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龙凤呈祥(2)

借助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不断推进，早期文明的探索也在全面展开。虽然在对某些区域、某些时段的面貌认识上仍有空白断裂之处，但中华民族在形成阶段的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中可得到具体呈现。应该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因地制宜，但这并不妨碍从总体上把握当时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按照通行的说法可以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

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仍主要以采集狩猎为主，但原始农业、陶器和磨制石器已出现。虽然技术还很落后，但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先民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和能力。定居的聚落开始出现，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得到改善，社会组织结构渐趋复杂，原始宗教和艺术多种风格纷呈，其中农业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中期无论在农业、陶器还是磨制石器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根据发展的重心和特色，一些典型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已经崭露头角，例如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等，年代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新的发现也在不断更新学界对于新石器早期先民生活的认识。2006—2007年考古学家发掘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河南新郑唐户遗址，大批的房址按一定规律成排分布，显示当时人群已开始有长期稳定的定居生活。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聚落遗址的数目成倍增加，可见人口已经大幅度扩充。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进一步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等，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按地理方位来看，各个地区都已经出现了数量不等的主要中心聚落，并延续使用较长的时段，而且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逐渐兴盛起来。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处于北方、中原和山东三大新石器文化区交界处，该遗址出土了陶刻面具等重要文物，带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作为北方新石器文化的代表，红山文化积石冢和祭坛体现了北方民族的地域特点，但牛河梁遗址群中心位置的女神庙并未使用石砌，而是类似中原地区的土木建筑，应该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融合了双方的文化因素在里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并不是一蹴而就，它们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起讫大约是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700年。这个阶段铜器出现，但质地还不纯，主要是小件的工具、用具和装饰品。农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社会开始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这从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情况可以清楚看到。新发展的高档手工业品差不多都为贵族所有。这时武器有很大改进，到处都发现有尸骨凌乱的所谓乱葬坑，说明战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防止敌人的进攻，在一些最重要的地方筑起了城壕，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址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行将走完它在蛮荒时期的最后里程，原始社会文化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文化的许多光辉成就，其根基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这时整个社会都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即将来临。

文明社会的判断标准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人类学家不断进行深入探究，分析在考古工作中如何判定具体遗址的文明属性，进一步提出了较为形象的要素标准。如英国的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中即列举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要素，并且说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其中两项，便可判定属于文明。考古学家夏鼐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中指出，文明社会要以国家的出现，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文字的出现与使用，冶炼金属等作为判定的依据。今天国内学界关于文明社会通行的表述就是以夏鼐的见解为基础的。

稻谷的起源

在所有与文明起源相关的要素中，农业的起源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人类利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学会播种、收割谷物，驯服野生动物以供肉食，食物的数量和种类增多，食品来源也趋于稳定，可以不再单纯依赖采集和狩猎。

农业起源应包括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两个阶段。在低纬度地区，农业起源最重要的焦点问题就是探寻稻作起源区域。中国自1954年首次发现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的稻谷稻壳遗存以来，学者关于稻作起源地迄今已形成五种观点：（1）起源于云贵高原；（2）起源于华南；（3）起源于长江下游；（4）起源于黄河下游；（5）多中心起源。近年来，由于科技考古的测年技术和孢粉硅质体检测技术的进步，检测农业遗存中年代更为久远的硅质体成为可能，追溯稻作起源早期阶段的成果突出，据此可以验证各个说法的准确程度。

1973、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中，在大多数探坑里都发现了稻谷与其他植物互相混杂的堆积层，平均厚度达40厘米左右。稻谷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同时出土了以骨耜为主的170件农具，其中两件骨耜柄部还残留着木柄和捆绑的藤条，说明农业发展已经步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不久，1979年，在对桐乡县罗家角遗址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年代更早的炭化谷粒遗存，其中人工栽培的籼稻101粒、粳稻55粒，稻谷颗粒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略小。浙江这两处稻作遗址时代都在距今7000多年，当时属于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比印度的稻作历史早了3000年，此处遗址的发现使中国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说法一度较为流行。20世纪末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其中的稻谷可能源自当地的野生稻，是尚未完全分化的原始栽培稻，距今8000年至7000年。

假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推动寻找最可信的结论，此后在接二连三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稻作遗存记录不断被刷新。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大量掺杂在陶片里的稻壳，距今约9000年，将世界稻作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1993年，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最早的远古人工栽培稻，兼有野生稻、籼稻的综合性特征，被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距今约12000—14000年；1993、1995年在江西万年县发掘的仙人洞、吊桶环两个遗址，发现了共存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遗存，距今约11000—14000年。2013年9月底，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研究人员公布了新的研究成果，将2011年该遗址出土的非籼非粳水稻硅质体年代前推至距今12000—14000年，并推断牛栏洞很可能是岭南稻作文明的源头。玉蟾岩与牛栏洞距离较近，时代大体相当，相互之间的原始稻谷有何关联、能为探索稻作文明的起源提供什么新思路，都是学者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一万年前的几个遗址可以看到，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数量可能不止一两个，而且各个中心应该都有独立的发展历程。

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纬度相同，自然条件类似，而且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的规模暗示，此前还应该有较长的早期发展阶段，故长江中、下游都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非但如此，淮河流域也有早期的稻作发现，黄淮流域种植水稻的历史比过去人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典型代表就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1991年，借鉴在彭头山遗址发现古稻的经验，发掘者在贾湖遗址收集到的红烧土中找到了稻壳印痕。1994、2001年贾湖遗址发现了陶、石、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数百件，以及大量炭化水稻稻粒、豆粒等植物种子。此外，贾湖是中国家猪饲养的起源地之一，发现有驯化的家猪骨骼，距今约8600年，为目前所知最早。

中国距今1万至7千年这个时段的新石器遗存中，由于纬度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类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种。在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农业品种以粟、黍为主；在北方地带，沈阳新乐文化也有种植黍的记录。因此，农业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以大范围的总体进步为其必要条件或基础的，是人类不同部分在各自区域长期摸索、交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栽培作物的起源与陶器、磨制石器、家畜饲养、聚落的发生与兴起一样，都是人类认识与利用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的农业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以前，长江及珠江流域和华北黄河流域分别发展成稻作和粟作两个相辅相成的农业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草裹泥包”水坝

农田水利这一古老的工程技术可以远溯至新石器时代。从世界范围来说，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灌溉工程，是公元前3400年前后美尼斯王朝修建在埃及孟菲斯城附近截引尼罗河洪水的淤灌工程。约公元前2200年，巴比伦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建造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奈赫赖万灌溉渠道，汉谟拉比法典中已有灌溉管理的条款。

2015年考古学家在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距今约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北面和西面共发现11条水坝，分为长堤和短坝两类。当时良渚先民用芦荻、茅草把泥土包裹成形，把这种“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起来。这种“草裹泥工艺”与现代人抗洪时用草包装土筑坝十分类似，既增加了坝体强度，又可以加快筑坝速度，在良渚文化时期，已成临水建筑的常用工艺。根据考古报告揭示，良渚先民还设计建造了高、低两级水坝，让大量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可以解除洪水威胁。高坝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相当于当地“百年一遇”的降水量标准。根据低坝现存的坝高海拔10米来推测，可以形成面积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这些水坝的主要功能是防洪和蓄水运输、灌溉等。

这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时间上早于埃及孟菲斯城的水坝遗迹。这一发现还证实了良渚古城都城结构，内有宫城、王城，外有郭城和外围水系，功能明确，坐落有序。良渚古城是距今5000年前后功能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古都城之一。

水利与农业关系密切。古书中记载，由于洪水滔天，部落联盟首领帝舜派鲧和禹两父子先后去治水，鲧专注于堵，结果失败，而禹沟通江河，疏导水道，终于治水成功。在史前生产力相对不高的客观条件下，如何发挥水利设施的作用，先民通过认识自然的过程，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并付诸实践，修建了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同类工程。都江堰、郑国渠是先秦时期最有名的水利工程。

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探索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发现了中国史前稻田灌溉遗迹。该遗迹位于苏州市吴县阳澄湖畔的草鞋山，属于马家浜文化时期，发现有大片的水田和灌溉系统遗迹结构，时间为距今6000年前后。水田采用两种类型的灌溉系统：一是以蓄水井（坑）为水源的灌溉系统，由蓄水井（坑）、水沟、水口组成，所有田块和水井相互串联，可相互调节水量；二是以水塘为水源的灌溉系统，所有田块分布在大水塘沿边，有水口沟通水塘，田块群体串联，可调节稻田水量。草鞋山水田稻作农业灌溉系统遗址，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农田水利。到了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湖北省荆门市马家垸古城址，从城西到城东南有一条人工内河穿过，将城外的河流及城壕沟通，在内河及城壕附近都有面积较大的水田低地。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其他的如阴湘城、城头山城、走马岭城等也有类似人工水系。水利灌溉工程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种植水稻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

先民对于水利的认识，还表现在史前古城的防洪功能上。建在平原和靠近江湖的古城除了用来防御敌人进攻之外，还兼有防御洪水的功能。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众多由城垣和护城河构成的城市防御工程，同时期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的城市城壕，已开沟通江河发展水运之先河。马家垸城、阴湘城、城头山城和走马岭城等都有沟通自然河道的人工水系。城头山遗址的城壕沟内发现两只船桨，证明这些水系都具有排水、灌溉和行船的功能。

在良渚古城“草裹泥包”水坝发现的同时，成都平原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史前水利设施——距今4000年前后的护岸堤，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年代相当。护岸堤上发现8道人工开挖的沟槽，内有较为密集的柱洞，表明在建造的时候曾经在沟槽内安插木桩，起到了加固作用。在护堤近水的一侧，用大量卵石堆筑作为护坡。目前已发掘的护岸堤残长约147米，建筑方法为中间平夯、两侧堆筑，构造精细。堤坝的内侧发现了大房子、家族墓地等遗址，是一处宝墩文化的聚落。考古学家认为，成都平原河流密集，水患频发，该处护堤的主要作用是保护这一聚落所在的台地，阻止河流对台地的侵蚀。

成都温江区发现的护岸堤，比战国时期李冰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要早近2000年，和前述的良渚文化“草裹泥包”水坝均为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史前水利设施之一，且在建筑技术和功能上又各有特点，足以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水利的历史，促进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