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絮尔先生接纳了我；虽然我还没有被音乐学院录取，但已成为他的一名特殊的学生。几个月之后，我想创作一部歌剧。那时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安德里厄先生的文学课，于是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或许我可以请这位老学究来写歌剧的脚本。关于这件事，我已忘记当初给他写的信的内容了。不过，他的回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先生：

大函收悉，欣喜之极。您对自己所致力的艺术表现出崇高的热情，这将确保您获得成功。我衷心祝愿您能圆满成功，并希望能为此尽我的微薄之力。然而我年事已高，恐难以胜任您所建议之重托；更何况我的思维与研究早已偏向它所。对于您来说，我已略显老朽愚昧。您可以想象，我毕竟有多年未曾涉足巴黎歌剧院，亦未去过费多剧院。我已六十有四，谈情论爱未免稍嫌不当，且有关音乐，我只是记得安魂弥撒而已。我很遗憾，为何您未能早三四十年来找我写剧本？或许真是我已太老了。我们本该合作才是。请接受我深深的歉意，以及我对您真挚而热切的问候！

安德里厄

1823年6月17日

安德里厄先生非常友善，他竟然亲自将回信交到我的手中。他与我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他对我说：“啊，是的，年轻时我对音乐也非常着迷，是个狂热的皮契尼崇拜者和格鲁克迷。”

这是我首次在名人面前遭到失败；我很失望。于是我又虚心地求助于热罗诺；他对自己的诗歌才能颇为自得。我请他为我将《弗洛里安的埃丝黛尔》改编成戏剧（请读者相信我很天真）。他同意改编，再由我为他的剧本谱曲。幸亏不曾有人听过这部作品的一丝一毫，因为它被我对梅兰的回忆过分渲染。然而，这种回忆却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因为，我的作曲同热罗诺的剧本及诗歌相比，即使不是更滑稽，也是同样可笑。一部本来轻柔如玫瑰般的作品，由于模仿了索兰（Saurin）的悲剧《比弗利或赌徒》，而使剧中的气氛竟是那么伤感。然而，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一段具有强烈震撼力的音乐，它是为低音声部及交响乐队谱写的。我曾非常希望听到德里维斯（Dérivis）来演唱它，因为我想这部作品是适合他的才华的。然而，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个有利的场合来演出这部作品。恰巧，这时法兰西歌剧院宣布将举办塔尔马（Talma）的义演，在节目单中出现了高塞克合唱队，他们将演出《阿达莉》。

“既然有合唱队，”我暗自思忖，“那么就一定会有伴奏的乐队。我的歌剧演奏起来很容易，如果塔尔马将其列入演出曲目，德里维斯当然不会不顾他的情面加以拒绝。对，到塔尔马家里去！”

然而，事到临头，一想到我要同一个伟大的剧作家交谈，去直接面对一个尼禄式的专制人物，我心中难免忐忑不安。离他的房子越来越近，我感到心脏“怦怦”跳动——这可是不祥的预兆。我终于到了！看到了他的家门，我开始战栗；我呆立在台阶上，不知所措。

“你敢再向前走吗？你将放弃你的计划吗？”

我试图抬起胳膊去拉门铃，试了两次，但它总是无奈而落。我的脸一定涨得通红，我耳鸣目眩。最后，羞涩、踌躇战胜了一切，我离开了他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逃之夭夭。我的一切美好希望随之丧失殆尽。

现在，有谁会理解这一切呢？或许他是个刚刚脱离蒙昧无知的人，年轻而富有激情，如同我那时一般。

在那之后不久，圣罗什教堂的唱诗班领班马松先生建议我写一首庄严弥撒。他说将在圣婴日，即在合唱队孩子们的主保圣人节这一天，在教堂上演这部作品。我们必须为乐队挑选一百名优秀的音乐家；此外还要组织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合唱队。他们将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各个声部。这部模仿之作并不能为我带来任何收入，圣-罗什合唱队的孩子们也将无偿但却要认真地完成这项任务，等等。因此，为了写这部弥撒曲，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然而，这部作品的风格具有一种不平衡的、或者说是某种音色变化的色彩，它只不过是对勒絮尔风格的一种蹩脚的模仿而已。就像绝大多数的老师那样，勒絮尔先生在检查我的乐曲总谱时，对于那些最为忠诚地模仿了他的风格的段落给予了特别的好评。手稿刚一完成，我就把它交给了马松先生，他又将这部仿作交给了他的那帮学生去学习。他向我发誓说，演出将是盛大而优秀的。然而我们还是缺乏一名娴熟的乐队指挥，因为他和我都不习惯指挥如此庞大的合唱队及乐队。瓦伦蒂诺那时在巴黎歌剧院担任乐队指挥，他渴望能够有幸指挥皇家唱诗班。无疑地，他不会拒绝我的老师的任何请求，因为我的老师那时是唱诗班的总监。事实上，我只是将勒絮尔先生的信带给他；于是，尽管他怀疑我所拥有的演出条件，但还是同意帮助我。彩排的日子终于到了，庞大的人声部及器乐部将济济一堂。然而到那时才发现，我们总共才有二十名合唱队员，其中有十五名男高音，五名男低音；十二名儿童队员；九把小提琴，一把中音号，一支单簧管，一支法国号及一支大管。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我的绝望与尴尬；我竟然给瓦伦蒂诺，一位世界一流乐队的享有盛誉的指挥家，拼凑出如此一支杂牌乐队！

“请保持安静，”马松领班总是如是说，“明天排练时不会缺少任何一个人。让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瓦伦蒂诺强忍怒气，作了一下手势，排练开始了。但是，只消片刻，各声部所抄写的乐谱中隐藏的大量错误便暴露出来。于是，排练不得不停止。不是有人在乐谱的这里忘记了在音符上标上降调号或升调号，就是在乐谱的那里缺了十个休止符；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丢掉了三十个小节。这简直就是一团浆糊，混乱难辨，我似乎承受了地狱中所有的折磨。最后，我们只好绝望地放弃了这次实现我的梦想的机会。而长期以来，我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想与一支大型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啊！

至少，这一教训没有被白白糟蹋。虽然我只听过这部倒霉的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已使我发现了其中那些最为明显的错误；因此，我立即痛下决心，重新开始。况且瓦伦蒂诺也使我更加坚定信心——他同意，如果今后我能洗刷这次耻辱重新站立起来，他决不会弃我于不顾。而我几乎将这首弥撒曲又写了一遍。可是，就在我潜心创作之时，我的父母知道了这次惨败，便立即利用这个机会，想将我那所谓的天赋击得粉碎；他们无情地嘲笑我的希望。这或许是自己酿就的一杯苦酒，我只有安静地将它慢慢吞咽，然后继续坚持下去。

总谱终于写完了。上次痛苦的经历使我坚信，决不能信任任何人来做抄写乐谱的工作。可是，我又囊中羞涩，雇不起专业抄写员，所以只得自己开始抄录各个声部，并抄成两份、三份、四份……。三个月后，乐谱终于准备就绪。可是当我看着我的弥撒曲时，我发现自己的境遇是如此尴尬，就像鲁滨逊那样：他所造的独木船是如此巨大，以致他无法将它推入海中。请人演奏这部作品，我绝对缺乏经济能力。再次依赖马松先生的乐团，那本来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如果由我自己邀请所需的音乐家，我本人却又不认识一个人。求助于皇家唱诗班的音乐家呢？他们确实在我的老师管理之下，但是他已正式宣布过这是绝不可能的。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安贝尔·费朗（在下一章我将对他做详尽的描述）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似乎勉强可行：他让我写信给夏多布里昂先生，一个唯一能够理解并同意这种请求的人，恳请他借给我一千二百法郎，以使我能够举办一次音乐会，演奏我的弥撒曲。夏多布里昂先生给我回了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先生：

您向我求借一千二百法郎，可是我并没有这笔钱；如果我能支付的话，一定会将之邮寄给您。而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在大臣们面前替您美言。先生，我深切感受到您的痛苦。我喜欢艺术，对艺术家也充满敬意。然而，我们的才能所经受的种种考验将使它本身获得成功；成功的那一天将会补偿我们所受到的所有痛苦。

请接受我的诚挚歉意！

夏多布里昂

1824年12月31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