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上古遗韵(1)

拂去心灵的喧闹，我们可以听到遥远的遗音，烟霞掩映，龙凤呈祥；掸开远古的浮尘，我们可以看到用陶片或甲骨对上古文明的点滴记述，散翠幽花，遗韵连波。

独特的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记录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汉字在中华文化演化与发展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非凡。

这一章名为“上古遗韵”，主要是对夏、商、西周历史的简述，探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雏形，重点解释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原因。中华文化孕育的政治制度，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之上，适合中国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

遂公盨与大禹

2002年春天，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并购得一件青铜器，名遂公盨[xǔ]，是西周中期所铸的礼器。遂公盨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属国家一级文物，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盨上长篇铭文记述大禹平息水患后，划定了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状况规定了各自的贡赋。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山冈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铭文还以大段文字教诲民众以德行事。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自禹至桀，历14世17王，共400余年。后人推算，夏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朝，史学界曾有不同看法。“疑古派”史家对大禹是否为实际存在的人提出怀疑，有著名的“大禹是条虫”之论断，进而也否认夏代的存在。自从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商王世系之后，商代的历史被公认为信史。如此一来，尽管《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与商代同样简略，多数史学家仍认为夏代的存在是可信的。

夏王朝的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是夏商周三代之首。虽然夏王朝只是一种部落联盟，和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大不相同，但总算具备了国家形式，使得中国历史从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

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传说，但是中华大地上的洪水为患一定特别严重，所以才产生了“洪水猛兽”的成语，认为洪水比猛兽更为可怕。大禹治理水患，让大家安居乐业，得到了许多部落的共同拥戴，继舜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传说大禹治水，是尧先命禹父鲧治水，鲧只懂得堙、填之法，失败后为舜所杀。鲧之子禹接受父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之法，终于获得成功。禹为治水，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谈。

关于夏王朝，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考古从地下找到夏文化的遗存，并进一步借助这些可靠的资料，研究夏代的历史。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商代遗存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夏代的问题，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后来，考古学获得巨大发展。50年代在中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特别是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发现，在时间上缩短了与夏代的距离，同时获得一批可供比较研究的资料，初步具备了探索夏代的条件。探索夏代的工作，主要是在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区进行。据古代文献，一般认为有两个地区与夏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一是河南西部颍水上游和洛阳附近伊河、洛河下游地区；一是山西南部汾水下游、涑水附近。传说夏王国的都邑和夏代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多与这两个地区相关。

1959年起，考古工作者在上述两个地区作了一系列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批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因为这两种文化的年代都比商代略早，所以人们把它们列为探索夏代的重要对象。二里头文化因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而得名。虽然目前学者对究竟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学界对夏代的历史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了解。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以至于对夏代的历史还不能像商代那样确切地论证，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夏代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都已经是经过了初步发展的文明，并非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

二里头遗址有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都邑。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车辙痕迹，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宫室群。在宫殿区里，发现了贵族墓，里面的绿松石龙形器的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从“龙骨”到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以金石学家王懿荣生病购药而发现甲骨的故事流传最广。王懿荣是山东福山人。清光绪时，王懿荣在北京出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清代的大学校长。一次他身患疟疾，便差人从城南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购回中药。王懿荣在审视药材时，偶然发现入药的一味“龙骨”之上有古朴的契刻文字，便立刻被吸引住。王懿荣原本就是一位造诣颇深的金石学家，经他仔细研究，认定在“龙骨”上的契刻文字就是3000年前商代的“甲骨文”。随后他便派人以重金收购，甲骨文得以重见天日。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负责占卜的“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佑。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这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划处涂朱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涉及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协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及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卜辞还记载了观察到的“大星”“鸟星”“大火”等，不仅有恒星，还有行星，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等疾病的记载，包括了后世的内、外、脑、眼、耳鼻喉、牙齿、泌尿、妇产、小儿、传染等科；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甲骨文，甲是龟甲，多用龟的腹甲。商代的龟甲多由南方地区进贡而来。目前已知龟的种类有安阳田龟，中国胶龟，地龟和一种罕见的、与马来西亚龟同种的大龟。骨是牛胛骨，多用水牛的肩胛骨作为卜骨的主要来源。有时也会利用羊、鹿、猪的胛骨，也发现有牛肋骨和鹿头骨。骨的来源主要由当地供应，多是已被豢养或驯服的动物。牛的种类有生活在田野中的牛和性喜池沼的圣水牛。甲骨除龟甲之外，还有人头刻辞、牛头刻辞、虎骨刻辞等，上面写刻简单的记事文字。人头刻辞一般是用征伐俘获的敌方的酋长当作人牲斩首祭祀祖先之后，再在其头盖骨上刻下的记事文字，作为战胜的纪念品。这是研究古代猎首风俗的最早资料。

武王伐纣

商朝末代的纣王一味追求享乐，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身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据现代人分析推测，当时盛酒和饮酒的青铜器具中含有锡，溶于酒中，人饮后可致中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此外商纣施行暴政，再加上酗酒，最终导致商代的灭亡。所以后来的周代在商人的聚集地曾发布严厉的禁酒令。

商朝后期，西方的周人逐渐崛起。周部落兴盛于姬昌作首领的时候。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后来被商纣王杀害，自己也被囚禁在商都，就是今天河南安阳汤阴县的羑里城。羑里就是号称有史可据、有址可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姬昌在被囚时，因困于忧思，便根据伏羲先天八卦，演绎而成后天八卦（即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为六十四卦。后来记述八卦六十四爻的书叫《周易》，是古代群经之首，是一部用阴阳学说揭示和描述宇宙内在本源规律的著作。近些年来，在岐邑所在的周原发现的西周甲骨上，就发现有与《易》卦有关的数字。依此看来，周文王演卦之说或许有所根据。

商纣囚姬昌后，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纣王，以求释放姬昌。姬昌获释后，向商王献洛西之地，得以出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小说《封神演义》里演绎为西伯侯。

姬昌归国，谋商之心并无松懈。他一方面倡导生产，增强周族实力，使周附近一些部落归附；一方面进行武力扩张，天下诸侯渐归附于周。西伯昌晚年时，周人的势力已经非常强盛，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之说，但姬昌终身没有称王。其子武王伐纣后，始追尊其为文王。

姬昌死后次子姬发即位，就是周武王。姬发继位后，便将周都从丰迁到镐，即宗周（今陕西长安西北）。姬发继续积极准备灭商，任命姜尚为军师，负责军事；南宫括为元帅，武吉为将军；任命其弟周公旦为辅佐，负责政务；任命召公、毕公等人为助手。在即位第二年，姬发抓住时机，率兵会盟军于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相传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要求讨伐纣王。姬发认定时机尚未成熟，便还师归周。此后，商纣王继续淫乱，大臣微子劝谏无效出走，比干强谏被纣所杀，箕子亦被囚。商王统治分崩离析。于是武王起兵，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西方及西南方国部落，渡孟津与诸侯会，历数纣王的罪行，宣布奉天伐商。在甲子日凌晨，姬发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与商朝七十万大军决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姬发命令太公率先犯敌，大军随即冲击，史称“武王伐纣”。商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逃登鹿台身被珠宝玉器自焚而亡。对于这场战争的惨烈，古书称“流血漂杵”，就是说血流成河，将舂米的木槌都漂了起来。关于商纣亡国，史学家说纣的罪过是后来各朝代陆续增益的，于是商纣就变成一个亘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但是这种“层累造成”“后来居上”的夸大说法，大多不可凭信。

“武王伐纣”是商周历史中一件大事，只是伐纣究竟在何年，古往今来却一直是商周史上又一众说纷纭的话题。有学者列举了“周武王克殷年代”的十多种说法。日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于公元前1046年为首选年代，但争议并未平息。

当今所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的铭文内容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这段铭文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因而很快就占有商国。利簋铭文中的甲子纪时，不仅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标准，也证实了古代文献中“甲子朝”和“时甲子昧爽”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

商朝灭亡。因周部落自古公亶父时迁居周原，故周武王灭商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代建立。

分封制

周朝初期，由于灭商的胜利，周武王分封宗室功臣。受封的主要为同姓子弟，不过也有异姓功臣。周朝利用册封，将姜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召公封于燕，其他像管、蔡、郕、霍、卫、毛、郜、雍、曹、滕等，都是文王之子，邘、晋、应、韩则是武王之子，蒋、邢、茅、胙又是周公之子。也封前王之后，像焦、祝、蓟、陈、杞等。还对商朝的遗民旧族进行分配，或者迁往西部的周原，或者由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分领，来“分而治之”。鲁国领有“殷民六族”，卫国领有“殷民七族”，晋国领有“怀姓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