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理查十岁那年开始接受我的分析。他八岁的时候，时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促使他的焦虑加剧，症状已经严重到无法上学的地步。他非常惧怕其他小孩，因而愈来愈不敢独自出门。而且，从四五岁开始，理查各方面的能力以及对事物的兴趣逐渐产生抑制（inhibition）的现象，这个情况让他的父母相当担忧。除此之外，他极度虑病（hypochondriacal），也经常陷入忧郁的情绪之中。这些都能从他郁郁寡欢的面容看出来；不过，有时候——特别是在分析过程中最明显，他的忧郁会一下子烟消云散，眼神又出现生气和光芒，面容焕然一新。

理查在很多方面都很早熟，而且天赋异禀。他从小就有音乐天分，对大自然的喜爱更是明显，不过只喜爱大自然美好的一面。从他对话时的用字与生动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天分。理查与其他小孩相处不来，倒是和大人相处得比较好，尤其是和女性。他会试图展现对话能力，让人对他印象深刻，也会以早熟的方式迎合别人。

理查的母亲哺喂母乳的情况不佳，可能维持不到几星期就结束了。他自出生之后身体一直很虚弱，也饱受感冒与种种疾病之苦。理查的母亲说他动过两次手术（一次是三岁时割包皮，另一次是六岁时切除扁桃腺）。他有一个大他八岁的哥哥。临床上，理查的母亲虽不至于到患有忧郁症的地步，却有忧郁的倾向。理查只要有任何不适她都十分担心，这样的态度让多少影响了他的虑病恐惧。理查对她而言显然是个麻烦，即使她努力掩饰，还是看得出来她偏爱哥哥，哥哥在学校表现一直很好，也从不让她操心。纵使理查深爱母亲，他还是一个相当不好带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嗜好、过度焦虑，而且太黏母亲；由于他一步也离不开母亲，所以到哪都黏着她，让她精疲力竭；还有他的虑病恐惧会受他母亲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影响。

母亲相当溺爱理查，某方面来说宠坏了他，可是她似乎没有察觉到理查与生俱来的爱与仁慈的特质，对他的未来也不抱希望。然而她也相当有耐性，譬如，她不会勉强理查与其他小孩相处，也不会强迫他上学。

理查的父亲很疼爱他，也相当和蔼可亲，不过他似乎将扶养孩子的重责大任都交由另一半来担。理查的哥哥对他很友善，但是兄弟俩没有什么共通点。整个家算是和乐融融。

二次大战的爆发使理查陷入更深的困境。他们举家搬到乡下，哥哥跟着学校一起迁到他处。我当时住在韦尔斯的X地，为了方便进行分析，理查和母亲被安排住在该村的一间旅馆内，离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安顿之处Y地不远。理查每逢星期六就会回家过周末。离开家乡Z地让理查非常不开心，战争引发了他所有的焦虑，他特别害怕空袭和轰炸，总是密切注意任何有关战争的消息，也十分关注战争情势的变化。他在分析过程中一再表现出对战争的担忧。

我为儿童另外租了一间游戏室，因为我原来用来治疗成人的住所，并不适合分析儿童。这间游戏室有两扇门，空间相当宽敞，旁边还连着一间厨房和厕所。理查将游戏室视为是我本人和分析的代表，所以也对这个房间有了个人的情感。不过，这间游戏室还是有一些缺点：有时候会有女童军来使用这个房间，所以我不能把一些书、图片或是地图等物品移走；另外，这里没有等候室，也没有人会应门。每一次与儿童晤谈时我都必须去领钥匙、开门、锁门。理查如果早到，偶然会来迎接我，晤谈结束后，他也会等我把门锁上，再跟着我走到转角（离游戏室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如果我要到村里去采买，理查就会跟着我多走一段路，这时，虽然我免不了要跟他对话，我也不会再做任何诠释，或是谈论任何私人的话题。事实上，我会尽量让每一次晤谈都控制在五十分钟左右，成人或是儿童都一样。

治疗过程中，理查画了一系列的图画。他画图的方式很值得注意：没有任何预先的构想就开始画，而最后的完成品往往让他大吃一惊。我提供各种不同的游戏素材，也提供铅笔和蜡笔让理查画画。玩游戏的时候，他会把这些铅笔和蜡笔拿来当人，自己也有带一些玩具船。理查想把画带回家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把画留下来跟玩具放在一起比较好，我们可能还会想再看一看这些画。我从分析中一再证实，他知道这些图画对我很重要，所以就把它们当作是给我的礼物。我对这些“礼物”的接纳与重视，让他获得了一些肯定，并视此为修复的路径。凡此种种，我皆于分析中做了诠释。分析师企图保留儿童的画作所产生的肯定效果，是儿童分析师经常面临的问题；成人则多半希望能够在分析情境之外对分析师有所回馈，这跟儿童想给分析师礼物是类似的情况。我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分析这些情感。

我尽可能地在每次晤谈结束后写下详细的记录，不过每次记录的详细程度仍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治疗初期，有几次的记录并不完整。我会以引号表示患者的部分口述内容，而除此之外，我无法将他的联想及我的诠释逐字逐句地重现出来，也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有时候焦虑会让理查沉默好一段时间，可分析的素材也因此减少。患者的行为、姿势及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还有联想之间停顿的时间长短，都是记录当中无法描述的，而这些细节在分析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诠释的时候，我一贯的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任何明喻、暗喻或引述来解释我的观点（分析成人或儿童都不例外）。在本书中，当我要回溯前几次晤谈的细节时，为达到简洁的目的，有时候会使用一些专业术语。然而在实务上，即使是要帮助患者回顾先前的素材，我也从不使用专业术语，不管是成人或是儿童都一样。我认为尽量使用患者曾经说过的字词是很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减低患者的阻抗，还可以帮助他完整地回想起我提及的素材。在分析理查的过程中，我必须要提到几个他原本不懂的词汇，例如“性器官”、“有性能力”、“性关系”或是“性交”。从某个时候开始，理查称这个分析为“这个治疗”。诠释时，我会尽量使用理查的语言，但是在记录时，我只能够大略摘要，而且有时候会把好几个诠释都整合在一起，所以看起来比较长，实际上这些诠释中间还有穿插一些游戏，或是理查自己的评论。

另外，在素材以及诠释中要定义某些概念时，我认为有必要采用学术词汇。不过当然，对儿童说话的时候我不会使用这些理论概念，而是在记录时把这些专业术语放在［］里。

基于保密原则，患者的背景细节做了部分更动。我在本书的描述中也尽量避免任何人物或外在环境的指涉。如我在序言中所述，即使是在这么多的限制下，我确信透过本书的描述，我已忠实地呈现此案例的分析历程及我的分析技巧。

从一开始，我就得知整个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仍然决定接下这个工作，因为理查让我觉得纵使分析成效有限，我还是能够让他的情况有所改善。理查深知自己的困境，而且极度希望能获得帮助，所以我确信他一定会十分配合分析的进行。我也知道往后几年他没有机会再接受分析。当他知道有一个他认识，而且年纪比他大的男孩也是我的病人之后，就更渴望能接受我的治疗。

自始至终，我都保持一贯的治疗技巧和原则，不过在重读这份记录之后，我发现我在这个案例中回答的问题比其他案例多。理查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不过渐渐地，他开始了解自己需要更多的分析，整个治疗愈接近尾声，他愈害怕失去治疗。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正向反移情（positive counter-transference），不过我很小心谨慎地秉持基本原则，也就是持续地分析我所面对的正向、负向移情以及深层焦虑。

我认为，不论情况多么艰难，分析理查因恐惧战争所引发的焦虑，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我相信，我已经避免了因同情病患所受的苦及正向反移情所可能导致的问题。

如我所预期，此案例的分析成效确实有限，可是对理查往后的发展仍然有影响。他后来可以去学校上课了，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家里就请了家教，最后还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与同侪的关系改善了，对母亲的依赖也减少了。后来还培养出对科学的兴趣，也有一些工作的机会。我在战后还有见到理查几次，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机会继续帮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