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995年·秋 观摩死亡或被死亡观摩（一）

我不曾去过乱石滩，我对阳光下精确计时的死亡方式心怀恐惧。但阴错阳差，10年之后，在塞外小城，在朔州荒凉的周末，我却亲眼目睹了令人难以释怀的、规模罕见的16名死刑犯被集体执行的过程。

死亡可以集体呈现，出生却几乎都是个体的；死亡可以在某个瞬间集体爆发，出生却几乎是匀速的；生与死站在生命的两端，却像两个性格迥异的兄弟，却像一张脸孔的两面。

1995年8月26日，周六。我应朋友之约，赴朔州采访“95打拐第一案”。

我第一次到朔州采访是1990年，朔州新建市不久。记得是初春，第一次走进这座塞外小城的时候，这里还到处残留着朔县的痕迹，或者说，除了各单位的牌子被冠以市名外，这里还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县城，机关工作人员大多是从各县区抽调回来的，举止谈吐依然透着小城人的粗放和朴实。这一次去朔州是参加市人代会，会议的间隙，我抽出半天时间去一座煤矿采访。这座煤矿建在荒岭之上，条件很差，日子很难，其之所以被媒体关注，是因为煤矿的矿长是一位省人大代表，曾受到时任总理李鹏的多次接见。我在小城逗留了三天，小城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就像这座煤矿一样，很凄冷，很荒凉。塞外的风像刀子一样，风中的一切都是肃杀的，似乎仍在提醒着旧时的记忆：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李桃树，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祆午穿纱。

之后，我又多次到过朔州，时间非冬即春，我似乎与这座小城的冬春很有缘分，或者说，我与这座小城最荒凉的季节很有缘分。

1995年的朔州之行则是在初秋。周五，诗友王奋强电话邀我赴朔州采访，他说朋友已把一切安排妥当，我只管随行便是。奋强说的朋友在省政法委的一个杂志社工作，也算文化圈子里的人，奋强小弟抬举，我自然不能拒绝，何况还是百无聊赖的周末。周六下午我们搭乘省公安厅的车出发，其时太原到朔州的高速路尚未开通，雁门关雄关耸峙，盘山路曲折陡峭，除山坡上偶有羊群出没外，沿途罕见人迹。时令虽刚入秋，关内关外已是满目荒凉，颠簸一路，到了朔州已是傍晚，本想早点吃饭、洗漱、歇息，谁知刚下车便遭遇尴尬。所谓尴尬，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只是出乎我的人生经验。车停在朔州宾馆门口，省公安厅的朋友特殊公务在身，我们不便随行，省政法委的朋友下车便被对口单位接走，临行时竟没有打一声招呼，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原来朋友声称的“一切安排妥当”，只是自己妥当而已。我和奋强呆站原地，一时大眼瞪小眼，竟懵了。此行本是应朋友之邀才来的，谁知竟被朋友放了鸽子，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忽悠。奋强是个热心人，性情也刚烈，当即便要打电话把朋友叫回来问个究竟，被我劝住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何苦跟这种人一般见识？行前是朋友一手张罗的，我并未跟当地人大打招呼，可眼见朔州宾馆过节一般，早已人满为患，我若不惊动地主，恐怕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不用说采访了。我不想让奋强难堪，便求救于市人大负责接待工作的王志勇。志勇就住在宾馆后面的家属院，接到电话立马赶到宾馆，想方设法帮我俩协调出一间客房来。美其名曰来采访的，竟然吃住都成问题，心底不免有些沮丧，但碍于奋强的面子和热心，我只能暗暗叫苦。采访是行不通了，只当来观摩“秋后问斩”算了，我这样想着，竟在宾馆大厅遇到朔州市中院院长梁权。梁院长曾与我在省人大机关共过事，相交还算融洽，见我不请自来，事先不曾打过招呼，嘴上难免埋怨几句。我有苦说不出，只能嘿嘿赔笑，还说知道老兄忙，不便打扰。梁院长问我第二天怎么安排的，我说事前未通知人大，没有具体安排。梁院长正忙着接待各路来宾，便说，今晚就不招待你了，明天早晨我们一起吃早饭，饭后你搭我的车去现场吧。被朋友放了鸽子，我有些气恼，遇故人盛情，又让我喜出望外。何况，搭乘院长专车去刑场，不仅一路绿灯，还可近距离观察行刑，我自是求之不得的。

去往刑场的路上，梁院长给我俩断断续续介绍了一些案情。因是私下聊天，梁院长讲的故事多是案卷之外的，少了一些八股，多了几分人情。

1995年，山西公安部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南征北战”专项行动。所谓“南征”，是指晋南临汾、运城两地开展的打击文物犯罪行动，以侯林山、郭秉林为首的、涉案上百人的两个特大文物犯罪集团被摧毁，影响波及香港黑社会。所谓“北战”，即指晋北大同、朔州、忻州三地开展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专项行动，朔州市公安机关侦破的“12·16”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被称为“95打拐第一案”。据官方资料记载，拐卖团伙以四川籍人贩子为基础，以北京和朔州为总联络点，形成过程十分复杂。早期以“黑汉”王文雄夫妇为首，拐卖地主要发生在内蒙古的乌盟地区和河北省的保定、沧州和衡水地区。1992年底，“黑汉”团伙遭到京城警方严打，王文雄夫妇落网，甘智辉等主犯脱逃。之后，甘智辉陆续网罗在京打工的刘华裔、刘自学、李勇等流窜分子，以北京劳务市场为中心，继续从事拐卖妇女活动。1993年末，甘智辉一伙在京、冀等地落网，刘自举、李勇等逃脱。刘自举、李勇等人漏网后，伙同黑道上著名的“黑蜘蛛”李敏组织起一张拐卖网络，其骨干为清一色的巴中人，他们以打工或做生意为幌子，藏匿于北京市区30多个窝点，在北京崇文门、宣武门劳务市场及北京站等繁华闹市区大肆诱骗妇女，隐秘而疯狂地从事拐卖活动。拐卖团伙先后在内蒙古的乌盟地区，河北省的保定、沧州、衡水地区，山西省的晋中地区、忻州地区、大同市、朔州市等地，建起8条畅通无阻的地下拐卖线，在20多个县、市、区设立了据点，各条线上均设有稳固的窝点和中转站。拐卖团伙作案不到三年时间，先后有300多名妇女像批发货物一样被二道、三道，甚至四五道贩子卖到农民手中。从官方资料看，拐卖团伙不像一群乌合之众，倒像一个管理井井有条的现代物流公司。

梁院长对案情了如指掌，他说，“12·16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涉案人贩子100多名，在这批人犯中，李敏是首犯，也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从被强奸、被拐卖，到主动复仇和组织拐卖，她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一言难尽。李敏家住贵州铜仁地区的偏远农村，家中兄妹7人，李敏年纪最小，少时体弱多病，家人格外呵护。李敏相貌文静，性格倔强，1991年春节，李敏在舅舅家过年，偶然听人说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便向表姐借了120元钱，登上去北京的列车。李敏最初只是想出来闯荡闯荡，见见世面，并不抱什么奢望。初到北京，李敏在崇文门劳务市场找到一份保姆工作，雇主待李敏很好，李敏对工作也很满意。三个月后，李敏放假休息，她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便来到劳务市场闲逛，随便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在劳务市场，李敏遇到“老乡”，久违的乡音让李敏备感“亲切”，却不知这是人贩子设好的圈套。人贩子哄着李敏离开京城，奔往河北，途中，李敏被几名主犯多次轮奸。李敏不甘受辱，以死相拼，结果被“老大”王文雄打得死去活来。数日后，李敏被带到河间市的一个村子，面见“客户”。其时，李敏蓬头垢面，遍体鳞伤，即使年过半百的老光棍也不愿正眼看她。当天来“验货”的买主中仅有一个小伙子，李敏希望小伙子能买下她，暂时脱离虎口，可小伙子对她并无兴趣，待了几分钟便掉头离去。情急之下，李敏一边用唾沫擦脸，一边动情地唱起家乡的情歌《庄稼汉》：

掰一块太阳送给你，怕你嫌烫

掰一块月亮送给你，怕你嫌凉

李敏是土家族人，瓜子脸，大眼睛，身材匀称，声音甜美。小伙子被李敏的歌声打动，留下3300元“礼金”，把李敏领回家。入了“洞房”，李敏央求小伙子放她走，遭到拒绝。不得已，李敏只好说出自己被强暴的真相，结果小伙子不但不同情，反觉自己上当受骗，提出“退货”。李敏哪儿敢重返人贩子的魔掌，只得苦苦向小伙子求情，小伙子却恶语相向，拳脚相加。李敏不吃不喝不说话，一心谋划逃跑，小伙子一家觉得失身的李敏“不值钱”，不喜欢李敏，却又防贼似的防着她，连上厕所都派人盯着。20天后，李敏乘人不备越墙而出，被小伙子的大哥撞见，李敏先被一顿拳脚打得昏死过去，又被一盆凉水兜头浇醒过来……逃跑，毒打，再逃跑，再毒打，李敏的遭遇让人想起“打不死的吴琼花”。中秋节晚上，电视里唱起“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听到歌声李敏再也忍受不住，她疯了似的冲向门外，结果又是一顿暴打。明月挂在天上，村民站在一旁，明亮是天上的，热闹是人间的，任由李敏哭天喊地，众人像看戏一般，竟无一人上前劝阻。李敏本想把小伙子当成救命稻草，谁知竟掉进魔窟，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变成摧毁所有美好信念的一阵狂风，李敏心死如灰，她不再相信任何人，她只有一个念头：报仇！

“小时候我看到一只小毛虫死了，一队队的蚂蚁会把它整个抬走，埋进土里，可我死了谁会知道呢？父母能找到我吗？我的魂能回到家乡吗？！”李敏在“万言书”中向这个世界发出这样的责问。

这年冬天，李敏几经周折终于逃出“虎穴”，返回北京。

一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便意味着生命悲剧的开始，如果她周边的生存环境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她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迹，那么，悲剧几乎就是注定的。生命一旦坠入如此境地，贞操、体面、尊严便统统变成虚无，只要活下来，只要有一口气，只要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法律、道德，甚至生死皆可置之脑后。李敏曾是坚强的，曾是善良的，可无论什么样的人，只要独自在地狱里走过一遭，精神状态要么麻木，要么崩溃，要么疯狂，如果无人施以援手，自己很难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李敏返京后或许是她重回正常生活的一次契机，可李敏完全被仇恨的怒火咬噬，她一生的悲剧就此铸成。

李敏返京后没有去找工作，而是直接找人贩子去了，这一去，好比羊入虎口，非但未能报仇，反而再次受到人贩子的凌辱。李敏混迹于人贩子中间，单枪匹马，四处闯荡，企望有朝一日找到第一个打她耳光、践踏她清白的人，亲手报仇雪恨。可忍辱负重一年多，仇人没有找到，还被人贩子牵连进派出所。走出派出所，李敏丢魂失魄，她身上只剩20多元钱，只好买一张站台票，登上开往贵阳的火车。回到家中，李敏目光凄凄楚楚，常常独自发呆，舅舅担心出事，劝她养一窝长毛兔。春节过后，李敏正儿八经养起兔子，雪白的兔子活泼可爱，李敏的精神状态渐渐平复，可由于不懂技术，兔子又开始一只只死去，打针吃药都无济于事。李敏伤心欲绝，抱着死去的兔子放声大哭。1992年4月，兔子全部死光，李敏闲在家中难受，便又一次踏上北去的列车，继续她的寻仇之旅。李敏周旋在拐卖团伙中间，受尽屈辱。就在这时，她遇到罗勇。罗勇心生恻隐，常暗中照顾她、帮助她，李敏被感动，毫不犹豫地与罗勇同居在一起，之后，更与罗勇携手干起拐卖妇女的勾当。1993年底，李敏因怀有身孕，返回老家将养。1994年4月，李敏挺着大肚子回京找罗勇，发现罗勇已在山西静乐落网。李敏身无分文，为了千里寻“夫”，她又联手李代明以打工名义拐带三个女孩，赶赴静乐。途中，三个女孩有所警觉，寻机脱逃后报了警，李敏在静乐落网。李敏落网之时，正是一个新生命即将诞生之日，被关在看守所的20多天里，李敏的肚子不断遭到阵痛袭击，同号女犯不忍看她被痛苦折磨，便报告了所长。李敏被送到妇产医院做了检查，母子无恙。所长同情李敏的遭遇，便塞给她70元钱，把她送到长途汽车站。这天中午，李敏独自一人来到忻州，她想乘当天的火车回京，可票已售完。李敏的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她知道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要降生了。李敏无钱去医院，也不敢待在人多的地方，便只身沿着铁路线慢慢朝北京方向行走。傍晚时分，李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脚来，她要在这里等待孩子出生。凌晨2点多，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凌晨4点多，李敏生下一个男婴，孩子出生后连哭都没有哭一声，便走完一生。折腾一夜，李敏早被汗水、泪水湿透，早已筋疲力尽。茫茫夜色，无依无靠，天什么时候才亮呢？李敏挣扎着用树枝挖了一个土坑，将孩子瘦小的尸体掩埋起来，又用荒草轻轻遮盖。这一刻，李敏切身感受到生命的无助，也真切品味到什么叫报应，可自从她被拐带、自从她被人贩子强暴的那一刻，倔强的李敏便踏上一条不归路——她像一个逃逸了轨道的粒子，无法停下滑向死亡的脚步，她的生命早已不属于自己。

被拐卖、被强暴、被嫁人、被毒打、被逃跑、被复仇、被怜悯、被犯罪、被情人、被母亲、被枪决……在李敏被动的一生中，爱与恨、生与死、寻仇与犯罪几乎都是被逼的，几乎都是无奈的，我注意到她“被人生”中的一连串细节：李敏想找个好工作，被拐卖了；想逃跑，被强暴了；想过日子，被囚禁了；想养兔子，被死光的兔子伤心了；想返回北京，被售完票的火车遗弃了；想生下孩子相依为命，被一命呜呼的孩子绝望了……一环接一环的无奈似乎就是李敏生命悲剧的预兆和象征，假如李敏一直做保姆，假如李敏不被强暴，假如李敏被买家喜欢，假如李敏不去寻仇，假如李敏不被罗勇照顾，假如兔子活着，假如李敏买到车票，假如孩子在火车上出生，假如孩子出生时得到救助存活下来……可李敏的生活中不会有假如，返程的车票早已售完，她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李敏掩埋了儿子，转身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李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北京的，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贵州老家的。外出闯荡一回，又回到生命的原点，李敏最终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罗勇没有了，孩子没有了，纯真没有了，梦想没有了，甚至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李敏无法解开心里的疙瘩，最后竟变得疯疯癫癫。母亲一看情况不妙，便带她去了精神病医院。两个多月后，李敏出院了，这一刻，李敏心灰意冷，她或许曾暗暗发誓永远守在父母身边，不再幻想，不再闯荡，也不再复仇，但一切都已太迟。

1995年3月1日，警察把李敏从家中带走，这一次，李敏永远离开了生她养她的土地，永远离开了她的家人……

贵州—北京—河北—北京—贵州—北京—贵州—山西—贵州—山西……无疑，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循环，一个摇摆向死亡的死结，如果以此勾勒李敏一生的旅途，她的每个生命站台上写的便只能是苦难。这条苦难之旅显然不应是她人生的全部，或者说她的生命虫洞里本来还应有别样的风景，也曾有过别样的风景，可当她的生命虫洞被画上句号之后，黑洞里的一切便如她出生时的一声啼哭，再也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