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鸦片战争的意义

此次的战争，表面上是因禁止鸦片问题而起，是中英两国的战争，然就战争的真意义说，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因为中西人士，对于国家政治及一切社会生活的观念，完全不同，所以才生出许多不易解决的纠纷问题来。前此的通商交际，形式上虽然久已接触，根本的思想观念上，还是隔着一条鸿沟。试举其重要不同之点如下：

一、国际社会的观念不同 所谓平等的国际社会观念，本是近世史的产物，在欧洲，也是到一六四八年《卫斯特发里亚和约》以后，才渐渐地确立。中国自进于有史时期，便已构成了一个天下统于一尊的世界国家观念，《尚书》所谓“元后”，便是立于无数“群后”之上的最高主权者，便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战国时代，诸雄并立，颇有近世欧洲平等国际社会的形式，但是各诸侯的上面，还是有一个虚名的周天子，《孟子》还在那里引用孔子的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因为古代所谓天下，意思就是全世界；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天下便应该只有一个人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天下统于一尊的观念，更为具体化，并且自此长期地固定下来了。但在长期的历史事实上，这个比于天日的人王的权力，常常不能宰制全人类；有许多不服王化所管的僻远社会团体，常常要和这个人王作对；于是把理想中的天下，画起几条华夷的界限来；《禹贡》上的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便是儒家理想中的华夷界限，便是中国人士的世界国家观，便是中国人士的国际社会观。这种观念相传几千年，从不曾打破；不过自秦汉以来，汉民族的文化区域越扩越大，华夷的界限也越推越广，不限于《禹贡》二千五百里的理想罢了。因为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一般中国人脑识里面，所以对于西方各国派来请求通商修好的专使，一概以贡使看待；对于互派公使驻京，平等交际的请求，一概严词拒绝。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立在周天子下面的鲁、卫等国可以称兄弟以外，汉与匈奴和亲，宋与契丹约为兄弟，都视为莫大的耻辱；现在对于这些碧眼赤须儿，又安可屈尊，把华夷的界限轻于打破呢？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也构成了一个天下统于一尊的世界国家观念；但自罗马帝国崩坏以后，由多数的封建国家渐变为民族国家，到《卫斯特发里亚和约》以后，渐成为民族平等的国际社会。虽蕞土之邦，在国际社会中都认为有平等的资格；何况英吉利有海外广大的殖民地，已自成一帝国，安肯常受中国政府的侮慢呢？

二、经济生活的观念不同 欧洲自封建制度崩坏以后，所谓重商主义久已成为国民经济生活的中心，到了一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更视国际贸易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命脉。中国因蒙受地大物博的天惠，又拘守“不贵异物”、“不宝远物”的所谓“经训”，并且还有一种重农轻商的僻见，对于国内的工商业者尚且视为“末作”，何况含有破坏华夷界限的危险性的国际贸易，当然更不重视了。但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范围，有趋于扩大的自然倾向；即在中国，西北陆路和东南海疆的所谓夷汉互市，久已成为历史的事实。不过在中国的士大夫看起来，这些事实，是根于古先圣王一种怀柔远人的政策，并非国民经济生活所必需；若夷人不守约束，侵陵中国的政教，便当闭关绝市，以严华夷之防；互市是夷人的利，不是中国之利；绝市是夷人的害，不是中国的害。这种观念，我们在清代中叶以前对外交涉的文件中，随处可以看见。例如：乾隆帝与英王的敕谕中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所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又如林则徐拟谕英王的檄文中说：

……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者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织成；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瓷器、绸缎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需要，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恤，无他，利与天下共之也。…

又如林则徐的奏语说：

……查从前每年来船不过数十只，而关税并不短绌，近年多至一百数十只，而鸦片愈以盛行。且每船自夷商以至水手，总不止于百人，合而计之，殊嫌太众；与其多聚奸宄，孰若去莠存良。……论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知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外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以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应无人经商，亦已明矣。……

惟其把互市看作一种柔远政策，不认为国民经济生活所必需，所以对于外商，动以奸夷目之，对于本国人民潜赴外洋贸易的，也动辄目之为奸民。如林则徐请将窜越夷船严行惩办的奏语说：

……臣等近日访闻，乃知此等夷奸，并未领照经商，而敢偷渡越窜，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况天朝禁令森严，岂有转以内地各洋为其逋逃薮之理。且如内地奸民出海潜赴外洋滋事，揆诸国法，正宜按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适足蔽辜，岂尚听其鸣冤，许为报复乎。……

西人认互市为两方有利之事，总不解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设种种的限制，妨碍自然的国民经济生活。

三、法律的观念不同 酿成此次战争的直接纠纷问题，就是围禁商馆，勒令具结，及因“林维喜案”禁止供给英人柴米食物的几件事。英人对于这几件事，皆认为强暴非法；但在林则徐及当时的中国人士，则认为很合法的。英人以为法律与命令当有分界，政府随便的一个命令，不能立刻构成新罪名；法律上行为的责任，应该只限于当事者，不得随便加诸当事者以外的关系人；构成法律责任的事实，当具有充分的证据，不得专凭一面的执词，在犯罪的事实未明确以前，不得随便剥夺人的身体自由权，或危及其生命。具此观念来判断林则徐的行动，所以无处不觉其强暴非法：勒令具“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是随便可以人人于罪；围禁商馆，断绝柴米食物的供给，是不待责任事实的明确，随便将责任加诸一切外人，无故剥夺外人的身体自由权，危及外人的生命；所以都是不合法的行动。但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面，所谓“皇言如纶”，皇帝的谕旨，可以构成新法律，可以变更旧法律；官厅的命令行为，得皇帝谕旨明白认可，或默许，也可以成为法例；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的尤可“便宜行事”；换言之，皇帝差不多就是法律的源泉；皇帝既为法律的源泉，自然可由皇帝的谕旨，或根于皇帝之明许或默许，随时构成新罪名。至于法律上行为的责任问题，虽有“一人犯事一人当”的俗语，但在法律习惯上，所谓“连坐”的范围，往往漫无限制：一人犯事，连累一家，一家犯事，连累一村一乡，甚或至于族灭；找不着犯人问地保是很普通的常例；这种办法，本是含有“以威止奸”的意味，意思就是你们要免去连坐的危险，就应该监察你们的家族邻里及一切关系人，不要作奸犯科；由这种“以威止奸”的观念，构成法律上一种连带责任的观念。皇帝的谕旨，既认贩卖鸦片为犯罪，林则徐又带有钦差大臣的关防，得以便宜行事，则勒令具结有什么不合法呢？围禁商馆，不许一切外商出入，就是要他们负连带责任，把那种犯罪的违禁品扫除（所以林氏的奏语对于此事说是“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义律是英国的“夷目”，对于贩卖鸦片的英夷，尤应该负连带责任，中国商人拖欠外人的债务，曾由中国当局由官库拨银代还，是中国当局对于中国商人的行为尚且负责，为什么英国夷目对于英夷的行为不应负责呢？所以连义律也围禁于商馆之内，非待英商将鸦片全缴，不许离开商馆。林维喜既是英夷船上的人打死的，英夷不肯将凶犯指明交出，便是庇护罪犯，自然也应该负连带责任，义律尤应负责，“依嘉庆十三年之先例，禁绝柴米食物”，又有什么不合法呢？这是当时中国人士的法律观念。

由上述种种观念不同的冲突，构成连续不断的冲突事实，遂终至于以炮火相见，造成《南京条约》，中国蒙受莫大的耻辱。但是这种冲突的根本问题，依然还是存在，不曾解决。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是认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认西洋夷人也有什么可称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只认此次的屈辱为“蛮夷猾夏”，如旧历史上偶然间发的事象。而在西方人士，则把所谓远东古文明国的实力看穿，以为远东人士的知识能力，也和非洲的黑人、南洋群岛的土人相去不远，所谓远东的文化，只有空空洞洞的虚名，一无足取，于是趁火打劫的思想一步步地进展，中国没有“高枕而卧”的时候了；接着在洪杨战役期中，便有英法联军入京更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