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法捷耶夫之死说起

在1956年5月中旬的一天，法捷耶夫开枪自杀了——距离20世纪末的1998年的夏天，已然有四十二年的光景。

记得，法捷耶夫自杀的新闻刚刚传到中国时，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把他的死说成是酒后自杀。那时我刚刚步入中国文坛，当真为写过《毁灭》的法捷耶夫惋惜。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从《读书》和《作家文摘》上的兰英年先生的文章中，才知道法捷耶夫并非死于酗酒。历史的真实要经历半个世纪才能还原，当真感到历史谎言对人之欺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读了英年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法捷耶夫的最后一枪，是他精神崩溃的一枪，也是良知上自我解脱的一枪。

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近二十年的光景中，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仅在作家中就有两千名被处决、关押和下放；而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46年又升为作协总书记），是责无旁贷的执行者。在我的感悟中，能写出《毁灭》的法捷耶夫，不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是在政治的高压下，他的作家良知被冷冻成为冰坨，无可逃避地成为间接的“文字狱”制造者——尽管他对某些作家怀有同情，甚至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去执行这些铁血任务的。但是被迫害的作家自身，理所当然地把法捷耶夫视为文化暴力的执行人。比如：在1938年被捕关进劳改营里劳改，后来得以释放的女作家安娜·别尔金，逢人便说她是法捷耶夫陷害的；在作协俱乐部彼此相遇的时候，她拒绝和法捷耶夫握手。而她不知道，她之所以能够从劳改营里回来，正是得力于法捷耶夫在斯大林辞世后，向内务部请求对众多被迫害作家的赦免。因而，我读了有关法捷耶夫之死的文章后，感慨丛生。

感慨之一：法捷耶夫曾是个有才情的作家，但他的一生只给后代留下了两部书，除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外，别无其他。如果他没有担任苏联作协的领导，才情会不会也陪同他一起毁灭？

感慨之二：他虽然身陷政治的旋涡之中，还是不失作家良知的一面，斯大林死后，他能主动向内务部请求赦免劳改营中的作家，已然是他良知的苏醒，而把这种苏醒表现到极致的，就是响在作家公寓中的枪声。我很敬重法捷耶夫最后的选择——虽然这过于残酷了一点，但这远比那些在历史中伤害过同类，而不知道脸红心跳的人，心灵要崇高得多。

笔者的感慨之三，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几十年的风雨文坛。以法捷耶夫的悲剧，演绎中国文坛的往事，与法捷耶夫雷同的人不少，但是不雷同之处似乎更多。其中最为可悲的是，有些人似乎没有法捷耶夫的良知复归。我们不想听到那自戕的枪声，但是连一点自我忏悔的微弱声音也听不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反常。倒是有过唯一的一位自悟者周扬，他又在文坛的一片礼赞声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便成了许多文化人的“中国感慨”！近读文学前辈韦君宜的《思痛录》，其中提及了许多文化界陌生而又熟悉的悲怆往事；另一文学的先行者黄秋耘，也在《新文学史料》中，谈了不少文学界中并非人人皆知的事情。

作家的职业，是以研究人为源本的，其中包括解析自身。为此，笔者想起了法捷耶夫之死的喻世意义。

1998年7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