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之子艾伦·图灵，出身于一个半贵族半资产阶级的家族。在他的祖先中，有上流社会的商人、军人和牧师。随着不列颠席卷全球的扩张，他们也开拓了自己的世界。
上溯到14世纪，图灵家族发源于北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佛汶然地区。1638年，这个家族里有一位准男爵，叫约翰·图灵，他离开了苏格兰，来到英格兰。图灵家族的信条是“勇者好运”，但不幸的是，约翰勇气有余，却没遇到好运。在英国内战中，准男爵吃了败仗，佛汶然遭到大肆洗掠，在王政复辟后，他也没有得到赔偿。于是，到了18世纪，图灵的家族没落了。在他的家史上，有这么一首歌谣：
歌谣里的故事是这样：1792年，罗伯特·图灵爵士从印度归来，终于带回好运，恢复了爵位和领地。但是，图灵家族并没有真正复兴，因为他和家族的各大支系，都偏偏没儿子。到1911年，图灵家族只剩三个很小的分支，一位84岁的英国驻鹿特丹领事继承了爵位，带领兄弟儿孙在荷兰形成了一个分支。还有一位约翰·罗伯特·图灵，带着他的后代形成了另一个小分支，这位就是艾伦·图灵的祖父。
1848年，约翰·罗伯特·图灵以第11名的成绩，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数学学位。但他随后放弃了数学，就任圣职，当了牧师。1861年，他娶了19岁的范妮·博伊德，并离开剑桥，定居在诺丁汉郡。在那里，他们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有两个幼年夭折，剩下的四男四女，全靠他的牧师薪水维持生计。1883年，在他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不久，约翰罹患中风，见了上帝。
他的遗孀范妮身体羸弱，持家的重任落在年长而坚强的姐姐珍妮肩上。为了让家里的男孩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举家搬到了贝德福德。珍妮办了一所学校，并让两个妹妹在里面教书，几位姑娘日夜操劳，一心为了让家里的男孩们成才。不幸的是，长子阿瑟又成了图灵家族的一位勇敢却不走运的人：他应征去印度当兵，结果在1899年西北边界战中遭到伏击，当场战死。三儿子哈维移民到加拿大，成为一名工程师，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回国，改行做《鲑鱼与鳟鱼》和《田地》杂志的编辑。小儿子艾里克当了律师。家中的女孩们，只有珍妮结婚了，嫁给贝德福德的一位地产商，赫伯特·特拉斯坦·伊夫爵士。另一个女孩希比尔，成为一名宗教执事，夹着一本福音书到处传教。1902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艾伦的祖母范妮·图灵死于肺结核。
在刚才的介绍中，有一位还没提到，也就是约翰的二儿子，生于1873年11月9日的朱利叶斯·马西森·图灵——这位就是艾伦的父亲。朱利叶斯没有继承约翰的数学天赋，而是成了一名文科高材生。1894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拿了奖学金。他忘不了童年时期的窘困，拒绝继续花钱读书。他是个很好强的人，从不跟人谈论童年的苦，也不抱怨自己遇到的种种荆棘坎坷。他希望进入印度文职机构，自从1853年自由改革以来，印度文职人员的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比英国外交部还要难考。但是苦心人天不负，在1895年8月的统一考试中，朱利叶斯在154人当中排名第七。他对印度各项法律、塔米尔语及英属印度史颇有造诣，在1896年的复试中，他又考了第七名。
1896年7月，复试的前7名被调到印度的马德拉斯省，朱利叶斯随之走马上任了。这个省覆盖了印度南方的大半疆域，朱利叶斯在此就任民政事务官。跟1792年罗伯特爵士离开时相比，此时的印度，一切都已经不同了。勇者不再有什么好运，能忍受40年酷暑的公务员才有好运。据当时的一位作家记载，这位民政官非常乐于与当地人交流感情。维多利亚改革，使印度社会逐渐现代化，大英帝国也开始受到真正的尊敬了。
不久，朱利叶斯又调任到内政部，临走时向亲戚借了100英镑，买了马具和一匹小马。他在贝拉里、卡努尔和维萨卡帕特南地区，当了10年助理税务官兼法官。他每天骑着他的小马，走过一村又一村，上至审计监察，下至播种灌溉，什么都要管。1906年，他转正了，成为首席税务官。1907年4月，他第一次回国，这位背井离乡孤独奋战了十多年的男人，终于又要踏上英国的土地了，对他来说，也是时候该成家了。就在这趟回国的途中，他遇到了艾赛儿·斯托尼，也就是艾伦的母亲。
艾赛儿·斯托尼的祖先也是大英帝国的开拓者。1688年的革命之后，约克郡的一位年轻人，托马斯·斯托尼（1675～1726）在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上拥有了土地。他在蒂珀雷里建了一座庄园，后来传给了他孙子的孙子，托马斯·乔治·斯托尼（1808～1886）。后面这位托马斯一共有五个儿子，大儿子继续接管了庄园，其他人则随着帝国的扩张各奔四方。三儿子成为水利工程师，为泰晤士河、曼城运河和尼罗河设计过水闸。小儿子移民去了新西兰，四儿子爱德华·沃勒·斯托尼（1844～1931）到印度当了工程师，这就是艾伦的外祖父。在印度，爱德华平步青云，攒下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成为马德拉斯铁路的首席工程师，负责建设唐各布达拉桥，还发明了斯托尼无声涡轮。
爱德华头脑精明，脾气却很糟糕。他娶了萨拉·克劳福德为妻，她来自一个住在爱尔兰的英格兰家庭。他们生了两儿两女：里查德子承父业，到印度做工程师；爱德华·克劳福德是皇家军医的一名少校；伊夫莲嫁给了印度军的柯万少校。还有一位艾赛儿·萨拉·斯托尼，就是艾伦的母亲，她于1881年11月18日，出生于印度马德拉斯省的博德努尔。
虽然斯托尼家并不缺钱，但是艾赛儿的童年生活并不比朱利叶斯愉快多少。家里的四个孩子全被送回爱尔兰上学，远离父母。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属印度家庭，这些孩子的童年，成为英国扩张的牺牲品之一。他们寄宿在舅舅威廉姆·克劳福德家里，他是克莱尔郡的一位银行经理，结过两回婚，头婚有两个孩子，二婚有四个孩子。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四个小寄宿者来说，是一个没有爱和关怀的地方。
1891年，这一家搬到了都柏林，在那里，艾赛儿每天乏味地坐着马车去上学，每顿饭只花三便士，这对她的发育造成了一些影响。17岁时，她被送到切尔腾纳姆女子学院去“纠正土方言”。在那里，她受到了贵族子女们的歧视，他们嘲笑她是“铁道+银行”的产物。尽管如此，她的心里仍然有一个梦想在摇曳，她想学习音乐艺术。因此，她在6个月后，去了巴黎大学文理学院。但是，她在巴黎也没待多久，因为她很快就发现了，法国人在歧视别人这个方面，并不比英国人逊色。于是，在1900年，艾赛儿跟她的姐姐伊夫莲一起，前往古努尔跟父母一起生活。来到印度，她终于摆脱了生活压力，但同时也告别了知识的世界——反正那个世界似乎永远排斥她。
艾赛儿和伊夫莲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段日子里，她们引领了古努尔少女界的时尚潮流。驾马车，发名片，画水彩画，演戏剧，还有一套十分复杂的餐桌礼仪。在她父亲带着全家去克什米尔度假时，艾赛儿情窦初开，与一位传教士医生坠入了爱河。但由于这位可怜的传教士实在太穷，他们的感情最终被世俗击垮了，艾赛儿恢复单身，闺中待嫁。1907年春天，他们一起乘船回英国，在途中，艾赛儿邂逅了朱利叶斯。
他们走的是太平洋航路，还没等走到日本时，他们的爱情就已经不可收拾了。朱利叶斯其实是个有节制的男人，但是他也懂得什么时候该激动。他俩共进晚餐时，朱利叶斯对侍者说：“你给我拿啤酒来，一直拿，我不说停，你就一直拿。”等到他向爱德华提亲时，又摇身一变，成了光彩体面的印度公务官员。他的提亲成功了，但是啤酒这件事，着实给他的岳父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他建议女儿，最好不要嫁给这种轻浮的酒鬼。他们穿越了太平洋和美国，期间还一起到黄石国家公园游玩，看到美国年轻人的亲热行为，感觉很震惊。1907年10月，他们在都柏林举行了婚礼，为了这场婚礼的花销该由谁出的问题，朱利叶斯和爱德华互相抱怨了好几年。1908年1月，他们夫妻二人回到印度，9月1日，在古努尔的家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约翰·图灵。朱利叶斯利用职务之便，带着他们在马德拉斯好好玩了一通，他们去了帕瓦蒂普然、维萨卡帕特南、安南塔普、博兹瓦达、奇卡克尔、卡努尔，在1911年3月，他们来到了查塔布尔。
在查塔布尔的深秋里，艾赛儿又有喜了，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艾伦·图灵。在印度东海岸这个无名的小地方，他的第一个细胞形成了，渐渐分裂出大脑和心脏。朱利叶斯不想让他在印度出生，于是在1912年，他们一家回到了英国。
这次返乡之旅，把这一家从印度带到了一个危险的世界。英国已经不是那个英国了：大罢工、妇女运动、爱尔兰内战、国民年金保险法、官方机密法、还有丘吉尔说“践踏现代文明的巨型四肢”，这一切都体现着维多利亚王权的丧失和政府权力的扩张。宗教的地位也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让人迷茫的科学。新的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就像惠特曼在《摩登时代》里面说的一样。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全面圣战，还是阶级清洗。
但是，世界的变化仿佛不关图灵家什么事，他们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与20世纪是绝缘的，一心只想把19世纪剩下的东西搞好。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却不得不降生在这个纠结的时代，他会措手不及地被卷入这场冲突，但同样也会被这冲突的结果庇护20年。
1912年6月23日，他在帕丁顿的一间产房[2]里诞生了。7月7日，他得名艾伦·马西森·图灵。朱利叶斯把假期延长到次年3月，他们一家前往意大利过冬。随后，他回到印度的工作岗位，而艾赛儿则留下来陪着两个孩子：出生不久的图灵和4岁的约翰。1913年9月，她也回到了印度。朱利叶斯已经充分领教了马德拉斯的酷暑，于是决定让两个儿子留在英国。所以，艾伦从来没有跟这位亲切的印度官员一起生活过，也没有见过东方的鲜艳色彩。朱利叶斯背井离乡去印度，而艾伦却在英吉利海峡的风中度过童年，尽管这里是他的故土，但其实却是双重的背井离乡。
朱利叶斯把他的两个儿子寄养在一对军人夫妇家里，沃德上校和沃德夫人。他们住在黑斯廷一个名叫圣伦纳兹的海滨小镇，拥有一所海边的大房子。房子的对面，是赖德·哈葛德的家，他是《所罗门王的宝藏》的作者。有一天，渐渐长大的艾伦在路上闲逛，捡到了哈葛德夫人的一枚蓝宝石钻戒，夫人奖励他两先令。
沃德一家，可不是那种会把钻戒丢在路上的人。沃德上校，说得好听点儿，他冷酷就跟耶和华一样。沃德夫人则认为，抚养男孩，就要让他们长成真正的男人。她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两个孩子都很喜欢这位奶奶。他们真正的成长乐园，是南尼·汤姆森开办的幼儿园，那里还有别的孩子。沃德夫妇有至少4个女儿，还有其他寄养的孩子，不久后，他们还把艾伦的表弟表妹，也就是柯万上校的3个孩子也一起接过来寄养。艾伦非常喜欢沃德夫妇的二女儿海兹尔，但是讨厌最小的琼，琼比艾伦大，但是比约翰小。
令沃德夫妇失望的是，图灵兄弟不屑于打架和玩具枪，甚至对无畏级战舰模型也不感兴趣。沃德夫人给图灵夫人写信，抱怨说约翰就是个书呆子，图灵夫人随后写信给约翰，把他责备了一番。沃德夫妇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激起他俩的玩兴，比如迎着微风散步，在海滩上野餐，办聚会时做游戏，还有围着门前的篝火吃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都不是家，虽然图灵夫妇尽可能地多回英国，但即便在他们回来时，这个地方也不是家。图灵夫人1915年春天回来时，艾伦已经会说话了，他显得格外早熟，很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在遇到挫折时，他非常倔强。他还把坏掉的木偶种到土里，希望能长出一个新的，不知道他是在做实验还是在故意捣乱。他还慢慢学会控制合作与不合作之间的界线，开始拒绝做一些小孩子该做的事。再后来，他开始动不动就跟南尼或沃德夫人吵嘴。
1915年秋天，图灵夫人要回印度了，她临走时问艾伦：“你答应过妈妈，会学得很乖的，对不对？”艾伦回答：“对，但有时我就忘了！”这次他们只分离了6个月，1916年3月，图灵夫妇冒着德军U型潜艇的危险，一路穿着救生衣，顺着苏伊士运河回到南安普顿。他们全家人去西部高地度假，住在开梅福德的一家酒店，图灵先生在那里教约翰钓鱼。1916年8月，他们决定不再冒这个危险了，未来的三年不能再见面。图灵先生返回印度，而艾伦的母亲则在圣伦纳兹留下来，和艾伦一起，过双重背井离乡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图灵一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世界给他们留下的遗产，似乎就是1917年的机械化屠杀，U型潜艇封锁，飞机地毯式轰炸，还有美俄革命爆发。但对于图灵一家，这些东西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图灵夫人一直留在英国。这一年5月，约翰被送到肯特郡的汤布里奇威尔斯附近的海兹赫斯特预科学校，于是只剩下艾伦陪伴在图灵夫人身边。她喜欢去教堂做礼拜，选了一个非常高的圣公会教堂，每个星期天都拉着艾伦去跟上帝交流。艾伦很讨厌教堂里的香，于是把它叫作“怪味教堂”。图灵夫人还要求艾伦学习水彩画，这是她的得意之技。她带着艾伦去看剧会，艾伦瞪着大眼睛，戴着水手帽，摆出一副古怪的表情，他喜欢看那些学艺术的女生。
艾伦通过一本《快乐阅读》，用3周时间学会了阅读，他还用更短的时间学会了识数，并且养成了一个烦人的习惯：每次走过路灯时，都要停下来看上面的编号。但是，艾伦分不清楚左右，他在左手的拇指上画了一个红点，称为“识别点”，通过它，来判断哪边是左。
艾伦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这是一个令家人很高兴的志向。他父亲喜欢医生的高薪，他母亲喜欢医生的地位。但是，当医生总不能靠自学吧，于是他们考虑，该让艾伦去上学了。1918年夏天，图灵夫妇把他送到圣麦克尔私立学校，学习拉丁文。
比艾伦大9岁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上层中产阶级里的下层人”，他在战前写道：
现在，图灵一家就是这么个处境。除了在苏格兰度过的几个假期之外，两个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快乐。他们的奢侈品，就是看电影，溜冰，看杂技。在沃德那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清洗，把他们从其他同龄孩子中划分出来。如奥威尔所说：
尽管印度公务员的薪水并不低，但图灵一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因为他们现在要为将来攒钱，他们必须要为一件事买单，那就是公学。至于战争，革命，通货膨胀，这些似乎都跟他们没关系，两个孩子要上公学，这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艾伦现在的主要责任就是别惹祸，次要责任是学拉丁文，这两样事，是上公学的必要条件。
随着德国的溃败，休战期开始了。艾伦对拉丁文实在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在写作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他的手和脑似乎无法合作，写作就是跟笔做斗争，这次斗争持续了整整10年。在这期间，凡是他写的东西，要么就是打满了叉，要么就是把纸弄得奇脏。
但尽管这样，此时的艾伦仍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在圣诞节去拜访图拉斯坦·伊夫时，他的叔叔伯蒂很喜欢给他讲笑话，因为他总是天真无邪地咯咯傻笑。然而，这样的假期对于约翰来说，简直就像噩梦一样，因为他要照顾艾伦，这是一个谁也无法轻松胜任的事。约翰描述道：
圣诞童话剧是一年的高潮，但艾伦却不怎么感兴趣。艾伦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我觉得这剧总是没完没了，我不知道它是周期性上演的。后来，他们回到沉闷的巴斯顿住宅，艾伦喜欢上了研究地图。他过生日时，要了一个地图作礼物，并且马上钻研了一遍。他还喜欢药方，把治疗荨麻疹的酸模合剂的成分抄下来。他有一本书，是一小本自然科学笔记，这是他母亲读的《天路历程》的补充资料。有一次，艾赛儿在给他讲书时，偷懒跳过了一篇很长的理论论文，这令艾伦生气地喊叫“你全给搞糟了！”然后跑回了卧室。不管是谁，一旦答应了艾伦的要求，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变卦也不能骗他。幼儿园的南尼也发现了这一点，回忆在跟艾伦玩的时候说道：
1919年2月，在3年的分离之后，朱利叶斯·图灵先生回来了。然而，现在再想在艾伦面前重建威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艾伦已经可以轻松地顶嘴了。有一回，朱利叶斯叫他把鞋舌整理好，说鞋舌应该像烙饼一样平。艾伦立即反驳说，烙饼明明是卷的。艾伦如果有什么想法，他会习惯说“我知道”或者是“我早就知道”，比如说，他早就知道伊甸园的禁果不是苹果，而是李子。夏天时，图灵先生带他们到阿勒浦度假。阿勒浦在苏格兰遥远的西北地区。因为有钓鱼教练，所以这次豪华的假期令他们觉得非常愉快。朱利叶斯和约翰在钓鳟鱼，图灵夫人在画海湾的素描，而艾伦则在石楠花丛中自己玩耍。他想了一个收集蜂蜜的好主意，准备在野餐时泡茶。当蜜蜂嗡嗡飞过时，他就在观察它们的飞行路线，并通过标出交会点，确定蜂巢的方位。那点脏乎乎的蜂蜜不算什么，但他的这种聪明，给朱利叶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11月，艾伦的父母又走了，他又被留在沃德家，而约翰则回到了海兹赫斯特。图灵先生被调到马德拉斯的一个大城市，做财政工作，艾伦在圣伦纳兹的海边，每天配配无聊的食谱。1921年，当他的母亲再回来时，他已经快要9岁了，但还没有学会比较长的除法。
他母亲发现，这时的艾伦变了，从极度活泼，变得不爱交际了。在照片中，他那10岁的小脸庞，甚至还透着强烈的抑郁和孤僻。于是，她带着艾伦离开了圣伦纳兹，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度过暑假之后，他们来到了伦敦，她在那里自己教艾伦。在伦敦，艾伦总是喜欢拿一块磁铁，在下水道里找铁屑玩，这让艾赛儿很操心。1921年5月，朱利叶斯·图灵被提拔为马德拉斯政府发展部副部长，负责农业和商业。12月，他回到英国，全家一起去圣摩瑞兹过冬，艾伦在这里学会了滑雪。
然后，艾伦该去上学了，可是圣迈克尔学校却不要他。女校长泰勒说，艾伦确实挺有天分，但是学校也有学校的制度。这事儿一直拖到1922年新年，艾伦的人生终于走进了新阶段，他跟哥哥一样，来到海兹赫斯特。
海兹赫斯特是个小学校，由达灵顿先生开办，布兰金先生教数学，姬丽特小姐教画画和各种类型的音乐。这里一共有36名男孩，都是9到13岁这个年龄段的，约翰很喜欢这里，他现在已经读到最后一学期了，是个好学生。然而，他的弟弟来到这里，却感觉如鲠在喉，他觉得那些制度剥夺了他的悠闲生活，简直就要把人逼疯。他现在整天就是上课、参加活动和吃饭，没有时间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了。后来有一阵子，他迷上了折纸，开始教其他男孩折纸，约翰回忆说，他当时看到了铺天盖地的纸青蛙和纸船。艾伦对地图的热爱，启发达灵顿先生举办了一场地理竞赛，艾伦得了第六名，约翰觉得地理很无聊，输给了艾伦。还有一回，学校举行音乐会，当约翰独唱《希望与荣耀的土地》时，艾伦在后排笑得差一点呛到。
复活节时，约翰离开了海兹赫斯特，去马尔伯勒上公学。夏天，朱利叶斯先生又带着全家去苏格兰，他们这次去洛金文。艾伦喜欢在山间的小路上实践他的地理知识，另外还跟约翰在湖边比赛钓鱼。
这两个兄弟，很喜欢玩一些非暴力的比赛，比如说，为了对付无聊的斯托尼外祖父，他们就会玩一个游戏：谁能想办法让他停止讲那些烦人的故事，谁就算获胜。在洛金文，他们进行了一场让图灵夫人觉得十分低俗的比赛，看谁把吃剩的猕猴桃皮扔得更远。艾伦打败了他们家所有的人，他聪明地让猕猴桃皮胀起来，然后把它们高高地抛过树篱。
艾伦暂时忘记了他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享受着令人惬意的午后阳光。9月份，父母把他送回了海兹赫斯特，当他们乘坐的士离开时，艾伦从学校里冲出来，挥舞着手臂，疯狂地追赶。但是没办法，他们只能咬着嘴唇，搭船回到印度马德拉斯。艾伦对海兹赫斯特的体制，仍然抱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平均分慢慢提高了，并且开始对老师的教学提出一些让人尴尬的意见。比如说，当说到教初等数学的布兰金先生时，艾伦对约翰说：“他对未知量x的含义的理解是错的。”
艾伦比较喜欢一些安静的小游戏或辩论，他讨厌而且害怕体育课和课后的游戏，比如其他男孩冬天玩的冰球。艾伦后来说过，他为什么擅长奔跑，就是因为当年为了躲冰球而练成的。不过他很喜欢当边线裁判，他喜欢精确地判定球出线的位置。在一次期末活动中，大家评论道：
后面还说，艾伦在玩冰球时，一直在：
艾伦的母亲，图灵夫人艾赛儿，还想象着这样的场面，画了一幅素描。虽然这只是同学们对他的心不在焉的一种嘲讽，但这句话里确实有一些真实成分，因为在这个时期，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发生了。
1922年末，不知道是谁送给艾伦一本书，叫《儿童必读的自然奇迹》。他后来告诉母亲，这本书让他大开眼界，让他知道了世界上还存在一种知识，叫作科学。这本书，不仅让他认识到什么是生命，而且也改变了他的生命之路。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曾经改变过图灵，那无疑就是这本来自美国人的书。
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作者埃德文·特尼·布鲁斯特如此描述它：“……这是首次尝试为年轻的读者们讲述生理话题。总之，这是一次尝试，启发孩子们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和其他生物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区别？’并且给出了回答。另外，孩子们经常会问一些让人为难的问题，其中最难回答的就是：‘我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在本书中，我也尝试为那些严肃却困惑的家长，提供一些解答这类问题的基本原理。”
换句话说，这本书讲到了性科学。它从“鸡怎么进到蛋里”开始谈起，谈到“其他种类的蛋”，直到“男孩和女孩是怎么产生的”。布鲁斯特还说：“男孩与女孩确实是有区别的，但不要认为其中一方高于另一方。”
这个区别是什么，布鲁斯特没有细说，他将话题引到了海星和海胆的卵，然后技巧性地回到人体上：
生命的成长过程，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科学话题，但布鲁斯特并没给出详细的解释，他只是描述了这些现象。有意思的是，就在1911年10月1日，当艾伦·图灵的小砖第一次分裂的时候，生物学家达西·汤姆普森教授向英国学会报告说：生理学的本质问题，就像谜一样不可解。
还有一件事，《自然奇迹》也没说清楚，那就是人的第一块砖是从哪来的。它只给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暗示，说：“蛋本身也是来自一个细胞的分裂，当然，这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的细节，就要留给那些“严肃而困惑的父母”来解答了。图灵夫人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也像布鲁斯特一样，采取了隐晦的手法。她给在海兹赫斯特的约翰写了一封信，以鸟和蜜蜂开始，以“不要越轨”结束。可以想见，艾伦应该也是被用同样的方式教育的。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自然奇迹》是非常现代的，它绝不是一本简单的自然书。它里面传递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源自科学，而非上帝。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解释了为什么男孩喜欢扔东西，女孩喜欢小婴儿，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理想模式是父亲去办公室工作，而母亲留在家里。这些美国生活的画面，对于印度公务员的儿子来说，理解起来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些内容，与艾伦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一来，连上学的合理性也被科学化了，神权至上的旧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模糊的隐喻。布鲁斯特还谈到了生物进化，他甚至还认为，生物就是一种机器：
现在还搞不清楚细胞分裂或变异的具体过程，但是看起来，这确实不像和天使有什么关系。艾伦经常观察雏菊的生长，他也许会想道：雏菊似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它确实是基于一系列细胞，像机器一样地工作着。那么我自己呢？我的身体是怎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当冰球嗖嗖地从他眼前飞过时，他思考了许多问题。
除了观察雏菊之外，艾伦还喜欢搞些小发明。1923年2月11日，他写信说[3]：
亲爱的爸爸妈妈
像海兹赫斯特这样的学校，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普通入学考试，然而在这考试中，却没有什么关于科学、发明或现代世界的内容。《自然奇迹》中说，每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些学校只是像机器一样运转着，似乎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在英国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思维区——即使在燃烧的甲板上，人们也是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直至烧死。
因此，所有的老师都极力地阻碍艾伦，不让他搞那些没有用的“科学”。但他们无法阻碍他的发明，尤其是发明书写工具：
4月1日（愚人节）
（此处有一张简陋的钢笔设计图）
因为这支钢笔，大家又有了新的句子来形容艾伦：
在7月的另外一封信中，图灵还用绿色的墨水（这是不许用的），粗略地勾勒了一个关于打字机的想法。
约翰去鲁昂的时候，图灵家有了一个大变化。约翰在去马尔伯勒之前，就对父亲说，他想从沃德家产生一点改变（大意就是想搬走），于是图灵先生同意了。他们在赫特福德郡，找了一个教区牧师家庭，从1923年夏天开始，作为他们的新家。复活节时，约翰第一次和弟弟分开，住在鲁昂的高迪尔太太家里。到了夏天，艾伦也实在很想去，于是就去和他一起住了几个星期，感受了法国的文化和文明。艾伦对小资小清新风格的高迪尔太太印象很好，她让艾伦把耳朵后面洗干净，否则约翰就会被训一顿，艾伦觉得“这简直太好了”。高迪尔太太也很喜欢听艾伦的奉承，而且还允许他偷偷去电影院，这让约翰很不高兴。图灵兄弟二人，外表都非常帅，具有很微妙的魅力，相比之下约翰更明显一些，艾伦稍逊。这一次度假很不愉快，约翰拒绝骑单车带艾伦玩，他们只好一起无精打采地闲逛轧马路。高迪尔太太说，艾伦就跟蜗牛一样，艾伦走路确实像蜗牛，总是沿着排水沟慢慢走。其实，这不也是在形容整个图灵家族吗？迟钝的图灵，郁闷的图灵，总是失败，要么最慢，要么最差。
后来，两个男孩回到了赫特福德郡的新家，变得开心多了，在这里度过了余下的夏天。红砖的教区宅邸，透着乔治王时代的艺术风格，副主教罗勒·梅耶是一个迷人而成熟的男人，附近还有玫瑰花床和网球场，沃德家那套严明的纪律也一去不复返了。约翰很喜欢在网球场和女孩们一起玩，他现在已经15岁了，显然会对此很有兴致。艾伦则开心地在丛林里一个人骑单车，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在一次教会活动时，一位吉卜赛算命人说，艾伦将来会是一个天才，梅耶夫人也觉得，艾伦确实不是个一般的孩子。
他们在梅耶家并没有住很久，因为他们的父亲朱利叶斯·图灵先生，被竞争对手气得要命，突然决定要辞职。他的竞争对手凯普贝，本来在上岗考试中成绩不如他，但却被提拔成马德拉斯首席秘书长。于是，朱利叶斯不愿再等待下一次晋升机会了，干脆告老还乡。他每年能拿1000英镑退休金，但是却没有爵位[4]。
不过，他们一家并没有回英国，图灵父亲不想交税，如果他每年在英国待不到6个星期，那就不用交所得税了。于是，图灵一家前往到法国迪纳度假。
图灵先生是1926年7月12日辞职的，他走了之后，马德拉斯仍然照常发展，但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却完全不同了。艾赛儿现在要详细记录家用开销的账目，像去苏格兰度假这样的事情，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了。从很多方面来看，他过早退休是一件坏事，他的两个儿子也觉得，这是一个灾难。艾伦认为，父亲本来应该胜过那个什么凯普贝的，而约翰后来则评论道：
图灵夫人对此也经常抱怨，尤其是当她羡慕威灵顿夫人的时候。说实话，图灵先生工作很负责，遵守规章，服从安排，一心为当地的数百万人民服务。但是在马德拉斯官场，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他的余生，充满了挫折感和幻灭感，钓鱼和桥牌，也无法缓解他的苦闷和压抑。特别是图灵夫人想要回欧洲，这更加恶化了他的情绪。他们不断地给对方提出要求，但是谁也不能满足谁，到后来除了一起收拾花园以外，就很少再沟通了。
这趟法国之行的结果是，艾伦喜欢上法语了，现在这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科。实际上，他是喜欢用法语作为一种密码。在海兹赫斯特时，他就用达灵顿先生看不懂的法语，给母亲写明信片，讲法国大革命。这是他在迪纳时，从布瑞顿的女佣那里知道的，这位女佣经常说，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
不过，真正让艾伦入迷的，仍然是科学。他父母回来时，看到他紧紧抓着《自然奇迹》，对此他们也并不完全反对。图灵夫人的祖父的二堂兄，乔治·约翰斯托·斯托尼（1826～1911），是一位挺有名的爱尔兰科学家，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在都柏林见过他。这位科学家最著名的事迹，是在1894年创造了“电子”这个词，那时还没有原子价这个概念。家族里有这么一位皇家科学院成员，这让图灵夫人感到十分自豪，那种头衔和地位，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给艾伦看了印有巴斯德（1822～1895年，法国化学家，细菌学家）肖像的法国邮票，让他看看当科学家的光明前景。也许她还想起了多年以前让她仰慕的那位克什米尔的传教士医生。总而言之，她一切的想法都是围绕一个原则，那就是她希望成为贵族，她希望斯托尼家族有人用科学来推动王国进步。然而，艾伦的父亲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一个科学家每年顶多能挣500英镑，即便当上政府科学家，也多挣不了多少。
他虽然这样想，但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帮助艾伦。1924年5月，当艾伦回到学校时，给父亲写信说：
艾伦还学会了绘制地图。据图灵先生回忆，1924年夏天，他们在牛津待了一阵子，9月时，他们去北威尔士的一个木房子度假。然后艾伦自己回到海兹赫斯特，图灵夫妇留在那里。艾伦回海兹赫斯特之后，自己绘制了雪都尼亚山的地图。
地图是个老爱好，除此之外，艾伦还喜欢研究家谱，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图灵家谱。这个庞大的维多利亚家族，不时地跳出一个又一个准男爵，这让他觉得很有挑战性。
另外，艾伦还喜欢国际象棋，他曾记录道：“本来达灵顿先生说人数太少，没法举行象棋锦标赛。现在我已经成功地召集了足够多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办锦标赛了！”
但是，这一切的爱好，在化学面前都显得苍白了。艾伦一直都很喜欢药方，喜欢配制奇怪的墨水，在梅耶家时，还喜欢在树林里烧泥巴。他很熟悉化学反应的概念，而且在牛津过暑假时，还接触到了一箱子化学药剂。
《自然奇迹》里面没有讲太多的化学，只有一点关于毒物的知识。布鲁斯特讲得并不很学术，他说：
还有一章叫作《关于糖和其他毒物》，谈到了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大脑对此的反应：
艾伦觉得这些都很有趣，但是下面这段关于“苏打”的比喻更有趣：
在《自然奇迹》中，没有出现专业的化学术语。艾伦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些名称都是不专业的，因为他在1924年9月21日回到学校后，曾经给父母写信说：“别忘了我要的科学书籍，我不要儿童百科”，并且说：
不知道艾伦有没有读过儿童百科，也许他会觉得太幼稚了，所以没有读过。但他在这个时期，已经用一些日常用品，做了很多小实验，学会了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他的父母都不擅长化学，但在11月，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渠道：“我很幸运，我得到了一本特别好的书。”1924年圣诞节时，艾伦还得到了一套化学药品、坩埚和试管，并且还有一间地下室，可以用来使用这些东西。他从海边拖了一堆海草回来，用来提取碘。艾伦的这些爱好，让约翰觉得很不可思议，他的时间全都花在网球、高尔夫球、跳舞和在娱乐场调情上。
邻居有一位英国校长，艾伦的父母请他来辅导艾伦的普通入学考试。但现在的艾伦，却已经完全陷入了科学的世界。1925年3月，艾伦回到学校时写道：
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化学：
接着在一个星期之后：
艾伦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意识了，这种对简朴和自然的向往，不仅体现在化学上，而且体现在今后的很多方面。对他来说，生命本身就是由这些构成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
对于图灵夫妇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不管怎么说，化学只是艾伦的假期娱乐。他马上就要13岁了，当务之急就是上公学。1925年秋天，艾伦参加了马尔伯勒入学考试，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考得非常好（但没获得奖学金）。这时约翰的一句话，改变了他弟弟的命运，他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把艾伦送去，这会毁了他的。”
这件事情确实很棘手，艾伦必须得适应公学生活，否则哪个公学会喜欢一个整天用泥巴和果酱做实验的学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图灵夫人说：
但她的苦恼并没持续很久。她有一位朋友，格维斯夫人，是舍尔伯尼公学一位教师的妻子。1926年春天，艾伦再次参加了考试，并进入舍尔伯尼。
舍尔伯尼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学，它最初是个修道院，1550年开始搞教育，到了1869年，彻底变成了学校。1909年，在一阵低迷期过后，诺威尔·史密斯担任了校长，学校由此开始复兴。到了1926年，诺威尔·史密斯已经使学生规模从200人增长到400人，把舍尔伯尼建成了比较卓越的公学。
在艾伦去之前，图灵夫人先到了舍尔伯尼，拜访了校长的夫人，对诺威尔夫人诉说了一些她的期待。诺威尔夫人考虑了她的想法，把艾伦安排在乔弗雷·奥汉兰家里寄宿。
夏季学期从1926年5月3日开始，这是个星期一，也是英国大罢工的第一天。在从圣马洛出发的渡船上，艾伦听说只有慢速火车还在运行。于是他突发奇想，打算从南安普顿骑60英里单车，前往舍尔伯尼。
艾伦在布兰德福特最好的旅店过了一夜，假如他父亲知道这件事，保准不会同意。（艾伦必须要计较每一便士，这毫不夸张，比如他会在信的结尾写着：“请寄回1英镑1便士：1英镑钞票和1便士邮票”）幸好旅店老板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他一点钱，而且早上还特地为他送行。
他从一座小山顶上，望见了他的终点：乔治王风格的小镇，和大修道院旁的舍尔伯尼公学。
这样一个小男孩，面对大罢工时，能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套应急方案，并且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当地的报纸，报道了艾伦这趟单车旅行，人们都觉得很吃惊。当温斯顿·丘吉尔向那些“敌人”高呼“无条件投降”时，艾伦却利用罢工，享受了两天自由。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正如一本描写舍尔伯尼的书，艾力克·沃《青春织机》里面回忆道：
当故事的主人公第二天晚上给家里写信时，艾力克·沃这样描述：“哪怕这母亲是个傻子，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她的儿子正处于黑暗而无垠的悲惨境地中。”对艾伦来说，情况甚至比这还要糟，他不仅不知道怎样融入新环境，而且因为罢工，他的行李还一直被困在南安普顿。一周后，他写信说：
一周后，艾伦确实好了些：
爱你
艾伦
唱歌确实是有的，还有一些别的典礼，但是在这种时候，艾伦往往是被踢来踢去扔进纸篓的角色。艾伦的母亲对这封信的评价是，这显示了艾伦“古怪的幽默感”。然而，如果她能读出言外之意，她更应当感到一种责任，而不是同情。
艾伦现在终于开始学习科学了，他写道：
校长安德鲁确实因为艾伦懂那么多而高兴，他说艾伦身上有“令人高兴的坦率和天真”。西科特学院的监督生，阿瑟·哈里斯，作为对单车旅行的奖励，收艾伦做了自己的小弟，或者说跟班。但无论科学还是单车，在舍尔伯尼，这些都不是重点。
校长常常在讲话中，谈到校园生活的意义。他说，舍尔伯尼并非完全为了打开思维，虽然这在过去，是学校的主要意义。现在的英国公学，已经明显地发展成了小型国家，这里有残酷的现实环境，也体现着言论自由、公平正义、议会民主、权益权力等社会概念。校长说：
资格和级别，权力和责任的平衡，这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是更珍贵的东西。而“打开思维”这件事，顶多能算个细枝末节就不错了。
维多利亚改革的影响之一，就是使竞争激烈的考试成为公学生活的重要部分。成绩好、听话的学生，就有机会成为这个小型国家里的知识阶级，艾伦不属于这个群体，人们对他一点指望都没有。学校里还教橄榄球和板球，这里的男孩们很看重这些游戏，他们在这些游戏中，学会控制情绪。世界大战引起的社会变革，对故步自封的公学没有产生冲击，这里的体制仍然是监视且控制着每一个男孩，这些才是舍尔伯尼真正的重点。
在科学方面，舍尔伯尼只是在维多利亚改革中，做出了一个敷衍的让步，从1873年开始，引进一位科学老师。这主要是为了医学而设，并不是为了展示自然世界，而且一直因为“很庸俗”，而经受着绅士们的侮辱。科学不顾一切地求证真理，但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尊重，正如斯托尼家为帝国建了大桥，但却有更高的阶级在指挥他们。公学坚定地抵制着19世纪科学的胜利，诺威尔·史密斯把知识界分成古典、现代和科学，他认为：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顽固的英国，在这里，老大和小弟分得很清楚。在学校外面，男孩们充当小弟，把牛奶桶装到火车上，直到国家的老大们结束罢工。艾伦也在做这些事，但他的肤浅的脑子，对贵族、帝国建造者和白人政客面对的困难完全不关心，他对这套体制毫无兴趣。
体制，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但体制的运转，几乎是与个体无关的，它会无情地抹杀掉每个人的个性。艾伦所在的西科特学院，从1920年才开始接收寄宿生，但现在却已经形成了监督生、小弟、厕所里的狠打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院长乔弗雷·奥汉兰不愿承认，但这确实是事实。这个40岁的单身男人，靠着兰卡棉花赚来的私人财产，扩建了学院的房子。他不想把男孩们培养成流水线产品，也不像其他院长那么积极地给男孩们灌输信仰，他的学院也因此被冠上“散漫”的不良名声。他鼓励音乐和艺术，反对以强凌弱，在艾伦到来后不久，连唱歌仪式也取消了。作为一个崇尚兼容并包的古典主义者，他是这个小型国家里，最接近自由政府的人。这套体制，如果不考虑细节的话，可以说已经成为事实政体。你可以选择遵守、反对或者退出——艾伦选择了退出。
“他显得沉默寡言，有点孤僻，并非因为不高兴，我想只是因为害羞”，奥汉兰评论说。艾伦没有朋友，这一年，他被其他男孩捉弄了至少一回，他们把休息室一些松散的地板做成陷阱，用来捉弄艾伦。艾伦只是默默地继续着化学实验，但这令他们更加反感了，因为这展示了艾伦的智力，而且会产生刺鼻的味道。“他的生活习惯有点脏、邋遢，”奥汉兰在1926年末写道，“他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总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是这并不能得到别人的同情：他看起来总是很开心，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开心。”
“他的生活方式，会给他引来伤害，尽管我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开心。但不可否认，他不是一般的男孩，这不是坏事，但可能会让他有点不开心。”他在1927年春季学期的最后，有点语无伦次地写下了这些。相比之下，校长对艾伦的评论则比较轻快：
艾伦不是布鲁斯特说的那种，继承了原始人类的本能，喜欢向其他人投掷东西的男孩。在这方面，他更像他的父亲，他父亲小时候在贝德福德时，就不喜欢玩那些东西。图灵先生没有像他妻子那样，对校长过度尊重，他提出特殊要求，使艾伦免于打板球。后来奥汉兰允许艾伦玩高尔夫球，于是艾伦迅速地把体育馆搞得和他的屋子一样乱七八糟，这使艾伦成了一个讨厌的人。因为他本来肤色就比较黑，再加上总是抹得到处都是墨水，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脏。他的笨手一伸出来，就仿佛是他自制的钢笔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喷出墨水。他的头发永远都不能倒在他想要的方向，衬衫从裤子里耷拉出来，领带缠在僵硬的领子外面，而且他好像还不知道哪个扣子该对应哪个眼儿。在星期五下午的军事训练营，他站在那里，帽子戴歪了，肩膀隆起来，穿着像灯罩一样的奇怪制服，还把裤腿卷了起来。这些特点，使他经常受到嘲笑，更不用说他那种怯懦、抑郁、尖细的嗓音——他不是真的结巴，而是犹豫，他好像需要用一套笨重的程序，费力地把自己的想法翻译成人类语言。
图灵夫人看到，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艾伦无法适应公学生活。他也不是那种只跟老师亲近，而不受同学欢迎的学生，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第一学期，他被分在一个叫作“贝壳”的班级，这个班级的其他学生，全都比他大一岁，而且都是能力很差的那种。后来他被提拔了，但也只不过是调到了正常能力的年级。艾伦自己倒不在乎这些。老师们像流水一样更迭着，前四个学期一共有17个老师，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个做梦的男孩。据这个时期一位同学说：
学校每个学期会对家长做两次报告，图灵先生每次都会把信封放在早餐桌上，吸着烟斗看《时报》，以使自己坚强一些。艾伦则会无助地说，爸爸也应该看看其他男孩的报告。但问题是，爸爸并不为其他男孩付钱，他只是看到，他辛苦赚来的钱基本上打水漂了。
图灵先生并不在意艾伦不走寻常路，他在这方面非常宽容。实际上，约翰和艾伦在这一点上，正是像他们的父亲，他们三个都认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在这个家庭中，图灵夫人则代表着大众的观点，她的品位和判断，被家里的其他成员认为是乏味而过时的。所以，尽管她丈夫和约翰都认为无所谓，但她觉得必须要改变艾伦。而且，尽管图灵先生很宽容，但他也不能接受，昂贵的公学学费被浪费，他在钱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含糊的。他已经厌倦了逃税，在瑟瑞的格尔福特边上买了个小房子，现在除了要交税，还要想办法给约翰找工作。他不让约翰前往印度从政，他预测1919年的改革会毁了印度官员的前途。约翰想要从事印刷业，图灵先生认为他应该去南美洲搞人造氮肥，最终他们采纳了图灵夫人的保守建议，让约翰去当律师。图灵先生为此需要支付450英镑，使约翰得到录用，并且还要资助他5年的生活费。
但是，艾伦并不理解，他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即使是他最喜欢的法语课，老师也评价说，艾伦完全提不起兴趣，他只在老师逗乐的时候才会拿出点儿注意力。他的习惯是，平时不学习，考试考第一。但他刚来舍尔伯尼时要学的希腊语，现在是彻底扔下了，考了三个学期都是最后一名，最后学校干脆允许他放弃这门课了。奥汉兰评论说，这使艾伦得到了一种特许的赦免权，从此他就误认为，只要漠视一门课，就可以从这门课中解放。
当报告谈到数学和科学时，表扬就稍微多了点儿，但总是还有很多批评。1927年夏天，艾伦给他的数学老师兰多夫，看了一些他的成果，他独立给出了反正切函数的无穷级数。可以想见，兰多夫大吃一惊，并告诉其他老师，说艾伦是个天才。但这件事并没引起什么轰动，就像石头一样沉入了舍尔伯尼这潭死水，因为这只是六年级课程的标准答案。但问题的重点是，艾伦没有使用微积分，就算出了这个结果，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够看出来这个级数是存在的。
但这个小成功，仅仅能把艾伦从留级的边缘救回来，即便是兰多夫，也在报告中消极地说：
校长则提出警告：
这里面暗示了一件事，那就是开除，这是早餐桌上的一道霹雳，使图灵夫妇的一切希望，都面临着化为泡影的危险。但艾伦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改变了校长的看法。他因为腮腺炎，被隔离住在医院里，在期末考试时，却取得了和平时一样的好成绩。校长报告说：
暑假时，图灵一家又到威尔士度假，这次去的是费斯泰格。在一间木房子里，尼尔德先生对艾伦很感兴趣，并送给他一本关于爬山的书，他在书上写了很长一段话，鼓励艾伦像爬山一样，攀登智力的顶峰。在这个时期，他是仅有的几位认真看待艾伦的人之一。
《自然奇迹》里说，人体是一个活药店，布鲁斯特用这个比喻，来描述最新发现的激素的作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向其他部位传达化学信号，这个过程是依靠激素，而不是神经。1927年，艾伦15岁了，他长高了，一些更刺激的改变，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927年11月7日，艾伦参加了坚定礼，就像军事训练营一样，每个人都有义务参加坚定礼。当艾伦跪在萨利伯瑞主教面前，发誓与肉欲和恶魔断绝关系时，他确实是认真的，或者说他至少相信其中的一些东西。然而，诺威尔·史密斯校长却这样评论：
但是，对艾伦来说，把一堆可笑的句子翻译成拉丁语，擦亮军服上的扣子，这些义务，远远算不上“明确的”，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是为什么。艾伦并不是不认真，他只是对“认真”有他自己的定义。而校长的话，实际上更符合艾力克·沃所写的：
这段话在1917年是很犯忌的，《青春织机》在舍尔伯尼也是禁书，如果有人被发现私藏此书，常常会立刻遭到暴打。舍尔伯尼的学生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个人因此挨打。
这位作者还说：
“这种体制，无法避免这些，”他继续说，“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可以克服它们。”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想要克服体制带来的东西，是非常艰难的。正如史密斯校长说：“这样的学校里的人，要比社会上的人们更加清楚……我们都活在一套普遍的纪律当中，我们的生活，已经全都被规定好了，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更进一步地认为，“无论学生个体具备什么样的独创性，实际上都是在向着高层次的纪律前进。”史密斯并不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他热爱华兹华斯的诗，是一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古典主义者，但他不知怎么，就向教育体制妥协了，也许他自己的内心也备受煎熬。
但是，在一个纪律重重的体制中，如果要谈人格独立，可以不谈那些浪漫的高层次，但必须要谈讲脏话的问题。校长呼吁大家不讲脏话，并宣传这是一种热爱舍尔伯尼的表现。尤其要提醒那些
在一所全是男性的学校里，脏话的内容可想而知。男孩之间的接触，充满了性的元素。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条关于不同宿舍或不同年级之间的不准交往过密的禁令。这样的禁令，以及与此相关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是公学对外宣传的一部分，但它们都真实地存在着。史密斯很反感“对家人和老师说一套语言，对同学和舍友说另一套”，但这就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自然奇迹》写道：
艾力克指责说，舍尔伯尼这个地方，为口是心非提供了优良的训练环境，使人能够割裂地使用两半头脑。思考，或者说正式的思考，是在一个半脑中进行，而日常的生活，则用另外一个半脑。这并不是虚伪，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把这两个世界颠倒。这样的模式运转得很好，只有在偶尔“搭错筋”时才会搞错，而在这样的时候，艾力克颇有感触地说：“你就能够看到，什么叫真正的罪恶。”
1927年，学校的私下传统，稍微产生了一些改变。男孩们在读《青春织机》时（他们一定会读，因为这是禁书），他们对书里展示，至少是暗示的性关系感到相当惊奇。当他们外出参加比赛，遇到其他学校的男孩时，他们对其他学校的自由也感到很惊奇。今天的舍尔伯尼男孩们，受到的纪律束缚比艾力克所在的1914年更为严厉，但学校终归无法阻止化学信息在400个正在发育的“活药店”中流动，也无法阻止盥洗室里的脏话。
艾伦的人格非常独立，但是脏话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上，成了他的大难题。对于多数男孩来说，脏话只是一种玩笑，用来缓解学校的无聊。但对于艾伦来说，这些脏话，似乎触及了生命的本质。他已经知道了关于鸟类和蜜蜂的那些事，至于人类婴儿，虽然还是个秘密，但每个人都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秘密。可是，艾伦还意识到了另一个秘密，一个其他人都不知道其存在的秘密，那就是他自己的秘密。现在吸引他的，不只是“大自然最普适的道理”，还有他自己对性爱的欲望。
艾伦是个严肃的人，不是艾力克所说的“普通男孩”。对他来说，每件事都必须有个原因，必须在逻辑上能讲通，必须要有道理。但是，舍尔伯尼完全不是这样，这里对他的唯一帮助，就是让他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了保持独立，他必须在官方和私下的种种规矩中，找到自己的对策，没有人能帮助他。
如果说史密斯校长对公学体制仍有一些保留意见，那么艾伦在1927年秋天遇到的老师，特劳尼·罗斯，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学体制支持者。他曾就读于舍尔伯尼，1911年从牛津毕业，然后又回到这里。在30年的舍监工作中，他什么都不记得，但又什么都没忘。他是一个苛刻的对头，丝毫没有校长那种对于缺乏独创性的困惑。
罗斯对他的年级，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的知识和生活经历，却让学生们受益匪浅。他教了一星期拉丁语翻译，一星期拉丁语散文，一星期英语，这些都包括拼写，还有如何开头、写信和写收寄地址，如何列提纲，如何写十四行诗，如何总结摘要，如何做报告，如何写论文。
在纪律问题上，罗斯认为随着民主制的发展，纪律和道德的约束性会逐渐减弱。在科学问题上，他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德国认为科学和唯物主义比宗教信仰更强大。他认为科学是低级而狡诈的学科，常会嗤之以鼻说：“这屋子闻起来一股数学味儿！拿消毒喷雾来！”
艾伦总是固执地把时间花在他认为有趣的事情上，有一次，他在“宗教传授时间”做代数，结果被罗斯逮到了。罗斯对此写道：
1927年12月，罗斯把艾伦的英语和拉丁语成绩排到最后一名，作为报告的附件，然后评论说“我私下挺喜欢他的”，来作为一种调和。艾伦在一张泼墨的纸上，愤怒地签字承认了这份报告。艾伦在家里时，家人也都挺喜欢他，尽管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实验有点烦人，但他有自己的快乐和自由。他在家里也从不抱怨舍尔伯尼，他好像就是把这当成生命中的一个事实来接受，实际上，这也确实是。
每个人私下都挺喜欢他，但是如果把他放在体制中来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1927年圣诞节，校长写道：
在作出这番评论之后，史密斯校长就退休了。他离开了公学体制的矛盾，也离开了艾伦的独立人格问题。也许，他没有遗憾。
1928年的新年，舍尔伯尼变了。史密斯校长的继任人，是C.L.F.鲍尔黑，他曾在马尔伯勒做过助教。巧合的是，在校长离开时，正逢体育老师凯瑞去世了，这两个人被称为“首领”和“公牛”，20年来一直掌管着舍尔伯尼的世界。正是因为凯瑞，罗斯成了“斗牛犬”。
对艾伦来说，这也标志着改变。宿舍长布来梅（比艾伦大一岁，很认真也很孤僻的一个男孩）打听了艾伦的情况，并试着让他能显得整洁一些，试着让艾伦了解并相信，生命中除了数学，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他的第一个目标，可悲地失败了，第二个目标也遇到了困难，他说：“艾伦有神奇般的注意力，会完全沉迷在一些深奥的问题中。”
布来梅觉得他有必要打断他，告诉他该做礼拜了，该做游戏了，或者该去上课了。总的来讲，他是一个很善意的人，他唯一的信念，就是让这个体制尽量顺利地运转。在圣诞节时，奥汉兰这样写到艾伦：
艾伦则认为，“那些恶心的玩意”的唯一遗憾，就是奥汉兰没有看到，高温加热蜡烛时产生的蒸气，燃烧起来的颜色非常好看。艾伦仍然痴迷化学，但他的实验报告总是脏乱到可怕的程度。在一些数学和科学的小结中，老师在表扬他“很有前途”的同时，也总是说，他缺乏有效的沟通能力。奥汉兰评论说：“他在展示自己时，举止仍然糟糕至极，这使他无法表现他的魅力。”罗斯把艾伦转到了另一个年级，但直到1928年春天，他的成绩仍然是倒数的。罗斯评论他：“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恶劣的举止、肮脏的书写和混乱的图形。”还有一位老师则评论：“他的思想好像特别混乱，在展示自己时有很大的困难。他应该多读一点书。”
现在，艾伦能否通过认证考试，并升入六年级，仍是一个疑问。奥汉兰和科学老师希望给他个机会试一试，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而这个决定，将由对艾伦一无所知的新校长来做。鲍尔黑是把新扫帚，他扫去了舍尔伯尼的传统，当级长例行批判脏话时，反而被他搞得很难堪（于是他们觉得，校长是用马尔伯勒的标准管理舍尔伯尼）。当这位新校长在全校宣布，不会在教堂为凯瑞举行悼念仪式时，全校的员工都感到很吃惊，官方的历史如此记载：
不知这是原因还是结果，鲍尔黑校长“中毒”了，按布鲁斯特的说法，他中了酒精之毒。他和罗斯的权力斗争，在舍尔伯尼上演，而这场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艾伦的未来。因为大体来说，鲍尔黑胜过了罗斯，而且鲍尔黑允许艾伦参加认证考试。
假期时，图灵先生为艾伦指导英文。图灵先生热爱文学，他可以背诵几页《圣经》、吉卜林作品和爱德华时代的幽默小说，比如《船上的三个人》。但这些对艾伦并没有帮助，因为艾伦学习的教材是《哈姆雷特》。后来艾伦说，哈姆雷特至少有一句话让他喜欢，这令图灵先生感到了一丝欣慰，直到艾伦做出解释，说这句话是最后一行，“众人退下”。
1928年夏季学期，艾伦转到W.J.本斯利教士的年级，以准备认证考试。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还是被本斯利排在最后一名。本斯利鲁莽地打赌说，如果艾伦能通过拉丁语考试，他就主动为艾伦指定的任意慈善机构捐款10亿英镑。奥汉兰则预测：
最终，奥汉兰看到了艾伦交的卷子，它们竟然惊人的清晰而整洁。艾伦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英语、法语、基础数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还有拉丁语。本斯利欠下的10亿英镑，从没还清，也没再提——权威总有改变规则的特权。
舍尔伯尼的六年级没有数学课，就像其他学校，比如温彻斯特一样。但六年级有一门科学课，艾伦最擅长的数学，在这门课上会起一些作用。但艾伦并没有升到六年级，他在1928年秋天留级到五年级，但学校允许他参加六年级的科学课。这门课的老师，是年轻的刚从剑桥毕业的爱普森，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也就是经常会被学生们戏弄的那种。而艾伦则因此得到了一个突破体制的机会，那就是爱普森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实现了艾伦的愿望：不管他。
他发现，相比于教科书上的方法，艾伦总是更喜欢他自己想出来的方法。一直以来，艾伦都在剑走偏锋，他从来不向体制妥协。在参加认证考试时期，也或许是在这之前，他就开始从爱因斯坦的著作中学习相对论了。虽然这只需要基础数学，但其思想的高度，却远远超出了学校大纲所有内容。如果说是《自然奇迹》把艾伦带进了后达尔文世界，那么爱因斯坦则把他带进了20世纪的物理革命。艾伦就此写了一本红色的小备忘录，给他的母亲。
艾伦看到了爱因斯坦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他一直在怀疑。对爱因斯坦来说，没有什么“明确的义务”，一切都不是明确的。艾伦的哥哥约翰说：
这种笛卡儿式的怀疑，对于艾伦的家庭和学校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英国人往往对此嗤之以鼻。怀疑是一种很高难很诡异的思维状态，它长久地占据着知识界，比如说，人们怀疑“伽利略牛顿定律”，而到了19世纪后期，人们确实发现了它不符合电磁定律。这种心理暗示很强大，它使爱因斯坦敢于说出，之前假设的力学基础是错误的，并在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紧接着，狭义相对论被证明与万有引力定律相悖，为了消除这个矛盾，爱因斯坦继续深入努力，甚至开始怀疑欧几里得空间，并在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所做的，并不是根据实验，按艾伦的说法，他就是凭着怀疑，严肃地考查每一个问题，然后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哪怕这个结论让人难以接受。艾论说：“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定理，这样才能符合他的逻辑，摒弃时间、空间等旧的概念。”
艾伦还看到，爱因斯坦避开了哲学式的关于“时间和空间到底是什么”的讨论，相反地，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可以做到的事情上。爱因斯坦强调，“木棒”和“时钟”是物理学中可操作的研究手段，但像“距离”这样的东西，只有在一些严格定义的测量操作中才有意义，不能绝对理想化。艾伦写道：
尽管如此，艾伦并不崇拜别人，相比于爱因斯坦的方法，他还是更喜欢他自己的方法。他说：“这样我才会觉得它看起来不那么怪。”他看到书的最后几页，轻松地给出了一个推导，说广义相对论中的短程线运动定律，会取代牛顿的惯性定律。
艾伦说，爱因斯坦并未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他的运动定律。这可能是艾伦自己推导的，也可能是他从一本1928年出版的书里看到的。他是在1929年读的这本书《物理世界的本质》，作者是阿瑟·爱丁顿爵士。爱丁顿是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研究天体物理学和相对论数学理论。这本影响深远的书，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他在这本书中，展示了1900年以来科学界的巨大进展。书中对相对论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也谈到了运动定律，虽然没有证明，但也许为艾伦提供了思路。当然，艾伦所做的并不是阅读一本书，他是在为自己收集想法。
这项探究，完全是艾伦自发的，爱普森不知道这件事。艾伦与自己所处的环境，一直小心地保持着距离，这个环境带给他的，只有没完的唠叨和斥责。他只能从他完全困惑了的母亲那里，得到些许安慰和鼓励。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使艾伦与这个世界，开始产生联系了。
罗斯的学院有一个男孩，名叫克里斯朵夫·默卡。1927年初，艾伦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孩，吃了一惊，一是因为他比同龄人矮很多，他比艾伦大一岁，而且比他早一年上学，但是很瘦小，头发是金色的；二是因为艾伦“好想再看一眼他的脸，太有魅力了”。1927年，克里斯朵夫从学校离开了一阵，回来后，艾伦发现他的脸看起来更瘦了。他和艾伦分享对科学的热爱，但他是个与艾伦不同的人。体制对艾伦来说意味着羁绊，但对克里斯朵夫，却意味着奖学金、奖项、荣誉和赞赏。这学期他又回到学校，他到达的时候，艾伦在迎接他。
艾伦内心的孤独，终于被打破了。要和比自己大的男孩交朋友，不是件容易的事，艾伦并不擅长交谈，但他在数学上找到了突破口。“这学期，克里斯和我列出了我们喜欢的问题，还一起讨论我们喜欢的方法。”他是艾伦的初恋，艾伦自己认为，这是他诸多同性爱人中的第一个。他有被征服感（“崇拜他踩过的泥土”），还有仰视感，他就像一抹鲜艳的色彩，在黑白世界里喷薄（“他让别人看起来如此单调”）。最重要的是，克里斯朵夫是一个很严肃地对待科学的人。渐渐地，他对艾伦也认真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拘谨。（“克里斯给我留下的最清楚的回忆，就是他对我说的那些亲热的话。”）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让艾伦有了沟通的理由。
在爱普森的课间，艾伦有时会和克里斯朵夫讨论相对论，有时会给他看自己的其他成果。比如，他用自己的反正切级数，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第36位，然后生气地发现，最后一位算错了。过了一阵，艾伦又找到另外一个与克里斯同处的机会，他偶然发现，在每周三下午有段时间，克里斯会去图书馆，而不是回宿舍。（本来罗斯不允许男孩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学习，他担心无约束的交往可能会导致性行为）艾伦写道：“那里有克里斯的陪伴，我十分享受，从此我总是去图书馆，而不是回到自己的书房。”
爱普森创办了一个留声机社团，这又为艾伦提供了一个机会。克里斯朵夫钢琴弹得很棒，也是这个社团的活跃成员。艾伦对音乐不感兴趣，但每逢星期天下午，他常会和布来梅一起，去爱普森的宿舍（布来梅自己也有留声机和录音机，放在公共书房），在这里他可以偷偷地瞄着克里斯朵夫。布来梅一直想让艾伦知道，这世界上除了数学还有其他东西，也许这也是其中的一项努力。他还给艾伦演示，如何用简单的材料自制矿石收音机，因为他知道艾伦可能没有零花钱来买这些东西。艾伦艰难地成功了，他高兴地看到，自己的笨手做出了真正能用的东西，他从不指望自己能与心灵手巧的克里斯朵夫媲美。圣诞节时，爱普森写道：
艾伦将会发现，高等认证考试与爱因斯坦的知识相比，是十分枯燥的。但他现在很关心自己的期末成绩，因为克里斯朵夫的考试成绩“高得让人绝望”。1929年新年，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艾伦适时地升到了六年级，这样他就能一直和克里斯朵夫一起上课了。艾伦每堂课都坐在克里斯旁边，艾伦写道：
不幸的是，克里斯朵夫一月和二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因为感冒而缺席。艾伦只有在春季学期，才能和他一起学习5个星期。
有点矛盾地，艾伦也写道：
一般的男孩，就像校园故事和杂志所说，往往是轻视老师的，带着一些臭脾气。这是这套体制最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克里斯朵夫似乎超脱于一切之上：
尽管有这些令人惊奇的美德，但克里斯朵夫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从铁路桥上，把石头扔进火车烟囱，困住了一个火车工人，因此差点儿惹上大麻烦。他还把气球送到田野对面的舍尔伯尼女校。还有一个男孩，名叫默麦根，是个强壮的运动员，和他们一起上物理课。当格维斯上课时，他们三个要一起做实验。格维斯的香肠灯，使课堂变得很活跃，“孩子们，再拿个香肠灯！”是他的口头禅。他们三个一直想把这个场面画成漫画，而克里斯朵夫还想把它谱成音乐。
1929年夏季学期，他们为了高等认证考试，进行着枯燥的复习，但即使是复习，也被浪漫渲染得色彩斑斓，因为“我总想和克里斯做得一样好，我也一样充满想法，只是没有一样能够彻底实施”。艾伦自打开始学习，从来都不注意任何细节和风格问题，但他现在觉得，克里斯朵夫能做好的，他也要做得一样好。他必须要训练自己，用体制认可的方式去沟通，他缺少这方面的技能。安德鲁发现，艾伦终于试着改善他的书写风格了，但爱普森却认为，他的高等认证考试的试卷，仍然表明他急需改善卷面的整洁性。高等认证考试的数学科工作人员评论道：
艾伦的数学得了1033分，而克里斯朵夫的得了1436分。
克里斯朵夫·默卡的家庭，是个富有而显赫的科学和文艺家庭，还拥有一家本土工程公司。他们在詹姆士一世时代，住在一间靠近布罗格罗夫的房子，到后来搬到了一间郊区的大房子，起名叫“钟屋”。克里斯朵夫的爷爷是个企业家，在伯明翰创办了比利斯默卡公司，生产蒸汽机。他的父亲瑞奇纳德·默卡上校，后来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并开始生产蒸汽涡轮机和空气压缩机。克里斯朵夫的母亲是约瑟夫·斯万爵士的女儿。约瑟夫·斯万爵士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1879年独立于爱迪生而发明了电灯。默卡上校保持着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默卡夫人则把她的干劲用到了自己的追求中。她在钟屋办了一个牧羊场，买下并整修凯特西尔附近村庄的村舍，每天都很忙。她在伦敦斯莱德艺术学校读过书，1928年回到那里，住在维多利亚附近的公寓里，创作雕塑。当她回到维多利亚时，她还假装是“斯万小姐”，后来她邀请一些艺术学生到钟屋做客时，她的“默卡夫人”的身份，使她陷入了尴尬。
他们的大儿子拉普特·默卡，于1920年进入舍尔伯尼，后来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奖学金，最终在苏黎世的一家科研机构从事科研。和艾伦一样，他是一个劲头十足的实验者，但他更有优势，他父母能在家里给他建一个实验室。他的弟弟，也就是把这一切告诉艾伦的人，也能使用这个实验室，这令艾伦感到很嫉妒。
克里斯朵夫给艾伦讲了拉普特1925年去剑桥之前做的一个实验，这是一个安德鲁经常用来吸引注意力的化学反应，而且涉及艾伦的最爱——碘。碘溶液和亚硫酸盐溶液放在烧杯里混合，会使碘以一种特殊的状态析出沉淀。艾伦评论：“这是一个漂亮的实验。两种溶液在烧杯里混合，等待一定的时间，整个突然变成深蓝色。我知道它需要30秒，然后再在0.1秒之内变成浅蓝。”拉普特研究的，不是简单的离子重组问题，而是如何延长这个变化时间。这需要物理化学的知识，还有对很多公式的理解，这些都在学校大纲之外。艾伦说：
他不光给克里斯朵夫写信，他还邀请他到格尔福特来。罗斯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被这样的大胆行为吓晕。克里斯朵夫在8月19日的回信（稍微拖了几天）中写道：
艾伦努力地重复了克里斯朵夫设计的测量空气压强的实验，并在回信里谈了一些关于化学和机械的想法。但是，克里斯朵夫却在9月3日的信给他泼了冷水：
你的C.C.默卡
在这一年早些，克里斯朵夫还给艾伦介绍了天文学，现在化学要为天文学让路了。艾伦的母亲，在他17岁生日时，送给他一本爱丁顿的《恒星的内部结构》，还有一个1.5英寸（1英寸=2.54厘米，下同）的望远镜。克里斯朵夫有一个4英寸的望远镜（“他一有机会，就会滔滔不绝地讲他绝妙的望远镜”），18岁生日时还得到了一本地图集。除了天文学，艾伦还在更深入地阅读《物理世界的本质》。在1929年11月20日的信中，有一段话：
这是爱丁顿所说的基础物理理论中的另一场革命，比相对论更加神秘。量子理论通过模糊的波粒二象性，打消了许多争论。
爱丁顿有很多要说的，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理论物理发展得太快了，1929年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方程才只有3岁。这两个男孩，还读詹姆士·简爵士的书，这是剑桥的一位天文学家，这个领域也取得了全新的发展。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一些星云是气团，而另一些是银河边缘的星星，还有一些则完全是独立的星系。人们还认识到，宇宙膨胀了100万倍。艾伦和克里斯朵夫讨论这些想法，而且提出怀疑，艾伦认为这很有意思。他会用铅笔把克里斯的想法写下来，并牢牢记在心里。
1929年9月28日，他还用法语，写了一些很正式的话[6]：
另外还有些圈圈叉叉，一个涉及碘和磷的反应，还有一张图，怀疑欧几里得的“过任意直线外任意点，有且只有一条平行线”。
艾伦保存着这些信作为纪念，但他从来不懂得表达他的柔情。至于“爱和回忆”之类的，在他脑子里可能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尽管他也在后来写过：“有些时候，我尤其深刻地感觉到他的魅力。我总是在想，会有一个夜晚，他在实验室外面等我，我到了之后，他用他的大手拉着我，出去一起看星星。”
艾伦的家长报告，语气开始改变了，这令图灵先生又惊又喜。他对数学完全没有兴趣，因为他不愿意计算所得税，但这并不妨碍他以艾伦为荣。约翰也很钦佩，艾伦进入了那个体制，并又得到解脱。图灵先生与他的妻子不同，他从来不对他儿子的行为表示反对。图灵夫人现在总说“我早就说过……”，并产生了很多幻想和愿望，她觉得她选择的学校是很明智的。她确实非常关心艾伦，不光是在为人处事上，而且她还努力地理解着艾伦对科学的热爱。
艾伦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大学的奖学金，这奖学金不只是荣誉，也是一份很不错的资助，几乎足够一个大学生的生活，而二等奖学金就明显少很多。现在18岁的克里斯朵夫，很有希望像他哥哥一样，获得三一学院奖学金。而17岁的艾伦，要获得同样的奖学金却非常困难。在数学和科学方面，三一学院在大学中拥有最高的声誉，这是继德国哥廷根之后的世界科学中心。
虽然公学很擅长训练学生赢奖学金，但是这事并不容易。奖学金考试的特点是，考题都没有固定的答案，也就是富有想象力的那种问题，没有教学大纲。这些预示着未来的大学学习。对艾伦来说，这很令人兴奋，但激发他的野心的不只是这个，还有不久将离开舍尔伯尼的克里斯朵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也许是在1930年的复活节。相比于单纯地失去奖学金的痛苦，与克里斯朵夫分开一年，更让艾伦承受不了。但在11月份，艾伦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预感，他在冥冥中感觉到，复活节之前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并且会阻止克里斯朵夫去剑桥。
剑桥的考试，使艾伦有机会与克里斯朵夫共处一个星期，而且不受宿舍纪律的约束。他对与克里斯共度一周的期待，并不逊于对剑桥的期待。12月6日，星期五，克里斯朵夫的室友维克托·布鲁克斯从伦敦开车去剑桥，并邀请了克里斯朵夫，还有艾伦。他们一起搭上去伦敦的火车，他们去那里拜访默卡夫人。默卡夫人带他们去她的工作室，让他们玩大理石，然后留他们在公寓吃午饭。克里斯朵夫过去常常取笑艾伦，尤其是关于“致命物”的玩笑，这个玩笑就是假装某些无害的东西是有剧毒的。他拿默卡特制钒钢刀叉的钒开玩笑说，这“毫无疑问是会立刻毙命的”。
在剑桥的一个星期，他们可以过着年轻绅士的生活，有自己的房间，而且没有熄灯号。他们穿着晚礼服，在三一学院食堂吃饭，那里高挂着牛顿的肖像。这是一个考察自己的竞争者，并且与之比较一下的机会。艾伦在这里新认识了一个人，莫里斯·普利斯，他们凭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爱好，轻松地展开了谈话。普利斯是第二次参加考试了，一年前，他坐在牛顿肖像下，对自己说，他现在已经死而无憾了。克里斯朵夫尽管见识多一些，但在这一点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能与此媲美。
艾伦写道：
克里斯朵夫“喜欢所有的游戏，而且经常能发掘一些新游戏”。他的拿手恶作剧，是让人相信一些谎话，在剑桥时，他说服艾伦把手表调快20分钟。“当我后来识破时，他非常开心。”他们还一起去电影院，诺曼·西特利也和他们一起去，这是克里斯朵夫的小学朋友，现在是剑桥的大学生。克里斯朵夫给他讲，艾伦拥有自己的微积分记法，并能在考试时把所有的东西转成标准式。艾伦在这方面的特立独行，使爱普森很担心，他发现艾伦的试卷上经常有一些不正规的写法，他十分怀疑剑桥考官能否看懂这些狂放的思维。
从电影院回来的路上，艾伦故意缠着西特利，和他一起走，来试探克里斯朵夫有多希望他的陪伴。然后他得到了满足：
艾伦清楚地知道，他和克里斯朵夫不是一个宿舍的，他们之间的每件事，都有可能引来议论。（“我们从来没有一起骑单车出去过。”）
12月3日，在艾伦说的“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周”之后，男孩们回到学校，度过这学期的最后几天。在宿舍晚餐时，他们这样描述艾伦：
学期结束后，考试结果印在12月18日的《时报》上。克里斯朵夫赢得了三一学院奖学金，但艾伦没有，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艾伦给克里斯朵夫写了封祝贺信，然后收到一封特别友好的回信：
亲爱的图灵：
你永远的C.C.M.
1929年12月20日
像“做光谱摄影仪”这种事，艾伦在格尔福特是远远做不到的。他拿一个旧的球形玻璃灯罩，把它装满巴黎灰泥，然后用纸包好（这让他想到了曲面性质），在上面标记星星组成的星座。如果他对照书本来做，可能会更容易而且更准确，但是可以想见，艾伦一定要坚持按照自己对星空的观察来做。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以便标示那些12月傍晚的天空看不到的星星，也因此吵醒了母亲，使她以为家里进了贼。他给克里斯朵夫写信说了这件事，并问他是否可以考虑一下，除了三一学院之外的其他学院。如果这是对于感情的试探，那么他再一次得到了满足，因为克里斯朵夫回信说：
亲爱的图灵：
1930年1月5日
这封信是克里斯朵夫在伦敦写的，他去那里看牙医。第二天他在钟屋又写了一封信：
此时艾伦已经看到那颗彗星了，他用的是更加随意的方法。
亲爱的默卡：
你的A.M.图灵
1930年1月10日
艾伦在模糊的夜空中，标记了彗星从小马座直到海豚座的轨迹。他把星空仪带到了学校，给克里斯朵夫看。布来梅在圣诞节时就走了，艾伦现在要与别人共用书房。漆黑的星空仪，小心翼翼地摆在那，尽管上面只标记了很少的星座，但艾伦的博学，还是使年轻的男孩们感到很惊奇。
在这个学期的三个星期，2月6日，一些来访的歌手，唱起了悲伤的离歌。艾伦和克里斯朵夫都在，艾伦看着他的朋友，努力地试着告诉自己：“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见他。”那天晚上，艾伦在黑暗中突然醒过来。大修道院的钟敲着，两点四十五分了。他起了床，从宿舍的窗户看出去，望着星空。他经常会带望远镜上床，窥探另一个世界。月亮在罗斯的学院后面落下，艾伦心里想，就当这是他对默卡说的“再见”吧。
艾伦并不知道，克里斯朵夫病了，就在这个夜晚，就在此时此刻。他被救护车送到伦敦，在那里做了两个手术。经过6天的痛苦折磨之后，1930年2月13日中午，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