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徜徉在美国沃思堡现代美术馆，正宗、完全的几何线条，简洁地支撑起建筑的三维空间，也成为周围景色的屏幕。人们不管是在美术馆内部还是在外部行走、停留，都会与几何空间透露的不同层次的光影有着奇妙的邂逅。在这种不期而遇的惊喜中，光的影子展现着疏疏密密的舞姿（见图1-1）。

美术馆外的水池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深度正好能使水面微妙地表现出风的降临。涟漪跳动的光影折射入馆内，使建筑能通过自己的语言与自然窃窃私语。

情不自禁地想了解是谁设计了美术馆，使光线在建筑中奇妙地低语吟唱，接待处的人员告诉我，建筑师是日本的安藤忠雄。进一步了解这位设计师的背景，才知道这位从拳击师自学成才的日本人，其作品遍布全球，在中国的作品有上海国际设计中心、杭州万科·良渚文化村艺术中心等。

日本大师可以设计出引领全球极简主义创新的建筑风格，但为什么最近众多日本企业纷纷遭遇滑铁卢呢？代表日本企业崛起于世界之巅的索尼、日立、松下、夏普纷纷爆出巨额亏损；高田气囊存在安全隐患；日立爆出会计丑闻；奥林巴斯隐瞒投资损失；东京电力公司瞒报核电站的设计缺陷……这些丑闻足以击垮“日本式管理”于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光环。过去20年来，日本在研发上的开支迅猛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但日本在全球制造业的竞争中节节败退，在液晶、光伏等新兴产业中输给了后起之秀——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日本的创新投入高、回报低，原因何在？

日本经济为什么缺乏蓝军

这个国家并不缺乏创新，而是缺乏使创新商业化的成功机制。人们当然可以指出日元汇率高企、日本未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等原因，但是从战略的制度观角度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制度性的原因——让日本虽然催生了以丰田为代表的持续改进的世界一流的管理实践，却难以建立蓝军的机制。

（1）利益集团绑架改革，束缚了创新。自1990年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迟迟无法复苏，主要原因在于：历经20世纪90年代选举制度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与行政改革，日本的正式制度虽然已经做了大幅改变，而许多非正式制度却仍然存在，特别是“派阀—官僚—企业”组成日本政经体制的铁三角，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苏珊·卡彭特和蔡增家等学者指出，日本创新的最大束缚来自行政指导和高官空降制度（Carpenter,2009）。

行政指导是指日本的行政官僚为了控制企业的发展政策，直接派人员参与企业的内部会议，监督、指导企业的政策，以配合政府的产业政策。同时，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互惠性的统合主义，企业将利益团体的代表（例如日本的经团连会长）带入政府部门决策者中，并在各政府部门中普遍设立审议会来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相关政策的鸿沟。行政指导与审议会形成了畸形的政商关系，使政府政策受大型企业的主导、企业又受政府干预，结果造成一些像第五代计算机等大型“龙蛋”科研项目，收获的却是“跳蚤”。

高官空降是指高级官员退休之后，由政府安排进入私人大企业担任高管，这可以监督民间企业是否确切执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也利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但坏处是会形成非正式的网络，派阀、官僚、企业相互勾结，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使改革很难进行。小泉纯一郎以来的多届政府均试图改革，但利益集团的势力盘根错节，抵制各种创新。

（2）内向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消耗了创新的力量。在派阀、官僚、企业的铁三角关系中，日本企业利用内部的交叉持股来形成一套相互安全的保障体制，这种体制在稳定的环境下可以保持企业的长治久安，但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中（尤其是电子、高科技行业中），这种体制却容易产生保护主义，不利于创新。

同时，交叉持股使日本资本市场比较排外，不易形成以购并为代表的控制权市场，日本高官不会受到股东问责，不会面临私募资本购并的压力，公司治理结构内向化，不易接受创新。高官空降制度形成独特的官员晋升渠道。日本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志愿都是入仕。绝大多数日本精英官员出身东京大学或是京都大学等名校，进入官僚体系磨炼后，这些精英通常会在40岁左右退休，一部分进入国会，另外一部分则进入企业担任高管。由于这一晋升渠道有着极高的门槛与成本，日本大型公司的董事会往往相互隐瞒，奥林巴斯、东京电力等公司出现的治理丑闻，正是这一非正式制度僵化一面的集中体现。

由于这种治理无法形成强大的问责力，日本公司倾向于大力投资自己擅长的一面，例如流程改善、质量提升等，但在破坏性创新上乏善可陈，而且投资回报率很低（因为没有股东压力），一旦选错了技术路径，就可能造成大笔撇账与亏损。

（3）缺乏风险资本对创新的支持。日本大学有很多实验室站在全球创新的前沿，但公共服务部门的反腐败规定使得学界和商界沟通很少，商业化的成果很低。而大公司的垄断使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风险投资。像软银孙正义这样的创始人很难成为年轻人的榜样。而日本的耻感文化也将企业失败、破产看作可耻的事情，这也减少了创新的激情。日本的新生企业往往沦为大公司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家独立的子公司。但在大公司内部，山头林立，像索尼内部虽然早于苹果开发出类似iPod的MP3音乐播放器产品，但部门之间缺少合作，索尼娱乐部门为保护自己的版权收入，不愿与电子部门合作，结果创新的“幼苗”也无法在大公司内成长。

美国经济复苏的蓝军力量

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却能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先于欧洲复苏。这场复苏力量的主要驱动力不是美国传统的优秀公司，而是创业公司组建的蓝军队伍。吉姆·柯林斯在其流行作品《从优秀到卓越》中列出了11家拥有卓越绩效的公司，但在经济危机中：电器城惨淡破产，房利美与富国银行成为次贷的替罪羔羊（见图1-2）。

据说，柯林斯对自1965年以来《财富》杂志历年的500强企业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调查研究，从1435家企业中筛选出11家取得巨大成功的卓越企业，并与未能实现跨越的公司对照分析。有趣的是，另一项由考夫曼基金会戴恩·斯坦格勒（Dane Stangler）对《财富》500强中可以找到公司历史的488家进行研究，发现其中的256家创业于经济衰退期或市场熊市时期，或者说51%的美国最强大的公司是生于忧患（Stangler,2009）。

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1937～1938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似乎都不适合开办公司。然而，20世纪30年代创业成功的《财富》500强企业多达29家，远多于其他年代（平均水平是10年创业22家）。如果我们再仔细看10年分布图，《财富》500强公司在经济创业衰退年份创业成功的明显多于经济复苏的年份（见图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创业最沉闷的时代，罗斯福新政后的管制使官僚资本主义达到顶峰，但到了6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开始复苏，美国的创业在里根放松管理的经济政策下开始重生（见图1-4）。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熟悉的公司以及它们创业的年代：英特尔（1968年）、AMD（1969年）、嘉信理财（1971年）、微软（1975年）、家得宝（1978）、美光科技（1978）、戴尔（1980年）、思科（1984年）、重建的Verizon（1983年）以及第一资本（Capital One,1988年）。

事实上，公司进出《财富》500强是极具动态性的，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演变特征：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不断通过购并、整合与创新，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和进步。同样，斯坦格勒对《公司》（Inc.）杂志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公司》杂志上500家高速成长的企业大部分创业于2000～2002年，这正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熊市时期。在2008年和2009年，美国估计将有40万～70万新公司开始创业。在这些新手中，很多会失败，有些会“跛行”，但很多会获得生存和发展，其中的少数可能会“鲤鱼跃过龙门”——极可能在2020年或2030年荣登《财富》500强之列。Uber、Airbnb等估值高达10亿美元以上的创业公司（又称“独角兽”）成为改造美国经济、倡导共享经济的蓝军力量。

为什么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创业的蓝军，更有可能成长为大公司？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新创公司在经济衰退期有着更强的生存力。由于美国的劳动法比欧洲国家更加宽松，美国公司会在经济周期的下降区间迅速裁员，降低产能，而裁减的富有经验的职员会迅速投入创业中，这些创业人员比经济周期其他区间脱离公司创业的人员更有压力与激情，从而使新创公司有着更佳的生存DNA。

（2）新创公司在随后的经济扩张期可以更容易地获得资本。虽然在经济衰退期创业，风险投资的资金也捉襟见肘，但一旦走出经济衰退，新创公司打造好新的商业模式，或者开发出新的产品，就很容易吸收风险投资，开始新一轮的扩张（见图1-5）。而对私募资本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经济周期衰退期或经济扩展期投资的项目收益率远高于在经济周期顶部的投资（Kaplan & Schoar,2005）。

从创立于忧患中的公司更易成长为大公司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反弹力。从更广的制度环境看，美国有很强的制度扶持新的蓝军力量。

（3）美国在经济衰退中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调整经济结构中的过剩与失衡，尤其是破产法实施高效，且保护企业家精神。例如，通用汽车仅用40天的时间，就脱离了破产保护，远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快。然后，美国财政部投入500亿美元的援助，根据相关条款，通用同意以67亿美元现金及60%股权的方式做清偿。经过破产后重组，通用的全球产能从2008年的810万辆下降到2009年的650万辆，雇员从21.7万名降到14.3万名。它将在美国过剩的产能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其海外的汽车销售额从2008年的58%提高到67%。通用在2009年下半年亏损43亿美元，但负担大幅减轻了：对员工540亿美元养老金的负担降低到360亿美元，破产重组后，每辆车可以减少6000美元的成本。通用CEO爱德华·惠特克（Edward Whitacre)已逐渐提前进行原本的清偿计划，公司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时，分别已偿还政府10亿美元，随后又提前向美国政府偿还剩余的47亿美元贷款。

（4）美国政府出台多项法案，扶持蓝军力量。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签署旨在帮助小企业更容易通过投资者获得融资的《创业企业扶助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JOBS）。这项法案的起草人，就是来自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也即Scale Venture Partners董事总经理凯特·米切尔（Kate Mitchell）。她极力主张降低新兴企业进入IPO市场的准入门槛。该法案的第三部分“群众募资法案”（Crowdfund Act），为类似Kickstarter这种众筹平台建立了法理基础。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邓肯·尼德奥尔（Duncan Niederauer)在声明中表示：“JOBS法案为企业家及中小企业寻求资本，实现扩张和繁荣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其IPO专案组负责人及Scale Venture Partners董事总经理凯特·米切尔表示：“降低新兴企业进入IPO市场的准入门槛，将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奥巴马政府设立国家CTO、招聘首席数据官，于2014年在白宫举办第一届创客嘉年华；2015年8月4日，又借鉴硅谷精益创业的模式推出演示日（Demo Day），邀请重量级企业家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创业团队则上台展示其产品。

（5）美国企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实现高效率的提升。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相比之下，在2007年和2008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别为1.7%和2.1%。在2008年和2009年，美国只用了18个月的时间就采取了大刀阔斧的银行改革。自从2009年5月宣布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来，这些银行新筹集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资金。2009年8月，就连最盲目乐观的人士也没有预料到，短短4个月后，美洲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就开始复兴，将1000亿美元的借款归还给了政府。

（6）重新调整人力资源。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曾指出：泡沫的成本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出色人才，喜欢金融交易，而不是追求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职业，例如科学、医学和教育”。事实上，在金融泡沫后，根据《哈佛红》（Harvard Crimson）报告，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2007年有47%投身于金融或咨询行业，而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0%。更多的毕业生选择投身于下一代的技术革命。创新将驱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后者则使收入得以增长，从而减少美国经济“去杠杆化”，减除债务的痛苦。

美国的复苏故事与日本截然不同。相比之下，日本一味回避改革，政府一路借债增加支出，但不断失去变革的机遇。没有蓝军主导的结构性调整，新的生产力很难成长起来。日本政商关系中统合主义的设计初衷是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争端降到最低，营造二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共识，有力地实现国家主导的产经政策。但日本“失去的20年”表明这种统合主义不利于创新与变革。帮助建立现代公司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罗伯特·洛（Robert Lowe）形容企业是一个个“小共和国”，制衡着政府这个大共和国的权力。如果这些小共和国与大共和国合为一体，自由就会不幸被削减。

或许，只有通过全球化开放外力的变革，“安藤忠雄们”才能在日本建立类似美国的创业蓝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