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如母念亲恩
父亲，在充和心里多少是比母亲更立体的称呼。1972年6月，充和曾致信大弟宗和讨论父亲对孩子的教育，说像他那样太过于放手不一定合适，但凡事总要看两面，作为一个教育先行者，充和认为父亲还算是称职的。她曾专门撰文提及：
祖父给爸爸取名“武龄”，字“绳进”。爸爸嫌这名字封建味太重，自改名“冀牖”，又名“吉友”，望名思义，的确做到自锡嘉名的程度。他接受“五四”的新思潮，他一生追求曙光，惜人才，爱朋友。他在苏州曾独资创办男校“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已多，女校尚待发展，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女中。贫穷人家的女孩，工人们的女儿，都不收学费。乐益学生中有几个贫寒的，后都成了社会上极有用的人。……爸爸既是脑筋开明，对儿女教育，亦让其自由发展。儿女婚姻恋爱，他从不干涉，不过问。你告诉他，他笑嘻嘻的接受，绝不会去查问对方的如何如何，更不要说门户了。记得有一位“芳邻”曾遣媒来向爸爸求我家大姐，爸爸哈哈一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便无人向我家提亲事。所以我家那些妈妈们向外人说：“张家儿女婚姻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平时，爸爸总是在自己创办的乐益女中忙碌，学校与张家一墙之隔，穿过一个雅致的月洞门就过去了。家里的院落就成为充和与弟弟们的乐园。“爸爸不大来这个院子里，他有他自己的庭院，那是一片大操场，一条长廊，三十间教室。他有个梦，在那个大庭院中，有他的牡丹，有他的菜蔬，也有他的茑萝。他时而也来我们的庭院看看，可是他全不关心。不过月亮出来了，他会在石子路上踱来踱去，也许正在做诗，也许正在打算把我们的梭龙松或石榴树移栽到他的庭院去。”
苏州乐益女中创办人张冀牖先生一生倾心于教育事业，他的四个女儿都曾在乐益女中就读，当充和回到苏州家中时，最感温馨的应该是张冀牖先生。作为父亲，他曾用心培养女儿们的昆曲爱好，但同时也鼓励她们走出去，接受新学。可惜的是，抗战时期张冀牖因病早逝，未能看到女儿们的成就。很多年后，张家四姐妹回忆起父亲，是亲切的，温馨的，又是遗憾的。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张冀牖与元和（后左立）、允和（前右蹲）、兆和（后右立）、充和在苏州九如巷合影
看着充和依偎在父亲身旁的合影，让人生出一种慈父如母的错觉。父亲总是一脸的微笑，他与孩子们做游戏、捉迷藏，有时还玩恶作剧吓唬孩子们。有一次，他扮鬼似的躲进充和的房间里，还把门反锁起来，充和以为遇见强盗了。对于父亲，充和是充满着留恋的，她听从父亲的安排，进入乐益女中学习新课程，实际上她很不喜欢数学、政治，甚至想过逃避。“1930年，祖母春天过世，我十七岁。秋冬之际回到家中。这次是真正回家了。但是姐姐们已都去上海进大学，我一个人在楼上一间房住。最大的转变，我得进学校，按部就班。是爸爸的意思应该要接受普通教育，问题是在英文和算学上。二姐介绍她中学算学老师周侯于，从四则教起。我在乐益小学六年级读几天，就读初中一年级。一年后‘一·二八’事变，我们一家去上海。”
张冀牖不希望充和成为一个闺秀式的女子，正如他身体力行鼓励所有的学生接触新事物，敢于打破一些什么。他常常饱览时政报刊，他很清楚，时代在进步，辉煌的家族史已经属于过去。因此张家女儿们的婚姻，他统统放手，张家四姐妹的婚姻无一不是自己做主的。充和很大程度上认同着父亲的教育理念，抗战后她陪着父亲回到久违的合肥张老圩子，还为他演出他最喜欢的昆曲节目。
抗战结束后，父亲已病逝多年。充和拿出了存款，当掉了自己的首饰，与姐弟们一道恢复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她亲自书写了校名，悬挂在巷口的显眼处。她还跟着姐弟们一起在校义务任教。四姐妹中，姐姐们都在上海读了大学，只有充和充满挑战性地报考了北京大学，并被破格录取。
1938年10月13日，父亲张冀牖在合肥老家病逝时，只有继母韦均一和小弟宁和在他身边。
正规新学毕业的韦均一比张冀牖小十岁。当初韦均一嫁到张家时可能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当她真正要面对时，才发现远比想象中要难得多。一个没有做过母亲的年轻学生，如何与九个孩子相处？在她陆续生的两个孩子夭折后，她变得更加敏感和易怒了，常常回娘家，或者由张冀牖陪着去上海住一段时间，主要是看戏。他们都喜欢昆曲。
张家创办的苏州乐益女中开设了很多新式的课程：戏剧、美术、体育，但同时还注重实践，常组织学生们外出游览山水，写诗作画，并在校内开设了烹饪、花木等生活实践课程，培养社会和家庭的实用人才，锻炼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图为抗战胜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在张家十姐弟努力下复校的乐益女中的校园即景，学生们在踩缝纫机学习手工
叶圣陶先生一家与张充和女士一家为世交，两家在苏州的家距离也不远，叶圣陶曾送女儿叶至美入乐益女中读书。两家在抗战时期仍保持着密切联系，相互照顾。叶圣陶与沈从文相识也比较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两人在苏州相聚时，相约游览灵岩山。照片中叶圣陶着长袍、戴礼帽，身后手扶眼镜者为沈从文，旁边跟着张兆和女士，图中右侧戴帽穿裙女子则为张充和（照片为沈龙朱先生提供）
因为与亲生母亲没有太多的相处，没有对比，充和应该是与继母相处比较融洽的一个孩子。充和了解父亲的温和与包容，每当父亲与继母发生了不快，父亲总是会跑到充和的房间里去讲述一番。宗和的日记曾记述道：“有十点钟了，我到家，在通乐益的门口坐了一个人，好像是妈妈。我问她为什么坐这里，她说：‘等你爸爸。’我上楼看见爸爸在四姐房里，正讲他俩吵起来的事。爸爸央着我们下去，请妈妈回来。妈妈不回来，一定坐在门口。爸爸去了，说了几句好笑的话，把大家都引笑了，四姐更笑得厉害。我们把妈妈拥进爸爸的屋子坐着。”楼上楼下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和温馨。
张冀牖去世后，韦均一茫然四顾，写下了大量的悼诗。1946年10月，抗战胜利回到苏州后，张充和将韦均一写作的十四首悼诗全部以毛笔手抄出来，工整地写上“母亲大人旧稿”。
一九四六年十月，张充和回到苏州，毕恭毕敬地抄写了母亲大人（韦均一）的十几首悼念诗词，抄写的过程也是对父亲大人早逝的痛惜和怀念
韦均一（中间坐者）与张允和、张充和、张兆和以及张元和（左起）
忆往昔，张充和与韦均一论书画、唱昆曲，还一起演出了一次田汉的剧作《咖啡馆一夜》，充和扮演女友，韦均一扮演房东，几位家庭演员的一句句苏州道白，逗得大家笑不可抑。比充和大十四岁的韦均一总是会想法让充和多接触昆曲，在很多年后充和还记得继母的用心，称之为知己。在充和临离家赴京时，韦均一为充和画了两幅画：一幅是《仕女笛子》，据说画中人正是充和，神态安详，画面清静；一幅是山花小品，青山红叶，杜鹃花开，题名“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正是《牡丹亭》里的唱词。
也正是因为昆曲，才让充和与继母走得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