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及其政治社会主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形势下兴起的。这次农民革命的发动者是洪秀全、冯云山。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洪秀全自幼入塾读书，熟诵四书五经等。自16岁到广州参加府试，直到31岁，连秀才也考不上。科场连连失意，使洪秀全对社会愤懑不平。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回家后他阅读了7年前在广州得到的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是由中国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基督教布道书。书中宣扬上帝爷火华（现译作耶和华）为独一尊神，要求人们敬拜上帝而不可拜别的邪神偶像。洪秀全既不满意孔孟偶像，便接受了基督教布道书的这一套说教，他借此找到了一种反抗清朝统治的形式。他按照书中所说的方法祈祷上帝，自行洗礼。他又说服同窗书友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以及自己的父母兄嫂等人同拜上帝。

此后，冯云山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又转入紫荆山区。洪秀全在广东花县，继续教书，并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几篇发挥宗教理论的文章。1847年春，洪秀全受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邀请到广州学习基督教义。罗孝全认为洪秀全“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没有给他举行洗礼。洪秀全决意离开广州，径赴广西，与冯云山在紫荆山会面，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紫荆山位于广西桂平县北部，是汉、壮、瑶等民族杂居的山区。冯云山努力传教，有大批山民接受拜上帝教。洪秀全与冯云山携手合作，紫荆山区拜上帝教的信徒很快就超过2000人，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不久后崭露头角的杨秀清和萧朝贵都参与进来。杨秀清，生于1821年，是耕山烧炭的贫苦农民，自幼失去父亲，艰苦生活的磨炼，使杨秀清养成了坚韧倔强、机警过人的性格。萧朝贵，个性刚烈，做事决断，也是以耕山烧炭为业。共同的命运遭际，使得他和杨秀清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洪秀全又写了一篇《原道觉世训》的宣教文章，引用《礼记·大同篇》，结合基督教教义，提出“太平”世界很快就可以到来，“天国”应该建立在地上，这就给了在痛苦中呻吟的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一种新的希望和力量。他在《原道觉世训》中第一次明确提到各种妖魔邪神的总代表“阎罗妖”是上帝的对立面。他强烈谴责所谓阎罗妖，率领拜上帝会众前赴象州打甘王庙，捣毁孔子偶像。拜上帝会在广大贫苦劳动人民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正如李秀成后来所回忆的：信上帝的多为“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拜上帝会势力迅速发展，引起了地主绅士们的仇视。1847年末，冯云山被客家富户率团练逮捕，后又被桂平县拘押。继任知县判定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以无业游荡之名将其递解回籍。冯云山在递解途中说服两位解差相信拜上帝教，与其一道返回紫荆山。冯案发生时，正在贵县赐谷村的洪秀全赶赴广州，设法营救。

冯云山被拘押和洪秀全远走粤东，拜上帝会群龙无首，人心不稳。1848年4月，杨秀清利用民间降僮（神灵显圣）习俗，声称“天父下凡”，安定人心，稳住紫荆山区拜上帝会会众。洪秀全在返回紫荆山后，认可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同年10月，杨秀清的密友萧朝贵又假称“天兄下凡”，从而取得了代天兄传言的资格。杨、萧通过“天父” “天兄”频频“下凡”，左右了拜上帝会的活动和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但他们维护了洪秀全对整个拜上帝会的领袖地位。

拜上帝会自此形成洪、冯、杨、萧四人领导核心。四人为此还结拜为异姓兄弟：洪为二兄，冯为三兄，杨为四兄，萧为妹夫（萧妻杨宣娇为妹）。他们自称是高天同胞兄弟，即同为上帝之子（或婿），耶稣则是他们的长兄。后来这一神圣家族的成员有所扩大：比杨宣娇年长的韦昌辉成了上帝的第五子（宣娇退而为第六女），最年轻的石达开则成了上帝的第七子。韦昌辉，原名韦正，生于1824年，是桂平县紫荆山麓金田村人。其父韦元玠颇有家业田产，本人是监生，为人机敏。石达开，生于1831年，是贵县北山里那邦村人。“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年轻人。

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形成与扩大，洪秀全地位的确立，有力保证了金田起义的发动。1850年4月3日（庚戌年二月廿一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秘密穿起黄袍，正式就任太平天王。11月4日（庚戌年十月初一），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等处的拜上帝会众同时举旗，宣布起义。杨秀清也于此日在金田公开露面，执掌兵权。以军师杨秀清、萧朝贵共同名义发布的起义文告，着力宣扬了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能，并号召各省有志之士“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

有关州县很快便得悉金田等处有人举旗造反的情报。12月8日，广西巡抚郑祖琛正式将此事向清廷奏报，清廷调派正规军前往镇压。这时，清朝官员尚不知这是与天地会造反截然不同的拜上帝会起义，甚至完全不清楚起义领袖是些什么样的人。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这些“纠聚”的“匪徒”们行将成为大清王朝的劲敌。

在杨秀清的指挥调度之下，起义“勤王”的各路人马加速向金田地区集结。到1850年底，连同陆续来投的客家人与天地会武装，总人数已逾2万。杨秀清、萧朝贵等着手将此2万男妇编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即太平军。太平军有着严明的军纪。其编制系仿照古代《周礼》司马之法，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军足员为13156人。但在金田时期，军制尚未健全，每军也不足员。

12月下旬，杨秀清派兵拔除了清军安置在平南、桂平交通要道上的据点思旺圩。1851年1月11日（庚戌年腊月初十），全军在金田热烈祝贺洪秀全38岁寿辰。金田祝寿后，太平军随即东进，占领交通要道江口圩。3月，进据武宣东乡。太平军在紫荆山及其毗邻地区转战了半年多，全军也从最初的五军扩编为十军。

太平天国起义发动前后，清廷为广西全省的糜烂局势所震惊，已改组了该省的军政首领。1850年9月，调向荣任广西提督，率所部楚军进入广西。10月，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赴广西主持军务。林则徐力疾应征，于11月病殁于旅次。12月，又急调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李星沅于1851年1月到达广西后，才得知“金田会匪”乃是清朝的主要威胁。李星沅不久病逝。清廷又任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调集安徽、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军队前往镇压。7月，赛尚阿到达桂林指挥。在紫荆山前线的主要是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和广西提督向荣的部队。

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这是自金田起义以来所攻占的第一座城池。进驻永安后，全军人数已达37000人。他们抓紧时机在永安进行休整补充，颁布天历，并制定各种制度。天王洪秀全封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前军主将、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后军主将、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右军主将、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太平军攻克永安，使负责围剿的清钦差大臣赛尚阿极为被动。他与向荣等受到处分。统兵将领之间，尤其是乌兰泰与向荣之间的矛盾斗争更加突出，因而始终未能对坚守永安的太平军发动有力攻势。1852年4月5日，太平军乘雨突围。乌兰泰追军偷袭太平军后卫。太平军乃于8日设伏与其死战，清军损失4000余人，四位总兵阵亡，元气大伤。

太平军向广西省会桂林进军。4月18日直抵桂林城下，全军男妇已增至5万人。乌兰泰赶到与太平军交战时身受重伤，不治而死。但向荣却先太平军一日抢入桂林城部署守御。太平军攻桂林不下，主动撤围北上，于6月3日攻克全州，并继续沿湘江突入湖南南部。南王冯云山在攻克全州后不幸牺牲。太平军在湘南转战4个多月。当地穷苦百姓，包括大批天地会党人，不断加入太平军。全军人数迅速上升至10万人。9月，西王萧朝贵率先头部队奔袭湖南省会长沙，但不幸于指挥攻城时中炮身亡。萧朝贵的牺牲，促使洪、杨率全军北上，于10月中抵长沙。此时清军主力也陆续调集，号称十万之众。太平军除继续攻城外，又与外围清军展开激战。太平军三次穴地攻城均未成功，于11月底撤长沙之围，转经益阳、岳州，向湖北挺进。益阳、岳州一带数千艘民船的船户、水手踊跃参军，太平军从此建立了自己的水军。

1852年12月到1853年1月，太平军连克汉口、汉阳、武昌。武昌为湖北省省会，号称九省通衢。武汉之役显示了太平军强大的军事威力。2月9日，全军顺江东下。此时总人数据称已有50万之众。武昌居民“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天王与东、北、翼三王及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由水路东进。林凤祥、李开芳、胡以晃等统带陆路之兵护卫。时人形容道：“其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

2月15日，太平军冲破清两江总督陆建瀛设在湖北东部老鼠峡一带江防。随后攻克九江、安庆。3月19日，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攻克东南第一大都会南京。接着，又先后克镇江、扬州，自此形成三城鼎立的局面。东王杨秀清自水西门入城，驻满城将军署，又率诸王百官至江干龙舟恭迎天王入城，即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天朝宫殿。从此，太平天国以南京为都城，改称天京。

太平军攻克南京仅10天，尾随其后的清钦差大臣向荣的军队即抵达城东郊。接着，他攻破太平军设在朝阳门外的一些营垒，于紫金山直至孝陵卫一带扎下营盘，号为“江南大营”。4月，清朝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也率兵万余在江北扬州城外扎下“江北大营”。这两座大营的设立，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尤其是对无险可倚的扬州城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也遏止了太平军向苏南的常州、苏州一带及苏北的里下河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东王杨秀清决定不顾两个大营的清军主力，在1853年5月间先后发动了北伐和西征。

北伐，按照太平天国自己的提法是“扫北”，其战略目标是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太平天国任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及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为北伐军统帅。三人均久历战阵，林、李二人更是太平军中最为骁勇的战将。北伐军计九军2万余人，在太平军当时所有的五十军中，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其中两广老战士多达3000人，也远远超出其余各军。

5月中，北伐军前队主力自浦口登岸，当即击溃堵截的清朝山东兵勇和黑龙江马队，并相继攻克安徽之滁州、临淮关。后队在出发时受挫，仅小部在殿左三检点朱锡锟带领下赶往临淮关与前队会合。杨秀清在接到北伐军统帅的禀报时指示：“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便，赶紧行事，共享太平。……谕到之日，尔等速速统兵起行，不必悬望。”杨秀清这一诰谕发出之时，天京方面正和江南、江北大营激战，西征诸军也已部署完毕，正待命出发，抽不出机动兵力加强“扫北”的力量。北伐军便在没有后续部队增援、没有后方依托、通信联络也得不到保证的情形下，以一往无前的气概继续前进。北伐军由安徽入河南，一路攻势凌厉，虽未多做逗留，但沿途参军者络绎不绝，6月下旬进抵朱仙镇时总人数已达4万余人，随即开始在汜水口北渡黄河。因船少人众，尚未得尽渡。此时清军已追至南岸，北伐军后卫数千人放弃渡河。他们经一个多月的苦战，于8月到达安徽太湖地区，与西征军会师。

已渡河的4万余北伐军从此走上了更为艰险的历程。7—8月间，北伐军围攻怀庆府城（今河南省沁阳市），未能得手。由于外围清军越聚越多，不得已而撤围，经济源西入山西。怀庆之战，对北伐全局影响至大。它不仅造成北伐军人员及粮弹的损耗，更虚掷了56天的宝贵时间。怀庆战后，北伐军连克山西垣曲等7座府县城，取得人员和大批粮弹的补足。此时北伐军总人数又增至5万余人。9月下旬，入直隶境，10天时间即从临洺关攻至深州。北伐军如此神速进军，目的是想在隆冬到来之前，迅速占据有利地位，以发动对北京的攻击。然而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过于疲劳，不得不在深州休整。

10月10日，北京误传太平军已攻至定州，清廷大震。次日，咸丰帝在乾清宫行授印礼，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部署京城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兵四五千人赴京南涿州防堵。钦差大臣胜保也率军火速北上保定迎截。清帝摆下了欲与太平军在北京城下决一死战的姿态。然而北伐军却未由保定方向直扑北京，却是转而东向，沿运河向天津进发。10月底入据静海县城及独流镇，前锋到达杨柳青。此时部队虽有较多减员，但仍保有九军的完整建制，总兵力超过3万人。

北伐军在独流、静海屯扎3个多月，是它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时期。其间，胜保、僧格林沁所率清军主力相继抵达，北伐军在兵力上已渐处劣势。然而真正给北伐军带来致命威胁的，并不是僧格林沁的马队，而是北方隆冬的严寒。北伐军多南方将士，习惯于赤足行走，既少御寒设施，更乏防寒经验，冻毙者甚多。1854年2月初，北伐军突围南撤河间县。此次突围行军，竟使北伐军精锐主力冻死过半，未死者足部也都冻伤。北伐军自此失去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援军了。

天京方面于1853年12月组成援军。援军由安徽向山东进发，沿途大量吸收人马，造成很大声势，在徐州附近渡黄河时总兵力已高达6万。但由于新附者纪律败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根本无意北上。1854年4月，在胜保军和地方团练的夹击下，援军崩溃，势如山倒。6月，杨秀清晋封秦日纲为燕王，令其统兵二次北援。秦日纲在安徽境内受挫，加之西征战事吃紧，二次援军中道夭折。以后天京方面再也无力派兵北援了。

1854年5月，北伐军尚不知援军的失败，在转移到连镇后，决定由李开芳督带由1000名精干战士组成的马队南下接应，突入山东之高唐州城，自此林、李两部被分别切割包围。连镇林凤祥部坚守至1855年2月方被僧格林沁攻破。高唐李开芳部在得知连镇败讯之后突围南下，于茌平县之冯官屯再遭合围，延至5月覆灭。林凤祥、李开芳先后被押解到北京就义。

北伐以失败而告终。李秀成后来总结“天朝十误”，北伐及其援军的失败就占其三。而“误国之首”，即“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太平天国西征的战略目的，是夺取长江中游地区以作天京屏障和供给基地，并进规华南。西征作战充分利用了水师的舟楫之便，采取了攻城据守、设官安民等与北伐截然不同的做法。

1853年6月，首批西征军近万人分乘千余号船只离天京上驶，占安庆、江西之南康府，随即进抵南昌城下，开始攻城。同时组织船队，征集粮食解运天京。由于主帅赖汉英过于轻敌，不善于捕捉战机，攻城93天不克，被迫于9月撤围。赖汉英被召回革职。翼王石达开奉命赴安庆一带安民并主持西征全局。南昌撤围的西征军退返长江后，一路下驶安庆，以加强安徽的兵力；一路于克九江后继续沿江上驶，克湖北田家镇，10月中旬，进克黄州和汉口、汉阳。11月初，石达开收缩战线，全力攻夺皖北，进逼庐州（今合肥市）。1854年1月中，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克庐州，清安徽巡抚、太平军的劲敌江忠源投水自杀。太平天国在安徽20多个州县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

太平军加强了对湖北的攻击。2月，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旋即兵分三路：一路围攻武昌，一路西取荆宜，一路南下湖南。围攻武昌和西取荆宜的两路先后得手，但南路军却遇上最为凶恶的敌手——曾国藩所统带的湘军。湘潭一战，南路军林绍璋部几乎全军覆灭。太平军收缩兵力后，又连战失利。7月，被迫放弃岳州。10月中旬，武昌也被迫弃守。太平军赶紧在鄂东田家镇一线部署防守。11月与湘军在半壁山展开大战。太平军不敌气势正盛的湘军，各路俱败。湘军乘胜东进九江。两湖之败，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来最为严重的军事失败，尤其是万余船只被毁，使得太平军水师几乎覆灭，丧失了对长江江面的控制权。

石达开再次受命主持西征全局，并亲赴湖口部署防御。1855年1月，湘军主力进围九江。太平军九江守将林启容沉着应战，不为所动。湘军屡攻不胜，转攻湖口。1月29日，湘军水师的长龙、舢板120余号冲入鄱阳湖。石达开指挥太平军迅即堵死出口。湘军水师自此被分割为内湖外江两部。当晚石达开即下令以小艇围攻多为笨重大船的湘军外江水师，焚其战船39号。2月11日，太平军再以小艇潜袭，并一举掳获了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乘小船狼狈逃至其陆师营垒。湖口、九江太平军连战皆胜，沉重打击了湘军。石达开乃令林启容继续坚守九江，而以秦日纲等向湖北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2月，太平军第四次占领汉口、汉阳，并会攻武昌。湘军主力被迫分散于几个战场，它的攻势被瓦解了。4月初，太平军三克武昌。清廷令湘军领袖之一的胡林翼署湖北巡抚。在湖南强有力支持下，胡林翼部军势复振。10月，武昌形势再度紧张。石达开率军增援，并策划反击。11月，率军由湖北入江西。1856年1月，又得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前来会合，石达开军力大增，在江西境内连连得手。2月，克吉安。3月，又在樟树镇大败湘军周凤山部。江西全省十三府中，已有八府四十余州县入太平天国版图。曾国藩困守南昌，急向两湖求援。就在南昌孤城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调石达开回天京往攻江南大营。曾国藩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在开展北伐和西征后，天京及扬州、镇江三城即始终处于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的钳制之下。1853年12月，扬州弃守。1854年，江北仅存瓜洲一孤立据点。1855年，清廷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同江南大营往攻镇江。1856年一二月间，秦日纲等部与镇江守军里应外合，大败清军，并乘胜渡江，踏破江北大营大小营盘120余座。4月初，再次占领扬州，取得军粮运回镇江。5月底，于高资大破清军，击毙吉尔杭阿。6月初，再破九华山营垒，清军败退丹阳。秦日纲等得胜之师回驻天京观音门、燕子矶一带。翼王石达开率主力赶到，与秦日纲等部连成一气。两路大军会攻江南大营。在优势太平军的夹击下，向荣等仓皇逃至淳化镇，复败退丹阳。大营军械辎重，均为太平军所获。8月9日，向荣于丹阳病故（一说自杀身亡）。江南大营终于被打破了。

太平天国是带有浓郁的宗教理想色彩的农民革命，它的政治社会主张强烈地反映出这一特点。

洪秀全早就憧憬着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他在《原道醒世训》一文中谴责了“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弊端，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金田起义之后，在以杨秀清、萧朝贵两人会衔的三篇起义文告中，也明确揭示出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解放被压迫的广大人民，“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扫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在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规划社会生活：主要是强令蓄发变服，敬拜上帝；严分男行女行（将市内人民按性别各编成营）；实行人无私财的圣库制度。太平天国还极为严厉地禁止吸食鸦片黄烟、饮酒、嫖娼等恶习。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具有多重社会经济职能的城市，蜕变为几乎只具单一军事职能的大兵营。城市的原有生活节奏遭到彻底的破坏。一些污泥浊水固然被荡涤了，但城市的生机也被扼杀了。

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太平天国根本不承认土地私有，又不可能像对天京等城市居民那样实行严格的管制，因而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以下供上”的贡献代替“自上税下”的赋税政策。太平军在西征途中发布的“晓谕”曾明确向广大农民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这一措施，曾一度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当时一些地主士人的笔下，都出现过“一乡之人皆若狂”“供献迎贼，所在如狂”之类的记载。

太平天国在推行政治社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1853年12月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方面一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是农民向封建统治全面宣战的总纲领，是革命农民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结晶。两千年来，中国农民举行过无数次起义，提出过不少革命的口号，表达过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但还没有提出过像《天朝田亩制度》这样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社会改革纲领。这个制度规定：全国要按照军事体制组织起来，县以下设立各级乡官，乡官不仅管理地方民政，也负责组织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乡官多由出身贫苦、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积极分子充当，其体制、称呼都与军队相同。每25家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管理的乡官叫两司马，下设国库一所、礼拜堂一所。两司马组织这25家居民参加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安排他们接受文化教育。为了把杀敌和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还规定了乡兵制度，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有警为兵，杀敌捕贼；无事为农，耕田生产。两司马以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此外，还有关于国家的司法制度等的规定。《天朝田亩制度》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土地制度的。它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决心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从而根本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它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这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规定，表达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天朝田亩制度》还宣布：要使“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希望达到“处处平均，人人饱暖”。这表明：农民群众不仅要求摆脱封建制度，而且还幻想在维护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消灭剥削和贫困。这些虽然表现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但世世代代生活在封建制度桎梏之下的农民，一旦觉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便希望一夜间把自己身上的枷锁全部抛开。

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重点所在，是太平天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则。《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抓住土地所有权不放，不愿土地成为农民的私产；另一方面抓住对土地分配的控制权不放，只许农民过“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这满足了农民千百年来追求公平、平等、平均的愿望，可以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由于太平天国时期始终是战争时期，《天朝田亩制度》无法加以推行，它在满足农民愿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但在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上无法发挥持久作用。

太平天国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愈益暴露。城市居民，尤其是天京居民对家庭和私有财产的破坏深感怨愤。他们的不满情绪为一些效忠清朝的敌对分子所煽动利用。1854年春，天京所发生的谋划打开神策门接应江南大营的事件，曾给太平天国领导人造成极大的震动。但直到圣库供给制难以为继之后，家庭和私有财产才不得不恢复。太平军还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就以收缴、纳贡等各种方式获得大量银米财物。在占领南京等城以后，接管的公私财物及仓储米谷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太平天国得以在天京推行圣库供给制的强大物质基础。然而上百万军民的浩繁开支不能不成为太平天国的沉重负担。以粮食供应为例。太平军在初入城时，对城内所有新老兄弟姊妹的粮食一律敞开发放，“来者即与之”。到了7月，“设立门牌，逐户编查”以后，“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到癸好三年年终（1854年1月）盘存，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屯贮谷127万担，米75万担，仅足支放四个月的口粮。1854年6月，“始下一概吃粥之令”。8月、9月间终于出现断粮的紧急状态，城中大批男女被迫出城“割稻自食”，并多有借此而逃散的。

天京的粮食供应历来靠上游地区。太平军西征的首要目的即是采集粮食。然而太平天国所实行的由农村居民自愿贡献的政策却因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而给采供双方带来不便。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区外，老区的贡献实际已无法进行。人们不愿主动进贡了。天京粮食供应的紧张迫使一些部队采取强制征收的极端措施，这就激化太平天国政权与当地人民的矛盾，甚至一些同情太平天国的人士也不赞成。

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又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有组织的力量。任何政府只有把各种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取民政策上，太平天国只能回到既有的赋税制度上。1854年夏初，东王杨秀清等正式向洪秀全要求准予“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立即批准了这一奏议。“照旧交粮纳税”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承认既有的赋税制度出发，实际上也就承认包括地主在内私人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合法性。因而，随着田赋征收走上轨道，关税、营业税等税收也相继得到恢复。当然，照旧交粮纳税并不是要恢复横征暴敛的陋习。主持西征全局的石达开十分注意轻徭薄赋，因而逐步取得江西、安徽等省人民的信任和拥护。1854年九十月间，也就是江西、安徽等省正式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之时，杨秀清终于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允许“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太平天国为此设立了婚娶官。原有室家者得以团圆。未经婚配的男女也得以建立家庭。城市的正常生活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太平天国从理想的天国退回到现实的人间，这是它在政治上开始逐渐成熟的表现，因而取得西征局势的好转和一破江南、江北大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