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先苦后甜打天下，侠骨柔情企业家
1.苦难是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任正非和许多“子承父业”的企业家不同，他是白手起家创办了华为。任正非之所以能够创立如此伟业，那是经历苦难后才结出的硕果。苦难造就了任正非，而任正非造就了华为。
1944年，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里，任家的长子——任正非出生了。任正非兄妹七个，全家都要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又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困难时期，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的任家生活更是举步维艰了。
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艰辛成就了任正非隐忍与坚定的性格。任正非感慨道：“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任正非的祖籍是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治平片任店村。他的爷爷任三和是腌火腿的大师傅，在当时的浦江远近闻名。任正非的父亲名叫任摩逊，母亲名叫程远昭。
父亲任摩逊在北京上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他差点没有读完大学，险些辍学回家。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全国兴起了抗日的浪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战争逼近，工厂迁到广西融水，后来又迁到贵州桐梓。在贵州，任正非的父母相识相知，结为连理。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普通教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那时的教师不仅工资收入微薄，而且受人鄙视，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大相径庭。
那时候全国经济困难，粮食严重短缺，那一点点存粮连全家人填饱肚子都不够。他的家里当时两三人合用一条被子，破旧床单下面铺的全是稻草。那时候国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日常所需凭票领取，最少的时候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兄妹七人哪里够用！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是披着厚外套。
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但是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孩子们都要读书，开支也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两三元学费，每当学校要交学费的时候，母亲就会愁容不展。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坚持供任正非上学念书。
在青少年时期，他并没有鸿鹄之志。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绿化用的那种），把厥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当作食物。有时候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吃，或者是将美人蕉的根煮熟了吃。
父亲有时外出参加会议，还有机会适当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母亲却负担沉重，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生火、煮饭、洗衣、修煤灶，还要教育七个孩子。她什么活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来不多吃一口。任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全家都能活下来。若不是这样，也许就会有一两个孩子活不下来。
这段忍饥挨饿的人生经历使任正非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摆脱了奢侈和招摇，养成了朴实无华的心态。
任正非念高中时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饥饿和死亡威胁着人们。全国饿死的人多达四千多万。在这种形势下，人每天都饥肠辘辘，哪里有心思读书啊！高二他还补考过一次。
任正非快高考了。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支撑不住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那时家里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用瓦罐装着，他却从来没有去随便抓一把，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弟弟妹妹们都要挨饿。
临近高考的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安心复习功课考上大学。任正非后来感慨地说：“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上大学期间的一件事让任正非记忆犹新。那一次母亲送给了他两件衬衣。他深知这来之不易，激动得流泪了。他考上大学那年，需要自带被褥，这可难倒了父母。后来母亲有了一个主意，那时正赶上学生毕业，母亲就捡回毕业学生丢弃的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做好让他带上。这才得以度过了大学生活。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任父早年在北京某大学读书，勤奋好学、知识功底扎实。母亲高中文化，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学成才。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文革”前父亲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得失，拼命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很快他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他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一干就是几十年，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干部。他自己的地位却依旧卑微，他也从来不计较什么。
母亲高中文化，除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坚持自修学习，后来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有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和优秀专家，他们对母亲教学时高度的责任心印象深刻。
父亲稍有空闲就给孩子们讲一些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故事，并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任正非也爱好读书，喜欢独立思考。他小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他一直很努力学习，在学校里成绩优秀。
任正非的价值观在家庭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他养成了踏实上进、淡泊名利的心态，形成了热爱读书、追求知识的品格。这也为他后来创建华为、坚决走技术之路奠定了基础。
苦难是财富。谁认真地对待苦难，把吃苦当作一种幸福，以苦为乐，那么他必将取得非凡的成就。我国伟大的汉代史学家、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在他的《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古代先贤，面对苦难毫不惧怕，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凡天下成功人士都是经过“非人”的考验走过来的。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被人采访，采访者希望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成功的秘诀，但是往往得到的回答只是两个字：勤奋。在面对苦难时，他们不是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不是把困难当作痛苦而是当作上天对自己的恩赐。
任正非说：“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2.部队的摔打磨炼
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邮电学院毕业，入伍当了一名工程兵。穿上一身绿军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的向往。可以保家卫国，在那时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他在部队整整待了14个年头，一直到1982年才以副团级干部身份转业。任正非清楚地了解父母大半生因没有通过思想检查而错失发展机会的痛苦。他得出了一个基本经验：“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在当时的中国，主流价值是工人、农民和军人主导的，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也许是当时最现实的选择。后来任正非还进入了军方的研究单位。
部队给予任正非的也很多，任正非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与这段军旅生涯密切相关。在部队里，任正非养成了宠辱不惊的心态。受父亲成分不好的影响，任正非在部队从未得到过任何嘉奖。他说：“我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对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在华为，任正非有着雷厉风行的作风，他说话直来直去、不留情面的特点；还有华为管理上的军事化作风和唱军歌的传统，无不打上了军队的烙印。
在“文革”期间，无论他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都与他无缘。任正非回忆说：“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
在部队的时候，他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刻苦钻研，专心搞科研。当时，贵州安顺地区有一个飞机制造厂是个军工企业。身为通信兵的他被抽调过去参与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信系统工程。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思想开始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随后全国范围内进行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展开，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新轨道。
后来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任正非也入了党。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提到，“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部队首长在一次谈话中说：“任正非是自己人。”于是部队派人到地方了解父亲的情况。地方得知部队派人下来了，也不敢怠慢，于是很快父亲就平反了。
任正非逐渐在一系列活动中开始崭露头角。在新时期，他意气风发，积极准备做出一番成绩。三十岁风华正茂，正是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许多卓有成就的人都是在三十多岁做出一番事业的。
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级的专项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一下子“标兵”“功臣”等的称号扑面而来，部队与地方上授予的荣誉都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他一下子又变成了各种奖励的“专业户”。但是他却并不热衷于此。许多奖品都是由别人代领回来的，然后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那一年他才33岁。在6000人的代表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后来，他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他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家里，全家引以为自豪。
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任正非还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那时他还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过了两三年，军队大裁军，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了，他才理解了什么叫有预见性的领导。
改革开放后，在新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人开始努力想办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在遵守政策的前提下发家致富。于是，告别贫穷、走向富强，成为那时全中国人的夙愿。改革开放“春雷轰隆一响”，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政策给予每个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几乎人人都行动起来了。
20世纪80年代是“冒险”的时代，是“冒险家的乐园”；80年代是淘金的时代，各行各业的人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淘到“第一桶黄金”。80年代的社会气氛是财富至上的，人们普遍地对知识持轻视的态度，在人们眼里只有赚大钱才是根本。整个社会的空气中都飘着一股浮躁的气息。
但任正非不为表面的利益所动，以知识为依托，执着地追求着他与时代大浪潮不同的梦。他崇拜爱因斯坦的智慧，向往贝尔实验室的卓越，羡慕IBM公司的先进。任正非在酝酿着他理想中的事业。在这样的氛围中依然保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态度。
不可否认的是，任正非14年的军旅生涯的确对华为公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任正非在军队负责科研，他才会创建华为这样一个以制造通信设备为主的公司；因为他在军队形成了宠辱不惊的坚韧品格，才能使华为在市场经济和企业全球化的潮流下平稳快速前进。
部队是历练人的场所，一块白铁扔进去，出来的或许就是精钢。14年军队中的摔打磨炼经历，是任正非的巨大财富，堪比“文革”十年对任正非的磨炼。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是由环境造就的，确切地说，是环境决定了命运。这个环境不是具体的某个环境，而是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路程。军旅生涯磨炼了任正非的意志，使他懂得了没有拿不下来的山头，没有不敢啃的硬骨头。
3.华为出世——内贫外困的创业生涯
任正非离开部队后走上了充满艰难的创业之路。他已过而立之年，没有任何家庭和政治背景，他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任正非经常说，“市场已没有时间等待我们的成长。它不是母亲，没有耐心也没有仁慈。”
创业是对人生的一次磨炼。创业需要披荆斩棘，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经历无数的失败与挫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华为是任正非的偶然之作，但这一偶然却成就了中国通信行业的一个奇迹。这偶然之中也蕴含着必然。
1982年任正非从四川某部队转业到深圳后，到位于深圳蛇口地区的南油工作了两年。转入地方后，军队纯朴的作风荡然无存。商品经济大潮中唯利是图、阴谋算计的伎俩，他难以适应，更无驾驭它的能力。他淳厚朴实、耿直的秉性也就免不了让他栽跟头。
在深圳南油集团工作时，他曾经给老总写“军令状”，要求将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管理，最终没有获得批准。后来，他又开始做电子产品贸易的生意。由于习惯了部队坦诚的环境，对一些商业陷阱毫无防备，结果被人骗走100万元。在这之后，他痛定思痛，决心自己开一个电子公司。但是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公司收益微薄，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
这几年，挫折成了他的伙伴，随影而行，挥之不去。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的“杀手锏”也许就是冒险、“赌一把”了。正是无处可以就业，他才被迫重新走上通信行业这一块自己占有优势的领域。
任正非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程控交换机的代理行业。有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希望任正非能帮他卖些设备。程控交换机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刚刚活跃起来的中国市场，这时候任正非还根本不了解程控交换机的来龙去脉。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交换机市场是外国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型局用机和用户机大多来自国外大企业和他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通信圈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巨大风险。做代理既没有大风险，又可以获得稳定的利润，何乐而不为呢？
那时候的中国商品严重短缺，交换机在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很大，国外引进的产品往往是供不应求。许多经销商、大型用户派采购人员在厂家外排队等货。当时珠海有一家台资企业的订单甚至都排到了第二年。有的企业为了早日到货，还会给厂方负责人送礼。
李嘉诚说：“强者的有为，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的精神和富足的家园。”
任正非并不满足于做国外产品的代理商。在任正非看来，这样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要为自己的发展找出一条生路。
许多中国企业都知难而退，纷纷依附于实力雄厚的外国大品牌，结果却是要受制于人。中国缺少的就是自主品牌，但是打造民族品牌的路却是无比艰难的。
面对重重困难，任正非的决心仍然没有动摇。他立志要打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把建设自己祖国的信心建立在信任自己的基础上。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会获得平等与尊重。”他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他清楚地知道只有拥有自己的品牌才可以与那些老牌巨头相抗衡。
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人生沉浮之后，他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生涯。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一处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名称为“华为”。华为注册为集体企业，经营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相关的工程承包咨询。最初两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HAX交换机，靠价格差获利。
在《华为发展十年回顾》里有这样的描述：
创建之初，办公条件简单，蚊子又多，张燕燕躲在蚊帐中写信封，向用户发信函，令人难以忘怀。郑宝用同志从40门交换机做起，又做生产工人，又去前线装机。一个搞激光的外行，经历摸索后，大胆地提出来瞄准世界最先进水平、赶超AT&T5号机，又碰到任正非这个傻子，他们多么像现代的堂吉诃德。回想起来，全身发抖，全世界没有我们这么搞科研的，同时采用这么多新技术，没有样机借鉴，一步到位地从头设计，幸亏我们成功了，失败了后果真不堪设想。历史上只有敢想才能敢干，只有敢于革命才能善于革命。他们这种敢于创新之魂，终于流入中央研究部数百人之魄。一个25岁身轻如燕、骨瘦如柴的李一男，担负起中央研究部总裁的担子，任期内要与国际接轨，不仅要在技术上，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上也要与年科研经费数十亿美元、研究人员16600人的爱立信靠拢，担子之重，可以想象。
创业初期的任正非和父母、侄子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做饭是在狭小的阳台上，吃饭是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当时广东在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的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任正非回忆那段创业初期的岁月，感慨万千。
华为创业之初不但有“内忧”，而且“外患”也很严重。当然，这种问题时时刻刻都是存在的，只是对于那时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华为来讲，更是一种考验。
在《华为发展十年回顾》里有这样的描述：
华为创建在深圳倒买倒卖的时代，知识无用论有过于“文化大革命”，那里只要会21寸、方角、遥控就行了，搞技术人家说是傻子。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华为的创业艰难可以想象。又经历了深圳的泡沫经济时代（房地产、股票），一个真真实实做学问的公司受到的冲击可以想象。在开放之初法规不健全，腐败四生，华为要在这种环境中建立自己洁身自好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在创建之初，员工每月工资200多元，后来升到300多元，还要拼命努力，许多人累垮了身体，看着人家轻松地倒买倒卖就可以舒适生活，勤劳的人有何感想。华为创建在中国提倡科技个体户的时候，要重建集体奋斗的组织平台，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悲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高科技产业稍有不慎，就会落在后面，以致消亡。
如今的华为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华为了。华为公司在任正非的率领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资料显示，2005年全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453亿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40%左右；到2006年，全年的销售业绩达到656亿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45%左右。截至2007年2月，华为在全球累计获得了67个3G的商用合同，WCDMA的合同达到35个，其中12个来自欧洲。目前，华为为“全球电信运营商50强”企业提供服务，并且实现规模进入日本、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成功实现了走出去的战略。
著名企业家邱永汉说：“25岁到35岁为创业最佳时期，40岁已经相当迟，40岁以后则是例外中的例外。”20岁创业凭年轻，摸爬滚打全不怕；30岁创业靠实力，先苦后甜打天下；40岁创业充满苦涩滋味。然而，任正非就在已过了不惑之年时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咬紧牙关，在最艰难的时刻挺了过来，成就了华为后来的辉煌。
华为经过20年的发展，在任正非的领航下，由小小的代理商变成了如今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华为的国际化战略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在业界初步树立起国际化的品牌形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运营商的认可。任正非也被许多创业者视为心中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4.用军人的意志导航华为
任正非用军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使华为这艘大船从惊涛骇浪中平稳行驶过来。这种意志来源于军队的培育，也来源于华为公司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环境。军人的品质强调：只要顽强拼搏、努力进取，就没有达不到的目的。
军人不可缺少的就是坚强的意志。意志的强与弱，对军人能否完成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凭借“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日本军队，靠的就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力。
军人意志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意志支配下的军事行动，总是在行动前就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了预期目的和行动的具体方案。对作战目的认识得越透彻、深刻，奋斗意志就越坚定。
二是意志总是与克服苦难密切联系。在不超过客观条件和违背作战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意志的力量，克制头脑中出现的与行动目的相反的愿望和消极情绪，克服客观存在的各种艰难险阻，并与来自对手的精神打击做斗争。
三是以随意动作为基础。军人的随意动作是由意识指引的、在军事训练中所掌握的动作，如战斗车辆的驾驶、刀枪剑棍的使用等在战斗中要掌握的技能。如果不具备这些技能，战斗中的意志行动也就无法实现。
战场上拥有这种意志力就能战无不胜，令敌人胆战心惊。任正非成功地把他的军人意志施展在华为的方方面面，使华为一跃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企业。
1998年，任正非向华为培训中心推荐了第一本书。这本书是美国西点军校退役上校赖瑞·杜尼嵩写的《西点军校领导魂》。这本书介绍了美国西点军校如何培养军队的领导者。西点军校的全称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是美国培养陆军初级军官的学校，因校址在纽约市北郊的西点，人们又称其为西点军校。西点军校建成后的近190年来一直被称为美国陆军军官的摇篮，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军事人才，其中有3700多人成为将军，两人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据1993年的统计，美国陆军中有超过40%的将军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从南北战争到海湾战争，西点毕业生都创下了辉煌的战绩。而西点军校的许多学生也成为美国商界的领袖。任正非认为，军队的领导哲学和企业管理是息息相通的。他还曾把麦克阿瑟将军在演讲中要求西点军人始终坚持的三大信念——“责任、荣誉、国家”修改为“责任、荣誉、事业、国家”四点，并要求华为的员工必须永远铭记这四点。
任正非明白，对军队最重要的就是责任、荣誉和国家，这是高于个人生命的东西。但是对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来说，事业也是最重要的。军人可以为了国家利益放弃生命，同样也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舍弃一切。华为的迅速崛起，就是任正非强烈事业心的见证。
2001年，爱立信、朗讯等跨国电信公司出现了巨额亏损，而且互联网的旗手思科也出现了高达10亿美元的亏损。这种全球性的衰退使华为在2002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年华为的净利润下降了将近60%。2002年，“华为的冬天”最冷的时候来临了，公司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再加上公司内部创业所造成的严重打击，华为上下的士气降到了冰点。这无论对于华为员工还是任正非来讲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个企业处于危难时刻的生死边缘，需要企业家有一种顽强的战胜困难的意志。当所有人都在动摇的时候，企业家必须独自面对决策，也必须独自面对困境和危险的考验。也许除了自己没有人相信，除了自己没有人能理解，但是企业家却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整个企业。任正非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意志终于带领华为走出了冬天，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
经过3年漫长的“冬天”，华为在2004年终于见到了明媚的阳光。任正非带领华为走向了世界市场。在海外市场上，华为不仅销售额达到22.8亿美元，占到总销售额的41%，而且已经全面登陆欧洲主流市场。与此同时，历时5年的以集成产品开发、集成供应链为核心的业务流程变革，也从试运行进入全面推广期。据IBM顾问的评估，华为已经基本度过了“削足适履”的磨合期，逼近及格线。更重要的是，随着大批创业人士的回归，华为内部军心趋于稳定，又开始回归到上升的轨道。
华为员工对于任正非的意志力感到十分惊讶。有些员工反映，每天早晨总能听到任总用大嗓门朗读英语，而这时候的任正非已是将近六旬的“老前辈”了。海尔的总裁张瑞敏说：“中国企业的领导人，主要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不太肯学习。环境的问题啦，政府有些部门的问题啦，企业家会把这个看得很重。”任正非苦读英语使得华为员工纷纷效仿，大家从任正非的学习中意识到英语将在华为起重要作用。果然不出所料，任正非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将来董事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我自己58岁还在学外语，你们这些常务副总裁就自己看着办吧。”
任正非用军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使华为这艘大船从惊涛骇浪中平稳行驶过来。这种意志来源于军队的培育，也来源于华为公司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环境。任正非坚信，只要顽强拼搏、努力进取，就一定可以取得预想的成功。
5.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建立一支宏大的、能不畏艰难困苦英勇奋斗、能创造成功的干部员工队伍，首先必须自己艰苦奋斗，起一个带头作用。”任正非的这种品格，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对公司是一种财富。
2000年《福布斯》杂志的排行榜上，任正非成为中国大陆排行榜上的第3名，估计个人资产为5.4亿美元。至于这个数字是否确切，尚无定论，正如记者采访胡润核实数字的确切性时得到的答案：能对数字负责，当然也只是估计出来的。
任正非自己直言：“我看公司并不富裕，我个人也没多少钱，你们看我像有钱人吗？你们最了解，我常常被人误认为老工人。财务对我最了解，去年年底，才真真实实还清了我欠公司的所有账，这世纪才成为无债的人。”
任正非对外界一直低调，相信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资产，但可以肯定的是，华为2006年的销售额为8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656亿元，是全球华商高科技500强排名第二的公司。作为华为公司总裁的任正非资产必定可观。
出身贫寒的中国企业家身上往往存在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因为以前吃苦太多，一旦发达之后就挥霍无度，但是任正非是个例外。
华为创办之初任正非就和员工同吃同住，现在也常能见到他去食堂排队吃饭。任正非讲到的常常被人误认为老员工之事就是发生在食堂里面。一些新到的员工见到任正非穿得那么朴素，就觉得他是老员工。任正非很少穿西装、打领带，被员工形容为一副和蔼可亲的“农民伯伯”形象。
有一次任正非和公司的几名干部出差，半路上下起了大雨，道路满是泥泞。车不小心陷到一个泥坑里，任正非二话不说跳下车，捋起裤腿就开始推车。其他人看到后十分吃惊，也纷纷下车来推。回到车上有的干部就讲任正非作为公司最高领导不应该做推车这种事，任正非说：“做事是不分等级的，我和你们一样是一名工人，在同一辆车上，就必须做任何事，而且要尽力去做。”如今的华为人在敬佩任正非的同时也在学习任正非。
华为的销售额达到100亿元时，任正非还开着一辆二手的标致轿车。这辆车常常出毛病，半路抛锚的事情时有发生，直到2000年任正非才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换了一辆宝马。而此时华为已有不少员工开上了高档小汽车。换宝马最大的考虑是为了商务的需要，因为洽谈业务、接送客户，用宝马作为座驾无疑会给他们良好的印象。但是任正非坚决不配驾驶员，无论去哪里，路途多远，他都自己驾车，而他的秘书则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上享受着“老板”的待遇。
任正非虽然对自己苛刻，但是对待客户却很大方。1996年，华为就有20多辆小轿车用来接送客户，其中最好的汽车是林肯。这些高级轿车基本上高层人员都不能用，只有特殊时期才可以使用。给客户最好的服务一直都是华为所坚持的。
任正非认为，在服务客户上不要有穷酸相，对于自己则应该节俭节俭再节俭。如今华为的业务发展到全球各地，与任正非的这种服务理念是分不开的。
任正非的办公室非常朴素，完全没有那种公司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室的气派。他的办公桌是一张大号的平面桌。桌面的有些地方油漆都脱落了，甚至连桌角都磨损了。桌子的后面是一张大椅子，但不是豪华的旋转沙发椅，只是非常普通的木椅。椅子后面靠墙的地方则是一张可以折叠的行军床，床上只有一床硬邦邦的竹席，任正非午休的时候就在上面休息。任正非创业初期就以公司为家，和员工一起吃住在公司里。十几年过去了，虽然公司的快速发展已不需要他在公司里过夜，但是公司总裁在办公室放张床午休还是少见的，是难能可贵的。
企业家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就丢失了创业时期的那份艰苦奋斗、节俭朴素的作风，最终导致企业衰落，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古者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任正非在华为获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依然艰苦朴素，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是值得所有企业家学习的。
6.任总的“火爆脾气”
任正非对华为高层人员的脾气暴躁和出言尖刻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华为的高官对任正非都是敬而远之。
与任正非亲如父子的李一男，在华为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一旦李一男做错事，任正非就会破口大骂，完全不顾“父子”之情。有一次，华为召开工作会议，任正非在对各级干部进行审查时，任正非对财务总监说：“你最近长进很大，从特别差变成了比较差。”华为的高官说能够得到任正非的表扬就好比太阳从西边出来，挨骂则是家常便饭。开会的时候，如果会议的发言人不直入正题，任正非就会站起来打断发言，有时甚至会冒出一句“少放臭屁”之类的话来。
1998年，江泽民同志视察深圳，并且准备视察华为公司。任正非对此事十分重视，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安排完不久，任正非到生产部门查看准备得如何。在检查中，他发现生产设备被重新摆放过，而不是按常规生产那样摆放。任正非非常生气，他觉得这不是欺骗国家领导人吗？任正非把负责的总监叫过来，气得说不上话的任正非竟然提起脚向总监踹去，总监本能地闪过了他的飞腿，随后就跑，任正非说：“你还跑，回来啊，把设备摆回去。”
虽然任正非“打人”事件迄今为止也就这么一次，但是确确实实的让人领教了他的火爆脾气。
见过任正非的一些人会觉得这个人说话霸道，强人气十足，不给人台阶下。有一次任正非去中关村，拜访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北京一位知名的企业家知道此事后，向任正非提出会面请求。这位企业家满心期待地以为任正非会接见他，谁知任正非却抛出一句：“不见，此乃败军之将。”那位企业家闻讯后尴尬至极。
或许是性格使然，任正非总是不给人台阶下，或者是无意地让人下不了台阶。
2000年下半年，任正非来到浙江，他和办事处主任一起去见浙江电信的高层领导。当时浙江电信局局长、三位副局长和所有的处长都来了，任正非首先就公司的形势向各位领导做了报告。报告做完后本来是让领导发言的环节，但是任正非已经完全投入其中，又高屋建瓴地开始讲述中国加入WTO后电信市场的开放带给运营商的影响，一说就是好久。后来有人提醒任正非：“你要让人家局长说话啊。”双方才终于交流起来了。主管建设局的沈局长说：“我认为未来杭州应该以高科技兴市。”话音未消，任正非就接上来直截了当地说：“沈局长，你说错了，我认为杭州应该发展旅游业，只有城市漂亮了，才会有人才来。”当时沈局长的脸色非常难看，但他也赞同了任正非的说法。任正非这样做绝对没有人会觉得他是处心积虑，都认为他是性子使然、有话直说。
香港回归那年，华为召开驻深员工全体大会，2000多人齐聚一堂，场面之热烈不难想象。任正非在讲话时，突然说：“华为的高层都长得丑，你看李一男，还有胡厚昆，长得多丑啊！”随后任正非叫两位站起来让大家看，他们两人也正儿八经地站起来对大家秀了一把，引得哄堂大笑，任正非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幸好后来这两人都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笑过大家也就忘记了。如果换作女员工的话，如此一般“羞辱”可能连死的心都有了。
任正非就是这样的脾气，他这样做绝对不是去侮辱人，也不是去印证自己的权威，更不是一个失去理智的领导，仅仅是自我真情的流露。尽管任正非有的时候做得并不是很得体，但有不少员工把他当作“一位足够让我一辈子尊敬的人”。
无独有偶，在深圳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这就是万科的老总王石。
王石言语不多，言辞简练到必须琢磨才能把握他说话的方向，发脾气时用词十分不注意，口不择言。以致员工上班时神经绷得紧紧的，下班时还心有余悸，担心不已。曾经一段时间，王石的办公室经常传出地动山摇般拍桌子的声音。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紧张气氛：三天一次大硝烟，两天一次小硝烟。20世纪80年代万科创业初期，王石与员工谈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训人，言辞激烈，永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员工常常被训得喘不过气来。
事实上，王石发脾气只是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人的，正是在王石“恨铁不成钢”发脾气的氛围中，他的团体才日益进步，攻城略地，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王石的这种严格要求，正是他对下属“大爱”的一种表现。他不是为解闷而拿员工开心，而是真诚地帮助犯错误的员工改进工作方法。开创了“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时代”的小托马斯，其脾气比王石更大，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包括GE在内的所有企业的CEO的崇拜对象。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往往顾这顾那最后连自己都迷失了，而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把自己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是活得最真实的人。任正非就是这样一个人。
7.“侠骨柔情”的企业家
对于许多公司的普通员工来讲，高层领导往往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些领导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忙碌着，永远不会在普通员工面前流露真实感情，他们或者是刻意伪装，或者是刻意躲避。相比而言，任正非是一个完全袒露自己心怀的人，让广大的员工见到了他充满着人性光辉的一面。
任正非基本上没有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看的书非常杂，包罗万象。任正非外表强硬，内心却很细腻、赤诚，常常看书看到动情处会热泪盈眶。
华为非常喜欢搞大合唱之类的大型活动。一年年终，华为的部分员工在公司的7楼小会议室里举行集体大合唱。任正非坐在前排的位置上听员工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不久他就会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任正非到深圳民俗文化村参观，看到表演或听到唱歌，都会热泪盈眶。任正非最喜欢听的音乐是一首日本的曲子《北国之春》，这首曲子歌颂创业者和奋斗者，饱含着对劳动者的无尽赞美。任正非出访日本的时候曾经和一群日本的老人合唱过这首歌，每次听都被歌中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而暗自流泪。任正非写的《北国之春》也是一篇情感丰富、文字优美的散文，包含着对日本企业深深的敬意和对华为发展深深的忧虑。
任正非影响最大的文章就是关于纪念父母的《我的父亲母亲》，此文被翻译成日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一时洛阳纸贵。许多人看了之后无不为文中的情感所打动。有人说，如果任正非不是一个企业家的话，他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当然现在的任正非也算是半个文人，他写的许多文章都流传甚广。
华为是一个有着4万多名员工的大公司，所以不时有员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华为，对于每一个员工的离开，任正非都很动情。
1997年对任正非来讲是非常难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去世。1997年2月12日，华为市场部的原秘书主任杨琳在海南休假时遭遇车祸去世。任正非接到消息后，泪如雨下。悲痛之余任正非写了一篇纪念性文章发表在《华为人》上。文章充满着对死者的思念之情，并且提到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同杨琳说过几句话，谈过一次心。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任正非听到这个消息后茶饭不思，处于强烈的悲痛之中。任正非在华为的7楼设置了灵堂，用来悼念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员工见到任正非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穿着一身旧衣服，显得非常憔悴。他一直在人群的周围走动着，要大家往前站，往里站。全体员工都看到他在整个现场都显得非常悲伤，目光呆滞，眼中满含泪水。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当然不会忘记这位伟大工程师所带来的福祉。
任正非非常关爱自己的员工。有个员工到华为的人力资源部不久，一次晚上加班，想记录些东西，写着写着发现任正非站在窗边静静地看着他，看一会儿后毫无声息地背着手离去了。那个员工后来感性地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并不是在分辨你在写什么，也不是在审查你是不是在加班，就是关注、温和、爱护。就像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是从内心深处透出来的欣赏和随意，不为什么，他就是来看你几眼。”
华为的员工经常都能感受到任正非那种发自心底的关怀，虽然任正非的脾气非常不好，但都能够得到员工的理解和支持。有一个员工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普通员工时，他从外地出差回到深圳，任正非也恰巧刚从外地回来，两个人在机场碰上了。这名员工本想当作没看见就算了，低头而过，谁知任正非主动走过来，问他住在哪里，问过之后就把他先送到家，然后自己才回家。
离开华为的员工们都从心底感叹说：“任总是真的关心员工。”任正非自己也说：“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
任正非在经商合作上，也是有情有义。
2001年，华为将核心业务安圣电气卖给了美国的爱默生公司，获得了60亿元的收入。华为的工作人员都以为安圣电气卖出去了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对安圣电气的事情不甚理会。一次任正非召开部分员工会议，看到安圣电气的工作人员没来，于是大发雷霆，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当时与会人员还不知何事，你看我，我看你，任正非突然说道：“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开会一定要把安圣电气的人叫来，我们不能因为把安圣电气卖给爱默生了，把人家的钱收了，就可以甩手不管了，我们还要把别人扶上马送一程。”
我们看过很多有“个性”的人，但却很少看过像任正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性格。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任正非的这种性格，想必“侠骨柔情”这四个字最适合。华为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任正非这种人格魅力，以及这一魅力带给华为的凝聚力和坚韧不拔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