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并未消失的“蟹工船”（译序）(1)
如今读《挪威的森林》等村上春树作品的中国年轻人，想必不会有多少人记得小林多喜二、记得他的《蟹工船》了。别说年轻人，即使对我这个早已不年轻的“老林”，小林和他的《蟹工船》也早已消失在记忆的深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出版社要我翻译《蟹工船》的时候，惊愕之余，我一口回绝——回绝得甚至有些气急败坏——眼下都什么年代了，还翻译出版《蟹工船》？
实际翻译起来，我也深切感到，无论故事情境还是语言风格，村上春树和小林多喜二之间横亘着何等辽远的开阔地带，不啻于从东亚到南极。这里再没有酒吧窗外“以淋湿地表为唯一目的”的霏霏细雨，没有夜幕下从“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没有“如同夏日傍晚树丛间泻下的最后一缕夕晖”般的男士微笑，没有“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粲然而笑”的女孩们，更没有玛莎拉蒂、“甲壳虫”、阿玛尼和星巴克——没有那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村上语）或后现代的劳什子及其酿造的所谓“小资”情调。那么，这里有什么呢？有作为能够移动的蟹肉罐头加工厂的“蟹工船”，有浪头“活像饥肠辘辘的狮子猛扑过来”的勘察加海，有穷凶极恶的监工和被其任意凌辱打骂的劳工们：
杂工被监工剥得只剩一件衬衣，塞进两个厕所中的一个，从外面上了锁。最初大家都不愿意上厕所，邻厕里的哭叫声实在让人听不下去。第二天声音嘶哑了，“唏唏”抽泣。后来呻吟声开始时断时续。一个干完活的渔工放心不下，马上走去厕所那里，但里边已不再有敲门声传出了。从外面招呼也无反应。那天晚些时候，宫田被抬了出来。他一只手搭在厕所蹲坑盖板，头扎进手纸篓，整个人趴在地上。嘴唇像涂了蓝墨水一样发青，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就是“蟹工船”上的场景。而“蟹工船”以外的陆地上的场景也同是人间地狱。例如修公路和铺铁路工地上被虐待致死的劳工“比虱子还多”：
有的因不堪虐待而逃跑。抓住后，将人绑在木桩上让马用后蹄踢或在后院里让土佐犬（狼狗）咬死。而且是在大家眼皮底下干的……晕过去就泼水激活，如此反复不止。最后由土佐犬强有力的脖子像甩包袱一样甩死。软塌塌扔在广场一角不理不睬之后，身体仍有某个部分一下下抽搐。至于用火筷子突然烙屁股或用六棱棍打得直不起腰来，那更是“日常性”的。
这种骇人听闻的场景并非纯属虚构，而大体实际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发生在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日本北海道。作为相关典型事件，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秩父号”蟹工船因遭遇海上风暴即将沉没，而收到求救信号的“英航号”蟹工船却未前往施救，致使船上二百五十四人中有一百六十一人遇难。同年九月，媒体披露蟹工船“博爱号”“英航号”劳工的悲惨遭遇。于是，在银行工作的小林多喜二从翌年三月开始就此调查，一九二八年十月着手创作《蟹工船》。一九二九年三月脱稿后在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战旗》上连载，不久被当局禁止发行，直到日本战败都是“国禁书”。
毫无疑问，《蟹工船》不仅是小林多喜二本人的代表作，而且是代表日本以至整个亚洲无产阶级文学最高水准的杰出作品。日本著名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藏原惟人认为《蟹工船》是“无产阶级文艺划时代的作品”。在中国，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评价说：“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迄今最大的收获，谁都承认是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衍也称赞“《蟹工船》是一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他的《包身工》的创作显然受其影响。可以认为，《蟹工船》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主题或思想性——它脱胎于“蟹工船”，但不止于对“蟹工船”特殊劳动形态的平面描述，而将其犀利的笔锋伸到蟹工船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以至国际关系之中。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超拔的思想高度、更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发掘了具有普遍性的阶级元素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作品“深刻地剖析了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同时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总根源，从而把蟹工船上的渔工们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引向反对天皇制的政治斗争。”（叶渭渠语）
自不待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仅有思想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兼具艺术性。换言之，《蟹工船》的成功，除了深刻的主题，还有赖于其出色的文体或语言风格。坦率地说，最初我所以拒绝翻译，也是出于我的成见——认为无产阶级作品往往政治观点先行，文体或语言相对粗糙。而着手翻译过不久，我便开始为自己的偏颇感到羞愧。小林其实是极具文学天赋的作家。《蟹工船》的语言极有特色，鲜活生动，可感可触，极富艺术感染力。时而如石锅蹦豆，简洁明快，时而如响鼓重槌，声震屋瓦。尤其比喻修辞，信手拈来，而自出机杼。大量拟声拟态词的运用，又使文体充满了生机和动感。记得去年初秋偶尔同以《在世界中心呼唤爱》而声名鹊起的片山恭一谈起小林多喜二，他说小林多喜二所以“活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文体好。同行之见，良有以也。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蟹工船》后来的命运。由于我国社会情况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巨大变化，它在中国大体偃旗息鼓。但在日本忽然卷土重来。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两年间，《蟹工船·为党生活者》在日本列岛行销近一百万册之多（若从初版算起，总销量逼近二百万册）。读者大多是被称之为“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的二三十岁年轻男女。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格差社会”（贫富相差出格的社会）的出现。导致“格差社会”出现的直接起因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造成的就业形势的急转直下。“日经连”（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积极倡导“柔软型雇佣制”——以无晋升希望的临时工为主的非正规雇佣制，使得以“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升迁制”为特点的传统雇佣制逐渐崩溃。据统计，非正规劳动者一九八四年约为15%，二〇〇七年升至35.5%。这部分人劳动强度大而收入低，加之没有职业安全感和未被纳入相应社会保障体系，他们不得不过着“穷忙族”生活，有的甚至沦为夜宿网吧的“网吧难民”。不妨说，如此状态的“格差社会”同“蟹工船”世界并无实质性差别。
关于这点，日本文艺批评家、菲丽丝女学院大学教授岛村辉一针见血地指出：“较之当时，日本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产业形态表面上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时造成蟹工船那种状况出现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脱胎换骨，而以更大的规模覆盖着当今世界，并将它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幸巧妙遮掩起来。当代劳动者们以不同于‘蟹工船’的意义处在‘生死关头’，有不少人被迫自杀或得了抑郁症。《蟹工船》促使他们逼视和反抗这一现状并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这部作品不仅没有完全失去生命力，其深刻的洞察力在今天反而获得了评价机缘。”
日本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也在为漫画版《蟹工船》中译本写的推荐语中指出：“不尊重劳动者做人的尊严，当他们的利用价值被耗尽之后便弃若敝屣。这就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中国的青年人，也一定能认识到这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