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苦乐人生(4)
9月30日晚上，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已经确定毛主席10月1日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我们立即兴奋得又哭又喊。接待人员把我们集中起来，开始训练如何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我们每六十人胳膊挽胳膊排成一行，行进速度每分钟不能低于六十步。训练结束时，接待人员给每个人发了一包饼干、一瓶汽水、一副鞋带。鞋带是让我们把鞋子捆在脚上的，说是如果捆不结实鞋，就会被后面的人踩掉。接待人员让我们赶快睡觉，因为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我们就得被接到东长安街等待。我们哪能睡得着啊，便早早地把鞋带捆在脚上了，躺在地铺上无数遍地唱语录歌。
凌晨两点钟，我们坐上了大客车，不到三点钟就来到了东长安街。我的天！密密麻麻的红卫兵，都是六十个人一行坐在马路上。
这时候，一个特大惊喜突然降临到我头上：领队告诉我，由于我教唱歌有功，我被推选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就座！我的眼泪唰地掉下来了，我忙问：“还需要政审材料吗？我没有。”领队说：“不需要，你们都是革命小将！”我放心了，我怕因为父亲的“历史污点问题”不让我上观礼台。
终于，我坐在了观礼台上，位置是天安门城楼右侧观礼台的第四排，往左上方看就是天安门城楼。我心里那个激动啊，立即在观礼台上教唱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日上午十点，检阅开始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跳啊，哭啊，喊啊，嗓子都喊哑了。这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观礼台上往广场上看，一队队红卫兵胳膊挽胳膊列队经过天安门城楼，像我一样喊啊，哭啊，唱啊，每个人都想看见毛主席。一百三十万红卫兵要在一小时内走过天安门城楼，这样就有许多红卫兵没有看到毛主席，于是他们不走了，队伍前挤后拥停滞不前，急得会场总指挥示意游行队伍不要停下来。
终于，检阅结束了，我们都舍不得离开观礼台。这时候，我再往广场上望去，只见游行队伍通过的地方满地都是被踩掉的鞋子，几辆大卡车开过来，许多人快速清扫着，将鞋子扔进大卡车，一会儿，车辆就装满了各色各样的鞋子。
回到学校后，我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稿子邮给了报社，题目就叫《我把毛主席语录歌带到北京》。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退稿信上写着：“事实无法证明，故不能刊用，欢迎继续来稿。”我没灰心，又连续往不同的几家报纸投稿，有的石沉大海，有的依然是“不予刊用，欢迎踊跃来稿”。我生气了，这么真实动人的故事，你们为什么就不给登呢？是不是你们根本就没有看？于是我一次抄了六份，发给了六家媒体。为了检验编辑到底看没看，我故意用糨糊偷偷把稿纸粘了几个点，如果编辑不看，那么粘上糨糊的稿纸肯定不会打开。果然，稿子都退回来了，有四家报社退回来的稿子很明显编辑没看过，因为稿子被糨糊粘着，其中有一家报社编辑在退稿信中问我是男是女，我当时挺纳闷儿，问我是男是女干啥？编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我眼珠一转，想了个“小计谋”，就写了一首诗歌叫《我心中的歌》，落款写上“作者：刘美艳，女，十八岁，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二年五班”。
稿件发出去了，我就天天偷着查看学校传达室的收信袋，果然见到了一封写给“刘美艳”的报社来信。我偷偷打开信，照常还是退稿信：“刘美艳，稿件已阅，目前尚未达到发表标准，但你的写作基础很好，很有发展前途。过几天我要到旅大出差，可能抽时间去见见你，帮助你提高一下写作水平。×××。”之后我多次问传达室的值班大爷，有没有哪家报社的人来学校找我的？值班大爷说：“没有，就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要找二年五班的刘美艳，可我问过二年五班，没有刘美艳这个人。”我一肚子火发不出来，回到宿舍把我写的诗歌和散文什么的都烧掉了，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是女的，下决心再不投稿了。今天想起来多么偏激幼稚。
我做的第三件大事：保护旅顺白玉山塔。“破四旧”，造反派要炸掉旅顺的白玉山塔，我带领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三百多名学生坚决守护这座历史遗迹，以至于被造反派持枪追杀，险些丧命。今天，每当我回旅顺口，看到屹立在白玉山上的那座塔完好无损，看见它已经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都由衷地感到自豪，尽管没人知道当年那个誓死保护文物的旅顺小伙。
专家一句话，逼出一个业余作者
自从毕业分配到农村小学当老师，我便不再有当作家的梦想，我在甘井子区营城子公社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打算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一个好老师。
1969年，全国“农业学大寨”，我们教师和全公社干部一起夜里挑灯夜战，“深挖洞，广积粮”。上千人的大会战工地，我是唯一的工地广播员，扩音大喇叭不断播送各个战斗队写的决心书、挑战书、诗歌。广播久了，全是口号，连我自己也播腻了，我就想改改广播形式，随手编了个小广播剧《爷孙一起上工地》，我做解说员，我们学校卢老师做“爷爷”，我的一个女学生当“孙女”，现场直播。尽管很简短、很政治、很概念，但是很新颖，听惯了喊口号、表决心的人们，突然听到一个带有剧情的广播剧，很多人停下了手中的活，跑到广播点来看，其中也有营城子公社管宣传的书记。我立即成了公社的“名人”。
1970年，甘井子区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群众文艺创作会演，要求每个公社都必须出节目，而且必须是自编自演的。公社书记就想起我在夜战时广播的《爷孙一起上工地》。他让我把这个节目再排一排去参加会演。“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又编又导，领着学生搞了一个小歌剧，剧名还叫《爷孙一起上工地》。甘井子区文化馆邀请的专家看完演出后问我：“你那是写的什么？”我说：“小歌剧啊。”专家说：“你懂什么叫序歌吗？”我问：“什么叫序歌啊？”专家说：“你连什么叫序歌都不知道，怎么能写小歌剧？”我顿时脸憋成了紫茄子。正是专家的一句话，触动了我骨子里倔强的神经。
评论会后，我听说区里要办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就立即找到公社书记，坚决要求参加学习班，学习什么叫序歌。书记说：“人家都是作者，你不够资格，况且你还得给学生上课。”我说：“上课我求别的老师代课，车票我自己报销，我去弄明白什么叫序歌就回来。”正在此时，甘井子区文化馆的馆长走了过来，书记就说：“哎，一家子，我们单老师想去参加创作班，学习什么叫序歌，行不行？”馆长说：“来吧！”就这样，我郑重其事地理了发，买了新衣服，穿了新鞋子，参加了甘井子区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给我们讲课的正是那位专家，他也是甘井子区的重点作者，以往甘井子区参加省、市演出的主要作品都出自他的手。
听了专家的课，我立即明白了：“专家说的序歌就是主题歌呗！也可以说是序曲、引子呗，原来他这个专家也没整明白。”我一边极其认真地做笔记，一边在下面偷偷盯着台上那位专家，心里默念：“早晚我会赛过你！”
学习班在学习创作技巧的同时成立了四个组，分别是小戏组、曲艺组、歌曲组、自学组。前三个组都是区里知名的作者搭班子创作新节目，准备参加市里会演。那位专家带领第一个组，我则是第四组的组长，带领三个农村小丫头自学，爱写点儿什么就写点儿什么，没有任务，人家没指望我们组出作品。
我不服啊，一个大男人跟着三个农村小丫头混，丢人哪。我就偷偷摸底，想搞清那个专家领的是什么创作任务。一了解，原来是安排他创作一个独幕小歌剧，好代表甘井子区参加旅大市业余群众文艺会演。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创作任务，我也偷着写小歌剧。三个小丫头老找我打扑克，还有一个挺俊的小姑娘对我老表示“那个意思”，我离她们远远的。我把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时间都用在看优秀剧本和冥思苦想上，二十多天，我就瘦得脱了相。
一个月过去了，各个组的作品初稿都拿出来了，开始每个人读稿，大家提意见。作为第四小组，我和三个农村小丫头参加旁听学习，其实我这时也偷着写了一个小歌剧，叫《一副担子》。我不敢拿出来，也没有声张，我想先听听别的作者，尤其是那位专家写的什么。如果感觉他写得比我好，我就不声张；如果感觉他写得不如我，我就拿出来震他一下。专家和其他作者把自己创作的初稿都分别读完了，我敢说我比谁听得都认真，眼珠子瞪得溜圆，绝不像有的作者边听边打瞌睡。但听过专家念过的初稿后，我心里嘀咕：“啥呀，赶不上我！”我立即跟馆长请示：“馆长，我也写了个小歌剧，我知道肯定不行，因为我连序歌都不会写，但我希望在这里能让我念一念，好请专家帮我指导指导。”我装得很谦虚。馆长说：“你也写了？那读吧！”我就把《一副担子》绘声绘色地读了一遍，结果是我的《一副担子》击败了那个专家的作品，代表甘井子区参加旅大市会演，获得一等奖。再后来的结果是戏剧、曲艺、歌曲的创作我全是大拿，第二年参加市里会演的总共有十七个节目，其中十五个是我写的，我成了甘井子区最重点的业余作者，而那位专家销声匿迹了，后来听说做了营业员。
我这个“犟种”，因为专家的一阵嘲笑，把自己逼成了业余重点作者。我今天能挤进专业作家队伍，除了感谢那位专家，更感谢引我入门的馆长。“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在多种场合都说：“没有这位馆长，就没有单联全的后来。”他的名字叫石福玉。
遭受迫害，靠文艺创作改变命运
1972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教育回潮”，教育工作被重新重视起来。此时，我由郭家沟小学调入旅大市五十七中（后与大连二十八中合并）当老师，专教九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三）语文。由于教学成绩突出，我被评为旅大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光荣入了党，当时的校长很爱才，我立即被送到干校作为区里的年轻后备干部进行培养。突然好运连连，莫非老单家的祖坟冒青烟了？我激动无比，全家人兴奋异常，我成了全家人的希望，不太爱说话的父亲比谁都高兴，就着炒黄豆喝了好几盅白酒。父亲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四儿啊，幸亏爸没影响到你的前程，你不管怎样也要往上升，当个大官，给爸出出冤气！”父亲哭了，我没哭，我乐呢。还是我大哥走南闯北有经验，他偷偷问我：“老四，就咱家这背景，你这步子迈得这么猛，能行吗？”我来了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同样的十五瓦小灯泡，你分搁哪儿，放在抽屉里，它没有用；安在咱家里，也就照个明；安在天安门，照亮全中国！我得给咱老单家争口气！”那一年，我二十七。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我离开学校进干校学习的第四天，学校里就掀起轩然大波：我们学校有一位和我一样年轻的老师，父亲是省里干部，叔叔是市里领导，他本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这样一位根正苗红的老师没被提拔，一个中专毕业的农民的儿子、父亲还是“国民党党员”的小子竟然坐了火箭，那还了得？这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年代，一夜之间，学校里关于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罪名是什么“说反动话，宣传封资修，反对伟大领袖，污蔑社会主义，外加作风败坏”。我在干校待不下去了，很快被退回了学校。当时的公社人保组（现在叫派出所）迅速对我进行调查，情况很快反映到甘井子区革委会，区里准备在五十七中学召开全区教育界现场批判会，几千张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内外。
在开现场会批判的头一天，甘井子区革委会主任提前来视察，在全面了解完情况并观看了批判我的大字报之后，主任问：“这个单联全的问题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公社人保组组长回答：“还没有。”主任又问公社领导：“那这些大字报里的罪行有没有一条落实的？”公社领导回答：“还没有。”主任不愧为老革命，有水平啊，他当即说：“这里面如果有一条罪行落实了，那么区人保组可以把单联全马上逮捕；如果一条也没有落实，这叫不实之词，明天的现场会取消！”呜呼！我躲过一劫！
就这样，批判现场会没有开，大字报被撤下来，堆了半间教室，很多人说那些大字报是我没查清的“罪状”。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人敢靠近我，我也不敢靠近任何人，我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噩梦并没有停止，由于查不到我的罪证，我就和我父亲当年一样，成了“有问题没查清的人”。上午，我继续当我的班主任，给学生上课；下午，我就在会议室接受公社人保组、学校专案组和学生代表的批判，逼我交代罪行。我由于知道自己没有罪，所以态度极其强硬，人保组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学生要打我，我随手抓起了凳子。表面看我不屈服，其实我已经快崩溃了。我突然想起了父亲，一个垂暮老人是经过了怎样的孤独和屈辱才选择死亡的？悲切之情油然而生，我甚至觉得在这个时候我的同事和朋友哪怕你不说话都是好的。但是没有！越是你的朋友，越是猛下刀子，他们急于撇清自己，侮辱、诬告、嘲弄、恐吓、恐慌、委屈，让我成了惊弓之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被抓走，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不脱衣服，准备随时被戴上手铐，每每听到警车声和尖锐的汽车笛声，我都以为是来抓我的，都会忽地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