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爱国的情操，永远不能忘记

民族精神是以人为主体，以文化为传承的，它要通过民族的共同记忆来认定，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说：“一个国家的成就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来鉴定，这是各个国家仅有的经验，也是它们唯一能从自身学习到的经验。历史就是国家的回忆。”所以爱国主义本身也是历史情感的表现。重视祖国的历史，崇敬民族的先杰，是民族的自信。

1913年，上海《时报》载文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考卷中有一题是列出自己所崇拜的人物，应试的三百多人都是中小学生，统计结果前十名是孔子、孟子、孙中山、颜渊、诸葛亮、范仲淹、岳飞、黎元洪和华盛顿。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到历代圣贤，民族英雄，革命元勋和有节操、有智谋的文人名士都受到青年的崇拜。

小小的一张试卷，反映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代风云和价值取向。

所以在世风败坏，道德滑坡中最可悲的就是对祖国观念的淡漠，无可否认，这是民族精神在衰退的征兆，这也正是顾炎武呼唤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历史上的爱国表现有多种内容，从整体上考察不外乎三种情况：

其一、是对父母之邦的依恋和对故土的热爱；

其二、忠君。由于君国一体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忠君也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当国家利益与君主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服从君主，放弃国家利益，那就是愚忠，不可取，但忠君确实是古人的爱国观念，这是不能苛求的；

其三、为发展中华文化所作的认同和反思，也是爱国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虽然是侵略者，但最后又认同中原文化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不以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地壮大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正是不断地吸收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滋养，才得以源远流长。不过人们只习惯地看到他们是侵略者，而没有看到他们也是被同化者，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和汉族人民、共同组建了民族的大家庭。当然，这不是否定汉族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是在不同范畴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一组悖论，对这种悖论不能用简单的办法，以甲否定乙，或以乙否定甲，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有一致性也有相背反的情况，这要看爱国的具体内容和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具有的合理性，不能一概而论。至于以揭露、抨击、谴责社会黑暗的形式而进行的文化思考和忧国忧民，那就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了。

上述三种情况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最具有人民性和普适性的是第一种，作为父母之邦，这是不可取代的。正如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养母、继母、教母，但生母只有一个，这是不可选择，不可更替的，因为是唯一的，所以又是神圣的、至上的，这就是热爱祖国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