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阿尔戈行动(4)

2月2日上午，横渡大西洋的旅程到了终点站。离开美国国土11天、历经近8000公里之后，“昆西号”进入马耳他的瓦莱塔港（Valetta harbor）。旅途中，罗斯福一直饱受感冒之苦。不过当“昆西号”抵达马耳他时，他已经好多了，但这只是相对的好转，在马耳他才见到罗斯福的人大多认为他病情严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日记中写到，罗斯福容貌苍老许多，“予人大国式微的印象”。和总统几天没碰面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也被他的形容憔悴吓了一跳。[23]

罗斯福在严格保密之下离开美国，可是到了马耳他，似乎根本没人介意应该保密这回事。港口两侧挤满本地民众，仿佛全岛万人空巷，人们都跑来欢迎美国总统大驾光临。罗斯福得到的欢迎堪比1918年12月威尔逊总统要去出席巴黎和会时，在布列斯特（Brest）受到的盛大欢迎。在这个阳光和煦的早晨，这个地中海岛屿格外美丽动人。安娜·伯蒂格在日记中写下：“你很难不爱上这个地方。随处可见的当地石灰石使建筑物展现出柔和的质地，改变了我从其他地中海城镇中得到的炽热印象。”[24]

“昆西号”进入瓦莱塔港时，罗斯福坐在舰长甲板上，穿棕色大衣，戴一顶苏格兰呢布帽，欣赏这一幕景象。港口烟火飞舞，美军轻型巡洋舰“孟菲斯号”（USS Memphis）和英国皇家海军“天狼星号”（HMS Sirius）的船员们在甲板上列队，乐队齐奏美国国歌《星光灿烂的旗帜》。当总统座舰经过丘吉尔所坐的轻型巡洋舰“猎户星号”（HMS Orion）时，英国水手全体立正，乐队也奏《星光灿烂的旗帜》。“昆西号”的乐队回以英国国歌《天佑吾王》。弗林在写给太太的信上说：“场面真是动人。”连艾登也不禁深受感动。他在后来回忆说：“乐队鸣奏、烟火飞舞之下，在舰桥上，勉强可以看到，平民装束的领袖就端坐在那里。他敏锐的双手能掌握世界的命运。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他，突然间全场一片静默。这是人人肃立、似乎感受到历史的一刻。”[25]

第2节 马耳他会谈

马耳他岛上最急着要见美国总统的人莫过于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元旦，获悉罗斯福计划在当时仍是大英帝国属地的马耳他过境，丘吉尔立刻致函：“欣闻阁下即将光临马耳他。我将在码头恭候大驾。”事实上，丘吉尔是在英国军舰上等候罗斯福的。那个阳光和煦的日子，丘吉尔刚从突然的高烧中复原。1月30日早晨座机抵达马耳他时，丘吉尔十分虚弱，起不了身，在飞机上休息了一阵子，直到近午时分才移驾到“猎户星号”军舰的舱房。[26]

丘吉尔在1944年11月时已年届七旬，战争的压力已经使他显老不少。丘吉尔怪罪说，他是因为吃了医生莫兰勋爵（Lord Moran）给他开的药，才会发高烧到38.9摄氏度。莫兰则喊冤说，丘吉尔有个毛病，每逢有重大外交使命就会发高烧。首相的首席机要秘书约翰·马丁（John Martin）在雅尔塔会议前悄悄告诉莫兰说，丘吉尔状况更差了，变得很唠叨，过分专注某一特定议题，令内阁很沮丧。[27]

2月2日上午11点半，“昆西号”停靠瓦莱塔港码头已有一个小时，丘吉尔觉得身体稍好，可以去拜会罗斯福了。丘吉尔30岁的女儿萨拉·奥利弗在英国空军妇女工作队担任科长，陪同父亲拜会。罗斯福在出发前向太太解释，他选择安娜作陪，是因为丘吉尔也由女儿作陪。可是，丘吉尔可跟罗斯福不一样，他和小他十多岁的夫人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结婚已逾36年，夫妻感情甚笃。他每次公差出国，都给夫人写长信诉说衷情。

萨拉是他们的次女，也是第三个孩子。她是个颇有天分的女演员和舞者，1945年6月的《生活》杂志曾以她的照片为封面。她嫁给维也纳出生的演员兼音乐家维克托·奥利弗（Victor Oliver），但是婚姻并不美满，因此她在1941年9月从军，不需实际离婚就达成实质分居。她只求过父亲帮一次忙，就是帮她达成从军心愿。她后来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加入空军妇女工作队，是“受到制服颜色的影响”。浅蓝色的制服令许多英国女子倾倒。她曾经穿着这样一身制服，站在父亲身旁，出现在德黑兰会议的记者照相机前。这次萨拉同样穿着这样一身制服，陪着父亲到马耳他去拜会罗斯福，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罗斯福的女儿安娜·伯蒂格。萨拉写信告诉母亲：“我立刻发觉，她长得真像她妈妈，只是当然漂亮多了。她很随和，我喜欢她。”不过，萨拉也说：“但是，我认为她对这次随行感到相当紧张。”[28]

两位首脑和他们的女儿在等候午餐备膳的一个小时里，就在“昆西号”甲板上一边享受阳光，一边闲聊。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自从1944年9月在魁北克城一别后，这是首次再聚首。当时两人都由太太陪同出席会议，并且一起通过广播向加拿大人民讲话。这两位老练的政治家之间关系相当复杂，但是强烈的互敬和钦佩之情让他们携手度过战争的艰困岁月。丘吉尔比罗斯福年长几岁，但在同盟中排行老二，对彼此关系投注较深，尽管偶尔有些贬低批评，但罗斯福还是很欣赏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几年艰巨时刻的坚毅领导，也相当珍视和他的友谊。

丘吉尔深信为了英、美两国国运，必须经常和罗斯福碰面，维系二人友情，9月间两人都在蒙特利尔接受麦吉尔大学荣誉学位时，他就这么表示过。他说：“传递人类思想的手段中，最没有效果的莫过于利用迅捷的电报，或是利用今天现代通信的种种便利了。”听众笑了，丘吉尔又说：“和人际接触相比，它们根本就是一面死寂的空墙。”这次在马耳他会谈，丘吉尔将再有一次机会强化两人的私交，因为自从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军对战事的贡献大幅增长，英军贡献相对萎缩，罗斯福似乎已与英国渐行渐远。[29]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昆西号”上碰面，有待讨论的话题可多了。午餐在下午1点钟左右开始，丘吉尔很高兴他面前点了蜡烛，备有雪茄，丘吉尔认为这样的安排一定是出自罗斯福的吩咐。丘吉尔稍后告诉莫兰：“他一定是注意到我在白宫做客时，床头点了蜡烛。”（他指的是1943年5月他到华盛顿的那次访问。）这样小小的贴心表现让丘吉尔感念不已，两度向他的医生提到罗斯福“非常友善”。陪他们用餐的有美方的斯退丁纽斯、莱希和伯恩斯，以及英方的艾登。莱希后来回忆说：“和往常一样，首相抢尽了话头，畅谈英国在战时遇到的困难，还有所谓《大西洋宪章》的崇高理想，表示他完全认同那些仿效自《美国独立宣言》的原则。”[30]

丘吉尔其实是吉星高照才能平安抵达马耳他。他的部分随员就没有安然抵达，他们的死讯于罗斯福抵达当天上午传来。丘吉尔于1月29日晚间由诺霍特（Northolt）空军基地起飞。由于预期会有大雪，他决定抢先出发。他们一行人分乘三架飞机——他的女儿、两名机要秘书以及莫兰医师和他搭同一架飞机——但只有两架到达目的地。在破晓前的浓雾当中，第三架飞机降落时超越岛面，掉进兰佩杜萨海域（Sea of Lampedusa），机上人员大部分身亡，其中有外交部的三名官员、参谋总长的侍从副官、派在丘吉尔战情室的一名中校，以及艾登的随从卫士。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慨叹：“造化弄人呀！”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在自马耳他寄出的信上说：“真是邪门。”他的机要秘书也在这起坠机事故中丧生。[31]

丘吉尔一生曾多次化险为夷。他第一次亲历火线是在1895年过21岁生日时，当时他正替英国某家报纸采访报道西班牙在古巴平乱的新闻。两年后，他首次有了作战经验，那是在巴基斯坦一次追剿普什图（Pashtun）部落的军事行动。次年，他参加英国骑兵在著名的苏丹恩图曼之役（Battle of Omdurman）的攻击行动。丘吉尔退役后，于1899年以报社记者身份前往南非，报道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当敌军伏击他所在的巡逻队时，丘吉尔展现出过人的胆气。接下来的经历使他在国内声名大噪，有助于他踏进政坛：丘吉尔被俘，但是他逃出战俘营，跋涉近500公里，越过敌军防线，回到英军阵地。他又入伍从军，是首批进入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英军官兵之一，并接受了当地战俘营守卫的投降。

这位未来的首相于1900年崭露头角，首度当选为议会议员，开启了使他投入新世纪大战争的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海军部第一大臣，他主张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奥斯曼帝国，在加里波利之役（Battle of Gallipoli）中却遭大败，英军阵亡逾2万人，伤者超过5万人，丘吉尔因未能达成占领伊斯坦布尔的主要目标而备受抨击，因而负起责任下台。丘吉尔感到奇耻大辱，再度投入军旅，以营长身份在1915年底至1916年初指挥一个营的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在法国西线参战。

丘吉尔天性叛逆，又有坚强的信念，后来和保守党领导层及英国民众的意见分分合合。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是他所谓的“旷野时期”，丘吉尔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上，在他不担任政府公职，也不积极参与政治时，他就善用自己的写作天分。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都是个坚定的反共人士，跟1919—1921年担任战争大臣时一样，他力主英军攻打苏联。他对大英帝国绝对效忠，年轻时为它作战，后来又坚决拒绝赋予印度自治领地位。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态度或许有变化，但他一直担心德国重整军备，不断地警告要提防纳粹日益增大的威胁。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丘吉尔和一小群议会议员批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保守党政府采取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重作冯妇，入阁担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当过的海军第一大臣。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入侵法国那一天，丘吉尔出任首相。丘吉尔拒绝和德国谈判，准备进行一场漫长艰巨的战争。他在接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演讲中表示，“除了血、泪、汗水”，再没有别的可给全国上下。接下来几年里，的确是血、泪、汗水交织，但是1940年秋天，英国皇家空军设法击退了德国对英伦三岛的空中攻击，破坏了纳粹登陆入侵英国的计划。英国挺下来了，但已无力挑战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战火反而蔓延到地中海和北非。[32]

丘吉尔经常搭机、乘船到偏远的战场。也就因为认识到个中危险，他留给英王乔治六世一封信，指定外相艾登在必要时当他的接班人。艾登曾在内维尔·张伯伦政府担任外相，但1938年2月，他因不赞成首相对意大利的政策而挂冠求去。当年9月，他反对把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割让给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这项试图满足希特勒扩张野心的做法并未成功）。艾登是反对政府绥靖政策的少壮派势力领导人。丘吉尔出任首相后，先派艾登为战争大臣，旋即任命其为外交大臣，艾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英美结盟，后来联盟又纳入苏联，成为人们所知的“大同盟”。

丘吉尔与艾登两人原本是政坛对手。虽然两人合作无间，艾登后来也娶了丘吉尔的侄女，但丘吉尔总认为他的第二把手优柔寡断。艾登在战时虽多次不同意丘吉尔的做法，但一直全力效忠于他。他也珍惜每次出国的机会，以期摆脱丘吉尔的阴影，在自己应得的功绩上得到肯定。尽管两人关系不无紧张，艾登却不肯利用丘吉尔面临的多次危机取而代之，而丘吉尔对艾登是他接班人这件事，也从来不作他想。1945年1月，英王要求丘吉尔提出一封新信函，万一他和艾登都未能从雅尔塔平安归国，要由谁来接班。丘吉尔和艾登商量过后才提出建议，然后在不同时间搭乘不同飞机，分别前往马耳他。这样小心谨慎绝不是没有必要的。[33]

丘吉尔于1944年7月16日首次修书罗斯福，提议三巨头举行高峰会议。他建议此会议可于8月底前在卡萨布兰卡、罗马或德黑兰举行。就在几天前，红军才刚攻克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红军指挥官已向西乌克兰的利沃夫方向发动大攻势，苏军已越过战前边界，进入东欧，东欧局势转瞬之间就可发生变化。丘吉尔希望说服罗斯福，放弃原定在法国南方的军事行动计划，改在巴尔干半岛发动攻势，如此才能阻止苏军进入中欧。他也觉得必须和斯大林就东欧的未来达成协议。三人一起碰头还是分开两次会谈尚无定论，但是丘吉尔觉得事不宜迟。

罗斯福接受这个构想，但是倾向于在9月第二个星期会面。两人遂致函斯大林，提议9月在苏格兰北部会面，斯大林可以坐船或搭飞机赴会。罗斯福在信中说：“事态发展既快速又成功，我觉得应该会面一谈。”这一来就泄露了他们关切的重点。于是斯大林借口当时红军正在进行重大军事行动，他必须留在莫斯科坐镇，予以婉拒。7月底，红军进入波兰，十分接近首都华沙，引起华沙市民于8月1日发动反纳粹的起义，却被德军血腥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