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阿尔戈行动(2)
安娜于1月底从华盛顿消失，对饥渴挖掘新闻的媒体而言，这正是传闻已久的三巨头会议即将召开的迹象。白宫官员拒绝评论伯蒂格女士的去向。美国国务院文件中只称她为“机要女秘书”，而密勤局为了内部通信需要，赋予她一个代号：黄玉（Topaz）。她在“昆西号”上住的是高级军官舱房，她的出现在一开始引起了船上部分官兵的议论，因为他们还有老观念：战时让女人在舰上是不祥之兆。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奉命不准乱说话。行程结束前，安娜收到一张账单：使用“总统专用零食”，应缴纳32.5美元。直到会议结束，她和丘吉尔的女儿萨拉·奥利弗（Sarah Oliver）在马耳他的身影才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于2月15日发表的新闻影片中。1945年3月的《生活》（Life）杂志刊登了这位“长腿、活力十足、漂亮”的伯蒂格女士的特写，所附的照片是她在雅尔塔附近的里瓦迪亚宫（Livadia Palace）中，坐在一台打字机旁留下的倩影。[7]
和威尔逊总统出席巴黎和会前相似，罗斯福选择由一群亲信围在身边，而不是让一批可能最有助于准备会议的人随侍在侧。威尔逊很勉强才把自己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列入美国代表团。罗斯福1943年参加德黑兰会议和丘吉尔、斯大林会面时，并没要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出席，现在他派接替赫尔职位、年仅44岁的斯退丁纽斯到北非去，依照斯退丁纽斯自己的说法，“花几天时间检讨美方即将在克里米亚谈到的许多问题之立场”，然后赶往马耳他，在总统抵达前先和英方展开咨询商谈。
罗斯福邀请了几个人作为他这趟海上旅行的同伴。海军上将威廉·莱希（William D.Leahy）是他的首席军事顾问。伯恩斯和弗林是民主党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罗斯福的好友伯恩斯曾任国会众议员、参议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此时是战争动员及复员办公室主任。弗林是他长期的政治盟友。同行者还有一批总统助理及海军中将罗斯·麦金太尔（Ross T.McIntire），他是联邦医事署长，又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医生，一向陪同总统出访。[8]
唯一稍具外事经验的是莱希将军，他曾经短暂地出任美国驻法国维希（Vichy）政府大使。[9]年近七旬的莱希依然身体健康、腰杆挺直，他和总统结识于1913年，对总统有极大的影响力。他慎思明辨，忠心耿耿，善与人相处，罗斯福十分倚重他。罗斯福虽有一些自由派的顾问和盟友，比如1941—1945年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Wallace）和埃莉诺（莱希认为她太“理想主义”，“不切实际”），莱希却颇受总统敬重。因为第一夫人埃莉诺经常出外旅行，外交顾问霍普金斯因胃癌不常在白宫，所以莱希沉静的力量就和安娜的影响力一样，大为增强。
除了是总统首席军事顾问之外，莱希还担任美国陆海军统帅的参谋长，主持美国军方最高级别的委员会——参谋长委员会，即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凡军事事务都由莱希向总统报告，以至于罗斯福很少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碰面。莱希也就外交政策提供建言，总统在白宫通信中心“地图室”收到并解码的许多电报，都由他代拟回复函。莱希到克里米亚还有秘密任务。罗斯福过世之后，莱希回忆总统在雅尔塔时曾经跟他说：“我希望你能参加所有这些政治会议，以便我方有个我能完全信赖的人，记住我们做的每件事。”[10]
伯恩斯被纳入雅尔塔代表团，或许是基于不同的动机。被华盛顿圈内人士称为“助理总统”的伯恩斯，是罗斯福在内政事务上不可或缺的股肱，管理战时一再扩大的官僚体系，协调许多相互掣肘的政府机关的战时任务。他们的关系却有一段外人不知的秘密。1944年夏天，罗斯福让伯恩斯相信，总统会支持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争取副总统提名，而事实上他却支持哈里·杜鲁门。
罗斯福显然决定以邀请伯恩斯到雅尔塔来弥补这位爱将。他也必须依赖伯恩斯的支持，向国会推销自己在雅尔塔峰会上所做的决定。伯恩斯是个优秀的速记员，对雅尔塔会议的讨论做了详尽的笔记，而其实他根本不想参加这场会议。他在圣诞节假期时即被邀参加代表团，当下就谢绝了，出发当天，他再次受邀，又再度拒绝，表示自己在国内有许多棘手公务有待处理。罗斯福以他熟悉经济议题为理由，说服他上了船。罗斯福撒手人寰之后，伯恩斯出任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
弗林也是最后一分钟才加入代表团的，相当出人意料。他连护照都没有，到了马耳他，罗斯福请斯退丁纽斯替弗林弄本护照，因为“他不想让弗林终其一生在西伯利亚过日子”。没想到连国务卿也很难替总统的好朋友弄到一本护照。弗林最后能进入苏联国境，靠的是一封信，声明他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他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莫斯科时，才拿到了一本护照。身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林参与了1944年民主党全代会舍伯恩斯、取杜鲁门为罗斯福竞选搭档的过程。弗林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罗斯福要他处理苏联占领下东欧国家教会待遇的问题。[11]
伯恩斯最认真看待他身为代表团一员的职责。他和莱希会在晚餐过后，认真地和总统讨论与会议相关的议题。他们有过四五次这样的讨论。可是，直到“昆西号”在马耳他靠岸前一天，罗斯福才把美国国务院为会议讨论议题拟订的美方意见书拿出来给大家过目。美国国务院或任何美国机关的代表都不怎么参与晚餐后的讨论，这使得伯恩斯很不放心。他认为罗斯福在“昆西号”上疏于准备，是因为他身体差。但是在伯恩斯表达他的忧虑时，安娜向他保证：一切安好，总统只是着凉，加上鼻窦有点问题而已。
1月30日，远在美国海岸约5600公里之外，罗斯福欢度他的63岁生日。这一天的《华盛顿明星报》告诉读者，总统目前在“某个未透露的地点”。报纸说，总统“和亲密友人及顾问一起正经办理公事，兼轻松庆祝生日，也照常接受其他国家元首的道贺”。丘吉尔的贺电电文是：“阁下生日正值重大决定、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
《华盛顿明星报》写道：“总统在生日时已瘦了5～10磅，但他的医师、海军中将麦金太尔在他10天前宣誓第四次就职时报告说，他身体好极了。”国务卿可不这么认为。斯退丁纽斯认为，罗斯福的健康情况自12月中旬到就职日时已大不如前。埃莉诺后来也写道：“就职之后，很明显，富兰克林已经日益衰竭。纵使如此，他还是决心前往雅尔塔。当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时，他是很少会放弃的。”
总统本身似乎也否认自己的健康问题严重。自1921年医师诊断他罹患脊髓灰质炎、双腿无法自由行动以来，罗斯福就拒绝向身体的局限屈服。他从不认为瘫痪不可复原。最先诊断他得了脊髓灰质炎的医生认为病情不重，有可能完全复原。但是，多年下来，情况并无太多进步。罗斯福学会在公开场合不靠支架走路，只在双腿装了金属支架，一手持手杖，另一只手经常扶着儿子的手臂。他拒绝退出政坛，还在1928年、1930年两度当选纽约州州长，更进而四度当选总统。
自1932年起即担任罗斯福医官的麦金太尔，在过去12年里最关心的是总统的鼻窦问题。总统的健康状况在1944年春天开始恶化。安娜此时已搬进白宫，为父亲的病容忧心，坚持要给他做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贝蒂斯海军医院医师霍华德·布鲁恩（Dr.Howard G.Bruenn）诊断出罗斯福得了支气管炎和高血压：他的心脏扩大，左心室有心力衰竭的情况，以致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布鲁恩建议病人戒烟，摄取低脂食物。当时他也别无良方，因为要医治这类问题，还有待此后多年的医学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罗斯福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多，愈来愈难以处理国事。高血压最让医生担心，在1944年3月至11月间，罗斯福的血压从186/108逐渐上升为260/150。他偶尔会腹痛，经常头痛，夜里睡不好，长期咳嗽。他一直抱怨容易疲倦，医生试图限制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只能工作4小时，但这个规定根本办不到。1944年总统大选前夕，医生给了他健康无碍的诊断书，他们对于总统的病情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12]
1月30日，贵宾群集在“昆西号”甲板上为罗斯福祝寿，安娜把庆生晚会办得热热闹闹。船员们用诺曼底登陆战当天“昆西号”所发射的炮弹之弹壳，做了一个铜烟灰缸送给总统。船上的军官、准尉和兵士都为总统烘焙生日蛋糕。包括总统大厨亲制的蛋糕、随行人员带来的蛋糕在内，总统的桌上放着五个蛋糕。四个蛋糕象征他四度当选总统，领导国人。第五个蛋糕上面装饰着一个问号：会不会五连胜？[13]
抛开他的健康不谈，其实也不难想象，这位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民望的总统还真有可能五度当选。几个月之前，罗斯福以432张选举人票对99票，力挫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E.Dewey），第四度当选总统，当时全美48州有36州拥戴他。没错，这是他最差的一次战绩，但依然可让许多前任钦羡不已。罗斯福展开第四次任期之初，在数以百万计在他率领下投入战争、现在希望能走向和平的美国人民心中，仍能激起乐观进取的情绪。他的乐观精神是不可压制的，很有感染力。
罗斯福一生都在逆势下奋斗，达成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谁能预料得到，这个在同届同学中被评估为最“自命不凡”、进不了哈佛大学最有名的坡斯廉（Porcellian）俱乐部的东岸世家子弟，不仅成为全国最受敬爱的政治领袖，还成了群众的保护人？回到1921年，39岁的罗斯福得了一场大病，谁会料想到腰部以下瘫痪的他，12年之后会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总统？克服障碍成为他一生奉行的圭臬。
罗斯福善于运用现代沟通技术，他利用广播节目“炉边谈话”直接向人民发声，开启了美国政治新纪元。相对于他的前任或竞争者，美国人民觉得更了解他。罗斯福是个和蔼的公共演说家、机智的对话者，能够抓住美国人民和外国名流的想象力。但是，他也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可以亲切，也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富有感染力，却可以和自己最亲近的助理都保持距离。他是个政治妥协的大师，把美国政治中“被遗忘的一群人”——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挂在嘴上，作为施政重心，因而被自己阶级的许多人认为没有原则、虚情假意。然而，他却因为做到了这一点，而使美国避免陷入阶级斗争的噩梦。
罗斯福在多州银行纷纷倒闭、全国陷入金融大危机之时出任总统，给苦苦挣扎的经济注入希望。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称：“我要重申我坚定的信念：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莫名、不合理、不必要的恐惧，阻碍了将后退转化为前进所必需的努力。”他责备华尔街，保证将用新方法修正经济与社会问题：“那些兑换银钱之人已经从我们文明殿堂的高位上逃走了。我们现在可以按照古老的真理修复这一殿堂。修复的程度，就看我们重视社会价值更胜过金钱利益到什么程度。”
罗斯福恢复经济景气的药方就是加强联邦支出，其目标是对受害最重者提供救济，并刺激停滞的经济。他也坚守竞选时削减预算的承诺，他一方面增加支出，一方面削减预算，降低联邦公务员薪水，减少退伍军人福利和军事开支。即使如此，罗斯福还是设法吸引了大有活力的青年和有理想的专业人士加入政府，从而改造了政府，替未来数个世代的美国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然而，复苏很迟缓，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时仍在挣扎奋斗。可是，罗斯福胜过他的对手，说服美国民众接受他是最适合领导美国走出这极动荡的经济、社会乱局的人物。他三度连任成功，并为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可是他本人没能见到这些成果。
在国际领域，罗斯福注意到纳粹威胁兴起，日本人在太平洋的野心日盛，他为此担忧。他后来领导美国投入一场国会及民众并不太想介入的战争。他深信这不仅是正义之战，也攸关美国及全世界的未来。美国国债从1941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蹿升到1945年时的近120%，但此时经济已恢复景气，几近繁荣，美国也即将赢得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大战。罗斯福早早就主张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也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军事决策的主导者。1945年初，美英联军在比利时与希特勒的部队鏖战，在世界的另一头，美军已成功重返菲律宾，逼近马尼拉。罗斯福认为自己有责任缔造一个国际体系，保证之后再也不会发生全球性的大战。[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