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苏轼《祭黄几道文》卷子及其相关背景

宋代书法“四大家”，向来都称“苏黄米蔡”，苏轼被排在首位，足以反映他在书史上的崇高地位。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宋代书法创作思想上的主流。在宋代，学苏书者非常之多，如据黄庭坚《跋东坡思旧赋》所云[1]：“东坡先生书，浙东西士大夫无不规摹，颇有用意精到，得其仿佛。”而清末杨守敬也曾概括这一现象道[2]：“苏东坡书，自是有宋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皆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对于苏轼的书学素养及其成就，前人留下很多评论，如黄庭坚曾经说过[3]：“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真卿）、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邕）。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同书所收《跋东坡自书所赋诗》中[4]，黄氏又总结道：“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豪劲多似之。”对于苏轼的书学渊源及早、中、晚年书风的变化，都有所评介。苏轼自己也曾经论述自己的书法特色说[5]：“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又说[6]：“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又说[7]：“仆书作意便仿佛蔡君谟（襄），得意便似杨风子（凝式），更放则似言法华矣！”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是在学习继承前人法书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创新，以达到物我两忘、得心应手的境地。

苏轼的楷书字体扁方，左舒右紧，当时人多有对此嘲讽讥笑者，但也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如黄庭坚就曾为之辩解道[8]：“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现存苏轼楷书作品较少，其中如《祭黄几道文》卷子，用笔饱满，意味温厚，肥瘦变化多端，较之另一幅传世楷书作品《赤壁赋》，于严谨之中更富有活力。[9]

苏轼楷书《祭黄几道文》卷子，是苏轼与其弟苏辙联名哀悼同年黄好谦的祭文。[10]卷子书于元祐二年（1087），时苏轼年五十二。该卷子书法古雅遒逸，真率自然，为苏轼传世作品中极少的楷书珍品之一，历来饱受赞誉，如清代笪重光跋文云[11]：“此则纯用楷法，出入晋唐之间，古雅遒逸，与褚河南、颜平原策文手书流传海内，同一墨宝，信艺林之名迹，操觚之师范也。”清代李鸿裔在题跋中也说：“苏文忠公书传于世者，以余所见，大都行草耳。楷书石刻已稀，无论墨迹……因出此卷相示，楷法精态，字外有磬控纵逸之势，较之玉虹楼、安素轩所刻，生气远胜。”这一卷子引首前隔水有清笪重光题签、清费念慈光绪十二年（1886）题签。拖尾有董其昌、陈继儒、周仲简、周秀良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同观款（董其昌题）。有清笪重光康熙十九年（1680）跋，清王鸿绪康熙五十七年（1718）跋，清李鸿裔光绪六年（1880）跋。卷上钤有“珍秘”、“黄氏家藏”；“何印良俊”、“清森阁书画印”；“笪印重光”、“直指之章”、“润州笪重光鉴定”、“江上外史笪重光在辛父”、“江上外史”、“江上笪氏图书印”、“松子阁”；“鸿绪之印”、“王俨斋鉴赏法书名画”、“云间王俨斋考藏记”、“俨斋秘玩”；“有明文靖世家图书”、“严泽之印”、“严氏道普”、“瞿苌生”、“古泉山馆”、“或曰世守也”、“冥鸿馆”、“王兴谟珍藏”等印。曾经南宋黄仁俭，明华尚吉、严泽、曹周翰、朱大韶、王世贞、何良俊，清笪重光、王鸿绪、瞿中溶、顾文彬、王兴谟等递藏。现存上海博物馆。此卷子作于元祐二年八月四日，据《苏轼全集·文集》[12]（下简称《文集》），这一祭文的全文如下：

几道大夫年兄之灵。呜呼几道，孝友烝烝。人无间言，如闵与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骥德，风骛云腾。入为御史，以直自绳。身为玉雪，不污青蝇。出按百城，不缓不。奸民惰吏，实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屡称。谋之左右，有问莫应。君闻不悛，与道降升。吾岂羽毛，为人所鹰。抱默以老，终然不矜。环堵萧然，大布疏缯。妻子脱粟，玉食友朋。我迁于南，秋谷五登。坐阅百吏，锥刀相仍。有斐君子，传车是乘。穆如春风，解此阴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鲁无君子，斯人安承。纳币请昏，义均股肱。别我而东，衣袂仅胜。一卧永已，吾将安凭。寿夭在天，虽圣莫增。君赵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兴。举我一觞，归安丘陵。

但据卷子《祭黄几道文》，此文开首为：“维元祐二年，岁次丁卯，八月庚辰朔，越四日癸未，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颍州使君同年黄兄几道之灵……”《文集》中无“维元祐二年……”至“昭告于故颍州使君同年黄兄几道之灵”等字，而《文集》中祭文前“几道大夫年兄之灵”一句，则又是卷子中所没有的；“身为玉雪”，据楼钥《跋黄氏所藏东坡山谷二张帖[13]》，楼钥所见本作“终焉玉雪”，今卷子中作“终然玉雪”；“不缓不”，楼钥所见作“不缓不”，今卷子同；“与道降升”，楼钥所见作“与义降升”，今卷子同；“终然不矜”，楼钥所见作“含章不矜”，今卷子同；另外，文中“我迁于南”，《文集》作“我迁淮南”，而卷子则作“轼迁于南”。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这两个现在流传最广的苏轼文集的整理本与书迹原文不合的原因不太明确，或者是《文集》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版本等方面的原因而产生了讹误，或者可以说明此文在收入文集的时候曾经经过进一步加工。但无论如何，苏轼手写卷子的存在，对于研究此文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于这幅卷子中描写的对象黄几道以及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一些前贤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对一些传世文献的钩稽，以发现一些相关的线索，并大致可以在此基础上描绘出黄氏一家与苏轼家族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了解苏轼创作这篇祭文和这一幅卷子的背景很有帮助。

早在晚清时期，李鸿裔在此卷子的卷末跋文中就曾经感慨道：“公（苏轼）称几道曰同年，其为嘉祐五年举制科之同年，抑治平二年试馆职之同年耶？文中称许之盛，至谓天实愧之，其为人必非碌碌者，而《宋史》与《东都事略》皆无传。黄梨洲（宗羲）《宋元学案》经王（梓材）、全（祖望）诸君补辑搜罗至博，亦无其人。古之有德而名磨灭者，何可胜道！”对于黄几道生平事迹之不传就充满感慨。今据孔凡礼先生考证[14]，黄好谦，字几道，熙宁三年六月以著作佐郎登仕，除编修中书条例。五年五月，以太常丞权监察御史里行通判颍州。元丰三年九月，在福建转运判官任，展磨勘二年。六年九月，自司勋郎中除知扬州，未行，改蔡州。八年八月，以朝散郎为驾部郎中。又尝为户部员外郎，曾巩《元丰类稿[15]》卷二十一所收制文可以为证。

苏辙曾作有《黄好谦知颍州》[16]一文，孔凡礼先生认为当作于本年的四月间，那么好谦调任颍州也就是在这时。而苏辙又有《黄几道郎中同年挽词》[17]二首，其一曰：“温恭天赋此心良，惠爱人知政术长。井水无波任瓶绠，牛刀投隙应宫商。分符出遍各城守，携被归从华省郎。不到汝阴遗恨远，坐令湖水减清光。”其二曰：“早岁相从能几时，淮阳花发正游嬉。鸣弓矍相人如堵，席地沧浪柳作帷。十载旧游真是梦，一时佳客尚存谁。遥闻葬日车千两，渍酒绵中寄一悲。（辙昔与几道相遇于陈，陈守张圣民相与游从甚密，逮今将三十年。当时宾客在者少矣，而几道复化去，言之凄恻无已。）”另据孔凡礼先生考证，诗中所云“不到汝阴遗恨远，坐令湖水减清光”，“湖”即指颍州西湖，由此可知好谦尚未到颍州任即卒。而诗中又云：“遥闻葬日车千两，渍酒绵中寄一悲”，则又可以证明苏辙作此挽词时好谦已经下葬。那么好谦之卒，应该在苏辙撰作知颍州制之后旬月间，也就是黄好谦大约卒于本年的五月间。另外，苏辙又有《黄好谦知濮州》一文[18]，但此文也是作于元祐二年四月，也就是说，濮州之命其实未行。关于黄好谦的资料，现在留存很少，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一些有关线索，如据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19]》记载，苕溪渔隐曰：“小说记事，率多舛误，岂复可信，虽事之小者，如一诗一词，盖亦是尔（‘是’字原作空白，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淮阴侯庙诗》‘筑坛拜日恩虽重’之句，《青箱杂记》谓是钱昆作，《桐江诗话》谓是黄好谦作，是一诗而有二说也……”可知黄氏曾经有诗作传世。

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先生曾经作《三苏姻亲考》[20]，其中对于黄氏家族与苏轼家族的交往也有所揭示。据曾先生考证，苏洵《族谱后录下篇》[21]引苏序语：“自曾祖虸而后稍可记。曾祖娶黄氏，以侠气闻于乡里。”但此黄氏似乎与黄好谦家族无关。再据《宋史·黄寔传》[22]：“黄寔字师是，陈州人……林希曰，寔两女皆嫁苏轼子，所为不正，不宜用。”但苏轼之媳无黄姓，轼应该是辙之误。苏辙《祭黄师是龙图文》[23]：“呜呼！尊先使君，与我早岁，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异姓兄弟。南北东西，不约而亲，义均同生。君家在陈，我宦陈庠，时始合并。君方少年，出从乡贡，哗然有声……我迁南方，归来老矣，故旧无几。君家父子，见我京师，相顾而喜。往来绸缪，昏姻之好，实始于此。我废于时，君仕日跻，一荣一瘁。亲友之恩，始终不渝，允也君子。”而所谓黄师是的“先使君”是指黄好谦，也就是黄几道，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历知蔡州、濮州等地。苏轼《祭黄几道文》云：“几道大夫年兄之灵……我迁淮南，秋谷五登……纳币请昏，义均股肱。”这里所说的“淮南”，指的就是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而苏轼一生其实并没有在陈州做过官，只有苏辙才在熙宁年间担任过陈州州学教授，因此，苏轼《祭黄几道文》其实应该叫作《代子由祭黄几道文》才是。而这样一来呢，也就能与苏辙《祭黄师是龙图文》的内容一致，他写道：“君家在陈，我宦陈庠，时始合并……我迁南方，归来老矣，故旧无几。君家父子，见我京师，相顾而喜。往来绸缪，昏姻之好，实始于此。”另外，苏辙又有《祭八新妇黄氏文》、《再祭八新妇黄氏文》[24]也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祭八新妇黄氏文》云：“吾不善处世，得罪乎朝，播迁南荒，水陆万里。家有三子，季子（苏远）季妇，实从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风波恐惧，蹊遂颠绝。所至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翳，医药无有。岁行方闰，气候殊恶，昼热如汤，夜寒如冰，行道僵仆，居室困瘁。始自仆隶，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独甚。天乎何辜，遂殒于瘴。”由此证明苏远之妻为黄氏，且病死于随苏辙谪居循州（今广东龙川）的时候。当然，这篇祭文的作者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篇祭文本来就是苏辙所作，只是请苏轼重新誊写了一遍之后送给了黄家，而后人因为只看到了这幅苏轼的手迹，于是误以为祭文也是苏轼所作，就把它收入苏轼的文集中了。

又清代王文诰《苏诗总案》[25]在提到宋代林希所谓“寔两女皆嫁苏轼子”的说法时候说：“考子由之幼子远，黄寔婿也。其女从谪龙川，卒于惠州。建中靖国元年君（苏轼）北归，至仪真，子由始与公议，将求其幼女为远续姻。逾月公薨，并未见其成也。是时哲宗已崩而林希亦死，《宋史》所载不知何本。”王文诰这里说苏辙准备求黄寔幼女为苏远续弦，不知其所本，但他显然是认为林希所说“寔两女皆嫁苏轼子”指的是都嫁给了一个人，也就是苏远。但事实上，林希所说的“皆嫁”，并不是说“皆嫁”苏远，而是都嫁给了苏氏兄弟即苏远和苏适。1972年河南郏县三苏坟曾出土《宋承议郎眉山苏仲南墓志铭》可以证明此事。

据李绍连《宋苏适墓志及其他》[26]一文介绍，苏适夫妇的合葬墓位于今河南省郏县茨芭公社“三苏坟”院南门外东南115米处。1972年6月，当地社员因为引水浇地，发现此墓。此墓早年被盗，仅存墓志两合等，分别为苏适夫妇的墓志铭。苏适的这个墓志铭是由他的长兄苏迟所撰，名为《宋承议郎眉山苏仲南墓志铭》。此文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苏辙次子苏适的有关情况：“先人三子，仲南处中焉，名适，仲南其字也……宣和四年九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五，官至承议郎。娶黄氏，龙图公寔之女，有贤德孝行，先仲南半年而逝。以五年十月晦日合葬于汝州郏城上瑞里先茔之东南巽隅。”同时出土的《宋故孺人黄氏墓志铭》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公布，故而内容不详，但对本文的结论影响不是很大。这也就证实了清代学者王士祯《香祖笔记》中的说法[27]：“黄师是是章惇之甥，以二女妻颍滨之子适、远。”

另据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一“苏文忠祭黄几道文卷”条云[28]：“袁桷《清容居士集》有《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云‘黄师是实，先浦城人。其父颍州府君好谦，与二苏公为同年进士，师是遂与苏公家通姻谱’，与祭文称‘颍州使君同年’及‘纳币请昏，义均股肱’语合。施注苏诗《送黄师是赴两浙宪》云‘黄师是名实，神宗时登进士第，历京东、河北转运。师是为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陈，由是二女皆为子由妇’，是也。好谦字几道，盖取《易传》‘人道恶盈而好谦’之义，知几道即好谦无疑。”而袁桷《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云[29]：“黄师是实，先浦城人。其父颍州府君好谦，与二苏公为同年进士，师是遂与苏公家通姻谱。尝为提点刑狱。文忠有曰‘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之句，所谓‘绿衣’盖指侍婢朝云言师是官职之不迁云尔。师是官至侍制。其弟宰星变上疏论蔡京，遂长流海岛。有子子游，脱骖以葬，欧阳彻、张魏公义之，后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缝印曰仁俭者，为子游之子，视师是为伯祖。仁俭之曾孙应春以诗学教授乡里，后其子皆为达官。桷尝闻长老言，其家所藏二苏公帖凡数十纸，五世泽衰，皆散落殆尽。此帖盖遭母章硕人之丧，文忠所慰唁者。旧亦尝见石本，今获真迹，为之深有感焉。”可惜，黄氏家族所藏二苏手迹，现存于世的只有这幅《祭黄几道文》卷子了。

楼钥《跋黄氏所藏东坡山谷二张帖》[30]中，对黄苏二氏的交游也有所记录，其文云：“东坡与黄颍州父子厚善，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又龙图二女为少公二子适、逊之妇。观此祭颍州之文与龙图、直阁二公书问，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31]；颍州名：上字好下字谦；龙图名：从宀从是，字师是；直阁名：从宀从辛，字才叔。居宛秋，家藏二苏翰墨甚富……直阁之孙约之，年才十三，遭靖康之变，随其父郎中公脱身来南，能携以自随。既又力贫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尔，可谓善守家法者也。余尝铭其墓，亦为及此。约之幼子直义，以真迹见示，为记其大略。坡书皆有法，石本类多失真。此卷字字飞动。惠州、儋耳及北归等帖，尤为老笔，信可宝也。”《攻愧集》中又有《奉议郎黄君墓志铭》[32]一文，中云：“君讳仁俭，字约之，姓黄氏，本出建宁浦城溪东之族。庆历、皇祐间，高祖银青仕于中原，因家于陈之宛丘。曾祖好谦，朝散郎、知颍州、赠通议大夫……”又云：“先世与二苏公为同年，且通婚姻，书尺甚多。兵火之后，所存无几。君力贫，悉刻之石。”也可以反映黄苏两家当年的密切关系。

至于楼钥所说的苏轼“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就是现在《苏轼文集》中所收的《书黄子思诗集后》[33]，文曰：“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颂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又黄寔与苏轼的交往也有现存文献可稽，如苏轼《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之一云[34]：“使君夜半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据《苏轼诗集合注》此诗注云[35]：“又查（慎行）注：陶九成（宗仪）《说郛》：黄寔自言元丰甲子为淮东提举，尝于除夜泊汴口，见苏子瞻植杖立对岸，若有所俟者。归舟中，即以扬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奁贻之。榴案：《续通鉴长编》：元丰八年十月，权提点淮南东路常平黄寔提点开封府界公事。寔，好古子也。（东坡）先生作诗在七年冬，正师是在淮东时矣。”又苏轼有《送黄师是赴两浙宪》[36]，文曰：“世久无此士，我晚得王孙。宁非叔度家，岂出次公门。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近闻海上港，渐出水底村。愿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一见刺史天，稍忘狱吏尊。会稽入吾手，镜湖小于盆。比我东来时，无复疮痍存。”《苏轼诗集合注》此诗施注（宋施元之、施宿父子）云：“黄寔，神宗时登进士第，历枢属，宰掾，提举京西、淮东常平，提点梓州路两浙刑狱，京东、河北转运。师是为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陈，由是二女皆为子由妇。哲宗欲召用，而林希用是沮之。终宝文阁待制，知定州，赠龙图阁直学士。”

黄好谦一族与苏轼一族的交往大致如上所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交谊，苏轼当年才会创作出这样一幅作品，而历经千百年后，我们也才有幸观赏到它。

今按：此文曾节要刊发于《新民晚报》，200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