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1)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亲爱的先生，他从小就爱听故事。斯科季宁：米特罗方很像我。

——《纨袴少年》[1]

【出版者的话】

我们在筹备出版这本准备献给读者的伊·彼·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很想附上一篇介绍已故作者生平的短文，以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的正当要求。为此，我们曾去向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特拉菲林娜讨教，她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至亲，也是他的遗产继承人。可惜，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别尔金的任何情况，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死者。她建议我们向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一位可敬的先生求教。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我们去了信，并且收到下列这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未作任何修改，也不加任何注释，把它发表在这里。这封信既是一种高贵见解和感人友谊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

某某先生台鉴：

本月十五日之华翰已于二十三日奉悉。您于信中嘱我详告已故敝挚友与邻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卒年月、职务、家庭情况及职业与性格，我十分乐意为您效劳。亲爱的先生，现将我从他的言谈中以及本人的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一七九八年生于戈留欣诺村，其父母都是高尚的正派人。其已故父亲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准校娶了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甫里洛夫娜小姐为妻。他不算富裕，但也可算小康，并善于管理产业。他们的儿子在一个乡村教堂管事那里受到初等教育。想必由于这位可敬先生的尽心教诲，他养成了阅读习惯，培养了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一八一五年他进了步兵猎骑兵团（番号我已无从记起），在那里服务到一八二三年。他的父母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相继去世，他因而不得不退伍回到故乡戈留欣诺村。

伊凡·彼得罗维奇开始管理家业。由于他缺乏经验，心肠又软，很快就放松了管理，松弛了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农奴们对办事认真而机灵的村长不满（这是他们的习惯），他把村长撤掉，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村子，她因为善于讲故事而博得他的信任。这个糊涂的老婆子连二十五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她是所有农奴的干亲家，大家都不怕她。他们选出的村长竭力纵容放任他们，和他们狼狈为奸，迫使伊凡·彼得罗维奇用一种很轻的租赋来代替劳役；即使是这样，农奴们还欺负他软弱，头一年就故意要他优待，此后几年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租缴的是胡桃、越橘之类的东西，而且还要赖账。

我是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朋友，我认为有责任对他儿子提出忠告，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他恢复被他废弃了的旧规矩。为此，我到他那里去了一次，向他要了账册，把那无赖村长叫来，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账。少主人起初全神贯注地瞧着我查账，但是当查账的结果表明，近两年来农奴的人数增加，而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对这一最初的报告感到满意，就不再听我说下去了。而正当我查出问题，严厉追究这无赖村长，使他狼狈不堪、无言以对时，我却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座位上鼾声大作，这使我大为恼怒。从此我再也不过问他的经济事务，就像他自己一样，让他家的事听天由命去。

可是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友好关系；因为我深深同情他的这种弱点以及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危害极大的懒散习性，并从心底里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我不能不爱这位如此温柔而又诚实的青年人。伊凡·彼得罗维奇也十分敬重我这个长者，衷心信赖我。在他去世之前，他几乎每天和我见面，尊重我那些普通的言辞，虽然不管在习性上，在思想方法上或是在脾性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别。

伊凡·彼得罗维奇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各方面都很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喝醉（这在我们那一带可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很有好感，可又腼腆得像个少女。[2]

除了您信中提到的小说外，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其中一部分在我处，另一部分被他的女管家用到家庭的各种用途上去了。比如说，去年冬天，她的厢房窗户上贴的纸，就是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想必是他的习作。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这些小说大多是真人真事，是他听人家说的。[3]可是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而村名则出自我们附近的村庄，因此我的村子也曾被提到过。这不是出于恶意，只是由于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

一八二八年秋，伊凡·彼得罗维奇因患感冒，转成高热致死。尽管本县那位医术高明、对治疗鸡眼之类的顽疾造诣特深的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终未能挽回。他死在我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在戈留欣诺村教堂里他父母亲的近旁。

伊凡·彼得罗维奇身材中等，眼睛是灰色的，头发是淡褐色的，鼻梁笔直，脸白皙而瘦削。

尊敬的先生，关于我已故的邻居和朋友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外貌，凡记忆所及，都写在上面了，如果您认为我信中有些什么可用的材料，我十分恳切地请求您千万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为我虽然非常敬爱作者，但跻身其中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也不体面。谨致衷心的敬意。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有责任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愿望，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希望读者珍视这些材料中所包含的真诚和善意。

亚·普

【射击】

我们射击了。

——巴拉丁斯基[4]

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

（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

——《野营之夜》[5]

一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那里除了穿制服的，什么人也看不见。

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他饱经世故，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他总是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似乎是个俄国人，却起了个外国名字。从前他当过骠骑兵，日子过得很快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不错，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许多书，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人。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了许多手枪，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用枪子儿打掉，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这样称呼他）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但从不谈细节。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有一种人，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牌局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习惯，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赌客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他也来这里打牌，由于心不在焉，他多折了一只牌角[6]。西尔维奥照老习惯，拿起粉笔，把数目加上了。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就向他说明。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军官忍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伙伴的耻笑，急躁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他气得脸色煞白，两眼闪闪发光，站起来对军官说：“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军官说，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什么事都愿意奉陪，说完便走了。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便一个个放下纸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

第二天，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感到很奇怪。我们去找西尔维奥，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三天过去了，中尉仍然活着。我们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和中尉言归于好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一个人只要勇敢，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个谜，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喜欢我，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跟我无话不谈，态度又是那么诚恳，神情是那么愉快。但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以后，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他；瞧着他，我都感到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可能猜不出原因。看样子，这使他很伤心；至少我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但我避开了，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从此，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就说等待邮期吧，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互相交流消息，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一般他都在场。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两眼闪耀着光芒。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各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些情况，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我也等着您。”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您一定要来。”说完，他匆匆走出去了。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于是各自散开了。

00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只剩下几堵光秃的、弹痕累累的墙壁。我们围坐在桌旁，主人的情绪非常好，一会儿，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酒杯翻着泡沫，不断咝咝作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大家都去拿制帽，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轻声对我说。我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抽着烟。西尔维奥心事重重，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他脸色阴郁惨白，两眼熠熠发光，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烟雾，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他对我说，“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您一定知道，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我喜欢您，我觉得，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丝；我垂着眼皮，默不作声。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P决斗。您一定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撒谎。要是我能够惩罚P，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那我决不会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