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时,也就是在一年之前,我还在给几家杂志撰稿,我写些小文章并坚信,我一定能写出大部头的佳作。当时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结果却是我目前待在医院里,而且看来已不久于人世了。按说既然就要死了,为什么还要写回忆录呢?
我情不自禁地时时忆起我生平这充满苦涩的最后一年。我想把一切都写下来,而且我觉得,假如我不给自己想出这件事情来做,我会苦闷而死。所有这些往日的印象有时使我激动得痛苦不堪,备受折磨。这些回忆在笔下比较具有一种相对安抚的、和谐的性质,不再那么像一场噩梦、梦魇。这是我的感觉。光是写作过程就有很大好处:它使我得到慰藉,使我平静,把我的回忆和病态的梦幻化为一种活动、一件工作……是的,我的这个主意很好。而且这也是给医士的一份遗产;至少到了冬季他能用我的稿子糊糊窗户。
不过,不知为什么,我的故事是从中间说起的。如果要把一切都写下来,就必须从头说起。好吧,那就从头说起。好在我的自传并不长。
我不是在本地出生的,而是出生在一个遥远的省份。可以说,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早在我的童年,他们就去世而留下我这个孤儿。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的家里长大的,他是一个小地主,出于怜悯收留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娜达莎,比我小三岁。我和她就像兄妹一样。啊,我那幸福的童年!多么荒唐,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还在怀念、惋惜童年时光,而且在垂死的时候还怀着欢乐和感激的心情,回忆幸福的童年!那时的天空照耀着那么明朗、那么不同于彼得堡的太阳,而我们幼小的心那么热烈而快乐地跳动着。那时四周是田野和树林,不像现在这样只有一堆死气沉沉的石头。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花园和公园多么美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那个地方的管理员;我和娜达莎时常到那个花园里去游玩,花园后面是一座阴湿的大树林,我们两个孩子有一次在那里迷了路……美妙的黄金时代!这是生活的初次显现,神秘而诱人,和它接触是那么甜蜜。那时,仿佛每丛灌木和每棵大树后面都有神秘的、未知的人生活着;神话世界和真实世界融为一体了;有时,深深的峡谷里傍晚的雾霭渐浓,一缕缕灰白色的雾气,缭绕于大峡谷两侧石壁上的灌木丛之间,我和娜达莎站在高处,手挽着手,又胆怯又好奇地向深处窥探,期待着随时会有谁从谷底的雾霭中向我们走来或回应我们的呼唤,于是乳母的童话仿佛便成了合情合理的真实故事。后来,已是许久之后了,我偶然向娜达莎提起,那时我们曾得到一本《儿童读物》,我们立刻跑到花园里,来到池边,那里在枝繁叶茂的老枫树下有一把我们心爱的绿色长椅,我们在那里坐下,开始阅读一篇神奇的故事——《阿尔芬索与达林达》。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篇故事,心里就会掠过一阵奇异的感动。那时,也就是在一年前,我向娜达莎提及开头的两句:“阿尔芬索,我的故事的主人公,生在葡萄牙;堂拉米罗,他的父亲”等等,我差点儿哭了起来。大概这情形显得非常荒唐,娜达莎想必因此才对我的狂热那样怪怪地笑了。不过她立刻懊悔起来(这一点我还记得),于是为了安慰我,自己也开始回忆往事。说着说着,她也深深地动了感情。那是一个美妙的黄昏;我们谈起一件件往事:谈到我被送往省城进寄宿学校,——天哪,那时她哭得好厉害呀!——还谈到我们最后一次的离别,那是我永远告别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在寄宿学校毕业,要到彼得堡去,准备上大学。当时我十七岁,她十四岁。娜达莎说,我那时那么笨拙,那么又高又瘦,叫人看了忍不住要笑。分手时我把她拉到一旁,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却突然蔫了,说不出话来了。她记起来,我当时非常激动。不言而喻,我们的谈话未能进行下去。我不知怎样说才好,即使说了,她也未必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伤心地哭了起来,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走了。我们很久之后才在彼得堡重逢。这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伊赫缅涅夫老人是为了打官司到这里来的,我那时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