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创作悟语(2)
《远去的白帆》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部中篇，近七万字的作品，在劳改队里，它仅仅用了我七个晚上的时间。那是十分愉快的七个夜晚，不，正确地说，那是七个享受的夜晚，尽管蚊子在我周围不断地进攻，跳蚤在我身上不停地吮血，我忘记自己的存在了，全部心神沉浸在文学创作的乐趣之中——这就是艺术思维给予作家的奇妙力量。
在文学创作中，联想常常不是单一的。特别是在创作欲望烧得你心疼的时候，也会产生联想之上的联想，这就是联想的升华。作者往往由于第一个联想，而像天空的闪电一样突然又引起第二个联想，它像链上的铁环，一直陪伴着作者写到尾声。还以两只天鹅为例，我第一个联想：是把这两只美神和两个纯洁的孩子所承受的苦难融为一体，这个“灵感显圣”已经使我欣喜若狂了；但写着写着，突然感觉到这两只天鹅如果只是苦难的化身，似乎是作者太冷酷了，随着作者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否定，便敏锐地联想起那两只天鹅，也应当和那两个孩子一样，有一个美好的归宿和结局；于是出现了老布尔什维克——劳改场长寇安，把两只天鹅关进铁笼，叫天鹅向往蓝天，产生强烈欲飞愿望的描写；又产生了寇安叫就业的老头喂天鹅碎鸡蛋皮和鲜草，以恢复它的羽翅和体力的描写。最后，老场长官复原职，上调进城登上“白帆”时不仅带走了那两个纯洁的孩子，而且在碧波粼粼的银钟河上，还放了那两只天鹅，让它们飞向万里蓝天，归还故乡。
联想的升华，带来了小说的升华。这就是形象思维对于小说主题、人物、情节、意境的巨大影响。有人说：诗中更需要敏锐的联想，这是对的；但对于小说作者来说，丧失了联想，或缺乏联想能力，作品就会像不起波浪的一池死水，无论怎么样去修润文字，它也是缺乏色彩的。这就常常被行家们指责为缺乏形象、缺乏神韵。
艺术联想应当成为文学作者的习惯本能。去年，我和张弦、陆文夫去长白山林区参观。在我的生活日记中，留下这样一段记载：当我们的汽车穿过原始的混交林时，我们望着车窗外高大秃顶的落叶松和窈窕幼嫩的白桦林，不禁来了兴致。
文夫说：“瞧！那落叶松树干笔直，脑瓜尖尖，像十八九世纪古老帆船上的船桅。”
我说：“那落叶松旁边的白桦树林，像素衣素裙的天真少女。”
张弦擅长写爱情题材的小说，在我们的联想之上，马上来了个“条件反射”。他说：“你们俩说得很好，那是许多上个世纪的海盗船，要把这些白衣白裙的少女抢走。”
张弦把我们的联想升华，成为一个故事。我想：这就是原始的、简单的形象思维的萌发吧，正是许多这样极其单纯的艺术联想，汇集成形象思维的大河大江，便演绎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谱写出动人的小说和诗章……
1982年8月中旬于北京
【论“联想”（三）】
当你在生活中“怀了孕”，总是希望自己从笔端落生的“婴儿”更丰满些、更美丽些。这个时候是你的艺术思维面临考验的时刻，它除了考验你驾驭题材表现题材的能力之外，还考验你的联想能力是“贫穷儿”还是一个“富翁”。任何时代的文学大师，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思维能力，把大到宇宙星辰，小到草叶上的一滴露珠，都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之内，并把这些形体和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所要描写的人物，都产生有机的联系——这就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艺术联想。
究竟是谁第一个用花儿形容美丽的少女，在世界文学史上无从考据；但是几乎所有的文学后来人都承认第一个用花儿比喻美丽少女的人，是个非凡的天才。仔细想来，这个比喻所以赢得古今中外文人墨客的承认，不外是这位天才有着超人的联想能力；他（或她）把自然界中最绚丽的花儿和美丽的少女融为一体。
这种艺术联想，是形象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文学创作的元素和细胞。它可能伴随你作品的构思而萌发，也可能到你落墨于稿纸时才突然降临；它像一颗火种，燃起你的创作激情，照亮你的思路，使你的文学熠熠发光。如果用现代化科学来比喻，它像是运载火箭，由于艺术联想的不断迸发，从而把你的作品推向新的高度。那些形象思维极为丰满的文学大师，常常借助于这种连续爆发的光热，把作品送到人类的艺术圣殿。我们从许多文学名著中，可以寻觅到作家艺术联想的驰骋翱翔；我们在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正在为囚徒冉阿让的命运而忧心忡忡，作家突然笔墨飞向了“滑铁卢战役”，千军万马的鏖战，尸横遍野的肉搏，只有当我们读完全书时，才知道这是小说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使我们走出“迷宫”后，不禁为其博大敏捷的艺术联想叫绝。我国古典文学中，许多流传后世的佳作，也显示出来艺术联想的神奇威力。李白在《望庐山瀑布》只有四句的短诗中，表现出了他是富于想象力的奇才。他从“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直观描写，思维一下跃上茫茫太空的银河，从而为后世留下了“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佳句。有人著文说：“只有浪漫主义的作家，才重联想的功能。”这话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固然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更给作家提供了思维驰骋的舞台，但是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又何尝不借用艺术联想的功能呢？《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一节，卧龙先生的“借东风”“草船借箭”里蕴藏着多少博大的想象力啊！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考证出来这些精彩篇章都是史实。这里充分表现出联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如果《三国演义》剔除了上述章节，作品将会失去多少光泽？有了这些章节又给作品增加了多少魅力！《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第二回里，借冷子兴的嘴，说出贾宝玉在周岁时，政老爷曾经叫他“抓岁”，即将无数玩意儿摆在贾宝玉面前，贾宝玉伸手抓起脂粉钗环来玩。人们很难相信周岁的婴孩就偏爱红粉，“曹翁”在这个小小的脂粉钗环上却寄托了丰富的联想，它有机地连着贾宝玉未来的儿女浓情，孕育着贾家一连串回肠荡气的家庭戏剧。“曹翁”把丰富的联想浓缩到一个小小的脂粉钗环的细节间，不能不使后来人惊服。
由此，我想到，一个作者，不管他的年龄大小、阅历深浅、才赋高低，都应当把这种形象思维，形成自己的职业本能。前些时候，我去河北参加了一个青年作者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说：文学作者应当研究自己的职业特征。在创作上颇有成绩的汤吉夫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一个职业刽子手，他走在街上，或者看见什么人，总喜欢看人家的后脖颈儿。看看这个人颈骨硬不硬，该选择在哪块软骨下刀，更容易砍下这个人的脑袋。”他说的是刽子手的职业本能。其实，各个行业都有着自己的本能：一个文学创作者——特别是初学作者，也应该形成自己的“条件反射”，善于举一反三，培养自己艺术联想的习惯，这是文学创作这门行业中的基本功之一，这种联想，不局限于把女人比喻为花的形态联想，伦理的、哲理的、明确的或潜意识的，都在其内。一个有深远思想，具有一定文学修养、文字功力的作者，又占有了丰富的生活，如果能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形象思维，是否便能写出好作品来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
最近，我担任了某报刊“小小说”的评委工作，在送上来的初选后的二十篇小说中，我透过文字看作者的艺术才能。其中，虽有多篇文字干净，故事完整，但我难以看出，这些作者就有文学前途。因为文字是容易锤炼的，写个动人的故事也并非难事，但形象思维在头脑中搭窝筑巢，则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这个功力又是搞文学创作的人所必有的。我翻到一篇叫《唇》的小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身为大夫抢救一个呼吸窒息的老太婆的事。当故事发展到“我必须”嘴对嘴地对患者吹气才能挽救她的生命时，“我犹豫了”。作者这样写道：
二十年来，我曾对着花朵般孩子鲜嫩的唇吹过这一口气；我也曾对着年轻人的嘴吹过这一口气。尽管年轻的小伙子新生的胡须扎得我生疼，我也毫不吝惜这一口气。可是此刻，面对着这干瘪、沾满痰迹、奄奄一息、毫无生气的嘴……
突然，眼睛一亮，我看到了妈妈的嘴唇。那喂过我食物的、吻过我额头的、赋予我全部生命和力量的嘴唇。我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头脑更清楚了：她是千千万万妈妈中的一个，一个饱经人生沧桑，把全部心血献给她的子女的唇……
我俯下身去，吸足了气，嘴唇贴紧了她的嘴唇……
我在这篇小小说上边画了个圈，因为作者通过“唇”联想起了母亲，又由此联想到千千万万个母亲，作者艺术思维的闪光，把简单的故事升华了，这个作者显然比那些只会写简单故事的作者——尽管编得很好——艺术资质上要高上一截。
这个例证，再一次说明了艺术联想对创作不容置疑的作用。因而，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头脑中更应重视形象思维的建筑。去年夏天，我和王蒙、谌容、心武去了大连，回归时，选乘轮船从水上回京；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不外是想认识一下海的性格。深夜，我站在轮船甲板上，忽然产生了一种恐怖感，那广漠无边喧闹着的黑色浪花，使我想起了秃雕的巨大羽翅。后来，我又想起诗人笔下的海总是那么美丽，也许夜间的海，才能代表海的性格。后来，我在甲板上这些对海的遐想，出现在《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这部中篇小说中时，变成了这样一段文字：
陆步青在泼墨一般的海滩上走着。他，很熟悉大海之夜。在他看来，只有到了夜晚，海才能显示出它的全部性格。它，抖落掉美丽的华装；它，收敛了脸上的笑靥；它，合拢起鲜艳的翎毛，显露出它的单一，显露出它的简陋，显露出它的原色。陆步青认为，那些诗人在赞美大海时，都是描写白天微笑的海：银色的浪花、凯旋门似的半圆形长虹、如织的帆影、展翅的白鸢、如醉的恋人、大理石雕的浴女……他们似乎没见过海在夜晚的疯狂和暴戾，它把一切都置于黑色的羽翼之下，黑色的波浪起伏着，就像一只无限大的秃雕在扇动着翅膀……
这段文字，几乎都是我在甲板时的原始联想，我把它付诸文字时，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小说发表之后，有的读者来信说，我写大海之夜，是寓意祖国历史上那段人所共知的暗夜。我写它时，没有这样的含意在内，那是读者在我的文字上进行新的联想的结果。
总之，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脑袋，应当像几何学上使用的圆规。圆规的点虽然在中心，但应当和周围360度的每个点都有电磁感应，并不断产生火花放电。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不会因缺乏形象而干瘪，因缺乏寓意而肤浅，因缺乏新意而平庸。
1982年8月4日于北京
【创作随想】
【大炮和杜鹃花——创作随想录之一】
近日，去看望从死神怀抱里挣脱出来的老友。他是我在“北师”上学时的校友，1979年我搬迁至团结湖落户时，他是我们区的区委副书记。
我们平日友谊甚笃。他从北京解放后就在朝阳区主管农业，从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化，历经农村之风云变幻，饱尝了政策沉浮之酸甜苦辣，称得上是一部农村生活的活字典了。他很喜欢文学，谈话间我常常羡慕他生活之丰厚，他却总是自叹笔力迟钝。
我们在一起对饮时，我常常对他说：“老赵，没有比你更了解中国农民命运的人了，拿起笔来干吧！”他总是笑着摇摇头，声音沙哑地对我说：“老弟，我缺乏你的笔锋，恐怕一辈子只能当一个文学爱好者了，一直到我进八宝山火葬场。”
真是鬼使神差。当我从福建访问归来时，突然得知他得了直肠癌，我带着南国霜尘，“马不停蹄”地闯进了他的病房。阿弥陀佛，他拉掉一截癌肠之后，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老兄，托上帝的洪福。”我握住他那只枯如干柴的手掌，连连祝贺。
他生性乐观豁达，幽默而诙谐地回答我：“我自以为可以去见马克思了，怎奈人家不愿意收留下我这个弟子。这下可好，正在年富力强之年，腰里挂上一个粪兜，只好要求退二线了。”
我给他点火说：“没关系，你拿起笔来。”
他习惯地摇着头：“茶壶里煮饺子，肚子有货，就是倒不出来呀！”
“你的总结报告，写得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