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姊妹们(1)
这次他毫无希望了：这次已是第三次发作。夜复一夜，我经过这座房子（时值假期），琢磨亮着的方窗：夜复一夜，我发现它那么亮着，灯光微弱而均匀。若是他死了，我想，我会看到昏暗窗帘上的烛影，因为我知道，尸体的头部一定会放着两支蜡烛。他常常对我说，“我在这世上活不了多久”，而我觉得这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现在我明白了这话是真的。每天夜里，我仰望那窗户时，总是轻声对自己说“瘫痪”一词。这词我听着总觉得奇怪，像是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磬折形”一词，又像是《教义问答手册》里“买卖圣职”一词。可是现在这词我听着却像是个邪恶的罪人的名字。这使我充满恐惧，然而又极想接近它，极想看看它致命的作用。
我下楼吃饭时，老柯特正坐在炉边抽烟。就在我姑妈给我舀麦片粥时，他仿佛接着自己前面的谈话似的说道：
“不，我不想说他完全是……但有些奇怪……他是有些不可思议。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
他开始抽起烟斗，吐着烟雾，无疑是在心里整理他的想法。令人讨厌的老傻瓜！我们刚认识他时，他倒是相当有趣，常常说到劣质酒精和蛇管；可是很快我就讨厌他了，讨厌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酒厂的故事。
“对这事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想这是那些……怪病中的一种。……不过，很难说……”
他又开始喷烟吐雾，但并未告诉我们他的看法。我姑父见我瞪着眼，便对我说道：
“喂，你的老朋友终于走了，你听了一定会悲伤。”
“谁？”我问。
“神父弗林。”
“他死了？”
“柯特先生刚刚才告诉了我们。他正好路过那座房子。”
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于是我继续吃饭，好像对这消息漠不关心。我姑父便向老柯特解释。
“这孩子和他是极好的朋友。你知道，那老头儿教了他许多东西；别人说他对这孩子抱有很大的期望。”
“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吧，”我姑妈虔诚地说。
老柯特看了我一会儿。我觉得他那双又小又亮的黑眼睛在审视我，但我不想让他看出什么，便仍低着头吃饭，不抬眼睛。他又开始抽他的烟斗，最后粗鲁地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
“我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跟那样的人谈得太多，”他说。
“你这是怎么说的，柯特先生？”我姑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柯特说，“那样对孩子不好。我的看法是：让年轻的孩子到处跑跑，与同年龄的年轻孩子们去玩，不要……我说得对不对，杰克？”
“那也是我的原则，”我的姑父说。“要让他学得健壮活泼。我经常对那个罗西克鲁茨[1]的教徒说这话：要进行锻炼。想当年，我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不分冬夏，天天都洗冷水浴。至今我还坚持。教育实在是极其细致而广泛……给柯特先生吃点羊腿肉吧，”他转而对姑妈说。
“不，不，我不吃，”老柯特说。
我姑妈从食橱里拿出那盘羊腿，放在桌上。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那样对孩子们不好，柯特先生？”她问。
“那样对孩子们有害，”老柯特说，“因为他们的心灵很容易受到影响。孩子们看见那种事情时，你知道，它就会产生某种效果……”
我用麦片粥把嘴填满，生怕自己气得叫喊起来。这个令人讨厌的红鼻子蠢老头子！
我很晚才睡着。虽然我对老柯特把我当作小孩子非常生气，但我还是绞尽脑汁琢磨他那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我昏暗的房间里，我想象着又看见了那瘫痪者阴沉灰白的面孔。我用毯子蒙住脑袋，尽力去想圣诞节的情景。但那张灰白的脸仍然跟着我。它低声嘟哝着；我知道它是想表白什么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飘荡到一个令人愉快而邪恶的世界；在那里，我发现那张面孔又在等我。它开始轻声细语地向我忏悔，但我奇怪为什么它不停地微笑，为什么嘴唇上那么多唾沫。可那时我又记起它已经因瘫痪病死了，于是我觉得自己也在无力地微笑，仿佛要宽恕他买卖圣职的罪孽。
次日上午吃罢早饭，我到大不列颠街去看那座小小的房子。这是一家极普通的小店，名字有些模糊，称作“布匹服装店”。店里主要经营儿童毛线鞋和雨伞；平时橱窗里总是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修补雨伞”。现在告示看不见了，因为百叶窗已经拉上。一束绉纱花用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正在读别在绉纱花上的纸片。我也走到门口，读道：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以前奉职米斯街的圣·凯瑟琳教堂）享年六十五岁。
愿他永远安息。
读了纸片上的字，我确信他已经死了。我停在门口，茫茫然若有所失。要是他没有死，我就会去到店后面那间昏暗的小屋，看见他坐在炉火边的扶手椅里，几乎全身都捂在大衣下面。也许姑妈会让我带一包“高土斯特”牌鼻烟给他，这礼物一定会使他从昏昏欲睡中醒来。一般总是我把烟倒进他那黑色的鼻烟盒里，因为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要让他倒总是把一半烟丝撒在地上。甚至他抬起颤抖的大手把烟送往鼻子时，一缕缕云雾般的细烟末也会从指缝间落下，掉在大衣的前襟上面。可能正是这些不时散落的鼻烟，才使他那古旧的神父装显出褪了色的绿色，因为他用来擦掉烟屑的红手帕，总是一个星期就被鼻烟染得污黑不堪，擦也无济于事。
我真想进去看看他，但没有勇气敲门。我沿着街道朝阳的一边慢慢走开，边走边读商店橱窗里的各种戏剧广告。令我奇怪的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天气，似乎都没有哀伤的意思，我甚至还不安地发现自己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仿佛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对此我困惑不解，因为，正如我姑父昨晚所说，他教给了我许多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学习，因此他教给了我拉丁文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地下墓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向我解释不同弥撒仪式和教士穿不同服装的意义。有时他为了寻乐故意给我提些困难的问题，例如问我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该做什么，或者某某罪孽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还是可以宽恕的轻罪，抑或仅仅是一些缺陷。他的问题使我明白了教会的某些规章制度是多么复杂和难解，而以前我总觉得它们是最简单的条例。教士对圣餐的职责，对忏悔保密的职责，我觉得是那么重大，不知道为什么竟还有人有勇气去承担它们；而当他告诉我教会的神父写过像《邮政指南》那么厚的书，并且这些书像报纸上的法律公告那样印得密密麻麻，全都是解答这些复杂的问题时，我倒并不感到惊讶。每当我想到这点时，常常无法回答，或者只是作出一种非常愚蠢的、犹豫含糊的回答，对此他总是微笑，或者点两下头。他曾教会我背诵做弥撒的对答，有时还常常考我；每当我流利地背诵时，他总是沉思着微笑，点点头，不时捏一大撮鼻烟，轮番塞进每一个鼻孔。他微笑时，总是露出他那大而发黄的牙齿，舌头舔着下唇——在我们刚刚认识、我还不太熟悉他的时候，这习惯曾使我感到很不自然。
我顺着阳光走的时候，想起了老柯特说的话来，接着便极力回忆后来梦中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曾看见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个古式的吊灯。我觉得自己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风俗奇异的他乡——大概是在波斯，我想……但我记不起梦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