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海因里希·施特拉塞尔少校邀请里克·布莱恩在美式酒吧同他一起坐下来喝上一杯。

“你是哪国人？”这位纳粹军官问道。

“我是个酒鬼。”

“那里克就是个世界公民了。”法国人雷诺上尉开玩笑说道。

这段诙谐讽刺的对话与当时的情景非常贴切：这座城市在1941年饱受战争蹂躏，到处都是绝望的难民，大家都在盘算着如何伪造身份，获取自由。里克当然是美国人，但他当时要么是醉意醺醺，要么就是非常世故圆滑，不愿向纳粹透露真实身份。对此，谁又能指责他呢？但是，如今生活在相对和平繁荣时代中的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否有着强烈的感情呢？许多美国人仿佛对其他事物感情更深。如果被问及“你是何许人也”，他们内心可能会说“我是个苹果手机控”，或者说“我是个狂热的橄榄球球迷”，或者可能会说“我只吃无谷蛋白食品，并且以此为荣”。如果一架飞机在跑道上发生侧滑，必须迅速疏散乘客，此刻有多少人会首先带好他们的苹果手机、橄榄球装备或者美味的无谷蛋白松饼，而不是保护好美国国旗呢？“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曾出现过一阵挥舞国旗的浪潮，但之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爱国主义热情持续走低，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尽管64%的老年人说他们非常自豪自己是美国人，但只有43%的年轻人认同这一点，并且对近一半的“Y一代”（1984—2000年出生的人）声称“美国梦”已经死亡。其他富裕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趋势。

里克·布莱恩是位“世界公民”，因为他是个“酒鬼”。但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即使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是世界公民。U2乐队主唱博诺声称自己为具有爱尔兰血统而十分自豪，讲话时依然带着爱尔兰口音。但他绕过了都柏林，这样一来他的乐队就可以并入荷兰，从而为音乐版税收入支付较低的税金；罗杰·摩尔（007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瑞士的别墅或者时尚的摩纳哥；而脸书网的投资人爱德华多·萨瓦林在2012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后，经常穿梭于巴西、哈佛大学、硅谷和新加坡之间。这些人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属于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而不属于某条铺着鹅卵石的美国大街——街头的路灯杆上飘扬着国旗，当地的商贩同亚马逊网站展开激烈竞争。不但酒鬼、音乐巨星和演员会有如此想法，所有那些从事国际贸易或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人也会这么想。

本书既不是要长篇累牍地哀叹爱国主义热情的消减，也不是要指责他们的敌对情绪，更不是要攻击现代经济制度。事实上，它是要引导人们思考有关爱国主义和国家稳定的诸多传统概念。本书针对经济繁荣的国家，诊断其问题、研究其历史，并呈现研究结果。诸位不要感到绝望，因为最终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会提供一份路线图，帮助我们避免国家动荡。在本书尾声部分，我将引入“爱国者”这一新术语，我对这一术语的定义是：那些思想积极、认为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件好事的人。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过：“我们想让孩子们觉得身为美国公民这一件事就可以让他们生活优裕……这并非要让我们对自身的缺点视而不见，而是应当不断地努力纠正错误。”有多少人完全赞同罗斯福关于缺点的阐述呢？我们可以把罗斯福的观点同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教授的观点进行比较。这名教授开设了一门名为“‘9·11’文学”的课程，称美国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死亡国家”（Necropower）。他所加的这个希腊语前缀（necro）的意思是“死亡或尸体”。这位教授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正在死亡，而是说它通过破坏性行动或其他军事手段，把死亡传播到其他人身上。

事实上，每一个发达国家，从日本到意大利，都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和文化地雷。本书不仅仅针对美国人。我在撰写本书时，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百万难民正偷偷爬上火车、汽车，甚至趴在车顶，穿过欧洲边境。他们会成为德国公民吗？或是成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永远沦为难民，成为21世纪被隐藏起来的“隐形人”？或者情况更糟？2014年，英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在过去3年里，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英国穆斯林人数是参加英国军队人数的2倍。在英国穆斯林学生中，40%的人支持推广伊斯兰教法。我们或许认为法国是个还算统一的国家，但在其早期历史中，法国曾想方设法阻挠诺曼人、布列塔尼人、阿尔萨斯人、加斯科涅人以及萨瓦人等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后来，夏尔·戴高乐曾感叹道：“有谁能够治理好一个有着246种不同种类奶酪的国家呢？”就像戴高乐对法国所抱怨的那样，美国也不再那么协调一致。我们有上千个电视频道，10亿家网站，3.3亿彼此互不相让的公民。出席微软国家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受访者互相攻击，仿佛他们是在参加终极格斗冠军比赛。当所有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力时，我们就很难让这个国家“团结在国旗周围”。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轻松获得连任，但他从这个国家成年人那里获得的选票不足28%。美国官方的“国树”是橡树，但美国的象征或许应当是分化的碎片。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这种分化现象甚至更加严重。

许多时事评论员指出，社会分化的罪魁祸首就是新技术的诞生，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它提供了无尽的选择和分裂。互联网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威胁：它能够让独来独往者成为激进分子，也能够分裂社会。纽约警察局发表的一份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推动并促成了激进化进程”，吸引意志薄弱者和意志坚强者加入边缘群体。奥巴马前政府官员兼哈佛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警告说：“当意气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常常会产生更为极端的想法，超越他们之前的行为。”同时，新技术也促成了社会分化。想象一下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围拢在客厅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家用收音机旁，聆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令人敬畏的声音。甚至连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吉祥物——一个名叫“尼佩尔”的小狗也在侧耳倾听。我们再看一下现如今的家庭生活：每个人都在摆弄自己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一家人聚在饭店中，表面上看是要聚餐聊天，但实际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件电子产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电子设备的运算能力远超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与此同时，社会机构开始瓦解，大量城乡报社开始倒闭，其速度大约是每年150家。

很显然，在分裂社会方面，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全部归咎于技术是最近才有的一种太过草率、贪图方便的说法。在本书前面几章中，我将告诉大家，在历史长河中，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曾遭遇过明显的趋势：分歧，分裂，然后丧失其统一的使命——即使没有无线电子产品的推波助澜。这种混乱解释了国家分崩离析的原因，即使当时他们的经济形势看起来相对稳健。事实上，本书所要展示的是，处于经济繁荣期的国家同处于经济危机的国家一样，都有分裂的可能。我将提出5种关键力量，这些力量常常会在国家取得经济成功后破坏国家稳定，并共同造成繁荣的代价。尽管保罗·肯尼迪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是部畅销书，其中讲述了许多国家穷兵黩武的故事，但我想要指出的是，国家的腐朽堕落源自国家内部，而不是由于军队跨境四处征战而造成的。最近的一些畅销书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比如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针对的是不平等制度；詹姆斯·A.罗宾逊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重点关注的是努力实现经济繁荣的贫穷国家。但我们必须还要关注那些无力继续发展或停滞不前的“成功”国家。

我还要指出的是，国人之间的分化也是个重要因素：它会诱使人们出现作弊、欺诈行为，让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忽略长远责任，最终破坏国家经济，危害社会和谐。新闻报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8年《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说，长岛铁路公司的几乎每一位长期雇员在退休时都申请并获得了伤残津贴。随着民族精神的减弱，机会主义就会悄然而至，并出现在各个方面——从房地产市场到招生录取，乃至议员处理国家预算。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前的泡沫年代，购房者和房地产经纪沆瀣一气，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次级房贷，他们没有缴纳任何房款，甚至没有向银行出示任何纳税申报单。但即便这样，银行还是照签不误，因为它们乐于收取高额费用，把风险转嫁到不知名的投资者或纳税人身上。在这场游戏中，所有人都丑态百出。

有人认为当经济相对繁荣时，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稳定。这是一种常见的危险想法。大多数读者，甚至连一些社会学家都认为，经济形势下行会引发犯罪率上升。但是，与收入减少相比，低迷的国民精神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心更容易引发绑架、盗窃和谋杀等犯罪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诸多家庭围坐在一起，聆听罗斯福总统令人欣慰的讲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是更强大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激增，尽管当时人们的钱包更鼓了，工作也更容易找了。为了阐明相对繁荣的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分裂，我们将回顾历史，研究一下一些强大国家的分裂过程，比如17世纪的中国明朝、18世纪的威尼斯、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川幕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将看一下那些分裂国家的目标是如何引发投机行为，助长欺诈和盗窃行径，削减储蓄和投资的。我们将看一下这5种引发混乱的力量如何对国家造成威胁，让繁荣付出代价。这些帝国都曾强盛一时，极度繁荣，然而最后却都从内部开始瓦解。在这本书中，我选择的例子跨越不同文化范畴——从儒家文化到伊斯兰文化，再到天主教文化；涵盖不同地理属性——从航海发达的低地到群山环绕的高原地带；并且，当然也跨越数百年的历史长河。本书中的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不受具体时间、地点、地区或宗教的限制。

包装泡沫和泡囊

相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能够瓦解传统，破坏民族精神。全球化趋势已经点燃了混沌（熵）的力量。什么是混沌（熵）？当然，这个词出自自然科学，是衡量混乱和不可测性的标准。因此，让我们用自然课上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我们有一块包装泡沫，上面有193个泡囊（这一数量也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每个泡囊都是独立的，里面装着不同颜色和口味的液体。比方说，其中有加拿大人的枫糖汁，墨西哥人的龙舌兰汁，秘鲁人的雪莲果汁和中国人的蚝油。每个泡囊中的液体保持均衡的密度、色调和口味。现在，我们拿着锋利的飞镖猛戳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开始溢出，互相混合在一起。当然，这样做有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因为这些混合物或许突然之间看起来赏心悦目，尝起来美味可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丧失了预测行为的能力。我们一旦戳破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就失去了控制，获得了自由，这增加了不确定性。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泡囊里面装的不是液体，而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方说，里面装的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巫术魔法，不同的女权观点，不同的军事行动理念以及对孝敬父母的不同认识。此时，泄露出来并混合到一起的不同思想会引发局势动荡不安。难怪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全球化世界所经历的恐怖主义、宗教狂热行为、国家分裂以及无政府状态要多于“二战”之后到1990年期间的次数。即使暂时把全球化政治搁置不管，只关注经济、金融危机，我们也能够列举出令人震惊的一份经济危机和经济泡沫清单，它们在过去20年里伤及无辜、毁灭家庭：墨西哥破产和救市（1995年）；东亚经济危机（1997年），俄罗斯破产（1998年），互联网股市危机（200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2002年），房地产泡沫危机（2004—2009年），商品期货泡沫危机（2007—2008年），贝尔斯登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引发的世界股市崩盘（2008年），冰岛破产（2009年），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经济危机（2009年），塞浦路斯破产（2013年），能源危机（2014—2015年）；中国股市危机（2015年）。所有这些经济泡沫或经济危机都是由混沌的力量引发的。本书前几章将对这些力量展开讨论。

各个国家都在疲于应对，试图理解全球化。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在努力应对有关国内移民的争论。当这么多背景各异的新来者都在打开行囊的时候，国家又如何能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呢？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阐述那5种能够毁灭富裕国家的强大力量：（1）下降的出生率；（2）全球化贸易；（3）增加的债务负担；（4）下滑的职业道德；（5）多元文化国家中爱国主义所遭遇的挑战。在第二部分，我将深入研究有关个人和国家的有趣历史个案，这些是在整合千疮百孔的国家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几乎难以摆脱的宿命。在本书结尾，除了其他方面以外，我还有一些过时的做法，要提倡老套的精神。的确，就连“老套”这个词听起来也够老套的了，它会让你想起自己曾祖母手工缝制的被褥，闻起来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不管怎样，顺其自然吧。

卷起的迎宾毯

全球化经济削弱了爱国主义热情。孤注一掷的金融市场鼓励人们拿他人的钱财进行赌博。学校中的溺爱文化消除了逃避兵役者的耻辱感。在美国，类似美国人集体野炊和爱国游行的社会传统被当作古董或极端爱国行为而遭到抛弃。2010年，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卷起了迎宾毯，解雇了其手下2000名迎宾员。这些迎宾员（后来被称作欢迎代表）过去常常敲开新婚夫妇和新搬来邻居的门，向他们提供邻里间的建议、礼品篮以及当地商铺的优惠券。而如今，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剩余的员工会把广告信件塞进邮箱，由邮局连同其他五颜六色的垃圾广告一同投递。媒体数量的激增也对民族文化造成分裂。当然，媒体数量增加并不总是坏事。YouTube（视频网站）、网飞公司、脸书网、“阅后即焚”软件（Snapchat）、谷歌以及照片墙（Instagram）激发了巨大的创造力，引发了广阔的言论自由。你可以瞬间了解克罗地亚古城斯普利特的历史、当前天气和交通状况。但是，成立数百万家网络媒体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以往的岁月中，每家只能收看10个频道，电视可以让人们感到更团结。当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或者里根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即使你更换频道，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形象，因为国情咨文演说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频道中。197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一位名叫鲍勃·霍普的主持人在圣诞特别节目中吸引了全国将近2/3的观众，即使用1970年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笑话也是乏善可陈。1983年，77%的电视都被调成只能收看一个节目——《陆军野战医院》的最后一季。电视台曾经是统一民众、团结社会的机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只有超级碗比赛曾跻身收视率最高的20个电视节目榜单。我们急需新的能够统一民众的机构，或者需要重建已有的机构。

但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当今世界同所谓的最伟大的那代人以及他们在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所面临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能够保持社会的统一呢？“一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多元化时代”。

我将从历史和流行文化之中，不断利用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例子来阐明主要观点。我们在思考某个现代国家及其人民的时候，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各种隐喻的形象：熔炉、色拉盘以及马赛克，等等。我想让大家近距离仔细研究一幅油画，比如乔治·修拉的点彩派作品《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如果站得离画太近，你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不同颜色的小点，它们或许很漂亮，但没有意义。然后我们慢慢后退，此时塞纳河畔欢快的场景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你就可以看清楚其中的人物。你看，那是一条狗，这是一艘船，场面十分热闹。现在你意识到，油画中的每一个点都融合在更大的点里面。但是，假如你后退之后看到的还是那些同样的小点，它们根本没有构成图画，你根本无从理解，此时又会怎样呢？我想，在产生分化的国家中，一盘散沙似的人们的工作和兴趣爱好恐怕也不再能够有多大成就。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过去，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潮或许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交替变化。有时我们会看重秩序，尊重法律；有时又会倾向理想主义，对我们的国家抱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你或许认为19世纪末期属于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梳着圆髻的严厉女教师会用山胡桃教鞭抽打不听话的顽童。20世纪20年代，打扮时尚的女孩和浪漫分子冲破藩篱，打破了有关时尚和约会的规定。作曲家科尔·波特曾经写过、歌手埃塞尔·默尔曼也曾高声演唱过——在过去的岁月中，“瞥一眼丝袜都会被看作不雅之举”。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当一个国家开始展现出来的既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更为现代的混乱趋势，比如表现主义艺术，那此时这个国家该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呢？或者再比如像抽象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某幅作品那样，其中的滴画手法并不连贯？我曾参加过著名演员文森特·普莱斯举办的一次演讲，此人对美术的爱好甚至超过了电影。观众中一位女士抱怨说，她刚刚参观了一次毕加索画展，无法理解其中扭曲的人物形象——脑袋与身体位置发生位移，大腿弯曲、偏离臀部。她对普莱斯说：“画中的那些古巴人看起来可怕极了！”普莱斯哑然失笑。当然，她提到的是立体派艺术，但对于一个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现了立体主义的国家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确无法彻底了解彼此。或许，那就是美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已经不再崇拜古典主义名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是开始担忧人类距离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所表现的另一场人间悲剧近在咫尺。

修复与重建

1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50岁。当时几乎没有抗生素，只有低劣粗糙的牙医诊所。然而年轻人十分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在当地的磨坊、工厂、农场或矿场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如果他们无意中卷入麻烦，他们的邻居或教会就会插手干预，提供食宿，帮他们振作起来。传统“旧经济”模式下的工作已经在逐渐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那种鼓励人们冒险和志存高远的社会精神。受全球化进程影响而不断恶化的混乱局面对社会构成分裂威胁，正如它对德川幕府、威尼斯、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强大国家所构成的威胁。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吗？今天，美国和欧洲能否重新修复社会精神呢？在随后的内容中，我将与大家分享历史经验教训，阐明这是可以修复的。我们无法重新像祖辈那样在古老的磨坊或矿场工作，但我们可以接受独特的美国传统，为新时代的繁荣创立新的基础。通过利用神经科学和经济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制定政策，让孩子们变得更聪明、更坚强，更有能力在让人困惑、突出个性的高科技时代开拓进取，获得丰厚的收入，收获更加美满的人生。

亚历山大大帝从埃及征战到土耳其，推翻了当时的苏丹政权；之前的“恐怖分子”把哥斯达黎加改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少年沉迷于电子游戏，在虚拟世界中地位极高，做了指挥官，但一直努力想要摆脱妈妈放在地下室里的睡椅——我们将沿着这些人的足迹，跨越千山万水展开研究。这将是一场国家的复兴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