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苦乐人生(3)

“猪口夺食”和“鼠口夺粮”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要拍成动画片才有意思呢，于是我就写了《揽地瓜》和《抽玉米》两个故事，偷偷投给了《少年》杂志。不久稿子便被退回来了，编辑说我写得很好，但行为不好，和动物抢食没有教育意义。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尽管被退回来了，但编辑说我写得挺好，我很兴奋，在我眼中，编辑比作家的官还大，将来要当作家的美梦我又做了一回！

在困难时期，我还搞过一次恶作剧。我们家的一头毛驴胀死了，母亲把驴肉卖了，留下一点儿驴肉给我们包了一顿驴肉包子。“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可是民间俗语，况且又是在吃不饱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驴肉包子，那多难得呀！母亲给每个孩子分了两个驴肉包子，我只吃了一个，留下一个准备拿到学校去炫耀。上学路上，我故意举着驴肉包子给同学们看，不料有个叫韩刚强的同学突然从我背后蹿过，夺走了我的驴肉包子，我在后面拼命地追，要夺回我舍不得吃的驴肉包子。可就在我马上追到韩刚强的时候，他突然朝驴肉包子“呸呸呸”吐了三口唾沫，我恶心死了，再也不能夺回那个驴肉包子了，韩刚强三口两口就把驴肉包子吞了下去。吃了大亏，一天不舒服，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怎么能把韩刚强“修理”一下。办法终于想出来了。放学后，我提前离校，在路边沟里捡了一张别人吃完蛋糕扔掉的包装纸，那时候蛋糕都是用土纸叠成三角形来包装的。接着又在马路上找到刚拉的驴粪蛋，把驴粪蛋装到包装纸里。那时候商店卖的蛋糕又黑又硬，跟驴粪蛋差不多，我趁天没黑之前，把包装袋放到韩刚强家门口，然后故意变着声音喊韩刚强出来。韩刚强出来后，果然发现了地上的“蛋糕”，他一下子扑上去，撕开包装纸，也没顾得仔细看，抓起一块就咬，“哇”的一声又吐了出来。我躲在墙角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记一件有趣的事》，我把驴粪蛋变蛋糕的故事写了出来。语文老师说：“单联全，你怎么净写一些稀奇古怪而中心思想又有问题的故事啊？”我又一次挨了批评。我也纳闷儿了，我的作文中心思想为什么总是有问题啊？我顶了老师一句：“老师你不是说要写一件有趣的故事吗？韩刚强抢了我的驴肉包子，我用驴粪蛋变蛋糕教训他，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老师说：“你就犟吧！早晚有你犯错误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语文老师原来也喜欢写东西，1957年反右斗争挨了不少批评，幸亏受名额限制，在教育局又有亲戚，才侥幸没被打成右派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黄饼子事件”更让我记忆犹新。我班一个同学午饭带了一块纯玉米面饼子和一块煎刀鱼。那个时候野菜饼子都吃不饱，突然能有一块金灿灿的玉米面饼子和一块煎刀鱼，那可是让人垂涎三尺。这个同学急不可耐，上课的时候，他不时地偷偷掀开课桌盖，摸摸他的黄饼子和煎刀鱼，时不时地偷着掐一点儿吃，还故意拿出来让我们看。教室里充满了煎刀鱼的香味，谁都没心思上课，饿啊！馋啊！课间操的时候，班主任梁老师让我们全体同学都到操场跑步，连值日生都得去。可谁也没想到，就在我们做课间操的时候，梁老师在教室里把那个同学的黄饼子和煎刀鱼偷吃了！课间操一结束，那个同学第一个冲进教室，当他掀开课桌盖后，立即号啕大哭：“我的黄饼子丢了啊！”教室顿时乱了套。

梁老师进来了，一脸严肃地问那个同学哭什么。听说是黄饼子、煎刀鱼丢了，梁老师立即火了：“谁偷的？马上承认！不然我就挨个座位翻！”我顿时害怕了，我这个人胆子小，真怕在我的课桌里翻出来黄饼子、煎刀鱼，我有嘴说不清！梁老师接着说了：“都站起来！老对儿（同桌）之间互相翻！”我站起来时腿都软了，好在我的老对儿在我的课桌和书包里没翻出来，我在老对儿的课桌和书包里也没翻出来，全班同学都没翻出来！黄饼子和煎刀鱼在梁老师的肚子里，我们怎么能翻出来呢？然而那个同学不依不饶，躺在地上号啕大哭。

梁老师又出了一个损招：“老对儿之间互相嘴对嘴闻味！谁偷吃了鱼肯定嘴里有味，互相闻！”于是我们就站着互相闻起老对儿的嘴里有没有鱼味。鱼已经吃进老师的肚子里了，我们同学之间怎么能闻出味来呢？调查再一次陷入困境，那个同学还是躺在地上号啕大哭。

梁老师火气更大了：“教室里没有鬼，肯定是你们当中有的人偷吃了，肯定有的人闻到了鱼味还装好人不检举，我不信就查不出来！我亲自翻，亲自闻味！”不知梁老师当时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蠢，他果然挨个课桌翻，同时挨个闻同学的嘴。结果梁老师嘴里的煎刀鱼味被我们不少同学都闻到了，我也闻到了，但是我们谁都没敢说。

教室里的哭声惊动了校长，校长来到教室，把梁老师一顿批评：“不上课，闻什么味？”梁老师一脸委屈：“谁偷的黄饼子，我不得现场查清啊。××同学老那么哭，我怎么上课啊？”“下课后再说！”校长走了。

下课之后，同学们都悄悄地互相问：“哎，你闻到没闻到咱老师嘴里有鱼味？”几个对梁老师有意见的调皮同学回家一说，家长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校长那里，校长秘密做调查，首先找的就是我这个班长。我死犟，就说没闻到梁老师嘴里有煎刀鱼味。校长说其他同学都闻到了，为什么就你没闻到啊？我说我感冒了，“瞎鼻子”了。但是，不少同学都证实闻到梁老师嘴里有煎刀鱼味了，在事实面前，梁老师最终跟校长承认是他因为太饿，故意把值日生都赶出去做课间操，而他趁教室里没人的工夫偷吃了那个同学的大黄饼子、煎刀鱼。

因为“黄饼子事件”，梁老师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回到村里种田。他几次逼问是不是我告发的，我都矢口否认，但是这都没用，他已经记下了仇。这个仇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他报了，那时，我父亲因“历史上有污点”又被拎出来，几次被民兵拉去逼问是不是国民党党员，整得父亲大病了一场。幸亏当时的“四清”工作组政策性还挺强，没让父亲受多大的罪，而当时的民兵连长正是梁老师。

1965年，我在旅大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写了一篇议论文叫《师无道，何来尊严？》，把梁老师偷吃大黄饼子的故事作为重要例子和论据写进了文章。但是语文老师许鸿祥却很严肃地批评我说，这篇文章政治上有问题！这顶帽子扣得可不轻，我那时已经十八九岁了，我懂事了，我知道“政治上有问题”如同我父亲“历史上有污点”，都是要命的事。我据理力争，认为我列举梁老师偷吃大黄饼子被开除教师队伍的事，正说明“师无道，则必失尊严”，这篇文章论点正确，论据充分，中心思想积极，凭什么说政治上有问题？许老师说：“说你这篇议论文政治上有问题，就是因为你写了老师偷大饼子。”我说：“这是事实啊。”许老师说：“事实都能写进文章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丰衣足食，这是社会主义的主流。三年困难时期是暂时的，是被苏联修正主义搞的，是支流。你把支流当主流，写人民教师因为饿得受不了，偷吃了学生的大饼子，这不是揭社会主义伤疤吗？你说你这篇文章政治上有没有问题？放在1957年，你就是个右派分子！”我哑巴了，许老师最后一句话让我五十年不忘：“单联全你记住：有些故事即使已经发生了，但你不可以写；有些事情也许不可能发生，但你可以写。”

整整五十年了，许鸿祥老师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在给敬爱的许老师送最后一程的时候，我在他遗像前鞠了六个躬，比别人多鞠了三个躬。我心里默默地对恩师说：“许老师，我如愿以偿当上作家了，如果没有五十年前你的这句严厉警告，如果我赶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现在我也早被打倒了！”

平心而论，我的童年和少年更多的是在少不更事的时光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叛逆，即使偶尔倔强也是性格使然。但是随着我渐渐长大，开始受制于各种现实境遇，成年以后所遭受的挫折让我的倔强性格渐渐变成了一种抗争。也许正是这种抗争，使我的人生之路充满变数。

我第一个把语录歌传到北京

1966年5月，作为即将毕业的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师班的学生，我们正在双岛公社农村小学实习，突然来了几台大客车，将我们连夜拉回学校，进了校门一看，校园内外贴满了大字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立即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立即在学生中间形成了两派：一派是“造反派”红卫兵，一派是“保皇派”红卫兵。我充分发挥了我的写作才华，出口成章，激扬文字，经常驳得“造反派”红卫兵体无完肤，经常赢得无数热烈的掌声，同时也赢得了许多女同学的芳心，求爱信不断涌来。可惜，我当时太“革命”了，因为那个年代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我像我老实的父亲一样，老老实实跟组织汇报，把所有的求爱信都交给了组织，以至于师范学校有那么多女同学，我却没谈过一次恋爱，直到毕业分配到农村小学工作，才找到了一个农村妇女做老婆。四十年后，在我儿子的婚礼上，我把当年的女同学们都请到了婚礼现场，我带着糟糠之妻给大家敬酒，故意开玩笑说：“当年有你们这么多漂亮的女同学，我都没敢和你们其中任何一位谈恋爱，还把你们的情书上交给组织，我当初太傻了，太遗憾了！”我儿子立即接话：“谢谢各位阿姨，如果真是那样，今天就没有我了！”大家哄堂大笑。

不过在那疯狂的年代，我带领“保皇派”红卫兵小将做了三件大事，今天看来也都是壮举。

第一件事：反对剪长头发，反对剪喇叭裤。当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潮影响下，社会上兴起了“反对留长头发，反对穿喇叭裤”的热潮，一批批红卫兵小将手持剪刀站在大街上，发现男同学留长头发、女同学扎辫子就认为是“封资修”，上前就剪；发现谁穿喇叭裤，不由分说上前就把裤子劐开。我带领“保皇派”的同学，用我写的宣传稿，站在街上拿着小喇叭宣讲“扎辫子不一定不革命，穿喇叭裤不一定是资产阶级”。后来，两派打起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因为我们都不能打，我呢，落了一个乌眼青。

第二件事：反对“革命大串连”。“文革”开始不久，全国的红卫兵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串连”。大家不用上课了，自由行动，全国各地随便跑，坐车不花钱，住宿不花钱，吃饭不花钱，各地区还建立了成千上万个接待站发点心、发衣服。有的同学借机逛遍大江南北，还把免费领来的点心、衣服源源不断地邮回家中。而我带领一批“保皇派”在大连火车站二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由我主讲，细数火车每误点一分钟将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出去“大串连”，没有游遍大江南北，现在回想起来，忽然感觉很吃亏。

1966年国庆节前夕，省里在沈阳体育场举办毛泽东思想先进人物报告会，由李素文、尉凤英等人物做报告，我被派去学习。在报告会开始前，作曲家李劫夫谱写了两首毛主席语录歌，现场教唱。一首语录歌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你们的》）还有一首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我兴奋极了！毛主席语录还能谱曲唱啊，太神奇了！我还是有点儿艺术细胞的，没学几遍，就全会了，而且唱得朗朗上口。这时候，我在会议接待处听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国庆节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红卫兵，我干着急不敢去，因为我是反对“大串连”的头号吹鼓手，我在大连火车站广场万人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历数“大串连”的害处，现在怎么能自食其言呢？这时接待办的一位大姐就说：“去吧，你们革命小将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是好事，你们是毛主席请的客人。”于是，我连夜从沈阳爬上了开往北京的慢车。火车厢里挤满了人，车座下、行李架上、走廊过道，没有一点儿插脚的地方。上车后，我正好被挤到厕所的旁边，我想钻进厕所，结果发现厕所里已经挤进去四个人，我一脚在厕所里，一脚在厕所外，两腿中间还躺着一个女学生，动也不敢动，谁要上厕所就互相换位置。就这样，整整二十三个小时啊，我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终于到了日夜向往的北京城。

一出北京火车站，我就随“大串连”的红卫兵一起被车接到雍和宫住了下来。那是1966年9月30日，雍和宫里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几百名红卫兵。我热情高涨，一下车就跟接待办的人说了：“我要教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这可是个绝对新鲜的事物，接待办的人员问我：“什么叫毛主席语录歌？”我说：“我在沈阳体育场才学的，是李劫夫谱曲的《世界是你们的》和《下定决心》。”接待人员说：“那你赶快教！”于是，他们立即把雍和宫里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由我教唱。歌声越过雍和宫的大墙飞向蓝天，就在我教唱的过程中，接待办里的“能人”已经写出了曲谱，迅速油印，然后迅速安排人将毛主席语录歌曲油印本送到各个红卫兵接待站，毛主席语录歌就这样唱起来了。当然，历史不会记录下是我把它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到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