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立足现实，扎根传统(1)

一

晚清著名文学刊物《小说林》创办人之一，编辑家、翻译家、小说家徐念慈，以笔名“东海觉我”撰写了一部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是书主人公法螺先生擅吹法螺，尤具科学精神，致力于打破陈规陋矩，不欲局限于诸家之说，而为一“学界之奴”。为此他殚精竭虑，苦思冥想，终致“脑筋紊乱，忘其所以”。灵智闷塞之时，忽一日他得神秘力量之助，竟能飞升上空，直攀三十六万尺之高山。而在狂飙突进的天宇驰骋之际，法螺先生亦灵、肉两分，各自飘荡——肉身坠落至地心，灵魂却莫名幻化为“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其光亮较之太阳亦要强万倍。

熠熠生辉的法螺先生御风而行，经天纬地，雄壮瑰奇，不可一世。当其途经欧美，光耀立刻引起科学界的震惊，众人纷纷嗟叹问询。而当法螺先生归返本邦，期待华夏子民同样有所震动时，等待他的却是国人的昏昧不醒——时值正午，全中国的人民正南窗高卧，鼾声阵阵呢！光亮抵过烈阳万倍的法螺先生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刺眼光芒，竟然根本掀不开国人昏沉惺忪的睡眼，而少数醒着的也不过是另一种“昏睡”——耽溺于阿芙蓉的袅袅烟云之中。

灵魂的光射不进中国人的心，那肉身之旅又是何等光景呢？

原来法螺先生的肉身驱壳跌落地心，最终掉在一老者的睡炕之上。老者并非凡夫俗子，实乃九千余岁的黄中祖。在他的带领下，法螺先生有幸进行了另一番诡异的地底之旅。在“外观室”的地球穹形天幕前，法螺先生只见天幕上的中国乌烟瘴气，随处可见吸食鸦片的国人，体质羸弱，萧索不堪。“内观镜室”更是奇景连连，室内陈列着各色瓶子，以此窥见各国人的“气质”。而中国人的“气质”中堪称优良者，百不得一，充斥烟毒吗啡者，则近七成，至于愚蠢、贪婪、迷信者，更是每不乏见。由此，黄中祖喟然叹曰：“余与君现皆未睡，不知我子孙此时宵梦方酣也。余老矣，发音不亮，惜无人代余唤醒之耳。”【1】

徐念慈笔下的法螺先生对于科学的念兹在兹，诚然在在透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器物之学的暧昧之感，既充满好奇惊叹，又不乏畏惧惶惑，但我以为此篇小说更其具体地呈现了自晚清开始的大变动时代下的文化语境，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嬗变的复杂心绪。

显然，法螺先生的闭门苦思，或可理解为中国传统儒家格物致知的思考方式的体现，但究其愁苦的根由，则不妨说是对于时代变动中固有的知识资源乃至文化传统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暗自怀疑。而当其灵肉分离，各自展开一段荒怪之旅时，更其吊诡分裂的内在景观也随之出现。灵魂因获致伟力而射放光芒，周游世界甚至星际奇航，观看到了大千世界最新奇有趣的科技剧情，但肉身却须洞见国人的诸般猥琐颓唐，换言之，灵魂或可凭借超自然的力量遨游太虚，肉身却不能须臾逃离现实的宰制。不妨再进一解，西方物质科学的昌明发达已使知识分子之“魂”莫名触动，甚至获致了某种超越体验，但他们的“身”不得已仍旧陷在本土势力的泥潭之中。以声、光、热、力为象征的现代化进程确乎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少数以黄中祖、法螺先生为象征的知识分子亦猛然惊觉，但国门内的大多数人一如鲁迅的“铁屋子”之喻，兀自昏睡不已。徐念慈凭借离奇的科幻故事书写出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代性开启阶段的最初的剧情与心情——时代的变动已然到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在在可见，时势因应更是刻不容缓，可是仅凭“光之源”，而欠缺“声之原”，并不足以唤醒国民，唤醒中国。

是的，唤醒国民，唤醒中国，因为时移世易，更因为兵临城下，不容人不改弦更张，亟思良策。自晚清以降，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典范在西方船坚炮利的进击入侵下，轰然崩塌，不敷应对事变与世变。在中西文明的巨大差距面前，所谓“超稳定结构”【2】的固有价值系统暴露出种种缺陷，传统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诘问。而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帝制一朝终结，同体依附的价值体系至此亦寿终正寝，全盘解体。政治秩序的瓦解，往往牵连到文化秩序的断裂，最终从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乃至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深刻的价值典范的转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于“变者天道也”的公理信奉，求新求变成为彼时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取向，而中国固有的知识、思想与文化信仰确乎已经无法提供给人们完足的价值资源，也无力进行有效的自我更新。

外部世界的山雨欲来，势必催生变革更易的时代需求。事实上，我们不必细说从头，晚清以降的求变之声仍旧言犹在耳。龚自珍疾言“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隐然成为那个时代的叛逆之音；冯桂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4】，一改唯我独尊的中国式自大，开始正视西方的优越先进；康有为更明确表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5】，将变革程度与国家存亡径相等价；而一生善变的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头一年即指出，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此前的数千年中国都处于“停顿时代”。在这变动不居的“过渡时代”里，不独政治上要造成“新政体”，学问上要酿成“新学界”，社会理想风俗上也要形成“新道德”。【6】急切更新传统的殷殷求变之声，显然已成为自晚清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而当这一价值诉求日渐流播滋蔓，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群体意识，那么中国固有的思想、制度和知识谱系也就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大抵来说，这种转变在思想学术领域内有如下几大表现：

首先是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上的转变。当中国开始从“天下”走向“世界”，发现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尤其是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时，最先感受到的是文化自尊心的失落。在对西方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意结中，一方面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入侵凛然含怒，另一方面也对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世界饱含向往，由此形成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暧昧之情。但不论是视而不见的一味排拒还是改换门庭的渐趋迎合，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在于，传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受到了巨大冲击，几至解体。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力消失殆尽，但较之此前，则确实面临着纲常解纽、王道不再的尴尬局面。在这样的思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为主要核心的传统学术文化经典也就很难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尤其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学术建制的日益完善，传统的经学霸权被消解，儒学传统及其所彰表的价值观亦一并脱弃冠冕，逐步转型成中性的学术形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渗透进来，虽然知识分子们尚未全盘西化，并且试图将西方学说置于中国传统思想脉络中加以把握，但至少自此开始，西方文化价值观念被逐步移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中，成为他们用以推动中国社会在政治、学术、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的价值典范。

其次是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如果说1894年之后的中国遭逢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这变局中的变局或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构成，促成了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7】夏曾佑则更其深透地点出废科举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8】大体言之，废除科举彻底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选拔模式，并且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使得此前一心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无法循此作升阶之谋，与政治权力中心渐趋疏远。仕途中断的读书人因此开始与初步兴起的报章媒介、现代学校或是社会组织相联系，转而通过这些社会媒介继续发挥政治文化影响力，以此传播现代思想，推进社会变革。政治上的日益边缘，社会身份上的游离无根【9】，与借助现代传媒获得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传统士人从庙堂转型为奔走在江湖之间的现代知识分子，由此造成其思想往往在文化守成主义与激进反传统主义之间徘徊折返，而这也为日后中国思想进程中各种二元对立模式埋下伏笔。

其三则是传统知识制度的改变。学术思想的生产是不同时代下不同知识制度的产物。当整体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方式都发生本质改变，那么作为学术政治在知识领域的结果，关系到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知识制度自然也须随时而变。约略言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制度与科举制关联紧密，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谋位曳名，缺乏足够的学术自由和独立的价值标准，每与权力系统遥相呼应。晚清维新运动之后，现代传播媒介日益发达，报章杂志激增，现代出版事业亦蓬勃兴起，言论公共领域开始出现，加以借鉴西方学术体制的新式学校多有创建，终于造成了传统知识制度的现代转型，由此也拓展了新知识与新思想的传播渠道，为现代知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由是观之，无论是基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举入侵，还是中国本土社会政治文化系统的信用破产，无论是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主动移植，还是知识分子为因应时局而被动的弃绝传统，无论是西来刺激下的现代政治文化论域的出现，还是中国内部政治文化系统的自我调整，要之求变思进已然成为时代进程的价值主线，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仍旧不能免却这一时代主题，仍旧在谋求通过诸种变革不断应和/迎合现代性进程。因此，唯有充分认识到晚清之后的时代变局，以及求新求变、寻求富强的时代意识对于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深远影响，才有可能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去拨见更多历史的全相与初颜。

二

如果说西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剧烈而频繁的变动，是知识分子所必须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基于其上的知识资源的解构与重构，则不妨视为是对晚清以降的严峻的中国现实与现实中国的一系列“回应”。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社会变化所作出的精确而充分的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自兹而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也濒临被消除的境地，突破了伦理中心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迫切希望“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原先那些看似“神圣的东西”都将被以现代和进步之名进行“亵渎”。

但“打破”和“亵渎”并不能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万宝全书。诚如林毓生正确指出的，中国新知识分子企图“藉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使得他们认为传统不过是一件可以全然抛弃的过时衣衫，但人总要穿衣蔽体，于是他们越是对传统这件“破衣烂衫”诟病詈骂，也就愈加渴望能用符合时代现实要求的意识形态来织就一件全新的外套。【11】就如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本志宣言》中宣称的那样：“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12】旧秩序一夕崩塌，知识分子不仅决心要抛弃旧观念，打倒旧偶像，他们所面临的更迫切的任务是主动因应世变，从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造成新典范。换言之，回应现实的一大途径即不仅在打破传统，更在于透过与现实语境的若合符节来再造传统，因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3】。

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解构与重构是一个大哉问，非本书所能详加讨论。但如果我们认同文学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文化传统中的一大核心部分，“继承了沉重的伦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任务”【14】，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某种意义上将文学以及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塑视为是对于整体的文化传统的重构的一种具体表现。换言之，作为一项现代发明，文学始终被刻写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制度之中，因此我们有可能透过文学传统的演变与建构一窥整体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