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1)
献给拉尔夫·达伦多夫
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
如果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或者知道相关情报是多么站不住脚，英国议会或许就不会投票赞成参与伊拉克战争了，甚至美国也可能犹豫，这十年的历史可能就会有所不同。2002年7月23日，在唐宁街10号召开了一次首相参与的高层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只能从惯用的代号“C”辨认出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概括“他最近在华盛顿的会谈”：“布什想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通过军事行动扳倒萨达姆。但是正在围绕该政策搜集情报和事实。”当时，正在搜集事实。
历史学家和记者的首要工作是寻找事实：不是唯一的工作，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首要的。事实像鹅卵石，有了它们，我们才能铺就分析之路；事实像马赛克瓷砖，我们将它们拼在一起，拼出过去和未来的画面。对于道路通向何方，以及马赛克画面披露的现实或真相，人们会有分歧。事实本身必须接受所有现有证据的考验。不过有些事实千真万确，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也会因此栽跟头。作家、异见分子和圣人也可能如此。
对于事实来说，曾有更糟糕的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大量极权主义有组织的说谎机构，德国人或俄罗斯人获取信息的其他渠道比当今的中国人或伊朗人还要少，中国人和伊朗人可以使用电脑和手机。更早些时候，甚至有过更大的谎言，但人们显然信以为真。作为不丹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国父夏仲阿旺朗杰（Shabdrung）于1651年去世后，他的大臣们至少假装了五十四年，称伟大的夏仲仍然活着，不过是去静修了，并且继续用他的名义颁布法令。
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要可以在政治和媒体之间的边缘地带找到采集事实的资源。政客创造了日益成熟的方法，通过媒体来强加主流的报道。伦敦和华盛顿编故事大师的作品系统地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界线，俄罗斯“政治技师”的作品更是如此。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这种报道，相信的时间又足够长，你就将继续掌权。其他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与此同时，信息和通信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商业影响正在改变媒体。我同时在大学和报社工作。在今后十年间，大学依然是大学。谁知道报社将怎么样呢？对于寻找事实的人来说，这就带来了风险和机遇。
“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这是《卫报》（Guardian）传奇编辑斯科特（C. P. Scott）最著名的话。在当今的新闻界中，这话变成了“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昂贵的”。由于新闻采集的经济原理发生了变化，许多新闻领域——体育、商业、娱乐、各种特殊的兴趣——都找到了新的收入模式，但编辑仍在努力想办法维持涉外报道和严肃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昂贵业务。与此同时，著名报纸的驻外机构正在关闭，如同值夜班的门卫正在关办公室的电灯。
从光明的一面看，摄像机、卫星、手机、录音设备、文件扫描仪，以及上传它们作品到万维网的技术简单易行，为记录、分享和辩论当前的历史创造了新的可能——更不说为后代保存它了。想象一下，我们拥有奥斯特利茨战役（Austerlitz，位于捷克，拿破仑于1805年在此击溃俄奥联军——译注）的数字视频片段，查理一世在白厅宴会厅外被砍头的YouTube视频片段（“对那令人怀念的事业，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或者说他是这样吗？），亚伯拉罕·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讲的手机照片，最好还有一份有关那些常常被历史遗忘的所谓“普通”人生活的音像样本。（但是不同地方和时代的气息还是会被历史几乎完全湮没，尽管你身临其境时它是最深刻的那部分体验。）
缅甸是地球上最封闭和专制的国家之一。2007年，在缅甸，佛教的僧侣发动了和平抗议。这次抗议通过短信将手机拍摄的照片发给朋友，然后上传到网上，为世界所知。美国政客无法再在遥远的竞选舞台上胡乱说话而不用负责任。正如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发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那样，一个上传到YouTube上的视频片段可能断送你竞选总统的前程。（在该片段中，他轻蔑地称竞争党派的一名有色活动分子为“黑猴”，因此有了词组“黑猴时刻”。）过去，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秘密文件才会被披露。如今，许多东西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在万维网上找到副本，比如说法庭和议会的听证、目击证人的证词副本，有关逮捕醉醺醺的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警方原始报告，以及一位加州警察用手记录下来的该演员的反犹太言论，还有千千万万的东西。
数量往往无法与质量相伴而行。记录器的背后仍然还有人在进行这样那样的操控。摄像机的视角也表达了观点。视觉说谎已经成为小孩子的把戏，现在只要轻轻敲击键盘便可伪造任何数码照片，这么精巧的技术，斯大林的修图师只能做梦想想。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必须当心，看上去是事实的东西结果未必是事实。由于那些海外分社关闭，当你没有训练有素的记者在当地通过屡试不爽的方法仔细检查报道时，区分事实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然而，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抓住当下历史的美好时期。
“当下历史”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明的一个术语，用来形容一种融学术与新闻于一体的混合法。这种混合法我践行了三十年。因此，比如写出一篇分析性报道的文章（这类文章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在初始的研究阶段，我会利用两所杰出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资源：它们非凡的图书馆、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因此，在去任何地方之前，我就有了一些笔记、带注释的材料和入门的东西。
在第二个阶段，我会去自己想要报道的地方，比如去阿亚图拉统治下的伊朗，去缅甸会见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去处于内战边缘的马其顿，因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倒台去塞尔维亚，去橙色革命期间的乌克兰，去分裂出来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尽管有记录的新技术，但身临其境仍然是无可比拟的。通常，我会讲一两次课，从与学界同仁和学生的会面中学习，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像一个记者一样工作，起早贪黑，一边观察，一边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记者”有时被认为是新闻生涯中层次最低的，但在我看来却是最高的。我会骄傲地戴上这个徽章。
身临其境——在那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摊开你的笔记本——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无法实现的梦想。只有很久以前担任记者的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想象一下，能够像1789年7月他们在巴黎那样观察、倾听、触摸甚至闻一闻会如何。如果与普通的新闻记者（我非常钦佩他们的报道）相比，我拥有优势的话，那这一优势就是围绕一篇报道或者一个问题，我可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搜集证据。（在杂志上发表长文的作家享有同样的待遇。）比如，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几个小时内，我可以反复询问大量亲眼目睹米洛舍维奇倒台的人。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