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于“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一章写了两节。第一节，讲的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继续犯有“左”的错误，拨乱反正虽有进展但又受到了严重阻碍，因此这两年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第二节，讲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对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必须作出充分的、足够的估计。下面就围绕着这两点中心意思，讲一些情况和意见。

第一，《决议》对我们党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的意义，对这场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对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这场斗争当中所起的作用，都作了正确的论述和评价，同时也纠正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决议》的写法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讲得更全面更科学更准确了。《决议》是这样写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关于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的意义，《决议》仍然沿用过去的讲法，肯定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决议》在这个问题上突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强调了它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强调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是同党和人民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这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党的集体，尤其不能脱离人民。这些观点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从而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广大党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长时期地坚持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领导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如果没有在粉碎“四人帮”前夕发生的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遍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同志正确领导的强大群众斗争，假如没有当时那场革命群众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我们能够不流一滴血、不费一枪一弹地就把“四人帮”粉碎掉吗？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历史。自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周总理就曾经提出过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虽然这种意见后来受到了压制，但是在群众当中有很深的影响。周总理主持工作期间，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进行纠正，曾经使我们的工作一度出现很好的转机。紧接着来了个“批林批孔”。大家知道，江青、王洪文他们搞的那个“批林批孔”就是要批“周公”，就是要打倒我们的周总理，使周总理的工作遭到了很大的困难。到了1975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文化、军事和党的组织等各方面进行整顿，实质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1975年的工作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的觉悟也在这一年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家越来越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有了认识。在后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人们更是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了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面目。正因为这样，所以周总理逝世不久，才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样的伟大革命行动。在这个浩浩荡荡的规模很大的群众运动中，人们写了那么多具有饱满激情的革命诗词，发表了那么多热情洋溢的演说，矛头都是指向“四人帮”的。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江青一伙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已经变得很孤立了，越来越孤立了。没有这样一个条件，能够不流一滴血、不费一枪一弹就粉碎“四人帮”吗？还有，毛泽东同志对重用林彪、江青一伙当然负有主要的责任，但他最终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并且对他们进行过多次的严厉批评，这对于能够很快地把“四人帮”搞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们说《决议》对这段历史论述，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就是它既没有抹杀个人的功劳，同时又把个人所起的作用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边来考察，正确地表明了这绝不是某一个人下一个决心就能够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没有我们党的长期斗争，没有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长期斗争，没有毛泽东同志所起的重要作用，没有这一切条件，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就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当然，“四人帮”倒行逆施，早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们最终是要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但历史的具体发展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了。

第二，《决议》对粉碎“四人帮”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段时间内，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错误，讲了六句话，这就是：1．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2．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4．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5．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继续“左”的错误的影响，党的十一大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6．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最后一句讲得很轻，明显地表示了这方面的错误责任不能由一个人来负。应该看到，《决议》指出的这些错误，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留有余地的。

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绝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重大的是非问题、原则问题。我们大家可以联系历史的实际来回想一下：如果“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推倒，人们的思想还受着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左”的严重错误不能纠正，那么，我们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怎么能够确立得起来呢？如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冲破种种阻挠而在全党全国开展了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原则不被党内外更多的干部和群众所了解和接受，那么，我们拨乱反正的各项实际工作又怎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推向前进呢？如果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倒的大批干部不解放，不恢复工作，历史上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特别是像“天安门事件”这类冤案不平反，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恢复、巩固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呢？如果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旧的个人崇拜现象不结束，新的个人崇拜又接踵而来，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切都无从谈起，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从根本上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呢？如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直继续下去，“左”的错误的流毒和影响不肃清，这样的所谓“革命”还要再次以至多次地进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呢？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可以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为这几年的实践已经作出了历史性回答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这次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就像全会公报所说的，“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这次中央的人事更动，党内党外的反应很热烈，绝大多数同志都很拥护，人们一致认为这件事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充分体现，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党中央是紧密团结的，是坚强有力的，是有着高度的自信心的。

第三，在起草和讨论这次《决议》的过程中，中央有的领导同志曾经讲过，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期间有十件拨乱反正的大事，都是党内老一辈革命家提出、坚持或者大力支持才办成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两年半，也可以列举出十二件重大的决策，几乎全是老同志提出，事先同大家交换意见，然后经党中央集体决定的。这二十二件大事或重大决策，在全党全国已经是公开的，是人所共知的。但把它们放在一起，连接起来一看，再结合学习《决议》，人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决议》关于这一章的论述是多么的正确和具有说服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在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这次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决议和关于中央人事更动的决策又是多么的正确和必要了。

先说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两年间的十件大事。

第一件，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多次坚持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反映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起了取消继续“批邓”的积极作用。

第二件，1977年2月，邓小平同志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鲜明地表示反对“两个凡是”，指出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件事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了我们解放思想的先导。

第三件，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同志正式提出要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建议这次虽未成功，但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成了开始拨乱反正的一个序幕。

第四件，1977年10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两个凡是”是假高举，这就使人们认清了“两个凡是”的实质。

第五件，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聂荣臻同志、徐向前同志、谭震林同志等许多老同志，一起出马，纷纷写文章或讲话，宣传我们党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这就进一步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在全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陈云同志的重要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在全党和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耀邦同志这时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亲自组织和支持了许多重要文章的写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以很大的勇气和毅力提出和贯彻了不论什么时候、不论谁批准过的冤假错案都要平反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工作。

第六件，19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党校三位同志在胡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写的题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的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这是大批地解放干部的舆论先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个月中接到了一万多封表示拥护的来信。

第七件，1978年5月，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6月2日，邓小平同志公开出来表示支持，这引起了建国30年来理论界、思想界的思想大解放，为三中全会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

第八件，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意见。三中全会经过讨论，把它确定为全党的方针，断然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使用，实行伟大的战略转移。

第九件，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美国，再访日本，打开了反霸斗争的新格局，同时提出了要对越南的挑衅进行自卫反击，这是我国外交上的重大的根本性的决策。

第十件，三中全会上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确定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肯定我们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些都是老同志在会前和会议中间提出，经过同大家反复商量，然后经党中央集体讨论定下来的。

从以上这十件拨乱反正的大事中完全可以看出，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中的确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同志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重大的决策的作出及其实施，使一度还在继续的“左”的错误得到了逐步的坚决的纠正。

再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二件重大决策。这些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可以讲得更简略些，有的只讲个题目就行了。

第一件，重申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专门作的报告。它是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性问题。

第二件，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发展农业的决定，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以建立和健全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为中心，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恢复和适当扩大自留地，等等。这些政策的实行，是农村形势发展较快较好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件，确定和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这个问题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是陈云、李先念等同志。

第四件，为刘少奇等同志平反昭雪，大量地、正确地抓紧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第五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六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健全党的领导制度。

第七件，讨论和学习党章修改草案，贯彻《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端正党风。陈云同志说，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八件，加强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提拔，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第九件，讨论和确定了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民族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十件，决定起草历史决议，总结历史经验。

第十一件，依法审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开除了康生、谢富治的党籍。

第十二件，确定了经济上要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要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的方针。

以上这十二件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能不能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不断推向前进的重大决策，也都是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共同作出的决定。

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央领导同志中间的绝大多数同当时还在继续“左”的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原则问题、方针问题、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歧。有的人看不到问题的实质，而把它庸俗化为个人权力之争，只能证明他自己是个很庸俗的人，根本分不清楚什么问题是原则问题，什么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权啊权啊权啊，这种错误的看法也是“文化大革命”恶果的反映。林彪、“四人帮”散布“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丧失一切”，把人们思想里头、灵魂里头的最肮脏的东西加以理论化、合法化，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至今还不时地显露出来，根本不考虑什么原则，什么理论，想到的就是权、权、权，位、位、位，因此，在观察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就很容易很自然地把这种庸俗的观点流露出来了。党中央所采取的重大原则、方针、决策和基本理论，由于得到党内干部绝大多数的同意，这次中央全会可以说全体到会同志都同意，同时也得到了人民的绝大多数的同意，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条件，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党这次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能够开得这么成功。这次全会作出的《决议》和中央的人事更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做出来的。

第四，学习《决议》特别是关于《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章，最重要的是必须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真正弄懂弄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采取的路线和重大的方针政策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要求的，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问题，坚决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办事。首先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的干部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各项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得更加生气勃勃，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更加大有希望。

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地想一想，议一议，看看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是怎样确定下来的，不这样确定行不行？举例来说，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究竟对不对，假如我们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还受到过去那种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我们能不能前进？再譬如说，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这个战略转移对不对，过去我们没有转移好的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继续注意防止哪些干扰以保证工作重点毫不动摇，如果过几年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到那个时候情况和问题将会怎么样？再譬如说，冤假错案该不该平反，干部政策该不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该不该落实，领导班子该不该调整和加强，现在这些问题解决到了什么程度，还要不要继续解决？再譬如说，经济调整和农村放宽政策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经济调整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今后还应该怎样继续调整？农村放宽政策为什么会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今后还应该如何坚持和注意解决好哪些新出现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应该进一步关心和研究这些问题。

这里想着重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农民长期受党的领导和教育，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有办好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他们主要的不是想摆脱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想要摆脱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和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农民为什么欢迎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不少地方的农民为什么欢迎包产到户或大包干，就是因为这些办法使他们摆脱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和不合理的负担。我们农村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那种吃大锅饭的制度不改，必然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参加劳动，多吃多占，增加农民的负担。各地农村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形式，当然也要因地制宜，不要搞一刀切。现在，凡是联产计酬责任制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农村面貌立即发生了大变化。有个别地方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有顶着不干或撒手不管的，这两种倾向一定要迅速加以纠正。

现在有一种空气很不好。党的文件不好好看，实际情况也不作调查了解，议论起问题来只凭个人的感想或一知半解，甚至只凭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就那么你一言、我一语地发牢骚，一说就能引起一大堆的不满意。这种空气涣散人心，很不利于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利于提高党的战斗力。经过对《决议》的学习，我们大家都应当共同来把这种空气变一变，彻底地变一变。还有个别人对强调要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很不以为然，说什么这不又同林彪讲的那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样了吗？如果不是出于恶意，确实是思想上分不清楚界限，提出这种问题也真叫人有点哭笑不得！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不论你担任什么职务，都必须执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决议，都必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统一纪律，这是无条件的。这同林彪用他那个话来宣扬所谓的“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来搞个人崇拜，来借以搞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怎么就是一回事了呢！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和严格的纪律，否则就不能领导和团结人民去战斗。我们一定要在继续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坚决维护党的统一纪律，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