族群。这些已经不复存在的族群中的某些部分进行了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包括几千人的族群（Turton, 1994）。

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从仪式要求到掠夺牛群，各种可能的原因都被提及。有证据表明，这些战争争夺的对象也是自然资源。在这里发生饥荒或者有充足的食物，都不罕见。对资源的争夺，比如对一口水井或者该水井周围牧场的使用权（或者二者兼有），在食物丰盛时显得无足轻重；但当获取食物的能量消耗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便是一个涉及生存的问题。这种情况符合马基雅维利描写的那些族群——他们为了生存而与其他族群争夺同一资源基础。马基雅维利肯定会按照他设定的假说给出这样的推测：他们之间的斗争肯定会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

在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这种推测却得不到证实。没有证据表明，在这里出现了种族灭绝或者对一个族群的全体人口进行驱逐的行动。这里的主导性模式是：重新组合联盟，将战败者接收过来。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以及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曾经发生过种族灭绝的战争。究竟哪些因素使情况达到极端化的程度，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非常有可能的是，农业与相对高的人口密度作为重要的因素导致了以种族灭绝为目标的暴力。

无论对敌人的毁灭程度是否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在肯尼亚北部都可以发现与我们基本推测相符合的、各不相同的容括与排斥策略，哪怕在同样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在相同的牧业-游牧生产形式中。比如，伦迪勒人（Rendille）与索马里人（Somali）都饲养骆驼，他们的生存地区彼此相邻，甚至有部分交叉，但是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组织，这又与他们彼此不能兼容的意识形态互为联结，与增长、容括或者排斥有关。

伦迪勒人饲养的骆驼品种个头矮小、不要求太多照料，饮水间隔可以很长。伦迪勒人说，太常饮水会让它们衰弱。他们也不太上心去医治生病的骆驼。他们也要求人忍受很多东西，住在骆驼营地里的人只喝骆驼奶和血，这是相当不容易消化的饮食。他们也不说自己口渴，尽管他们一直处于轻度脱水状态。如果有人带水来，他们就会用1∶1的比例用骆驼奶来换水。伦迪勒人将女儿出嫁的时间推迟一个年龄组（14年），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实践行为意在降低人口的增长（Spencer, 1973:35, 143）。他们歧视外来人，也彼此歧视。偶尔他们也会接受一个外来人，但是只要发生一点小冲突，这个外来人就会因为自己200年前的祖先来自其他族群而挨骂。伦迪勒人的社会有一种永久性的分裂趋势，这个族群难以进入，却容易离开。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为了保持与环境协调而采取的自我限制形式。这是小型社会，伦迪勒人要保持小规模，让自身去适应有限的资源条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相邻的得格地亚-索马里人（Degodia Somali）饲养的骆驼可能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骆驼品种。伦迪勒人将索马里人的骆驼与大象相比，这些骆驼也能长时间不饮水。除非不得已，索马里人就不限制骆驼饮水的次数。他们的兽医水平很高；他们结婚早，有很多孩子；他们时刻准备接受外来人，只要这些外来人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就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融入索马里社会当中，这可以视作索马里人扩展的策略。他们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如果一块牧场被消耗尽了，他们就去往新牧场。他们在人口数量和军事上的强势，允许他们这样做（Schlee, 1988）。

同样的环境条件下，并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适应形式：对任何形式的环境决定论者而言，这都是沉重的一击。环境似乎为非常不同的适应模式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框架，却不能决定社会实践行为。

在伦迪勒人和索马里人的个案中，两个体系的能量消费似乎相同。伦迪勒人的方式是低能量获取、低能量消耗；索马里人的方式是高能量获取、高能量消耗。两种方式带来的纯收益应该是大体相同的，不然的话，其中的某一个生产体系就早已难以为继了。当我们去考虑这两种不同整合方式的并行存在时，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一般而言，一种保守型资源利用方式只能与另外一种保守型资源利用方式同时并存。当一个群组的成员节省使用资源以留待未来之用，即便是不那么久远的将来而这些资源却被另外一个群组的成员所消耗时，很多问题就都出现了。描述这种情形的关键性语汇“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被生态学家哈定（Garrett Hardin）提出（Hardin, 1968），从博弈论的角度，尤其是借助于“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情形会让当事双方形成一种协议，然而谁先撕毁协议，谁就会获得最大的利益——至少在短期内情况是这样的。这样的法规要求有更强的契约性和制度性保障，因此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偏爱的话题领域（比如Anderson & Simmons, 1993）。

这一简短的评论只是要表明，容括与排斥策略的实行并不是在一个群组处于孤立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与其邻居相应策略的互动之中。因此，当人类学研究这类容括与排斥策略时，最为合适的对象不是族群或者部落，而是地区。

伦迪勒人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让年龄分级体系中的某些规则中断时——这些被解释为控制人口数量的刹车机制，他们会回答说，相邻的图尔卡那人（Turkana）人口正在增加他们可不想被赶出这里。因此，人口压力也同样以人口压力来回应，最优化的策略会让位于最大化策略，抚育孩子是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欧洲的民族国家对这一规划并不陌生，这一策略被称为生育主义（natalism）。

这些思考也表明，无论是操控自身群组的规模还是操控群组联盟，都具有战略重要性。一个群组保持低调或者缩减群组的规模，正如同让群组扩大和增强联盟一样，都是一种策略。只是在一定背景下，人们可能更先想到后者。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人们采用的不光是生物学上的策略，即在牲畜繁殖和人的繁殖上，亦还采用不同形式的容括与排斥策略来应对成年人。

对于那些不从事东非游牧民研究，仅是关注现代工业社会的人而言，将这些想法一直追踪到生产体系中的非生物领域，是其兴趣所在。在东非的游牧民当中，富有成效的身份认同政策似乎会直接转化为大畜群和人口的增长；在现代社会中，类似的容括和融入策略有很多，但是这些做法的目的似乎难以界定。我无意为原始主义的终结唱挽歌，但或许人们可以说：有时候，人类学是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样板性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