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不要针砭那些留着“披肩发”的男女青年，他们把这个餐厅的气氛搞得相当高雅。滨河的一面，落地窗敞开着，窗下这排餐桌上摆着一盆盆的花卉：有月季、有杜鹃、有山影、有文竹……随着日落暮霭的降临，餐厅上空成串的小小彩灯开始放亮。室内灯彩花容交织，室外河水驮着月光潺潺而过。收录机的扩音箱里正在播放出一支曲子，那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真不知道这些小青年是为自己播放的，还是为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配乐——在这儿对老黎讲述这部小说，真是太合适了。
“叶兄，开始吧！”他首先拿起酒杯。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望着顺着窗外流过的那条河……
对了！那时的东长安街就像这条蠕动的河。一场微雨过后，马路湿漉漉的。华灯初放，街面上顿时出现了多种颜色：华灯投进河心的光是银白的、赭黄的，汽车的前车灯，在河心宛如星斗，汽车尾灯的红光，像是一匹散开来的红绸。
“朱师傅，真好看——”
他似乎没有听见。
“朱师傅你看前边那辆车的尾灯。”我为了提醒他注意，还有意地拍了他肩膀一下，“投在雨后街心的灯影，像一束在风中摇曳的红玫瑰。”
他肩膀微微动了一下。这并不表示他听见了我的话，而纯属肩膀受了外力刺激后，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只好把声音放大了许多：“朱师傅……”
他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听见了。
“看那尾灯的影子——”
“是啊！我看见了。”他终于搭话了。
我很忌讳他的沉默。老黎，这不是因为我不甘寂寞，而是他惧怕宁静。凡是坐朱师傅开的车出外采访过的记者，都告诉过我这一点：车一开出去，你就要打开“话匣子”，否则，老朱脸上就会阴天。朱师傅也亲自叮咛过我：“小叶（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是个才进报社不久的记者）！我这个汽车司机与别的汽车司机不同。别的汽车玻璃的窗棂上，都有一行喷漆的小字：‘请勿与司机闲谈’，你看，我这辆美国吉普的窗棂上，倒是也有那行喷漆的小字，只是那个‘勿’字叫我用胶布给粘上了。这就是说：‘请与司机闲谈’。你明白了吗？”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明白。”我直截了当地说，“开车的司机都厌恶别人和他说话。”
“就算我是个例外吧。”他收敛了笑容，冷冷地回答。
“真怪！”我默默地想。
与其说是出于礼貌，不如说是出于新奇，我对这位朱师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按着他的叮嘱，在去城郊农村采访的路途上，总是和他娓娓而谈。在我的记忆中，他最爱谈的是他的童年：他落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是喝呼兰河的水长大的。在他嘴里，呼兰河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条河流，河水蓝澈见底，连河底卵石缝里的鱼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每到入春时节，河畔开满了各色野花：达子香、兰花草、牛耳朵、织春娘……如锦如缎，一直连到天边的落霞。花丛中挺立着稀稠不均的白桦、黑桦和野樱桃树，他常和小伙伴们坐在矮矮的野樱桃树杈上，一把一把地捋吃野樱桃，直到吃得嘴唇赤红，野樱桃汁在嘴角凝成一道道汁痕时，他们从树杈上大雁展翅，跳进呼兰河里扎猛子摸鱼。快乐得如同一头伸胳膊抖腿的小马驹。
他还告诉我，他家里很穷。他还没看见爷爷的时候，爷爷就拉杆子进山当“胡子”去了。妈妈生他的时候正是冬天，木柈子垒成的窝棚屋四面透风。他还没满月妈妈得了“产后风”离开了人间。爸爸靠给老财种地，靠在呼兰河打鱼拉扯着他，可以说是呼兰河里的鱼熬成的鱼汤化作了他的血液，呼兰河畔的高粱米铸造了他的肌肉。他继承了爷爷和爸爸的骨血，年纪刚到十四岁时，唇上就钻出来毛茸茸的胡须，俨然是个一身疙瘩肉的男子汉了。
老黎，我真爱听他所陈述的儿时轶事。我缩在吉普车后排座位的角角上，像听一首赤子童心的绝唱。特别是他谈起他和他那条小花狗的情谊时，我的心都好像飞向了呼兰河畔的青青草原。由于他幼小失去了母亲，爸爸又经常在老财的长工房里过夜，家里只剩下他和那条小花狗。这条小花狗皮毛黑白间杂，两只晶亮的眼睛，一只被黑色毛毛包围，一只被白色毛毛包围，他给它起了名儿叫小花。
爸爸说：“嘎子！抱它来是跟你做伴的。”
爸爸又说：“你有粥和它一块儿喝，有骨头和它一块儿啃！”
爸爸还说：“狗通人性，别看它四条腿，比有的两条腿的人还强哩！”
爸爸最后说：“人生在世，就要将心比心，不要觉得它是条狗，就亏待了它。”
朱嘎子对爸爸这番话连连点头：“我记下了！”
打这天起，他忽然觉得年龄大了许多。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一场冲天“烟泡”刮过来，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他和小花互相依偎在那间木柈子垒成的屋子里抵御着从墙缝间吹进来的冷风。他和小花睡觉时呼出的热气，天亮时在房梁上结成了一层银霜，朱嘎子架起一堆干柴取暖时，梁上的白霜又化成水滴，一滴一滴地落在土炕上。小花像个能体察主人艰辛的孩子一样，有时伸出嫩红的舌尖，舔干了炕席；有时像为逗朱嘎子一笑似的，在炕上滚来滚去，用它身上的毛毛，把水滴蹭掉。
“小花——”
小花跳上了他的肩头。
“小花——”
小花又攀上他的脑袋。
“大烟泡”刮过去了，气温稍有回升。他带着小花走出那间小屋，到雪原上去追飞不动的山鸡，去打在雪地里觅食的兔子。到了他十四岁那年，小花已经长成为一只矫健美丽的猎狗，尾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影子。
就在这年，一场少有的大旱，滚过了北满草原。松花江水位下跌，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河汊子，变成了嘤嘤而哭的小溪流。河畔的野花打蔫，柳树叶打卷，那些曾经记载着他童年梦幻的野樱桃树，枝条也枯干了。这时，他老爹盼雨心切，才把他嘎子的乳名换成了大号——雨顺，不外是老爹盼望风调雨顺之意。
老爹对雨顺说：“屯子说定了，要给龙王上供。有猪的献猪，有羊的供羊……咱们家没有牲畜我看是不是……”老爹看了看趴在儿子身旁的小花。
儿子狠狠瞪了老爹一眼，算是回答。
“你听说了吗？有的屯子已经开始人吃人了，龙王爷要是不开恩，甭说小花，就连你老爹和你这条小命，都会被人嚼成了骨头渣子。”老爹眨巴着一双老干柴眼，想说服儿子，“老爹是对你说过，应当将狗比人，可是到了嚼人肉的年月，龙王爷就是主宰一切生灵的神，只有上供求雨，老爹和你才能有个活路。掏心窝子说，我也舍不得这条狗，可是这么多年，你也算对得起这条生灵了。一块儿睡，一块儿吃，一块儿……”
“我想法找来求雨的供品不就行了吗？”
“你到哪儿去找？”爸爸直视着儿子。
“我去打山鸡、兔子！”
爸爸摇摇头。
“我打十只兔子、十只山鸡，换下这条小花！”
“这可不行，上供必须心诚，要把家里最贵重的牲畜献给龙王，才能感动龙王行雨。”爸爸显得比儿子更固执。
“那你老就把我宰了吧！”儿子急了，“我比小花还贵重。”两句话，把老爹给顶到南墙上了。他老半天，才顺过一口气来，颤巍巍地对儿子说村里已经把小花号在祭祀龙王的账本上，就是我不宰它，乡亲们也会来人宰了它的。眼下是天下火、地冒烟，乡亲们红了眼，真敢把人宰了上供桌。
“爸爸！我依你了，今天晚上我就用水浸死它抬到呼兰河边去祭龙王。”儿子对爸爸下了保证。
当天夜里，朱雨顺趁老爹到老财家去喂马的时候，拉着小花跑出了呼兰县界。上哪儿？去找拉杆子当了“胡子”的爷爷。当他真的钻进了深山老林才感到自己的想法十分孩子气：林子这么大，上哪儿去找爷爷呢？离开呼兰县的第五天，他和小花夜宿在猎人住过的一间柞木窝棚里，受到了一群饿狼的袭击。在呼兰县大草甸子上能追赶鸡逮狡兔的小花，也和它的小主人一样单纯。但严酷的大自然惩罚了它——它流星追月般地扑出窝棚，和这群狼厮拼了约有一袋烟的光景，这只逃脱了祭祀龙王的小花，在这深山老林就祭祀了狼群。
朱雨顺用那杆打兔子的老套筒子枪，“嘭——嘭——”地打尽了最后几颗弹丸丝毫没能缓解狼群之围，在他走投无路的紧急时刻忽然想起爷爷传给爸爸，爸爸又传给他的火镰。他急不可待地把火镰拿出来，和火石相擦燃着了火绒，火绒点着了柞木窝棚里的枯枝残叶，小小窝棚里烈火冲天而起……
狼群逃窜了。
朱雨顺冲出窝棚，在山坡上滚了几滚，压灭了身上的火星，带着满脸烟硝找到小花的尸骨，哭得泪人般地把小花掷进了烈火浓烟之中。他对着火堆磕了四个响头，以表示和小花的诀别，然后踽踽地走出老林。上哪儿去求生？家已经回不去了。因为这间柞木窝棚像一颗火种，烧着了深山老林。
在旧社会，纵火毁林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再往北走，难以生活，他只好放弃了寻找爷爷的梦幻，返身南下。在他途经呼兰河畔那被烈日烧焦了的草甸子时，一个亲戚告诉了他老爹的归宿：红了眼的乡亲说他老爹有意亵渎神灵，要拿他顶替小花祭神。老实巴交的雨顺老爹，没等那个时辰的到来，就用一条粗布腰带代替上吊绳子，自悬在呼兰河畔那棵最大的野樱桃树上。求雨时辰一到，他和活猪，活羊，活牛、鸡、鸭、鹅一块儿，被抛进了呼兰河。
老黎，青年时代的我，虽然已经过了听丑小鸭变天鹅故事的年纪，但还是喜欢听些能挑逗人遐想的春天童话。对于朱师傅带有传奇色彩的童年，只是感到新奇，并没引起我神思般的联想。如果说还有一点让我咂摸滋味的东西的话，就是那条美丽的呼兰河，和他在河畔吞吃着野樱桃的画面。因为二十二岁的我，乳毛虽褪，童心未死，我的家乡也流淌着一条河，岸边虽无野樱桃可吃，但有一丛丛的馒头柳。既可以到下边去“藏猫猫”，又可以顺手捋下几片叶子当作柳笛，吹出黄鹂和百灵的歌声。在朱师傅讲他童年逸事时，我就回忆起我流逝了的童年的梦。
你一定知道，人的大脑皮层也和自然界的万物一样，既会出现因枯干而产生的饥渴，也会产生因满溢而产生的饱和。就如同一个天主信徒，如果总站在圣母玛利亚画像前凝思——尽管她有那安详自若的神韵，能使这位忏悔者的灵魂得到洗礼——但是久而久之，就像多么虔诚的教徒也会失去新鲜感一样，我听老师傅的车轱辘话总是不离呼兰河，中枢神经也渐渐迟钝麻木起来，继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厌倦情绪。
所以，我不得不有意识地转移在汽车里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他能像谈童年那么有兴味地谈谈他青年时代。比如：他十四岁以后，家里亲人已荡然无存时他去了哪儿？又怎么从呼兰河来到北京的报社当了汽车司机？奇怪的是：他好像总躲闪着这些提问，甚至以攻为守地把“球”踢了回来：
“你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子不好，女孩子好！”
他貌似在向我唠家常话，实际上是楚河汉界——到此为止。这就在我厌倦的情绪中，重新萌生了强烈的好奇。这种好奇，和对他带有传奇色彩童年的好奇不同。前者是被动的输入，后者是有意识地寻觅，仿佛在这位朱师傅身上，蕴藏着许多不愿被人知道的东西。
我当时在农村组当记者，往返在城市和郊区之间，常常在车上要消耗很多的时间。加上郊区公路路面坑坑洼洼，车轮下总是扬起一道黄尘。最好的办法，是随着吉普车的颠簸闭上眼睛，任吉普车把我像煤球一样摇来摇去。有时，我的这种自我陶醉被他觉察到了，他总要赤裸裸地高声责怪我：“怎么，你哑巴了？鳄鱼还会张张嘴呢！”
有时，当真我要按他的指示，和他去说话时，他却变得一声不吭，好像车上根本不存在我这个人一样。
人，都是矛盾的组合体。上至皇帝，下至顺民，几乎无一例外。可是朱雨顺展示给我的矛盾，却常是一团混浊。他在报社司机班中个头儿最高，宽肩厚背，身板结实而魁梧。长方形的脸膛上，永远闪烁着黑红色的光泽，那颜色使我不止一次地联想到呼兰河畔野樱桃树的树皮。虽然看上去粗糙，但有着一种北方人粗犷的美。他在报社八个司机中，年纪居于老大，而且是唯一一个不留分头的人。黑硬得如同板刷一样的寸头，显示着他难以驯服的野气。再配上他那双喜欢直视他人的眼睛和那棱角分明的下巴，我曾多次在内心把这位司机大朋友幻化成呼兰河草原上的一只苍鹰。如果按照你们美术家的术语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力的线条。那握着方向盘的有力指骨，开车时不靠椅背的笔直的胸背，急转弯时扭转方向盘的洒脱动作，他高兴了扭头看我时的粗壮脖颈，以及他偶然一笑时挂在嘴角的笑纹，都像是蕴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深厚力量。这样一个硬实汉子，开着一辆吉普车，每天条条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向他敬礼，他理应是个爽朗而快乐的人。但我只察觉到了他的爽朗，却难得发现他的快乐。有时吉普车把我颠到一定的角度，我向车前后视镜里有意无意投过一瞥时，能使我瞠目结舌：他皱着两条黑眉，双眸痴呆，脸色阴郁，那只来回转着方向盘的手，完全是一种机械的本能动作，我真担心他把汽车一下开到亮马河里去。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寻找话题，和这位朱师傅拉呱，使他从那种恍惚的精神状态中苏醒过来。
这天，我从门头沟区檀木港农业社采访回来，由于回报社后就要发出第二天见报的急稿，我只好在吉普车上摊开稿纸，匆匆忙忙地填着稿纸上的一个个方格子，没有时间履行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不间断地说话。当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急驰的时候，突然迎面出现几个驮运黑煤的毛驴驮子，它们像散兵游勇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在盘山公路中间。眼看吉普车就要撞上那条头驴了，他好像视而不见一样，还是闪电流星般地往前开，我急忙提醒朱师傅：“驴——驴——”这时，他才猛然扭转方向盘，“嗖”的一声，车轮向右拐了个半圆弧，躲开了驴群。由于弯子转得太急，吉普车挂倒了路旁的一株小树，险些滚进右侧的陡峭悬崖。
我惊魂未定地擦着冷汗，他把车停下，扭过脖子对我骂道：“我看你就像驴——那些没有嘴的驴！”他两眼瞪得溜圆，毫不掩饰地发泄着他的愤懑。
“朱师傅……”我感到异常委屈。
“你为什么总不和我说话？”他紧皱着双眉，眉心堆起一个肉丘。
“我……在赶一篇急稿。”我向他解释。
“装模作样。哼！”他轻蔑地扫了一眼我铺在大腿上的稿纸，“要是你下次再搞这种假积极，对不起，我朱雨顺不伺候。”
吉普车重新开动了。
我喉头蠕动着，尴尬地咽着唾液，不知和他说些什么才好。向他赔礼道歉？我没有任何亏理的地方；对他的责怪表示沉默？他下次再对我莫名其妙地发邪火该怎么办呢？真要向他抗议，他要是真把吉普车开下山涧就更糟了。……我正在左思右想地拿不定主意，忽然车轮“吱——”的一声，重新停住了，看样子他还要和我就差点翻车的事情进行纠缠，我决心和朱师傅辩明是非。谁都明白，汽车肇事和乘客无关，他怎么能这样蛮横不讲道理呢？我准备迎接他的挑战。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和我对话，只是推开车门，走下了吉普车，是车子出毛病了？可他没有找修车的器械，也许是去解小手吧？他又没去比较隐蔽的地方。他倒剪着那双粗大的手，挺直胸膛，梗着脖颈似在凝视着对面山峦上徘徊的浮云。一种不快之感立刻占领了我的心扉：噢！这家伙在报复我，你不是手里有急稿待发吗？我故意跟你消磨时间。好吧！
我正可以借着这万籁无声的出奇的幽静，来写完我的稿子。这儿没有摇煤球一样的颠簸，又没有办公室里没完没了的电话铃声，这儿非常静谧，静谧得就如同隔绝世尘的真空。
老黎，我的这些猜想都错了。那是我偶尔抬头，凭窗向外望时看到的：他没有小布尔乔亚的罗曼蒂克症，以观望浮云来消磨时光，他在望着从对面山峦之间飘过来的小小红点。不，那不是一个红点，也不是一朵彩云，那是掌管着“空中摆渡”的穿着红袄扎着红头绳的小姑娘。我们来采访的山区，在门头沟被称为“九山十八谷”，因为这儿除了山还是山，除了峡谷还是峡谷。抗战时期是个日寇没敢涉足的老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除铺筑了这条盘山公路外，还在山峦之间架设了一条空中索道。这个办法非常原始，就是在两座山之间架设一条粗粗的钢丝缆绳，绳下拴系着一个木吊斗车，借助滑轮在钢丝绳上的转动，用吊斗车把赶集上店的山区农民，运送到对峙的大山两边，以减少农民登攀回肠小路之苦。此时，这个管“天车”的小姑娘和不多的几个过山农民，正从对面大山飘飞而来。
我扔下手中的笔，继而推开车门。因为这情景实在好看，有浓绿的山峦当作背景，真应了古代中国写意画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典故，还让人联想到敦煌壁画中长袖飘逸的飞天。过去我坐别的司机开的车来山区采访时，曾隔窗看过这个“空中摆渡”，但每次都是随着车轮的奔跑，奇观瞬间即逝，今天朱师傅把车停在了这儿，也算是歪打正着，给了我饱览山间奇景的机会。
那山坡上的树是油松，那山洼洼里的树是山楂。几十米高的崖下躺着的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鹅卵石中间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溪在奔跑。不知它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也不知道它究竟流到哪儿去。忽地一下，公路旁那棵粗大白果树上的长尾喜鹊都飞跑了，那是穿红袄的小姑娘撑着的“天车”滑了过来，就要在白果树下拋锚。
朱师傅神往地望着，并向小姑娘挥动手臂：“喂——小团儿——”
小姑娘把缆绳拴在白果树上手搭凉棚向吉普车的方向眺望了一会儿，忽然向朱雨顺跑来。她边跑边喊：“朱叔叔——朱叔叔——”
我跳下车来，默默地打量着他俩。说他俩是亲戚？亲戚之间只称“叔叔”就行了，何必挂上一个“朱”字？说他俩是萍水相逢，一个即将迈进三十岁门槛的汽车司机，何以会和这个山乡的小女娃这样亲昵？她约莫有十四五岁的光景，黝黑得如同杜梨木一样的脸膛上，长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她两手攥住朱师傅一只大手使劲地摇，朱雨顺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顶。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对我横眉冷对的劲儿完全成了两个人，他先给她扣上领口没扣严的纽扣，然后又给她扎系被空中劲风吹散开来的红头绳。那纤细而极富有感情的动作，分明是母性的本能的反应，而这位浑身充满力量线条的司机，留着黑密短短寸头的男人，在这“九山十八谷”的盘山公路上，竟然称职地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
“你对你爸爸妈妈说了吗？”朱雨顺蹲在那儿，轻声地询问她。
“说了。”小姑娘腼腆地垂下头，“爹和娘都不同意我进城去玩，说城里有坏人！”
“你朱叔叔是坏蛋吗？”
“不是，可是我爹娘没见过你。”小姑娘噘着嘴，喃喃地说，“他们还叫我把你送给我的小人书和铅笔盒都还给你。爹娘还埋怨我说：‘小团儿，你可不能随便接城里人送你的东西。咱们是山里人，跟城里人不一样！’我把小人书和铅笔盒都藏在鸡窝的上盖里了。放那儿刮风吹不走，下雨淋不湿……”
“写了多少字了？”朱雨顺仰头望着小姑娘。
“反正……反正……我会写朱雨顺三个字了！”小姑娘嘴角闪出一丝笑意，“朱叔叔，你信不？”
朱雨顺伸出他的宽大手掌：“写写看！”
小姑娘略略思忖了会儿，伸出手指，往朱雨顺的掌心写着他的名字。朱师傅一动不动，任小姑娘在他掌心里画来画去，当小姑娘写完他的名字后，还要求她再写一遍。
“我写得不对吗？”小姑娘诧异地抬起头。
“对……写得对！”他声音有些哆嗦。
小姑娘顺从地又一次写着他的名字。这时，我发现朱师傅突然垂下眼睑，一串晶莹的泪珠从眼角爬了出来，他忙用另一只手去抹眼角，但是泉涌般的泪水已经滴落在小姑娘的袖口上了，她忽地缩回了那只手，同时抬起头来：
“你……咋的了？”
朱师傅破涕为笑，掩饰着：“我……眼里吹进去了沙子。”说话的同时，他背对着小姑娘，用袖口胡乱地涂抹着。
当他放下袖口时，才突然发现了我的存在——刚才在他的感情天地里，我早已被视为乌有，现在他从梦幻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我在等着他开车返城。
他冷冷地盯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小叶，咱们俩商量一件事怎么样？”
“说吧！”我尽量装得若无其事。
“这次来山区，我没想到还会碰上这位‘小摆渡’，什么都没给她带来。你不是带着两支钢笔吗？是不是能……我到城里买一支还你。”他冰冷的目光中，跳跃出灼热的火星，“这大山里的小姑娘实在太……太寒酸了。”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把那支备用笔递给他。可是当朱雨顺回头寻找小姑娘时，她已经跑开了，边跑边回头喊着：
“朱叔叔！我不要——”
“小团儿！你等一下。”朱雨顺把笔举过了头顶。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不要……”
群山回荡着她稚嫩的童音。
朱师傅愣在那儿，他手扶着公路旁的一棵小杨树，目送着那个“空中摆渡”载着几个进山的农民，顺着缆绳滑向了对面的山峦，直到小团儿的红袄变成一个小红点，渐渐地湮没在万绿丛中……
吉普车重新在盘山公路上颠簸起来。
经过刚才的路遇，我俩之间的小小不愉快被淡化了。朱师傅只是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谴责：“真糟糕！出车之前怎么就没想到给小团儿带点糖果来呢？小团儿不要钢笔，不是没原因的，她住的那个大山沟沟，或许买不到蓝墨水呢！与其给她钢笔，还不如给她带一盒蜡笔来呢！”
“朱师傅，你怎么认识了她？”
“你不是要赶急稿吗？”他旧事重提。
“不写了，回去我开个夜车吧！”
“你没到报社之前，我送别的记者‘坐天车’进过大山，在那棵老白果树下见过她几面，就慢慢熟悉了。”朱雨顺津津有味地说，“小姑娘很聪明，可惜大山沟里没有学校。”
“你很喜欢孩子？”
“算你说对了。”
“我估摸着你在家里一定是个好爸爸。”
他没有回答。
“你有几个孩子了？”
他用打火机点着了一支烟。
“看你这么喜欢小团儿的样子……”我猜测着说，“你一定只有儿子，而没有女儿。”
他把刚刚点着的烟猛吸了两口，又突然掐灭了，顺着车窗抛了出去。
“朱师傅！你不是要我和你说话吗？怎么你不说话？”
“男子汉有男子汉的话题。”他终于开腔了，“只有长头发的妇女才爱谈家务事呢！”
瞧！不和他说话不行，说了不对他心思的话还不行，这位朱师傅可真够难伺候的。何况刚才他和小团儿的一幕戏，连眼泪疙瘩都掉下来了，分明是一个母性的行为，为什么又不赞成我说家长里短呢？我沉默地打量着我的这位大朋友的背影，他实在像是在山峦之间缭绕的那片云雾……
他穿着一件已经快褪成白色的草黄色上衣，肩头和后背有着圈套圈的汗渍，尽管我坐在他的斜后边仍然能够闻得出斑斑汗迹发出来的气味。靠近肩胛骨的地方，还补着几块略深于上衣颜色的绿色补丁，手工显得十分粗劣。那皱巴巴的样儿，很像被秋风吹干、卷起了边沿的荷叶。尤其刺激人视觉神经的是，补丁是用黑线缝上的，这种颜色和草黄色搭配在一起，特别扎人的眼睛。望着望着我忽然推想到：这位朱师傅很可能是个光棍，这响彻山峦之间“光棍好苦——光棍好苦”的杜鹃叫声，或许正是叫给他听的呢！不然，这一切真是难以得到清晰的解释。
但另一种推断，立刻否定了我的假设：他在司机班里，工资是最高的，就连我们这些记者，工资也比他低下一截。从他这件破上衣来看，也许他是个十分恋家的人，只是他的家不在北京，而在农村罢了。因此，他个人俭朴到近于吝啬，而把钱都寄到农村的家里去了，这似乎更符合逻辑。要知道他是因火烧森林而逃离呼兰河的，他的妻子儿女很可能就在东北某地的农村……
“你怎么不说话？”他打断了我的遐想。
“说……说些什么呢？”
“这儿山景美吗？”
“美。”我回答他完全出于礼貌。
“你看那只鹰！”
“它很骄傲，但也很孤独！”我望了望山谷里盘旋的老鹰。
“孤……独……”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很低很低。
“别的鸟都是成群地飞，你看那群斑鸠？”我从后座上探长身子，把手伸到他的脸侧，指着山谷中的那些黑色点点，“也许那不是斑鸠，而是野鸽子。朱师傅，你是在呼兰河草甸子上长大的，你说那一群一群的到底是斑鸠还是野鸽子呢？”我尽力充实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我不想再让这位朱师傅感到行程的寂寞。
朱雨顺真是个别扭种。要我和他说话的是他，骂我是“无嘴驴”的是他，现在我千方百计地和他找话说，他倒紧闭着嘴巴不说话了。他根本没去看那群在山谷飞翔的鸟群，两眼只是直直地盯着那只天上的孤鹰。
“朱师傅——”
“朱师傅——”
我拼命说东道西，以履行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但是这些话都像掷向棉花堆的石头，呼唤不起他感情上的一点回声。那只老鹰早被我们的车子甩到后边了。吉普车通过—座石桥时，我指点着桥下的滔滔波浪说；“朱师傅，这河有呼兰河宽吗？”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这个前后矛盾的动作，使我难以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有个女作家叫萧红，她写过一本小说叫《呼兰河传》。”
“噢！”他显得毫无兴致。
老黎，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来应付这位朱师傅才好。怪癖？怪癖能解释他的这些行为吗？在小团儿面前，他是个有丰富感情的男人，为什么一坐上他那司机座位，感情马上从沸点冷却成冰了呢？难道那是一把魔椅，只要他屁股一沾坐垫，人的智能马上宣告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