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龙凤呈祥(1)

远古，一抹鲜红的朝阳，掠过蔚蓝色的海面，掠过油绿色的山岭，洒在斑驳陆离的黄土高原上，洒在郁郁葱葱的中原大地上……晨光中，几缕白雾，绰约舒曼，点缀四野，黄河与长江蜿蜒曲折，盘桓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

这块土地，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在中国文字中，中华的“中”，一般都理解为方位词，意为居中，其实，古人解释“中”的原义说：中，和也。和的意思就是平和敦睦。就此字谈及中华历史，或可理解为中华多元文明的有机统合，或可理解为中华文化对和平的偏好。繁体的“華”本义是一株开满美丽鲜花的树；简化后，有人打趣说，简体的“华”寓意不好，像一个人拿了一把匕首站在十字架上。但我们却愿意这样来理解——人类走到今天，遇到十字路口，需要化解，需要中华文化来化解。

中华文化繁花似锦，引来龙，招来凤，龙凤呈现的祥和与安宁，是中华文明亘古的梦想。这一章我们通过对神话传说与考古遗迹的交互追溯，叙述文明的多元性，展示远古文明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陶染与影响。

贾湖骨笛

或许中国文明史可以从一支笛子说起。

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一般认为，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可我们要说的这支笛子却有8000多年的历史。其实，这不是一支笛子，而是一批笛子，即贾湖骨笛。1983—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多次进行发掘，这里先后出土了30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笛孔有2、5、6、7、8之别，大多数骨笛仍为7孔。贾湖骨笛是中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被称为“世界第一笛”。研究表明，贾湖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它的出现把人类音乐史推进到了8000多年前。

贾湖骨笛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不仅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古墓出土的笛子，也比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期陶制器皿状笛子，以及刻画在化妆版上的、类似后世阿拉伯竹笛的笛子形象早，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早2000年。过去，研究音乐史的学者大多认定中国的笛子源于西方。贾湖骨笛的出土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实物的反证。这个事例说明，文明应该是多元的，多元的文明才能组合成瑰丽辉煌的世界文明史。

贾湖骨笛多为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可以发两变音，应该是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的一个墓中出土了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就有雌雄笛的传统。这个笛子经过试奏，证明是一种竖吹骨笛。7孔骨笛改写了中国传统音乐以五声为主干的观点，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

或许因为这支笛子，才有了以后龙凤呈祥的故事。

春秋时秦穆公的公主弄玉，非常喜欢吹箫。一个夜晚，她梦见一位极善吹箫的英俊少年，愿意同她结为夫妻。穆公按照女儿所指方位，派人寻至华山明星崖下，果然遇到一个名叫萧史的人，羽冠鹤氅，玉貌丹唇，正在吹箫。穆公是个开明的父亲，他把萧史迎到秦宫，让其与弄玉成了亲。一夜，萧史与弄玉两人在月下吹箫，引来了紫凤和赤龙。萧史告诉弄玉，他是上界仙人，与弄玉有缘，故以箫声为媒，今晚龙凤呈祥，我们可以远走了。于是，萧史乘龙、弄玉跨凤，双双腾空而去。

龙凤的遗迹

2004年春，山西省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绛县横水镇横北村，由于盗墓贼光顾并挖出了精美的文物，而变得热闹起来。随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沉睡三千年的古墓群就这样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专家们确定，这是隗姓狄人倗国墓地，时代绝大多数属于西周时期。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于是毫无疑义地被列入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再将目光转向第1011号墓出土的两件青铜簋，同样有令人惊奇的发现：簋盖圆形捉手的内底纹饰赫然是龙凤共存图案。其造型协调，构思巧妙，设计者的精湛技艺与美感赫然凸显。

这当然不会只是龙凤同现文物的唯一形式。时代与横水倗国墓接近的陕西长安张家坡121、273号等西周墓，也出土了类似主题的玉器，均是勾喙的凤鸟在上、竖立的顾首龙纹在下。些许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单体完整的龙，后者则是一身双头相对的形象。如此造型的龙凤组合纹饰并不少见，可知其是深受贵族喜爱的配件。更有意思的是1960年在山东泰安龙门口出土的一件商代圆雕玉人，头顶的冠作倒U字形的一身双头龙形，右侧的龙颈部雕刻成顾首翘尾的凤鸟，使玉人整体显得典雅端庄而不失灵动，富有生趣。这些见于众多青铜器和玉器上的龙凤组合纹饰，显示“龙凤呈祥”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代表祈福的艺术主题。

龙凤共出的记录以红山文化为最早。红山文化玉龙分两种：一种龙首刻划非常形象，眼成梭形，头后部披带有略微上扬弯曲的长鬣，颌下有交叉的细线纹，C字形身躯浑圆细长，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玉龙为代表；另一种便是建平和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玉猪龙，首尾相衔，属于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性器物，距今5500年至5000年。2003年，同样是牛河梁遗址，在第16地点4号墓中出土了枕于墓主人头下的玉凤，雕刻非常精细，顾首圆眼，额部高耸，背部斜刻平行的阴线以象征羽毛。这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凤鸟造型。饶有趣味的是，最早的龙形堆塑也同样出自属“前红山文化”的查海遗址，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龙、凤两种灵物都在西辽河流域出现，这恐怕不能用巧合来解释。

石家河文化的卷体玉龙和玉凤是新石器时期另一对“龙凤呈祥”。玉龙出自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肖家屋脊遗址，身躯卷成圆形，头尾相对，通体素面无纹，头部较形象，额角凸出，上下唇外翻，憨态可掬。玉凤是1955年于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也是头尾相衔的造型，凤身呈弧度，长尾弯曲自然。石家河的这对龙凤距今4700年左右。

一南一北两对龙凤在新石器中期出现，对于考察先民的宗教和思想，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古代传说中龙和凤大都是作为祥瑞出现。古代文献将麒麟、凤凰、龟、龙并称为“四灵”。麒麟是皮毛动物的精灵，凤凰是披羽毛动物的精灵，龟是带壳动物的精灵，龙则是有鳞片动物的精灵。当然，四灵中除了龟，其余三者均是想象派生的产物，杂合了众多现实世界中的动物肢体部位而成。比如龙的形貌特征是鹿角、驼头、兔眼、牛耳、蛇颈、蜃腹、鱼鳞、鹰爪、虎掌；对凤的描述也是如此：鸡头戴冠，燕嘴、蛇颈、龙形、麟翼、鱼尾，躯体五彩缤纷，不啄吃生虫，只有在民众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才出现。它们作为古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物，不仅在当时受到无比推崇，更是影响到后世的思想文化。以龙为例，孔子见过老子之后，叹服老子就像龙一样，高深莫测。我们一般赞誉别人都是说“人中之龙”，对子女寄予厚望叫“望子成龙”。后世的皇帝都自命为真龙天子，尤其是一些开国君主，费尽心思也要证明自己是龙的后裔，汉高祖刘邦的出生传说就充满了神秘色彩，他的母亲因为梦中遇到神灵，与蛟龙交感后才怀上刘邦。类似的帝王出身传奇还有很多。统治阶层最后垄断了所有使用龙的权力，只允许皇家专用。龙从神灵化身演变成了皇权象征。

上溯到遥远的史前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神物的崇拜方面虽然各有地域性的特点，但龙、凤基本都是作为灵物、集合了多种动物图腾的特征而出现的，这昭示了多元文明演化与融合的过程。

炎帝与黄帝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都自称是炎黄子孙，共同尊奉炎帝和黄帝等为始祖。由于距离的年代过于久远，加之传说时代的史事很难获得确证，所以近现代以来讲中国远古史的学者大多是直接略过，或语焉不详，甚至有的斥之为向壁虚构，导致了远古先祖的历史几近于空白。这当然不是一个科学的研究态度。其实古代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还是需要重新引起重视的。

《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开篇就讲述黄帝的事迹。他姓公孙，名叫轩辕，是少典部族的子孙，天生就很有灵性，聪明勤奋，见多识广，具有领导气质。当时各部族互相攻战，生灵涂炭，部落联盟首领神农氏的后代已经衰败，没有力量平息这些争斗。轩辕种植五谷，安抚民众，增强实力，利用阪泉之战征服了炎帝部族，通过涿鹿大战打败蚩尤部族，奠定了少典族对于整个部落联盟的控制权，轩辕也取代神农氏成为首领，被尊称为黄帝。在古书的记载中，黄帝及其属臣发明了多种器具，他通晓天文，选任合适的人来治理民众，深受先民拥戴。

黄帝娶西陵国的女儿嫘祖为妻，生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都成为部族联盟的领袖：一个叫玄嚣，也就是青阳，率族人出居在江水；另一个叫昌意，分族居在若水。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昌仆，高阳就是他们的儿子，继黄帝之位成为联盟的首领，是为颛顼帝。颛顼死后，玄嚣的孙子高辛即位，被尊为帝喾。帝喾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挚、放勋相继出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放勋就是大名鼎鼎的帝尧。帝尧仁德爱民，和睦各族，知人善用，制定历法，谨守四时，消灾兴农，民众各守其职，安居乐业。帝尧年事渐高，开始物色合适的接班人选。帝尧对别人推荐的舜尤其关注，他考察了舜的德行后觉得很满意，便让他代行首领的职事，并最终将位子传给了舜。帝尧为各族的发展尽心竭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民众悲伤哀痛，如同失去了生身父母一般。舜在低微时以孝顺闻名，成为首领后分职设官，加强教化，政令通行，民众无不遵从。于是各族顺服，连祥瑞之物凤凰也出现了。帝舜年老的时候也沿用帝尧的办法，考察了禹在治水等方面的功德和能力，最后将首领的职位传给大禹。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出现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太史公叙述上古帝王的事迹后感慨，五帝的年代太久远了，好多人都说不清楚黄帝的功德业绩，孔子传下来的《五帝德》及《帝系姓》其实还是有依据的，上面的记述并非虚妄之说，古书中像《尚书》《春秋》《国语》等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发值得参考。这些观点无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远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地和核心内容，如果忽视此点，就难免在面对传说记载时采用“快刀斩乱麻”似的简单处理方法，最终必然出现“东周以上无史”论等说法。在当前考古大发现层出不穷的时代，利用新出土的材料与古代流传的史事及传说进行互相印证，当然会剔除一部分不实记录，但更重要的是确证古书中某些关键的说法可以采信，而看似荒诞不经的传说其实有深层的历史背景。

黄帝被视为人文始祖，地位也特别崇高，在先秦时期的传说比炎帝更多，但根据古书记载，炎、黄二帝均出自少典氏部族，其后各自衍生分化；且炎帝与黄帝的时代相隔较远，炎帝在前，黄帝在后。二者代表的部族所居住的区域也有不同，黄帝族聚居在今天河南新郑一带，活动范围是中原地区，新郑就在中原的中心地带；炎帝族的后世有祝融、共工，都是南方的系统，应该是早期部族的迁徙所致，代表了中原以南的文化面貌。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显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摇篮和发祥地的传统说法完全可信，但中原地区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长江流域在早期的文明发展中也具有与黄河流域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不相上下的水平，绝非文化落后的区域。因此，中国早期文明的孕育也得益于自己的“两河流域”，就是黄河与长江。如果结合古书中炎帝、黄帝代表的南、北方文化系统，这种对应关系很难说是巧合。中华文明的形成正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领衔的南北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结果，反映了今天华夏绵延不绝的历史根源。炎黄二帝之所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先祖，确实与他们的部族在早期文明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及其后裔的传说，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步入文明社会的缩影。

文明的脉络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也是中华民族进入青铜时代的开始。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阶级出现与国家成立毫无疑问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最核心的表现。无论以哪一种标准来衡量，夏代已经属于文明社会，这都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研究文明起源无疑需要借助夏文化的探讨，并往前追溯，这就必然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夏王朝成立之前的原始社会，也就是新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