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话题(3)

人们都说网络将会对于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1936年提出电子计算机可以用来代替其他信息处理设备，这种当时还只是理论设想，今天我们已经目睹它变为现实。网络，一个巨大而有效的电脑体系，将我们的知识技术最大限度的囊括其中。它成为我们的地图、我们的时钟、我们的印刷机、我们的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收音机和电视。

每当网络吸纳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就被重新改造成网络的模样。它给内容注入了链接，浮动广告，其他的电子小玩意，还在内容周围遍布其他媒介的内容。比如，当我们浏览最新的新闻标题时，电脑上会显示你收到了新的邮件。其结果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打消了我们专注的能力。

网络的影响力并没有停留在电脑屏幕的四方之内。当人们的头脑习惯了网络媒体疯狂的覆盖，传统媒体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受众新的期待。电视节目加了流动的字幕和自动弹出式广告，杂志和报纸删减文章的长度，介绍摘要，把版页设计成适于浏览的碎片集锦。2008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把每一辑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变成文章摘要，设计总监汤姆·鲍金（Tom Bodkin）解释说，这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匆忙的读者快速阅读这一天的新闻，帮他们节省时间，免于使用“效率更低”的方法：翻页和阅读文章。传统媒体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新媒体的规则。

没有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我们的思想上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网络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网络的智力伦理仍然缺席。

三

几乎就在尼采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热切的年轻人，带着一个秒表来到费城米德韦尔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致力于提高机器效率的历史性实验。经过股东们的批准，泰勒找了一组工厂工人，让他们去操作不同的金属加工机，然后记录他们每一个动作需要的时间。泰勒把每份工作分解成由小的、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然后实验不同的方法，最后创造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方法——我们今天可以说，一套“编码”——来指示每个工人应该怎么工作。米德韦尔的工人们抱怨说这套严苛的新体制把他们变成了机器人，但是工厂的生产力剧增。

蒸汽机发明100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家。泰勒滴水不漏的设计——他的“系统”——很快受到全美国、全世界工厂主的欢迎。为了追逐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利益，工厂主使用了“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成果去组织工作，配置工人。其目标，正如泰勒在他1911年的论述《科学管理的原则》中定义的，是为每一个工作确定和采取“最佳方法”，从而“用科学逐步取代工业领域的经验做法”。一旦他的系统应用于所有人类的工作，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它不仅会改变工业结构，还会重新组织社会，创造出一个效率完美的乌托邦。“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他宣称说，“将来系统是第一位的。”

泰勒的系统如今还与我们同在，它仍留存于制造业的伦理之中。现在，由于电脑工程师和软件编码师越来越庞大的力量在横扫我们的知识生活，泰勒的伦理已经开始主宰我们的意识王国。网络是一个以效率、自动收集、传播和处理信息为目的而设计出的机器，而且它的编程员军团下定决心要寻找“最好的方法”——完美的运算法则——进行我们开始称之为“脑力劳动”的每一个步骤。

四

Google的总部Googleplex，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Mountain View，那是互联网的最高圣殿，在那其中实践的宗教就是泰勒主义。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Google是“一个建立在度量学至上的公司”，它要致力于“系统化一切事物”。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所说，Google利用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站点收集来的大量人类行为数据，每天都要进行无数实验，它使用这些结果完善自己的运算法则，这些法则正在逐步控制人们寻找信息和解读信息的方法。泰勒为体力劳动所做的，Google正实践于脑力劳动。

Google宣称它的使命是“组织这个世界的信息，使得它易得，有用。”它试图发展成为“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准确满足你的需要”。在Google看来，信息是一种货物，是一种可以以产业效率为原则进行开采和占有的现实资源。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提炼要点的速度更快，我们思考的成果就越高。

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这两个天才年轻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创立了Google，他们经常讲到把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的渴望，一个HAL一样的机器，可能直接和我们的大脑相连。“最终的搜索引擎可能和人类一样聪明——或者更聪明，”佩奇在几年前的演讲中说道，“对我们来说，研究搜索引擎就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方法。”在2004年Newsweek的采访中，布林说，“毫无疑问，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和你的大脑，或者一个比你聪明的人造大脑相连，你肯定比现在强。”2007年，在一个科学会议上，佩奇说，Google“的确正在开始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应用。”

对于这两个身缠万贯的数学天才，以及他们所雇佣的计算机科学家军队来说，这种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家科技企业，Google的驱动力来自一种激情，用斯密特的话来说，即用技术来“解决此前从未被解决的难题”，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难的一道。为什么布林和佩奇不能成为解开难题的人呢？

但是，他们的简单假定——如果我们的大脑可以被人工智能补充甚至取代，那我们将会更好——是令人不安的。它表明了一种理念“智力是机械过程的产物，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度量和优化的步骤”。在Google的世界，我们上网时步入的世界，并未给思考的模糊性留有空间。含混并不是通往洞见的开始，而是要被修理的bug。人类的大脑只是过时的电脑，它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盘。

这种人类大脑应该如高速数据处理器一般运行的想法，不仅仅塑造了有关网络的活动，网络同样统治了商业模式。我们在网络中冲得越快——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Google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机会获得我们的信息，提供给我们广告。大部分商业网站在收集用户留下的资料碎片时有一个财务原则——资料越碎，越好。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

五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赞美、神化技术进步的倾向，也有相反的倾向，对每一种新技术或者新机器都能看到缺陷。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哀叹了书写的发展。他担心当人们会逐渐依赖书写下来的文字，取代此前存于脑中的知识，他们将会“停止记忆，变得容易遗忘。”而且，由于他们将会“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所以他们将“被认为知识丰富，实际上非常无知。”他们将会“自负智慧，却不拥有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没有错——新技术常常有他所恐惧的后果——但是他太没有远见了。他没有预见到书写和阅读将在很多个方向拓展信息、激发新想法，扩展人类的知识（假如不是智慧）。

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开启了另一轮咬牙切齿的骂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Hieronimo Squarciafico担忧书本太容易获得，将会导致智力上的懒散，使得人们“怠惰”，使得大脑不再强健。另一些人则说，便宜的书籍和纸张将会破坏宗教的威信，贬低学者和抄写员的工作，散布煽动性的言论和放荡行为。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雷·舍奇（Clay Shirky）所指出的，“大多数反对印刷术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是有预见性的，”但是，再一次，预言家们没有想象到印刷文字将传播出多少福音。

所以，对，你会怀疑我的怀疑论调。也许那些对互联网的批评不屑一顾的人是正确的，从我们极度活跃、数据爆炸的大脑中会诞生一个知识发现和普遍智慧的黄金年代。但是我想再次说明，网络不是字母表，它或许可以取代印刷术，但是它生产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印刷书籍促使人们进行深入阅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因为我们从作者的词语中获得知识，还在于那些词语在我们大脑中激发的智力震荡。在持续、专注的阅读所开启的安静空间里，我们建立自己的联想，形成推论和类推，培育出独立的想法。正如玛丽安·沃尔夫所说，深入阅读和深入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去填充它，那我们将牺牲掉的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里，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在最近的一篇随笔里，雄辩地描述了我们的危险境况：

“我来自一个西方文化传统，在那里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育、清晰表达的人格构成的复杂、质密、如同教堂一般宏伟的结构，这个人格存在于人的内心，形成关于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形式。但是现在，我看到所有人内心（包括我）那个复杂、密实的自我被一个新的自我取代——这一演变发生在过量信息的压力和‘迅即获得’的技术之下。”当我们“内在深厚的文化遗产”被抽干，当我们点击鼠标与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相连接，福尔曼的结论是，我们有可能变成“薄饼人”——广阔而浅薄。

《2001：太空漫游》的那一幕常常萦绕在我心中。它的辛酸和奇异之处在于，电脑在意识被切断时产生了情绪反应：当电线圈一圈一圈变暗时，它的绝望，它对宇航员孩子式的恳求——“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我好害怕”——它最后的转变我们只能称之为天真无辜。HAL感情的流露和人物的冷漠形成对比，他们带着机器一般的效率思维工作。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很刻板，好像在遵循某种编码的步骤。在《2001：太空漫游》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变得如此机械，以至于大部分人类角色被证明真的是机器。这是库布里克黑暗寓言的核心：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自身的智力将被摊平成为人造电脑。

每一代人都差不多

——与飞猪的对话

采访/李曼

我不觉得互联网改变了什么东西。

我经常跟不上林嘉澍的谈话。这个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知道那么多英文杂志的名字，使用互联网涌现出的所有新技术，熟知从Apple到Google的奇迹故事。有时，他还具有和年龄不相衬的实践能力，大学毕业前就通过制作网络广播，而成为一名小小的先驱者。在网络世界，他使用“飞猪”这个名字，既滑稽又可爱。

“当遇到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一代是从观念或意识形态角度来思考，而我们这一代是从非常具体的、物质的角度来切入。”从某个程度来讲，这句话再好不过地概括了新一代人的某种特性。他们是更为精明和实用的一代，关心可见之物，而非缥缈和幻想。

但是，他又和同代的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看起来，他充分享受了信息开放所带来的智力启发，却避免陷入了过量信息对思维的扁平化和同质化效应。

他是中国第一代在网络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谈话就从他的成长开始。

一

《单向街》：你第一次上网是什么时候？

飞猪：1997年。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上的网是NBA.COM。那时候看电视，地方台引进ESPN，那里面就有个节目叫NBA，而且频繁出现NBA.COM的广告。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网站。

《单向街》：当时是什么感觉？

飞猪：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个时候信息传递很慢的，很多美国比赛等我们在这边看到时，都是昨天的事情了，但是在互联网上面，就能看到刚结束的比赛录像，感觉还挺震惊的。那时候网页都很简单，所以你也感觉不出来有多慢。

《单向街》：你们家那时就装网络了？

飞猪：那个时候不是有瀛海威吗，就是张树新做的那个东西，瀛海威在福州的推广力度很大，还盖了瀛海威教学馆之类的，离我家不远，我就每天老去那边跟人聊天，蹭网上，后来家里就申请了网络。

《单向街》：是大院里的第一家吗？

飞猪：可能第二个吧，因为我爸有一个同事比他还要先进。他那时候过生日，就有各国的网友纷纷发来各种语言的生日祝福，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种感觉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