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打赢了战争，只是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几乎普遍抱有世界即将获得和平的想法，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各国都能秉承正义，依循常理来慎重地处理事务，各国民众这种衷心渴望原本不难实现。“为了消灭战争而战斗”已然成为共识，人们纷纷付诸行动，以促使这一事实尽早实现。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被认为手握大权，他曾设想构建“国际联盟”并使之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则对这一设想进行整理和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机构，作为人类艰苦前行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永久存在。

胜利之后的协约国，尽管还需面对国内的巨大困难，以及许多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应对的难题，但与他们的老对手相比，至少此时仍是强大的。各条顿国家[1]，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此时已俯首称臣；而受到德国沉重打击的俄国，则陷入内战骚乱之中，并将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的手中。

1919年夏天，协约国军队进驻莱茵河一带，其桥头堡深深楔入已然战败并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境内。与此同时的巴黎，各战胜国的领导人正陷入对未来的讨论和争吵之中。他们面前放着的是整个欧洲的地图，而且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52个月后，同盟国终于低头认罪了。同盟国的四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出哪怕一丝的抵抗。德国被认定为此次世界浩劫的罪魁祸首，已完全任凭胜利者摆布。即便对胜利者来说，经历了这番折磨后，也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这一次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将全部的生命力和精力都投入怒火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时，各国领导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那是来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潮的巨大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2]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开会讨论都显得那样谦恭有礼，他们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吵吵闹闹，而是依循公认的基本原则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造。现在，饱经磨难的各国民众为宣传所鼓动，以致亿万人坚决要求进行彻底的报复。如果各国领导人为胜利的表象所惑，被这种呼声冲昏了头脑，而在会议席上放弃了将士浴血沙场赢得的成果，那就非倒霉不可。

凭着在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法国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领导者的地位。为了保家卫国，法国付出了15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100多年间，巴黎圣母院的钟楼5次经历了刀剑和枪炮的洗礼，更有13个法国行省落入普鲁士手中，在对方严酷军事统治下长达4年之久。一片接一片的地区被敌人破坏，或是在激烈的交战中化为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里，几乎都有人在悼念逝者，或是在照顾幸免于难的伤残者。

当时，许多曾参加过1870年战争并饱受其苦的人们已成了法国的显贵。在他们看来，法国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获胜，简直是个奇迹。他们一向对德意志帝国抱有恐惧……德皇关于“铁甲拳头”和“闪亮铠甲”的演说，在英美两国的人听来也许只是笑话，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实实在在的灾祸前兆。近50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德国强大武力的阴影之下，心里充满了恐惧。而现在，法国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久以来的压抑，终于实现了和平与安全。因此，满怀热情的法国人才会激昂地高呼：“决不能有第二次！”

然而，前途充满了不祥之兆。法国人口不及德国的2/3，而且几乎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德国人口却始终处在增长之中，每年都有大批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纪，其人数比法国多一倍。要知道，这是个曾以一国之力与几乎整个世界为敌的国家，而且只差一点就征服了世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们都知道：一战的胜负好几次都在千钧一发间，只不过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能幸运地化险为夷。然而，万一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强大”的协约国还会再次派遣数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吗？

俄国深陷动乱之中，已不复旧貌，意大利则颇有向敌人那边靠拢的迹象，至于英国和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法国早已疲惫不堪，人口更是损失惨重。它在展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也惶恐不安。怎样才能保障法国的安全呢？如果没有了安全，胜利似乎失去了意义……最迫切的就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使用最严厉甚至是残酷的方法，也必须保证安全。

德军在停战那天开回本国，看起来秩序井然。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道：“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武器吧。”不过，福煦元帅要求，以后的法国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打碎，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会承担难以估算的巨额赔款，并陷入内乱……莱茵河一旦为法军所据守和设防，就能成为保卫法国的天堑，法国人就可以在河那边过上长久和平的日子。

英语世界国家[3]的看法和法国截然不同，毕竟正是在他们的援助下，法国才得以摆脱被征服的命运。《凡尔赛和约》中与领土有关的条文，实际上确保了德国领土不变，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作出了极为精准的判断：“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凡尔赛和约》中与经济有关的条文，其严苛和愚蠢程度之深，甚至到了完全无法实现的地步。德国被判必须缴付数额极为惊人的战争赔款。这一规定反映出了胜利者的愤怒，却也表明战胜国的民众根本不了解，没有哪一个战败国能支付得起与现代战争费用等同的赔款……一心想要获取选票的领袖们，不敢向民众说明真相。即使是报纸的报道，强调的也只是流行的观点。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战败国只能通过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的办法来偿付赔款，而对于接收这些物资的国家来说，除非处于极其原始的社会或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国内工业必然会被打乱。

实际上，掠夺一个战败国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所有需要并可以搬动的都运走，并让战败国的一部分人充当永久或短暂的劳役。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各国当权者竟没能认清这一点，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并向选民宣布这一简单而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也没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坚持要对德国进行不断的压榨，“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

不过，这些条文没能真正施行。恰恰相反，虽然德国被战胜国没收了约10亿镑的资产，几年后却从英美等国获得了高达10.5亿镑的贷款，从而迅速在战后的废墟中复兴起来。但对于此时的战胜国来说，国内贫苦而不幸的人民也在大声呼喊，于是各国政治家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样一来，自然无法指望能通过这些慷慨的施予从德国人那里获得感激甚至好感了。

结果，德国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是给德国大量的贷款。实际上，1926-1929年，美国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各种赔款，只及毫无偿还可能的对德贷款的1/5左右。然而，在所有人看来，这一切都令人振奋，这样的局面似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终将作出判定，这些疯狂的行为导致“经济风暴”的出现，并促成了新的战争发生。

德国向四面八方借钱，将每一笔他国慷慨提供的信贷吞噬殆尽。受援助战败国的错误观点影响，虽然在投资规模上远逊于美国，英国也有许多投资家在这种看似划算的利率刺激下参与其中。于是，德国只付出10亿镑的赔款，却得到了15亿镑的贷款，而且支付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或出让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利用美国庞大的贷款“变戏法”。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串由各种愚蠢做法组成的悲惨故事，而在编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又包含了多少汗水、败坏了多少美德！

第二个重大悲剧就是奥匈帝国被《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许多世纪以来，无数民族曾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庇护下，享有贸易安全并维护自身权益。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能够抵抗来自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它们都希望从联邦或帝国的体制中解脱出来，而自由主义政策恰恰成为鼓励它们的原因。东南欧迅速分裂为多个小国，反倒造成了德国的相对扩大，虽因战败而疲惫凋敝、疮痍满目，其领土却依然保持完整，因而在这些地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与此同时，胜利者还把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身上，令德国人不必受强制军役的制约，德国从此无须维持庞大的军备。

尽管德国已失去了信用，大量的美国贷款仍源源不断地涌入。魏玛政府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出了一部民主宪法，德皇被废黜了，被选举出来的不再是出身高贵者。然而，在这一脆弱政治建筑之下，德国人的民族热情汹涌澎湃，丝毫没有因为战败而受损。

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4]也没有反对意见，这等于明摆着告诉德国人，建立共和制比维持帝制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其实，最明智的措施是把魏玛共和国改变为君主立宪制，由德皇年幼的孙子出任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以巩固并加强这一制度。可惜没有这样做，反倒使得德国政权结构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在内，所有的实力派本可以在君主立宪制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给予新生的民主议会制以尊重和支持，结果却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自诞生之日起，魏玛政府及其身上的自由主义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作敌人强加，因而无法取得德国人的信任。

有段时期，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成了德国人的希望寄托。此后不久，各种强大的力量又处于彷徨无主的状态之中，权力真空再次暴露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本性残暴的狂人大踏步地进入了这一真空。他成了德国上下复仇情绪的集中代表，并以前所未有之势侵蚀着德国人的心灵。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对于法国来说，从1870年以来一直想打场复仇战争的那代人取得了胜利，但法国的国力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耗。迎来胜利曙光的法国，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

自胜利的那天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正因为这种恐惧，福煦元帅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以此保障法国的安全并防备强大的邻国。在英美政治家看来，将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遵循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当然，为了争取克列孟梭[5]，他们答应：第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第二，设立非军事地带；第三，德国全面、永久地解除武装。

尽管福煦元帅表示反对，克列孟梭还是接受了，虽然他的内心深处也未必赞同。最后，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然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条约，还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英国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毫不客气的通知，表示英国应对美国宪法有更好的了解。

在一片混乱中，克列孟梭这个举世闻名、同英美两国都有过特殊接触的权威，被受恐惧和愤怒影响的法国民众抛弃了。普鲁塔克[6]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自身遭到严重削弱的关头，仍出现了这种问题，是一件很轻率的事。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7]（以下简称为“第三共和”）中，各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再一次活跃起来，各部的部长频繁更换。参与此事者或有利可图，或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像克列孟梭那样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很困难。

彭加勒是继克列孟梭之后的最强硬者，他打算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8]，而这根本不可能成功。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犹豫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让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反而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法国占领鲁尔激起了德国民众极大的愤慨，并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摧毁马克这种货币的基础。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加上在1919—1923年缴付了几笔赔款，马克很快崩溃了。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430，000亿马克才值1英镑。

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无论是在社会还是经济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德国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德国工业的整体结构被破坏。所有的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也得清算，或者被赖掉，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德国这个破产的国家大规模地向外国借贷，而这一点成为了德国在其后若干年的特色……

英国对德国的态度，起初非常严厉，不久后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而且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之间存在分歧，而彭加勒冲动的个性成为实现自己坚定而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英法两国都不合拍，而英国对德国的同情或者说是敬慕，已经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对于国际联盟来说，成立之初就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威尔逊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却在竞选运动期间突患中风。他在此后近两年漫长而重要的时间里，都因疾病缠身而无法工作。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无论是他的党还是他的政策，都被撤换了。

共和党取得了胜利，孤立主义开始在大西洋彼岸大行其道。当然，法律规定的债务必须偿还，其他的就让欧洲自作自受好了。与此同时，美国还提高了关税，以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能依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舰只并拆毁军事设备。根据某种奇特的逻辑，两国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解除武装，否则便无法在道义上要求战败国解除武装。就这样，法国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不但完全落空，还因为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而维持了一支已经大大削减了的军队，饱受英美两国的诟病。

此外，美国明确向英国表示，如果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9]继续保持下去，将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吹了。英日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日本人普遍认为这是西方世界主动踢开一个亚洲国家。英国和日本的联系被主动切断，而这些极有价值的联系原本会对之后的局势产生决定性作用。

由于德国的失败和俄国的动乱，日本在世界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升到第三名，这一点或可使日本聊以慰藉。而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对主力舰5：5：3比例[10]的规定，虽然实力比起英美两国来还稍显不如，但以日本的建造和财政能力而言，这一规定比额还得好些年才能达到……无论在欧洲或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保护和平的名义下迅速确立的条件，其实都在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的不幸一件件地出现时，大西洋两岸的人们还在无休止地谈论着那些无关痛痒的陈词滥调。此时，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然而在一战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欧洲文明的基础显得岌岌可危。

在慕尼黑，希特勒下士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为德国战败负责；而在意大利，另一个冒险家贝尼托·墨索里尼，发明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可以将意大利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以此来夺取独裁权力……于是，这些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很快就把世界推入更为可怕的斗争之中。

尽管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依然存在。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那庞大的军队都已被解散，所有武器被摧毁，舰船则在英国的斯卡帕湾[11]自行凿沉。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只允许保留一支总数不超过100，000人的军队以维持国内秩序，并且不能在此基础上增加后备人员。德国还被要求遣散军事教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军官人数也被以各种办法减至1/10。德国海军舰艇的吨位限定在10，000吨以下，并被禁止拥有潜艇和军用飞机。

直到1934年，战胜国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所向无敌的。在这16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随时都能借用国际联盟的名义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只可惜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过。相反，美国直到1931年时还在以国外控制的办法向德国索要每年应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全靠美国给予的比赔款更多的贷款，这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唐。除了怨恨，一无所得。

另一方面，如果各国坚决执行《凡尔赛和约》中有关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原本不需动用武力，更不用流血，就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在德国出现轻微违约的情况时，各国都不加理会，而当违约情况变得严重了，各国又不予正视。最后，保持长久和平的愿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战败者无需从胜利者那里获得宽恕，胜利者的愚蠢反倒成为进一步助长失败者罪行的条件和借口。如果没有这等蠢事，失败者就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蛊惑，更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在我的心中，书中叙述的种种，都是在描述这一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在动乱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而且，这一悲剧不仅仅包括必然会在战争中损失的生命财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的财富纷纷化为乌有……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散尽时，尽管各交战国间存在敌对情绪，仍互相承认对方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总体而言，战争的基本法则还为各国所遵守。双方的军人在专业性上还存在着共同的基础。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范。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了，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符合19世纪以来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为公众所承认，出现了世界性的机构，以防止变乱重生，保障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欧洲。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不见了。自愿受希特勒支配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性质之恶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曾有过的。德国集中营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了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六七百万人。其恐怖的程度，远远超过成吉思汗的屠杀。与之相比，成吉思汗杀人的规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在东线战场上，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由德国开始，而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则以20倍的规模回敬，终于在使用原子弹摧毁广岛和长崎之时达到高峰。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丧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我们经受了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作为一个在那段日子里生活并工作过的人，我希望能够向读者说明：为什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原本可以避免；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其体制和常规是如何缺乏唯一能给民众带来安全感的恒心和信心；在10～15年的时间里，我们在自卫问题上为什么没有政策可言。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为什么成为了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平稳目的而采取的折中妥协，如何直接导致灾祸中心的形成。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里，无论政局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一致的国际行动是何等的重要。

最简单的对策是：德国在30年之内废除军备，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由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

既然有过前例，三四个大国政府一致要求本国民众作出最大牺牲，民众也曾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更应保持协调一致，以确保最基本的需求，这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综合实力、文明程度、学问程度、知识素养和科学程度都无法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20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英勇作战并捐躯沙场者的儿女们，只好做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行，

迈着沉重的步伐，

远离生命的光明旷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