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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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一)

——俄国侵占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

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时代,正是世界帝国主义积极发展的时代。(李鸿章于一八六五年开始模仿西法,至一八七〇年任直隶总督,这五六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可注意的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于一八六六年告终,联邦政府的权力渐趋巩固集中;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统一事业皆于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间完成;法兰西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后成立第三共和,政制确定,内乱归于静止,作成向外发展的基础;日本于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迁都江户[即今之东京],德川幕府归政,藩制废除,开明治维新之基,采定开国进取的方针。)帝国主义的精神是积极侵略的,进取的;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精神,不外“缮防固边”四字,是消极防御的,保守的。前章所述曾国藩答西太后的话:“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者不可偏废。”意思就是“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李鸿章一生治兵与对外的政策,也就是以这几句话为根本方针,一面模仿西法,一面务求避去对外的战争。依正当的道理说起来,不轻于对外开仗,未见得不是很对的;日本在明治初年,也是采不轻于对外开衅的方针。不过,中国的不轻于对外开仗,根本的精神上是保守的,而西法的模仿又仅得其皮毛,未能从政治的根本上有所刷新;那种保守的精神,实际上已有颓废衰败的倾向。一般多数的士大夫阶级,精神本已倾于腐化,知识又极固陋,但是那种虚骄之气却又高得不可当;一方面鄙夷西法,一方面凡遇对外问题发生,总是主张开战。清廷把这种虚骄之气,看作可靠的所谓“士气”,所谓“公论”。于是李鸿章等几个比较明白的人,一方面对外要应付侵略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对内要应付这种士气与公论,时常陷于极困难的苦境。结果,在此时期内,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侵掠政策,无处不成功;中国“缮防固边”的政策,无处不失败。综计此时期中,中国对外最重要的问题有三方面:一、西北方面对俄;二、极南方面对法;三、东面及东北方面对日。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西北一方面失败尚属有限,余则失败不堪言状。本节先就西北方面的问题略述其大概,其余于后二节分别述之。

一、俄国侵占伊犁的由来 在太平天国将要颠覆时,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民,受了太平军及捻军的影响,发生叛乱,经年未能平定。回教徒中有一个阿浑妥明,一称妥得燐,由陕甘出关,潜至乌鲁木齐谋起事;恰好该处有一个参将索焕章,早已蓄谋作乱,妥明乃与索氏结托,把该处的提督杀了,据有乌鲁木齐,在不久的时间,便把天山北路的各要城都占领了。天山南路回教徒的别派,也闻风而起,攻陷各要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正月,伊犁大城失守;二月,塔尔巴哈台亦失守,妥明自称清真王。当妥明横行天山北路时,浩罕的阿古柏乘机率兵侵入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夺取南路各要城,自称帕夏;到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间,又进入北路,攻破妥明之军,扩其势力于乌鲁木齐以西。此时,左宗棠方在征剿陕甘的回乱,清政府没有余力顾及关外。英国则暗中援助阿古柏,俄国则不愿阿古柏的势力扩大。当妥明的势力延至伊犁时,俄国已派兵分途进入伊犁境界,据守要隘;及阿古柏势力北进时,俄遂以维持边境安宁为名,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公然占领伊犁,降服回目,并想进兵乌鲁木齐,幸被汉民所起的义勇军徐学功所挫,乃不复进。俄政府于是年七月令驻北京俄公使,将占领伊犁事通告清廷;清廷叩其理由,俄使答以为维持边境安宁之必要,并无并吞土地的意思,俟中国政府威令能再行于伊犁,边境可保安宁时,当即退还。俄政府此时,以为中国的威令断无有再行于伊犁的可能,故如此说。清廷此时无可如何,也只好搁置。

二、左宗棠平定新疆 一八七三年,陕甘回匪肃清。清廷便决计派兵出关收复新疆,初令左宗棠将军事、饷事、统筹全局的详细办法奏闻。左氏雄心勃勃,便把收复新疆的出兵计划及所需军饷若干一一具奏;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左氏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廷臣多以需用军费过大,成功又未必可靠,想把天山南路的八城放弃不要了,驻北京的英国公使也替阿古柏游说;左宗棠力持不可,上奏说:“……臣年六十有五,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顾事有万不容已者,乾隆中,准部既克,即平回部,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今虽时异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据,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即指阿古柏)所据,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有日蹙百里之患。……”清廷壮其言,遂命相机进行。左氏分路进兵,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收复天山北路;次年春,收复吐鲁番。吐鲁番为天山南路的门户,阿古柏恐惧,驻北京英公使又为阿古柏游说于清廷,劝清廷封阿古柏为王,立为被保护国。左氏反对,奏称:“安集延非无立足之所,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境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又谓:“英人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强我,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臣奉职边方,惟有勉效驽钝,不顾目前成败利钝图之。现在南路之师,拟于八月中旬、九月初旬分起进发,前闻英人遣使安集延,臣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左之部下两大将)善为接待,如论回事,则以奉命讨侵占疆土之贼,以复我旧土,他非所知;如欲议论别事,请向肃州大营(时左氏自驻肃州)。彼如来营,臣自有以折之。”阿古柏知事不可为,服毒死;是年冬,南路八城以次克复;除伊犁尚为俄人所踞外,新疆全定。

当南路八城将近克复时,清廷令左氏统筹全局,直抒所见,左氏复奏的语中有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俄人拓地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预为绸缪。今北路只伊犁未收……俄人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设有意外,争辩在我,仗义执言,决无屈挠。窃以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其事有不容已者。……”于是收回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便成为对西北的两大问题。

三、收回伊犁的经过 俄人占领伊犁时,以清廷威力能再行于西北即当交还为言;现在新疆既定,清廷向俄人要求交还,又值俄土战争,俄人不便说不交还;但答以须保证国境将来之安宁,并赔偿俄国代守伊犁之军政费。清廷乃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派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京交涉。崇厚在圣彼得堡交涉许久不得要领,到次年始与俄政府定约十八条,规定中国于偿还俄国占领伊犁军费五百万卢布外,割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广大肥沃之疆土与俄国。崇厚受委时,仅以偿费及保证国境安宁两条件(即俄方原来要求之条件)为限;割让疆土,实属越权行为。条件传达北京,朝野上下皆大愤激,西太后也异常愤怒,不肯承认。崇厚又不待朝命,径自回国;回国后,立即下狱,议罪至斩监候;俄政府见清廷此种行动,认为侮辱俄国,也表示愤怒;国交便有破裂之势。俄国一面增兵伊犁,一面派海军舰队游弋中国海面示威;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议论激昂,大都主张向俄国开战;张之洞(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便可说是主战派的代表,他的奏语中有一段说:“……我之御俄,本有可胜之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破宁古塔,终不至制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战,乃中国强弱之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他日斗之于户庭,悔何及乎。……”这种主战的妙论真是幼稚得可笑。清廷为这种书生的空论所激动,一面命左宗棠布置战备,左氏即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五月由肃州进至哈密;一面命李鸿章整备天津及附近各处海防,聘德人汉纳根筑旅顺黄金山炮台。一八八〇年的春夏间,中俄的战争几有不可免之势。李鸿章心中不愿意有战事,但慑于所谓公论,并且整理战备也是他所认为必要的,故也积极地准备。此时惟驻英中国公使曾纪泽,不主张开战。英人戈登因与李鸿章的旧关系,被招至中国,初与李鸿章会晤于天津,劝李氏勿轻于主战。旋至北京,力言中国战守准备不具,若开战,俄军必由黑龙江南下,震动北京。戈登的临别赠言中,至谓“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并且说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即一日不可与外国开战,因北京离海太近,中国无防御海疆之具,外兵容易侵入的原故。清廷在是年春间,已命曾纪泽由英赴俄,要求废弃崇厚所订之草约;曾氏在俄京费尽无穷口舌,于一八八一年与俄政府改订新约,将偿费一项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割让于俄之土地仅限于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小部分,又与俄人以通商上的各种权利;俄人则将伊犁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算是救住了,收回伊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四、新疆改设行省 此问题自左宗棠建议后,清廷也颇注意,但因事体重大,颇多怀疑;左氏力持设省之议。在南北路平定后、伊犁收回前,左氏便积极布置。他的大方针为“先实后名”四字,就是先把可以施行郡县制的实在,办理有条绪,再以郡县制之名行之。新疆的地方,原来就是汉代的西域。自汉代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来,历朝都是用一种羁縻政策应付之,所谓“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清代对于该地的统治机关有将军,有都统,有参赞大臣,有办事大臣,有协办大臣,有领队大臣;职分互相等夷,复杂而无系统,彼此不相上下。就大体上说,都是统兵的军官,并且多出自宫廷禁卫的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不懂。除了括取粮饷,用军队抑制变乱外,他们也没有要理民事的思想观念;朝廷也没有要开化边地的意思,一切皆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又极复杂。所以最易发生变乱,一有变乱,便蔓延不易收拾。左宗棠采定“先实后名”的方针,于南北两路平定后,积极地进行民事:一、凿井开渠;二、广兴屯垦;三、清丈地亩;四、厘正赋税;五、铸造钱币;六、兴办蚕桑事业;七、分设义塾。第七项的关系异常重大,左氏的奏语说:

……新疆戡定已久(指清代初年之戡定),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款,均藉回目宣传,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置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诸本读毕,再颁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卅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各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盖读书既能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语言,自易为功也。张曜因出《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缠民(即缠回),见者宝贵。……

这是左氏的教育同化政策。这种政策,若能继续地努力扩充,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可惜后来统治新疆的人不大注意于此)。左氏举办前列各种事业,无非想把新疆弄到和内地各省一样;换言之,就是要立定改设行省的基础。至于制度建置的方面,左氏的原意,想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设一个总督,在南路的阿克苏设一个巡抚,管治各道的府厅州县。及伊犁争议问题发生,中俄战争将启时,清廷要左氏回北京备顾问,关外经营的事业,乃交与左之部属刘锦棠;刘氏仍能萧规曹随。伊犁收回后,再经一二年,改建行省的基础略具。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冬,清廷便行添设“甘肃新疆巡抚”,以乌鲁木齐为省治(即迪化府),裁撤乌鲁木齐都统等缺,任刘锦棠为巡抚,是为新疆施行与内地同等统治之始。为什么称为“甘肃新疆巡抚”呢?这又是刘锦棠变更的小心计划。刘氏曾经奏称:“初议将新疆另为一省,臣颇不谓然。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若划为两省,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难自存,拟仿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原来甘肃无巡抚,由陕甘总督直接统治之),以乌鲁木齐为省治,改名迪化。”清廷也恐怕新疆还难自立为一省,因采刘氏的建议,暂设“甘肃新疆巡抚”,把行省建置的各种事宜责成刘氏办理,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九月),府县建置的规模大定,新疆成为中国一行省的基础完全成立;几千年来视同藩服的羁縻地,现在纳诸与内地同等的位置了。这件事情,算是此时期中政治上一件成功的事。对伊犁的外交问题,虽有损失,也还损失得有限;新疆至今能够保持,不为安南、朝鲜之续,未尝不是因为在此时期中作成了一个比较安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