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12)
“眼下我自个儿也觉得变成了另一个朱雨顺。”他两眼直视着木桌上那顶钢盔说，“过去我脸子冷心肠热就像那个竹皮暖壶，现在好像这个壶胆有毛病了，里外凉度都接近了冰。我常问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解放战争年代那个戴钢盔的榴弹炮兵？”
“这不是实话。”我说。
“我最了解我自己。”
“几天前在工作面，你叫干部把装岩机推入轨道的时候，那劲头还和从前的朱师傅一样。”我提出有力的论据。
“咳！那好比死人诈尸，看上去好像还没断气，其实心口窝已经冰凉。”他嘴角凝结着一丝悲凉的苦笑说，“没想到，这场死人撒呓挣倒撒出名堂来了，我被从工作面调到这儿来看炸药库，还允许我戴着顶‘绿帽子’出入井！”他用下巴颏向我示意，“绿帽子”是指桌子上的这顶钢盔。
“他们允许你把它戴进劳改队？”
“不让我戴我就不上囚车！”
“他们怎么可能让你戴着它下井呢？”
“那天你不是也在旁边吗？那个劳改局来视察的大干部不是别人，是当初我们榴炮团的庄华政委。这家伙打到海南岛才转业下来，先在中央一个部里当部长助理，在‘五七’干校改造几年以后，送到这个省来当劳改局的副局长。他是从中央到地方，牛头变马尾，蝈蝈变蛐蛐。他做梦也想不到在地底和他的老部下又见面了。”
“有这个大保护伞，你的命运就好多了。”我说，“他了解你的过去。”
“可是，谁保护他呢？他也是‘扛过枪，吃过糠’的走资派呀！”朱雨顺感慨地摇摇头，“别看他人面狗脸地来矿山视察，其实他也是个稻草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大风，再把他第二次连根拔了呢！”
“眼前，他总会为你挡挡风吧？”我追问着。
“那天，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带出井口吃了顿干部灶。当着全体狱政科干部的面，讲了我过去的那段‘光荣历史’。不知是那些干部良心还没被狗叼去呢，也不知是因为庄华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的缘故，反正从一张张嘴巴里，都还吐出来一点人话。司马云龙说把我当就业人员看待，叫我到地上运输队去开汽车，狱政科干部说，叫我当犯人的脱产大值班。一句话，还都给了庄华不小的面子。夜里，我和庄华住在矿山招待所，两人打开一瓶汾酒一边喝酒一边叙旧。可能是酒喝得都过量了，昔日在战场上坚强如铁的庄华，竟然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原来他的爱人忍受不住游街批斗，上吊没有死成，喝‘敌敌畏’自杀了。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生儿育女的环境，建国以后又都过了生育年龄，膝下无儿无女。这场‘文化大革命’又夺走了他唯一的亲人，想不到政委也和我一样，成了世界上另一个孤独人。这回，我充当了一次他的政委，说：‘老庄同志，您可要想开一点，家破人亡的何止一家一户。’他说：‘我不是为自己的灾难流泪，是为那面镰刀斧头的党旗伤心！你在解放战争中做出过巨大的牺牲，是通报了全军的光荣战士，再说你革命资历虽然不浅，但怎么拔高，也挨不上走资派的边儿，怎么比我们‘走资派’还惨，到这个鬼地方来挖煤？’我说：‘老庄同志，您要多保重自己。我嘛！过去不过是个普通炮兵，您可是政委。您是大梁，我是椽子，我就是死在劳改矿山，不过是少了个壮劳动力，您可要好好活下去，有朝一日去掸掉那面镰刀斧头旗子上的污泥！’
“‘你到底为什么进来的？’他问。
“‘杀人未遂！’
“‘什么？……我不相信。’
“‘狱政科有我的案情可查。’
“‘你在撒谎。’他朝我用力地蹾了一下酒瓶子。
“‘真的，我不仅是杀人犯，而且是反革命杀人犯。’我把酒瓶子对着嘴唇，咕噜噜地喝了个瓶底朝天。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又躺在劳改队的土炕上了——不过，不是大炕，而是紧挨着狱医住的一个单间小炕。队长向我个人宣布：我可以戴着这顶‘铁打的绿帽子’下井出井，以示和其他劳改犯的区别。我可以定期到监房外的商店，去买我需要的东西。我的工作——顶替刑满出监的85号，到炸药库看管炸药、检测雷管。我心里很清楚，我能获得这点小小的自由，都是庄华视察矿山带来的，我不想接受这种照顾，可是庄华已经离开矿山返回省城了。”朱雨顺埋下头来，在雷管检测仪上，开始鉴定着有效雷管和因受潮而不能导爆的失效雷管。虽然，他脸上表情既不麻木，也不冲动，显示着他已对囚徒生活泰然处之，但是那双微微哆嗦的手掌还是传递给了我一个无声的信息：他的那个“壶胆”并没冷却成冰，他在用一种超人的毅力，克制着内心深处的强烈冲动。这就如同大地外壳是凝滞而冷峻的，而壳内的地火岩浆在奔腾跳跃一样——朱雨顺在强抑着内心的狂澜。
【第八章】
十几年不见，他确实老了不少。岁月老人手持的无形雕刻刀，在他脸上刻下横横竖竖的皱纹，交织成一张渔网，昔日满头黑硬的头发，在防爆的灯光下已经出现银丝。老黎，他年纪不过长我一轮，在七十年代的第三个年头，他不过刚刚迈进五十岁的门槛，看上去倒像是个年近六旬的老者。尤其使人悲伤的是，他好像只把我当成相识的路人，没对我流盼出一缕关切的目光，没有打探我一句这些年的生活情况，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头上这顶“灰帽子”把我们昔日浓重的友谊隔开，明明我和他离得很近，他却把我看成远在云霄之外的海角天涯。
“老朱！”我摘下灰色的塑壳帽，放在桌子上，“你是不是因为它，对我生了戒备之意？它可不代表我的真正身份——我的价值和你相差无几，是个摘了右派帽子的二劳改。”
“这我知道。”
“那你怎么……”
“我这口腌菜缸里，腌的苦菜已经不少了，何必再往缸里撒咸盐？”
“梁仪他好吗？我一直怀念他。”我的话锋被阻，只好另辟蹊径。
“……”他嘴唇嚅动了一下。
“梁仪就是那个小矮子，你昔日的战友。”
“他瘸了。”
“瘸了？”
“红卫兵赏了他小腿一棍子。”
“于江呢？”
“这家伙过去一直把我说成‘兽道主义’，甚至把我对小飞家庭的关心，说成是丧失立场的资产阶级行为。这回，他可尝到了真正‘兽道主义’的味儿了。”朱雨顺放下手里的雷管，来了谈话的兴趣，“红卫兵提着链条追着他打，他没处躲藏，懵懵怔怔地跑进我的单人宿舍，他看见我突然发觉自己找错了庙门，扭头就往外跑，我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他还以为我要借机报复他呢！我把他抱起来，打开我那口破箱子盖儿，就把他装进箱子。红卫兵冲进我的屋子，我端端正正地往木箱子上一坐：‘你们干什么？’
“‘教训走资派！’他们气势汹汹地朝我喊叫。我毫不含糊地抄起一根小汽车上换下来的坏车轴，又坐回到箱子上说，‘你们都知道我朱雨顺，没家没舍，是光棍一根筋。要是讲打，战争中我没怕过死，现在也不怕脑袋开花。实话对你们说吧！于社长就在我这儿。他既然避难避到我这间小屋来了，我就要管。’
“红卫兵们愣在了门口，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我趁热打铁地说道：‘你们也知道，我这条命没被子弹打死，已经是活过了头，我没什么在怕的，不管你是牛头，还是马面，有不怕死的就上来吧！’我跳下木箱，把废车轴往地上一戳，摆出了应战的架势。
“‘朱师傅，你何苦为走资派撑腰壮胆？他是山东大地主的儿子，你可是赤贫出身！
“‘朱师傅，你大概是属耗子的，特别善忘吧！他在大会小会上，没少对你进行批判，说什么这个立场那个主义的！你怎么屁股倒坐，和革命派唱开对台戏了？’
“他们鸡一嘴、鸭一嘴地朝我喊着。我回答说：‘我娘生下我来就得产后风死了，没教会我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我打日本是凭我中国人的良心，我打蒋介石也是凭我中国人的良心！今天——我保护于社长也是凭我朱雨顺的良心，因为他是个人。不管他是社长，还是个小小老百姓，我们都该当人对待！’
“几个红卫兵凑了上来，指着我的鼻子说：
“‘让你上炕你倒上房了！’
“‘让他为走资派殉葬吧！’
“‘这家伙原来是个老牌的人道主义！’
“‘革命的同志们！上——’
“没等他们上手，我把铁棍子一抡，哗啦一声，没打着人倒先碰坏了窗玻璃。俗话说：横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这些小青年看我拿出拼命的架势，先是面面相觑，然后一个个都退出了我这间屋子，到别处抓走资派去了。
“于江从箱子里爬出来，面色如土，浑身不住地筛糠。他在箱子中蜷缩的时间太长了，说话都变了声调：‘老朱……’我没心听他说的那些感谢话，先帮他活动活动筋骨，随后把他装上了吉普车，一个猛子就扎出去近二百里地，我把他从北京送到了天津新港码头，让他从水路坐船去他青岛附近的老家避风——因为在这之前，我曾经把他爱人送到火车站，她已然从陆路回山东了。
“于江泪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松开。他说：‘我自以为是个老延安，对革命无所不通，现在我才明白，人性若被踩进阴曹地府，人还会返祖成野兽。前几天批斗我的时候，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姑娘趁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时，竟然坐在我的身子上把我当马骑，还拿皮带当鞭子抽我，一边抽一边哈哈大笑。我不怨天、不怨地，我过去在报纸上——包括对你老朱，都弹过这个调调。现在是我自吞苦果。’
“我宽慰他说：‘我不记恨你。’
“他激动地抹掉眼泪：‘你该恨我，对你和徐虹之间……’
“‘这棵苦果树又不是你栽下的。你不过给这棵树浇过水施过肥。咱们共产党里有那号人，一提天地良心就说成资产阶级思想。我看，就是因为缺乏这个玩意儿，才把人变成豺狼虎豹。这些天，我开着报社拉纸用的卡车，往火葬场拉过死人。火葬场炼尸炉都忙活不过来了，冤死的人排成一字长蛇阵！老于你说，这该是我们国家应有的现象吗？’
“‘老朱……’于江正想对我说些什么，轮船拉响了汽笛。这是催旅客登船的信号。他匆匆地走上舷梯，忽然又从舷梯上跑了下来对我说：‘老朱！估计徐虹更难逃脱这场洗礼，要是她没处躲，你给她们母女俩打张车票，到我们山东老家去避避风吧！你事先拍个电报给我，我叫人去车站接她们。’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大步跑上轮船。于江没有进船舱，站在船尾向我不断挥手：
“‘再见——’
“‘再见——’我也扬起了胳膊。
“他走了。
“叶涛！当我开着吉普，行驶在新港返回北京的路途上时，心里不禁暗暗琢磨：人世间像是个转来转去的唱戏舞台，‘文化大革命’一来，亲的变疏了，你没看见多少家庭散伙了吗？可是拿我和于江来说，疏的却变亲了。从那场人为的‘车祸’开始，特别是我和徐虹有了往来之后，于江一直把我视为党内的异己分子。不让我开车了，把我调往建筑工地。1957年反右时，又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说实在的，我和徐虹之间有什么呢？她怎么看待我我说不清楚，可我只是怜惜她带着个小飞度日艰难，就这。我是个男子汉，冬天替她们母女俩去安炉子装烟筒；夏天，我带上锤子铁钉给她们母女俩钉钉窗纱。有时小飞缠着我，叫我给她讲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故事，此外，我还带着她到昆明湖或北海去划划船、游游泳。我是呼兰河畔一颗野草籽，飘进了人挤人的大城市，可是人家徐虹是有知识的人，我怎么可能有非分之想呢？可是为了这些，我差点付出了我的党籍。
“有一回，小飞到建筑工地去找我。孩子说她放暑假之后，非常想到农村去看看。我忽然想到了京西大山沟里的小团儿，从我离开‘方向盘’的岗位以后，只给她往山沟沟里寄过书，五六年过去了，小团儿都该出息成一个大姑娘了，何不借这个机会，顺便去看看小团儿呢！我虽然身子离开了汽车旁，司机班那群小伙子对我始终非常尊敬，便在一个星期天早上，他们把于江坐的那辆卧车，给我开到了建筑工地。我当时虽然埋怨他们不该开卧车来，可是还是按捺不住去看看小团儿的急切心理，便把这辆卧车开到了小飞家门口。出乎我意料的是，站在门口等我的不只是小飞，徐虹也要陪着孩子去乡野散散心。我拉开车门后，不禁犹豫起来，徐虹很敏感，马上对我说：
“‘老朱！是不是不太方便？’
“我迟迟疑疑地没有回答。小飞插嘴说：‘朱伯伯，我妈天天吃粉笔面儿，就带上她一块儿去山区转转吧！她虽然是老北京了，可从没出过北京城圈！’
“‘不了！小飞，你跟伯伯去吧！’她把手里提着的网兜塞给女儿，‘我今天还有些事情。’
“‘你撒谎，昨天晚上你还对我说，难得有一天和朱伯伯一块儿到山区去看看呢！’小飞得理不饶人地说，‘朱伯伯！这车里可以坐四个人，拉我一个人去，其他位子不也是空着吗？您……’
“就是这样，徐虹母女俩一块儿和我去了山区。还是昔日那条我拉你去采访的土公路，还是过去你看见过的那些高山深谷。小飞在车里喊着叫着，欢快得像只喜鹊，徐虹两手穿梭般地织着一件毛衣，始终默默无言。她不时地停下手中的竹针，向窗外看看，向女儿看看，然后把目光投向我。当然啦，这都是那片‘后视镜’的功劳，没有那片小小的长方形镜子，我又没长着千眼佛的后视眼，对小小车舱里的动态，就会一无所知。小飞忽然发问了：‘伯伯，您知道妈妈那件毛衣是为谁织的吗？’
“‘你！’我不加考虑地回答。
“‘不是，给您。’
“‘我活了半辈子还没穿过这玩意儿哩！’
“‘妈妈说您太清苦了。’
“‘我有绒衣穿，不穿那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