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童年(2)

吃晚饭时，他们请她喝伏特加，给我吃西瓜和甜瓜。这是偷偷给的，因为船上有个人不准别人吃瓜果，他会把瓜果抢过去扔进河里。这个人穿的衣服像岗警，也是带铜扣子的，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人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撇开我们独自待着。她一直不说话。她那高大匀称的身躯，阴沉铁青的脸孔，王冠似的重重盘在头上的发辫——她整个人显得坚强有力——现在回忆起来，仿佛都笼罩在一团雾气或透明的云彩里，那双跟外婆一样很大的灰色眼睛，远远从这团云雾中冷冷地直视着前方。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娘，人家笑话你们！”

“随他们去！”外婆毫不在乎地说，“让他们去笑，笑个够吧！”

我还记得，外婆看到尼日尼城时，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拉住我的手，把我推到船边，大声嚷道：

“看哪，看哪，多么好啊！老天爷，那就是尼日尼！看看它，真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些教堂，就像在天上飞呢！”

她央求我母亲，差点没哭出来：

“瓦留莎，你看看吧，好不好？也许你把这地方忘了！你就高兴高兴吧！”

母亲苦笑了一下。

轮船停泊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里，河上挤满了大小船只，竖着好几百根尖尖的桅杆。一条大舢板载着许多人划到轮船边，用钩杆搭住放下来的跳板，舢板上的人一个接一个登上甲板。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小老头，穿着长长的黑衣服，长着赤金色的大胡子、鹰钩鼻和一对绿色的小眼睛。

“爹！”母亲用粗大的嗓门叫了一声，就向他扑过去，他搂住她的头，用通红的小手急忙抚摸她的脸，尖声喊道：

“怎么啦，傻丫头？啊！这就对了……唉，你们呀……”

外婆像陀螺似的团团转，她好像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大伙面前，匆忙地说：

“喂，快点！这是米哈伊洛[6]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是表哥，都叫萨沙，还有表姐卡捷琳娜，都是咱们一家的，看看有多少人！”

外公问她：

“你身体好吗，孩子他娘？”

他们亲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家的小孩呀？”

“阿斯特拉罕上来的，船舱里跑出来……”

“他说什么？”外公问我母亲，没等她回答，就推开我说：

“颧骨像他爹……都下船吧！”

我们这群人上了岸，顺着一道铺有大卵石的斜坡往上走，两边高高的陡坡上，野草枯黄，都被人踩平了。

外公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个头只到她的肩膀，迈着碎步走得很快，母亲居高临下地看他，身子仿佛在空中飘移。跟在他们后边的是两个舅舅：黑头发梳得溜光、像外公一样干瘦的米哈伊尔和浅色鬈头发的雅科夫；还有几个穿鲜艳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小孩，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很斯文。我和外婆还有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苍白脸、蓝眼睛的舅妈挺着老大的肚子，走走停停，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哎哟，我走不动了！”

“干吗把你也拖来了？”外婆生气地嘟哝道。“一家子都是糊涂虫！”

这些大人和小孩我都不喜欢，我感到自己在他们中间是外人，就连外婆也黯然失色，显得疏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外公，在他身上马上感到了敌意，于是我就特别注意他，对他提心吊胆又怀着好奇。

斜坡走到了尽头。紧靠右边另一个陡坡的地方，是一条大街的街口，这里有一幢低矮的平房，墙壁涂成肮脏的粉红色，房顶压得很低，窗户突在外面。房子外观显得很大，到了里面，走进那些昏暗的小房间，便觉得拥挤了。这儿的情景就像一艘轮船刚靠码头，到处是怒气冲冲、忙忙碌碌的人，小孩子像偷嘴的麻雀成群乱窜，到处都有一股从未闻过的刺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使人不舒服，这儿挂满了大匹大匹的湿布，到处摆着大木桶，装着五颜六色的稠稠的浆水，里面泡的也是湿布。院角有一间快要倒塌的矮屋，那里面的火炉木柴烧得正旺，什么东西煮开了，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有个看不见的人在大声说着很奇怪的话：

“紫檀——洋红——矾……”

二

一种浑厚的、五光十色的、难以言状的奇异生活就此开始，并且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奔流。回想起来，它像是一位善良而极诚实的天才娓娓道来的可怕童话。今天重提旧事，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竟然真的会发生那样的事，有许多事情我还想分辩一下，还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糊涂虫”的阴暗生活里，残忍的行为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然而真理毕竟高于怜悯，何况我也并非在讲述我自己，而是在讲述那个充满可怕景象的令人窒息的狭小天地，普通俄国人曾经并且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

在外公家里，人人之间都弥漫着剧烈的敌意。这种相互仇恨不但毒害着成年人，就连孩子也起劲地参与其事。后来听外婆告诉我，母亲回娘家那几天，正赶上她的两个弟弟坚决要求父亲分家。她的意外归来，更增强和激化了他们的分家愿望。他们怕我母亲来讨还她的陪嫁钱，那本是给她准备的，因为她违背了外公的意旨嫁人“私奔”，被外公扣了下来。舅舅们认为，这笔嫁妆理应由他们平分。而且他俩早已吵得不可开交：该谁在城里开作坊，该谁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镇去。

我们到家没几天，在厨房里吃中饭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舅舅们突然站起来，把身体探过饭桌，开始对外公大吼大叫，他们像狗那样哀哀地龇着牙齿，身子乱摇乱抖。外公拿汤匙敲打桌面，满脸通红，扯起公鸡嗓子高喊道：

“让你们全都去讨饭！”

外婆痛苦得把脸都抽歪了，她说：

“他爹，都分给他们吧，你也落得个清静，分了吧！”

“闭嘴，都是你惯坏的！”外公喊道，两眼闪闪放光。真奇怪，他这么瘦小的个头，喊叫起来竟能声震屋瓦。

母亲从桌边站起来，缓步走到窗口，转过身背朝着大家。

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挥手照弟弟脸上打了一拳，弟弟大吼一声，把他扭住，两人在地板上滚打起来，嘴里又是哼又是骂，哧哧地喘着气。

孩子们吓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妈拼命叫起来，被我母亲搂抱着拉走了；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厨房；椅子倒在地上；宽肩膀的年轻徒工，叫做“小茨冈人[7]”的，骑在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秃顶、大胡子、戴黑眼镜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父，不慌不忙用毛巾把舅舅的手捆了起来。

舅舅伸长着脖子，他那稀稀拉拉的黑胡子在地板上蹭来蹭去，嘴里发出可怕的哧哧喘息声。外公绕着桌子快步疾走，一边痛苦地大叫：

“亲兄弟，啊！亲骨肉！唉，你们呀……”

吵架一开始，我就吓得蹿到炉炕上，我在那儿又害怕又惊奇地看到，外婆从铜脸盆里蘸水替雅科夫舅舅擦洗脸上打出来的血。舅舅边哭边跺脚，外婆沉痛地说：

“该死的野种，都昏了头啦！”

外公把撕破的衬衫向肩膀上拉，冲着她吼道：

“老妖婆，你干吗下出这帮野兽来？”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婆跑到角落里呼天抢地地痛哭：

“圣母啊，让我的孩子们神志清醒吧！”

外公侧身站在她面前，望着桌上打翻的东西淌满的水，低声说：

“他娘，你看着他们点儿，不然他们会折磨瓦尔瓦拉的，恐怕……”

“够了，上帝保佑你！把衬衫脱下来，我替你缝一下……”

她用手掌紧紧捧住外公的头，吻了吻他的前额，他——小个子的他站在她面前——就把脸杵到她的肩膀上。

“他娘，看样子得分家了……”

“他爹，得分，得分！”

他们说了很久的话，起先和和气气的，后来外公用脚蹭着地板，好像快要斗架的公鸡，他伸出手指头吓唬外婆，用挺大的声音悄悄说：

“我知道你更疼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8]是个小滑头，雅什卡[9]是共济会分子！他们会把我的家财喝光败光的……”

我在炉炕上翻身，不小心碰掉了熨斗，它顺着炉炕的梯子咚咚滚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脏水盆里。外公蹦到梯子上，把我拖下来盯住我的脸瞧，就像头一回见到我似的。

“谁让你到炉炕上去的？是你娘吗？”

“我自己上去的。”

“扯谎。”

“不，是我自己。刚才我害怕了。”

他在我额头上轻轻一敲，把我推开了。

“跟他爹一模一样！滚吧……”

我高兴地跑出了厨房。我清清楚楚地看出，外公那聪明机警的绿眼睛老是在盯着我，我害怕他。记得我总想避开这一对火辣辣的眼睛。我觉得外公这个人很凶。他跟谁说话都爱嘲笑人，欺负人，挑逗人，惹所有的人生气。

“唉，你们呀！”他常常发出感叹，把“呀”这个音拖得很长，这声音总让我有一种无聊和发冷的感觉。

到了休息时间，也就是喝晚茶的时候，外公、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来到厨房，他们的样子很累，手被紫檀染红了，让矾灼伤了，头发上扎着带子，一个个活像厨房角落里那些黑糊糊的圣像。在这危险的时刻，外公坐到了我的对面，他跟我说话的次数比跟别的孙儿们多，这引起了他们的羡慕。外公长得匀称秀气，尖尖瘦瘦。他那件丝线缝的小领口坎肩已经穿旧了，磨破了，印花布衬衫皱巴巴的，裤子膝盖上补着大块补丁，即使是这样，他的衣着仍然显得比穿着西装上衣和衬胸、脖子上围着三角绸巾的两个儿子干净和漂亮。

到外公家才几天，他就强迫我学祈祷。其他孩子都比我年长，已经在跟圣母安息教堂的执事学认字了，从家里的窗口就能看见那座教堂的金顶。

负责教我的是文静胆小的纳塔利娅舅妈，她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女人，眼睛晶莹透亮，仿佛从里面可以看见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目不转睛地盯住她的眼睛看，她就把眼睛眯缝起来，脑袋转来转去，细声细气，几乎像说悄悄话似的求我：

“好，请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要是我问：“什么叫做‘雅科热[10]’？”她就胆小地朝四下里看看，劝我：

“你别问了，越问越糊涂！你就简单地跟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说呀！”

我心里不踏实：为什么越问越糊涂呢？“雅科热”这几个字的意思弄不明白，我就想方设法故意把它们念错：

“‘雅科夫热[11]’，‘雅夫科热[12]’……”

脸色苍白、仿佛身体正在融化的舅妈，用她那老是断断续续的声音耐心地纠正我：

“不对，你就简单地说：‘雅科热’……”

可是她自己，还有她说的这些话，全都并不简单。这让我很恼火，妨碍了我记熟祈祷文。

有一天外公问我：

“阿廖什卡[13]，今天干什么了？贪玩了！看你额头上的疙瘩就知道。赚了个疙瘩可不算聪明！主祷文背熟了吗？”

舅妈轻声说：

“他记性不好。”

外公嘿嘿一笑，快活地扬起他那红眉毛。

“既然这样，那就该掴一顿！”

他又问我：

“你爹掴过你吗？”

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答不上来，母亲在一旁说：

“没有，马克西姆不打他，也不准我打。”

“这是为什么？”

“他说，靠打是教不好孩子的。”

“他整个儿一大傻瓜，这个死鬼马克西姆，上帝饶恕吧！”他生气地、一字一板地说出了这句话。

他的话使我不高兴。他看出来了。

“你干吗撅着嘴？瞧你这样子……”

他抹了抹泛着银灰色的红头发，又说：

“为了顶针的事，星期六我要把萨什卡[14]抽一顿。”

“什么叫‘抽’呀？”我问。

大家都笑起来，外公说：

“等着吧，你会看到的……”

我背地里琢磨：“抽”就是把要染的衣服拆掉线[15]，而“掴”和“打”显然是一回事。打马，打狗，打猫；在阿斯特拉罕岗警打波斯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是我从没见过人家这样打小孩，虽然这儿的舅舅常给自己的孩子吃栗暴，有时在额上，有时在后脑勺，孩子们却满不在乎，搔搔打疼的地方就完了。有好几次我问他们：

“疼吗？”

他们总是勇敢地回答：

“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我知道顶针那件事，闹得真够热闹的。常常在傍晚，就是喝完茶到晚饭前的那个时间，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父一起，把染好的一块块布料拼缝成“一整匹”，然后别上硬纸标签。那天米哈伊尔舅舅想跟视力很差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就叫九岁的侄儿用蜡烛把师父的顶针烧红。萨沙把顶针夹在烛花钳子上烧得滚烫，偷偷放在格里戈里的手边，自己躲到炉子背后去了。碰巧这时候外公来了，他坐下干活，把手指头伸进了那只烧得红红的顶针里。

我记得，我听见了吵闹声，就跑进厨房里，只见外公用烧伤的手指头捏住耳朵，可笑地又跳又叫：

“是谁干的？你们这帮异教徒！”

米哈伊尔舅舅俯在桌子上面，伸出一根指头拨动那枚顶针，对它吹着气。格里戈里师父不动声色缝他的布，影子在他老大的秃头上跳动着。雅科夫舅舅跑来了，躲到炉炕的角落里偷笑。外婆在擦板上擦着生马铃薯。

“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了一句。

“胡说！”雅科夫从炉子后面跳出来喊道。

他儿子在炉炕的一角哭叫起来：

“爸爸，别信他。就是他教我干的！”

两个舅舅开始吵架。外公马上就消了气，拿些擦碎的马铃薯敷在手指上，拉着我不声不响地走了。

大伙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所以在喝茶的时候我自然要问：要不要掴他和抽他？

“要吧，”外公嘟哝了一声，瞟了我一眼。

米哈伊尔舅舅一拍桌子，对我母亲喝道：

“瓦尔瓦拉，管好你的狗崽子，不然我拧掉他的脑袋！”

母亲说：

“你试试看，敢碰一下……”

大伙都不作声了。

母亲很会说这种简短的话，好像三言两语就能把别人推开和扔得老远，使他们变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