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德川政权的危机

第一章
德川体制

日本近代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不过在近代之前的200年，日本却是史无前例的安定，史称这一历史时期为“德川时代”。德川武家一族于1600年至1868年统治日本，但后世给予它的评价却因时而异。德川的统治建立于苛酷的法律基础之上，其目的是严格限制社会不同阶层及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据说统治官员遵奉的座右铭是：“百姓就像芝麻油一样，你愈用力榨，它就出得愈多。”［1］与此同时，德川统治时代是个太平盛世，农村生产发达，商业繁盛，城市生气勃勃。17世纪90年代，一个观察入微的欧洲人写道：“日本各藩的交通要道每天熙来攘往，在每年的某些时日里，其拥挤程度有如欧洲稠密城市的街道一般。”［2］

在整个德川时代，一方面，法律多如牛毛，处处规范；另一方面，其治下人民虽间或粗鲁不文，但却积极进取，因此日本在这一时期产生极大变化。这些变化虽然重要，但却无助于德川体制顺利过渡至近代，因此到19世纪，幕府要应对许多严峻的难题：无所事事的武士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固有制度及思想无法应对内外交迫的压力。面对社会日益紧张的气氛，抗争活动不断；统治者则坚决维护既有秩序，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德川幕府于日本近代化起步之际垮台，要了解当时所面临的无法预估的困难，则必须回顾德川社会体制的源起及各种问题出现的过程。

一、统一天下

终德川一代，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兵甲不兴，这与前面的战国时代大相径庭。战国时代可追溯至1467—1477年京都应仁之乱。京都建于794年，为历代天皇的居所，是一个寺院及豪宅密布的美丽城市，却毁于应仁战火中。其后百年间战祸频仍，号为大名的地方武人招揽数以千计的武士争霸，互相争夺土地及人民，控制商旅。

战争虽然为该时代的主轴，但不能说此百年完全乏善可陈：商业仍然兴盛，国际性商港相继出现，而且实行高度自治管理；一些佛教信徒亦组成一向宗，不受大名管辖。

在16世纪70年代至1600年，相继出现三个卓越但不留情面的统治者，他们建立起一个垂教后世的政治秩序，使日本人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能享有250余年的太平日子。在此新制度中，部分大名与武士中的顶尖分子仍可以保留其政治统治地位，但其性质则发生大幅度改变，经济及文化生活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号称开统一日本先河的是织田信长（1534—1582）。他出身尾张藩，作为一个位于名古屋地区附近的大名，原来力量并不大。1555年他开始以残暴手段扩张其势力，首先对付境内的佛教力量，断绝各佛寺的粮食，屠杀数以千计的僧人，焚毁许多图书馆及寺庙。1580年，他征服一向宗，它是佛教的一支，亦是当时最有力量的寺院势力之一。1582年当织田信长被其下属谋杀时，日本已有1/3的土地为其所统一。

由于时人对织田信长又敬又畏，故史家对信长的评价向来颇为负面，称其“冷酷无情”，是“一个残忍且麻木不仁的禽兽”，甚至称其为“日本阿提拉”。［3］但织田信长并非只是一介屠夫，他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均为后继者沿用，为德川时期的和平盛世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于地方村落，只要能纳税，信长都容许它们有较大的自治权力。由于他建立了税收官僚体制，其下属武士便不能直接向村落征税。收税官员把所收税项部分分配给武士，部分上缴给信长。与此同时，织田信长亦将中下级武士与其领地分隔，意在收回各武士的田地“所有权”；不过他会按照各中下级武士原有领地的大小及产量，实际发给他们俸禄。借此人地分离政策，信长成功拥有调动臣属的权力。

为推动人地分离政策，统治者必须掌握田地的面积、产量以及所有权。信长率先全面丈量农地，为德川时代的政治体制奠定基础。信长亦没收各村落的武器，强化武士与农民的社会阶级差异。

信长去世前夕，他手下的一名将领即沿袭其做法，并因此雄踞一方，此人便是丰臣秀吉（1536—1598）。秀吉貌不出众，出身寒微，原来只属步兵中的“足轻”，同时代的人甚至讥笑他为“猴子”，传说他的妻子亦以“秃鼠”称之。假如不以貌取人，秀吉其实是一个卓越的谋略家。信长的作风是恩怨分明，对敌人赶尽杀绝，对下属则恩赐土地。秀吉则不同，他采取盟好策略，虽然他对反对者绝不客气，但只要对方愿意投其阵营、宣誓效忠，他都会大度收容。故秀吉扩张甚快，到1591年便掌控整个日本。

秀吉一面继承信长所遗留的制度，一面亦增添新意，将其体系化。为保证各路大名无异心，他建立人质制度。为彻底解除农民武装，1588年他在治下领地中发出“刀狩令”，命令农民交出武器。他亦先后在1592年及1597年发动大规模战争侵略朝鲜，以致损伤无数，并扬言要征服中国。耶稣会教士在1550年前后到日本传教，徒众日多，秀吉亦禁止其在日本活动。到1598年，秀吉的权力达至巅峰，其势力遍及全日本，成为全国大名共主。秀吉殁后，将政事委托于一群他最信赖的将领，称为“摄政”，他们都发誓扶持秀吉后人，待其年长后即交回政权。但秀吉的计划最终落空，在他死后不久，权力斗争马上在各摄政间爆发。

二、德川幕府的政治设计

数十年以来不断的政治变动，最终导致德川家族或者说德川幕府的崛兴。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是德川家康（1543—1616）（见图1.1）。英国学者萨德勒（A. L. Sadler）在1937年出版了一本德川家康传记，他的政治立场是同情德国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故他对家康的残暴一面亦采取恕宥态度，认为“以一般农民或资产者的道德标准，是无法衡量一个军事独裁者的”［4］。

家康是一个苛酷的统治者，但他也是一个有耐性的谋略家，懂得如何妥协。他是丰臣秀吉的盟友，亦是其最厉害的政治对手。不过家康愿意放下身段，不去挑战那位“秃鼠”。家康首先巩固他在关东平原的地盘，再观形势以待时机。以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为榜样，家康在16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先在藩内建立有力统治。秀吉去世时命家康出任摄政之职，但家康却马上联朋结党，在1600年发动关原战役，击败另一群忠心于秀吉子嗣的摄政，奠定德川200多年霸业的基础。1603年，天皇赐封他为征夷大将军。

1605年，关原战役结束仅五年后，当时家康精力充沛，春秋仍盛，却急流勇退，把将军一职传给其子秀忠，目的是要保证德川家族不会步丰臣秀吉的后尘，令后人能顺利接班。事实上，家康在1616年去世以前，仍在幕后操纵政局，秀忠独揽大权的日子仅有七年。1623年秀忠便退位，由其子家光继位。不过秀忠仍监管他的儿子，直到他于1632年去世为止。

家康之孙德川家光是第三代将军，但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家康不相伯仲。1623年到1651年他在位期间，德川政权的威望达到顶峰。在家康及家光两人手中，德川体制才得以确立，一直维持到西方列强于19世纪50年代入侵日本为止。

家康及家光建立的体制，实得力于信长及秀吉所做的各式各样的政治安排，本书称之为“设计”。这些政治组合五花八门，但它们确保德川家族维持其在政治权力顶端不堕，亦能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反抗。反抗根源上自大名及天皇朝廷，下至武士、农民、商人及僧侣，都有可能。上述政治组合亦消除了数十年来以至数百年来的各种矛盾，带给日本史无前例的政治安定。当然，创造或支撑上述政治体制的历史动力不会停滞，17世纪出现的政治设计事实上造成了不少矛盾，并最终导致德川政权覆灭。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徐徐展开于日后200余年之中，当时是无法感觉出来的。

1．大名

德川实施的各种政策，大部分在信长及秀吉的统治期间都有先例可援，家康及其后继者只不过将其变得更有系统而已。有关大名的设计最为重要，家康规定每一个藩只能有一座城堡，各大名亦要向他宣誓效忠。家康严禁诸藩间互结盟好，并派出大员巡视，以确保各大名能遵守此规则。为加强监控，家康规定各大名联姻要事先征得幕府同意。

家康不时要大名捐助幕府各种宫室营造工程，江户城便是其中一个建设重点，日后成为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不过德川幕府并未向各大名征税，最类似税收的便是这种不定期的强迫性“捐助”。各藩在财政上自主性很高，成为对德川幕府权力最严重的限制。家康模仿秀吉做法，将幕府统治建基于各大名政治联合之上，他容许约180位大名在藩内有自主权力，并世袭藩位，前提是该大名必须效忠德川幕府，奉行将军命令。［5］

家康之孙家光，进一步扩大幕府权力。家光规定将军有没收大名领地的权力，并将其分配给他认为可靠的领主。他亦运用这项权力，变动各大名领地，目的当然是削弱力量太强的大名。家光有时亦没收大名的部分领地，转赠给直属他管辖的旗本武士，这些土地统称为德川幕府的家地。凡忠于德川幕府的大名称为“谱代大名”。家光多次没收有敌意的大名的土地，将其转赠给各谱代大名，通过此政策，家光得以确保德川家族的霸业。

上述各个政策的结果是，家光重新分配500万石的土地［6］，约为日本1/5的可耕地。在土地重分过程中，家光对“外样大名”特别苛刻。所谓“外样大名”，是指关原战役中与德川家康为敌的大名。家光即将军位后，为保卫权力中心的江户城，以此为圆心，将其周围划为德川家地，稍远则封赠给同一阵营的“谱代大名”及有亲族关系的“亲藩大名”。曾一度为敌的“外样大名”，则被分配至日本三岛最边远的地区。

家光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参考德川以前的做法，建立“参觐交代”制度。参觐交代制能切实掌控其过去的敌人，这代表了德川霸业的完成。它根源于1300年前后的镰仓幕府，当时的将军为监视各藩，规定各大名必须到首都“参拜”，不能居住在藩地。到16世纪后期，秀吉亦好几次要求有力大名参拜，以维持双方紧密的关系，但秀吉并未将其转化成常规，或要求所有大名服从。一直到家光出任将军，在1635年到1642年此项政策才成为定制。

家光要求所有大名在江户及藩地均建造居所，在江户参拜将军，住满一年后即回藩内，藩内居住满一年再回江户。当大名回藩时，其亲属则要留住江户。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政治控制手段，在江户的各个藩邸其实是一个人质集中营（当然，各个“人质”若不打算离开江户，其生活环境是十分优裕的）。在实行参觐交代制下，江户城关卡贴有下面的标语：“不容妇女出城、火枪入城。”换言之，妇女出城，代表大名离心；枪炮进城，代表乱事将兴：两者均表示德川幕府的权力出现问题。不过在德川200多年的统治中，始终未见有真正挑战德川权威的大名。

参觐交代制的作用不只是监控，它也能严重削弱各大名的实力。首先为了维持江户及藩内的藩邸——江户藩邸有时不止一个——大名不得不增加开支；其次是往来江户与藩城间时，大名按仪制必须有庞大的队伍陪同，所费不菲；再次是江户藩邸编制人员所需支出通常占大名每年2/3的收入。总而言之，参觐交代制在政治上疏远了大名与其藩领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有一半时间在外。同时不少大名由身在江户的母亲或臣属抚养，直到长大后才有机会踏足本藩，对本藩的认同感很薄弱。

2．天皇制度

第二个关键性的政治设计是天皇，它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象征，亦是幕府控制政局的重要手段。到15世纪及16世纪，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天皇制度都陷入困境。家康继承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的政策，在经济上支持皇室，使其摆脱过去百年来的财政拮据状况。征夷大将军是武士的最高统帅，理论上它是由天皇赐封。因此德川幕府要提高其统治日本的合法性，前提当然是要稳稳操纵皇室。为达到该目的，幕府颁布一套《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根据上述法令，幕府有权委任朝廷公卿百官，赐予封地。天皇子嗣一人须居于德川一族在日光的家庙，以作人质之用。在日常小节上，幕府会奉朝廷为上，但又派遣官员一人驻守将军在京都的居所“二条城”，监视皇室一切举动。二条城离皇居仅一箭之遥。

上述政策实际上使幕府将军与天皇平起平坐。19世纪中叶，西方人初到日本，便搞不清楚日本统治的主权所在。1857年，美国代表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到日谈判商务，在其代美国总统皮尔斯（Pierce）致德川幕府的信中，开头便以“日本皇帝陛下”称呼将军。［7］虽然如此，天皇拥有权力正统性的观念仍然很重要，当19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部分武士联合反对幕府时，便以此为号召。

3．武士

16世纪末期，在数百个有力大名的领导下，日本从事战争的武士人数达数十万。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类似欧洲封建时期，武士可以拥有一小块封地，称为“知行地”，在此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亦归其管辖，他们从土地上征税，补助其各种军事活动。不过武士生涯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控制人地，一方面又要防范邻近武士的兼并。为防范虎视眈眈的强邻及不安于室的农民，不少武士便向更有力的大名屈膝称臣，表示愿意承担各种战争任务。然而在统一战争完成后，这些武士便很少回到自己的封地，他们大部分都定居于城镇中。由于各大名均在藩内建造城堡，不少武士便奉命聚居城堡内外，有些甚至被调到江户城的藩邸。亦有武士居于乡村中的小镇，成为名藩官吏，其任务是丈量田地、评估产量、收集赋税及维持治安。至于他们原来的封地，则由幕府或各大名委任专属官员管理。专属官员取代原来的武士，向土地征税，所得收入则上缴藩堡或在江户的藩邸。至于武士原来的田地收入，则由商人代理销售大名所征得的大米，再由各大名支给相等价值的俸禄。

居于城内的武士有权佩带两把剑，部分仍担任警察或治安维持者的角色，但大部分都脱离其军人职务。他们大都被委任其他行政职务，只有少部分游手好闲。但无论如何，所有武士每年都会向大名领取薪水，称为“米禄”，顾名思义，其薪金是源于昔日封地的收入。但日子愈久，武士对封地的感情愈淡薄，最后只剩一个虚名而已。武士受德川幕府的武家法度或藩律管理，为了整体社会的安定，幕府严禁武士间的私下仇杀。

当统一战争结束不久，战事记忆犹新，居于城中的武士仍有浓厚的草莽气息。武士联群结党，上演电影《上海滩》的江户版，这在17世纪初是寻常之事。然时移世易，大部分的武士弃剑习文，他们逐渐成为一个精英阶层，为幕府或名藩处理日常事务。他们名义上享有特权，但实际上其职位是世袭的，不易出头或改变身份。出身中上级武士家庭的人会较易出任高官或升迁，不过他们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故武士在德川时期逐渐由战士演变为官僚。至于下级武士，他们不但薪俸微薄，生存环境亦不佳，甚至可以说是贫困。终德川之世，武士占日本总人口的6%—7%。

4．村民及町人

支撑德川时期安定局面的政治设计的第四个部分是一般百姓，他们占人口的大部分，却完全受人宰制，同时他们更可以细分为若干阶层。17世纪30年代，德川家光曾命令所有百姓向佛寺登记。1665年幕府进一步收紧管控，要求各佛寺确认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在登记制度下，村民不许改变户籍，甚至其外出旅行亦要事先取得许可。故登记其实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控制，另一个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传播。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便先后多次下令禁止日人信仰基督教。

因此，农村的农民及城市中的商人、工匠的身份被固定下来，累世不能改变。日本人口约80%是农民，其余是各色各样的城市町人。德川幕府对每一阶层的活动范围虽有很多限制，但并未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它容许一般百姓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例如外出旅行，德川规定要事先申请；移居到城市理论上亦不容易，但并未严格执行此等法规。按实际情况，只要各村如期缴税，幕府及藩政府便很少介入村中事务。幕府征税以全村为单位，不向个人直接收税，因此村是一个集合体，它主宰村中一切事务，包括内部事务、秩序维持及把罪犯交往幕府或藩所。

至于市町住民的管理，无论其职业是商人还是工匠，无论其居地是直属幕府管理的江户、大阪，还是直属各个大名的城堡，其管理方式大致与农村一样。在农村，武士委任村头担任管理职务；在市町，他们则委任有力的商人组成委员会，负责治安及规范各行业的商业活动。由该委员会选出市町领导人，负责执行法律、侦查罪案及收取赋税。［8］

5．日本边缘人与日本

日本的正统秩序观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本，故其社会根据道德标准及世俗权力分为四个社群：（武）士、农、工、商。但有许多社群无法按此标准归类。有些社群在社会上颇有名望或受到尊重，如佛教僧侣、演员或艺术家；亦有很多为社会所鄙视，如娼妓或各类三教九流之辈。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化外社群便是“贱民”，他们的源起至今仍未有定论，但代代相传。他们散居在不同小区，从事一些被主流社会视为不洁的工作，如葬仪、刽子手及家禽屠宰等。除贱民外亦有所谓“非人”，他们本为罪犯，被迫从事一些如拾荒等的卑微工作。

17世纪当中国明清之际，一个名为“吉原”的酒色征逐之所在江户出现，它离将军居所不远，里面的娼馆、剧院以及餐饮业都为江户带来不少繁荣。吉原触犯正直官员的道德感，同时亦诱使武士流连歌台舞榭，荒废正事。不过德川幕府是务实的，对此无意全面禁止。相反，它利用1657年江户的一场火灾，把吉原移至市区外围，重新建造。娼馆以外，歌舞伎及饮食业亦纷纷进驻。江户外围不但为娼馆所在，亦是寺庙及刑场坐落之处，江户大部分的寺院均建于此，刑场亦由上述所说的三教九流之徒世代相传监管。德川幕府通过规划，把娼妓、僧侣以至各种三教九流者迁徙到城市的外围，使他们在实际上和观念上均成为日本社会的边缘人。

德川幕府特别重视各宗教组织，不单其治下人民要向寺庙登记，连寺庙本身亦受到其严密监管。寺庙的数量及地点均有限制，并且每年要向幕府或各大名报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寺庙力量膨胀。在德川以前，宗教常常成为世俗权力的挑战者。［9］

另一个边缘社群是虾夷人，他们可以说是日本列岛最早的原住民。在德川幕府以前，他们一直居于本州岛最北部及虾夷（今北海道）一带。德川时代的虾夷人口约2.5万，大部分以渔猎为生。松前藩藩主是位于德川幕府北方最前沿的大名，该藩一方面与虾夷通商，另一方面亦监视他们的活动。在各种边缘人中，虾夷人的地位最模糊不清，德川幕府不把他们当作受日本文明教化的子民，但亦未把他们视作蛮荒外人。

最后一种边缘人是外国人，他们一方面受到幕府重视，但另一方面亦受到严密监控。历史上通常以“锁国”一词形容德川幕府的对外关系。在17世纪，德川幕府的确对那些既要经商又要传教的外国人不假辞色，将其拒之门外。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便因为不肯因商业利益放弃其传教的神圣使命，虽然二者在16世纪40年代便开始经营其日本事业，最后仍要出局。

在1633年至1639年，家康当时正推动其参觐交代政策，他曾发布连串命令，禁止日人与外国来往，不许日人出航至朝鲜以西或琉球以南，禁止武器输出，同时严禁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天主教徒来日本。位于长崎附近的岛原有不少基督信徒，在1637年至1638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及受宗教力量的驱使，他们称兵作乱。幕府认为基督教徒本性桀骜难驯，不分男女老幼，对其进行残酷屠杀，死亡数字据说达3.7万多人。家光驱逐葡萄牙商人，最后一条葡船于1639年离开长崎。家光由此禁止所有外国人到日本内陆，亦不许其贩赠书籍给日人。

英国人实际上在1623年便不再来日本贸易，西班牙人则在1624年离开，在葡萄牙人被迫离开后，最后留下来的只有荷兰人。荷兰人以经商为重，无意宣扬自身的宗教理念。在进行贸易时，他们被隔离在长崎港中一个名叫“出岛”的小岛上，不能进入日本本土。

家光的措施影响深远。从17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日本与西方的联系大幅度减少。而此200多年却是欧洲历史的关键时刻，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殖民美洲等历史事件均在此时发生。它亦包括北美洲的整个殖民时期及美国建国后前七十年。

不过仅用锁国眼光来评估德川时代的日本外交并不完全正确。我们所认识的锁国要到德川幕府后期——约18世纪90年代，才真正在日本社会出现。回到当时的历史节点，幕府颁布命令的初衷只不过是要排斥那些意图传教的西方人，以消除卧侧的政治威胁。幕府并不反对贸易，同时亦鼓励官方与亚洲各地来往。它禁止私人海外旅行，只准许官方外交接触及贸易，目的是由幕府包揽一切，维持其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萨摩藩仍可以与琉球贸易，它是德川时期中国产品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甚至于1646年清朝建立政权之初，中国仍处在战火之中，幕府官员继续让萨摩藩维持原有贸易。在整个德川时期，长崎的对华贸易从未中断过，它不单是贸易，亦是接触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635年以前，长崎港不但有对华贸易，日本与越南的直接商业来往亦欣欣向荣。德川幕府准许商人向越南出口以铜钱为主的钱币及陶器，以换取丝绸及别种陶器。到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人从事上述贸易，但中国人仍出入长崎，继续做这种生意。［10］

德川幕府亦与朝鲜维持经济及政治关系。虽然秀吉曾发动朝鲜之役，但在家康建立政权不久后两国即恢复交往，并在釜山建立一个贸易点，其运作情况一如长崎的荷兰商馆。两国间的贸易量不小，当时负责此贸易的是对马藩。对马是位于九州岛与朝鲜半岛中间的一个小岛，土地贫瘠，但靠此贸易，到1700年它的财政收入即便与日本最大名藩的米禄相比也毫不逊色。

德川幕府亦利用外交手段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来自朝鲜的通信使。日本与朝鲜的关系约在17世纪初恢复，在1610年至1811年，朝鲜共12次派遣使节到日本，平均约每15年一次。使节团阵容庞大，人数达300到500人，其主要目的是恭贺将军嗣位或其子嗣出生。虽然日本积极邀请朝鲜人来访，但日本却从未派人出使朝鲜，一来朝鲜人不会主动邀请，二来日本纵使偶有提出要求，朝鲜亦断然拒绝。

琉球与日本的关系亦大约类此，在1610年至1850年，琉球共派出21次使节团。至于中国，德川则从未与其建立过正式关系。因为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而日本却不欲依照此种模式行事。

德川幕府通过上述几种外交手段，拒绝参与亚洲各国所奉行的朝贡体制，亦即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它企图创造一个地区性秩序，无论在思想及实际上均与中华体制不同。此秩序不一定是霸权，朝鲜便受到一定的尊重，朝鲜人无须跪拜或向某一象征表示臣服，双方互相以一定的平等身份对待。（但日本很明显自视为琉球的宗主国。）

因为外国来朝可以震慑诸大名，上述外交政策有利于德川幕府统治地位的合法化及建立国内霸权。其中以朝鲜通信使的作用最为明显，1617年和1634年通信使前来日本时，正值锁国令颁布前后。使节团共有428人，不仅受到德川幕府亲自接见，还拜谒了家康陵墓。所有外样大名及谱代大名均参加了各种仪典，他们目睹朝鲜使节带来的各种礼物，并聆听庆贺德川一统天下的祝词，自然心悦诚服。其后的日子中，朝鲜通信使对各主要大名及武士同样起到示范作用，它表示德川政权是受到世界各地承认的。

到18世纪后期，德川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已转化成一种信念，即德川要排斥西方才算真正统治日本，此种信念牢牢深植于各幕府官员、大名、有教养的武士及乡士等人士的思想中。德川时期著名批判者会泽正志斋（1782—1863）在19世纪20年代便生动地指出：

西洋蛮人如附骨之疽，不自知其身份卑下，渡越四海，徘徊不去，屡屡践踏他人之国，今更不自量力，意欲挑战我国于世界崇高地位，其态度是何等傲慢。［11］

30年以后，西方挟其坚船利炮入侵日本，并坚持西方文明是普世价值标准，终于与幕府的排外思想对决，而德川政权亦因此而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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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述各种政治组合，由德川家康首创，再由其孙家光发扬光大。这些组合在当时被认为是宇宙的自然安排，甚至由天命所定，故万世不可移易。上一代美国日本史学者约翰·霍尔（John W. Hall）便称德川的政治制度为“身份统治”［12］。他认为各大名、武士、朝廷公卿、村人、商人或工匠、僧侣或娼妓、贱民或虾夷人各有其不同身份，因身份不同而各有法律管治，与德川幕府的关系亦因身份而异；理论上每个人都受其身份限制，不过每个社会身份都是一个自治团体，自主性甚高。

为了维持安定及保持自身地位，德川幕府可能十分苛刻及专断，但其政权却经得起考验，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它亦为日本列岛带来史无前例的和平及繁荣，无论市町还是农村，其文化生活均活力旺盛而具有创造力。与德川以前的时代相比，其成就相当可观。

但德川体制的弹性及临界点是有其极限的。西方各国的军事及经济力量在19世纪50年代进入日本，与其民族国家体制相比，德川政权显得颟顸而权力分散。它无法对全日本征税，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亦无法动员人民，举国一致，甚至不能再垄断对外关系。是以到19世纪初，各种社会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已严重削弱德川体制的政治及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