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伯格家庭的崛起

沃伯格家族自1798年家族企业M·M·沃伯格公司正式成立起，就视自己为银行家。不过，直到19世纪末，这家银行只活跃在德国当地。拿破仑战争后，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建立了泛欧洲金融网络，沃伯格家族在其中只扮演很小的角色，尽管该家族定期为取代萨洛蒙·海涅，成为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总代理而努力。虽然他们最终在1865年取得这一位置，但直到马克斯·沃伯格在新世纪来临前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合伙人，沃伯格家族才算得上具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马克斯·沃伯格曾在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完成他金融学徒的部分内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估计，这本身就象征着沃伯格家族已经崛起。到19世纪90年代末，M·M·沃伯格公司首次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国际政府安排贷款在汉堡的主要发放行，譬如1896年为智利发行债券。尽管马克斯·沃伯格后来坚称，“运气在开展像银行这样的生意中具有很大作用”，但在20世纪初，他却自食其力。他采取强势的多元经营策略，从套利和商业票据经纪这些银行传统业务，进入国际债券发行和德国工业投资。他还在快速扩张的汉萨航运业担任领导角色，在他的密友阿尔伯特·巴林的领导下，汉堡至美国线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客运航线。

对于长辈以及在伦敦和巴黎、现在有些自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马克斯·沃伯格似乎是不满足现状的自我推销者。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抱怨：“汉堡的沃伯格好似寓言里的青蛙，虚荣并笃信一己之力就可以控制欧洲市场，并向任何及所有银团贷款中的大银行收取利息。”但马克斯咄咄逼人的风格证明这高度有效。1895~1913年，公司利润增长了近4倍，从3000万马克涨至1.18亿马克。事实上，以利润衡量，汉堡的三家主要股份制银行（北德银行、商业和贴现银行，以及联合银行）相比起来要大得多，而且在1880年后，这三家银行在汉堡工业发展和城市环境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然而，M·M·沃伯格公司是家族控制的投资银行，它更多地专注于国际债券市场，而不是吸收储蓄或向德国工业发放贷款。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斯和他的弟弟们有能力建立一个跨大西洋的金融联盟，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回避的。联姻使费利克斯和保罗与希夫家族沾亲，这使沃伯格家族成为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后者是1914年之前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华尔街公司之一。库恩–洛布公司是亚伯拉罕·库恩和所罗门·洛布于1867年创建的，1885年以后，公司就牢固地掌握在洛布的女婿雅各布·希夫手上。这不但使沃伯格家族进入快速增长的美国经济——尤其是进入庞大的美国铁路债券市场，而且还确保当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时，沃伯格家族有能力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捷足先登，后者比极度恐俄的希夫更慢地看到日本的潜力，希夫的态度受到沙皇政权歧视犹太人和容忍反犹大屠杀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斯·沃伯格的确幸运。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1914年是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个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加上他天生的乐观，在经济繁荣期势必比长辈和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得更好。此外，汉堡是快速增长的欧洲经济的最大港口。这一时期被称为“全球化第一纪元”，商品、制造品、劳工和资本市场正经历从未有过的整合。像汉堡这样的大港流进流出的货物数量每年在递增。不仅是M·M·沃伯格公司在这段期间壮大，几乎汉堡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兴旺一时，那段时期在当事人看来是黄金岁月。然而，社会上的一些发展已经对传统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机制的繁荣构成了威胁。首先是社会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出现。诚然，大股份制银行、整合后的工业企业和生产者卡特尔对市场施加的垄断控制比希法亭指出的要少。不过，很明显，在商业活动的大部分领域，它们有能力管理较大规模的经营，比传统的家族合伙制规模更大。股份制银行发行股票，可以筹集更多的资本；通过限制负债，它们可以保护它们的所有者免遭破产；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它们可以避免“布登勃洛克家族症状”的经济后果。最能为旧时的投资银行辩护的是，它们一直更适合国际进出口业务复杂的需求。M·M·沃伯格公司声称，它能为客户提供更专享的国际投行网络，超过相对新来的对手，如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或它们在汉萨的同行，如德国商业银行与联合银行。

20世纪初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是国有行业的增长。19世纪中叶目睹了自由经济的高涨，它承诺自由市场和最少的国家干预。世纪更迭时，世道变了。但这一点不应被夸大。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之前绝不是一个干涉欲强的国家。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末引入有限的关税，并在19世纪90年代提高关税，都遭到汉堡商界的强烈反对，汉堡商界一直像英国当时最热情的自由派一样忠诚于自由贸易。即便如此，公共开支和公共借款的扩张也非常快，尤其是在州政府和市政府一级。在这个过程里，汉堡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政府斥巨资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19世纪90年代初的公共健康危机再度爆发。雇主和雇员协会重要性的同时增加——尤其是行业工会——在汉堡也很明显，汉堡靠海的工作条件几乎有助于工会化和集体行动，就像鲁尔区重工业腹地的工作条件一样。随着国有和私有行业中这些新官僚的出现，传统上主宰汉堡经济的家族企业的实力势必会被削弱。

沃伯格家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犹太裔，不用说，这对他们家族的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旁观者而言，这一事实在1904年还不如在1804年，甚至1874年更重要。财产和教育的共同利益似乎逐渐打消了之前在信仰和惯例上的障碍。1871年，汉堡大约3/4的犹太人口仍居住在靠近市中心、拥挤且不卫生的地区，如老城、新城、圣保利和圣乔治。到1914年，大部分犹太人住在汉堡西区，集中在阿尔斯特湖岸边的罗特巴姆区和高尚的哈维斯特胡德区。沃伯格家族强势的一支住在米特维格街17号，另一支住在阿尔斯特鲁弗街。1897年，超过1/4的汉堡犹太人支付的税率是累进税率中最高的两档税率，相比而言，德国只有11%的人口支付最高的两档税率。那时，犹太社区的人口相对在下降。1811年，只有不到5%的人口是犹太人。到1910年，这个数字降至1.2%，这反映了犹太人口出生率相对较低和犹太新移民到汉堡定居不足。虽然许多东欧犹太人途经汉堡去英格兰和美国，但很少人选择留下来。与此同时，已经形成的犹太社区越来越被同化。沃伯格五兄弟的祖父母和父母都严格要求他们遵守安息日，而下一代明显没有那么虔诚，除了马克斯的小弟弗里茨以外。马克斯自己参加犹太教堂仪式，多是出于礼节而非信仰，他的大哥艾比·M上大学时就停止吃犹太教食物了。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社交生活的堡垒，诸如上流的“和谐私人会所”、共济会和汉堡划船俱乐部开始接纳犹太会员。意味深长的是，这些社团建立的明确目的就是通过强调会员间情同兄弟的理想，超越社会和信仰的不同。“麻烦的头衔”被“兄弟”、“朋友”和非正式的代词“杜”这样的称呼所取代，“杜”的说法被很多人采用，比如玩牌的人、玩保龄球的人、歌手、射击手和桨手。1859年的合唱团兄弟会的格言——“欢乐、和谐、兄弟情谊”——可以被视为典型的中世纪概念，即通过自由结社建立兄弟关系。在这种环境下，犹太人相对容易在商业和职业协会，如汉萨律师公会或者商会升至显要位置，并在市级政治和行政工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体现融合的速度和程度的地方是市里的通婚情况。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至少一方是犹太人的所有汉堡婚姻中，一半是通婚的，只有66%的犹太婚礼举行了正式仪式。艾比·M·沃伯格的婚礼也算正常。社会层面上，沃伯格家族现在和汉堡权贵中的非犹太裔家族没什么区别了。约翰·乔治·孟克伯格市长很乐意让他的女儿玛蒂尔德和艾比·M在一起，并同意婚后的玛丽·沃伯格与艾比·M于1900年住在佛罗伦萨。马克斯·施拉姆也以自己是沃伯格家族的朋友为荣。

但是，即使你对未来一无所知，如果认为这一同化过程在1914年以前是完整且不可逆转的，都是错误的。宗教容忍，尤其对犹太人的宗教容忍，在汉堡发展得缓慢，即使在1842~1884年连续进行立法改革后也远未完成。微妙的分歧甚至存在于阿尔斯特湖西侧，罗特巴姆区的邦德街和罗特巴姆路之间的区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因为犹太居民大量聚居于此。也不是阿道斐·施拉姆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有4种人不适合成为汉堡家教良好女子的丈夫：即军官、贵族、演员和犹太人。马克斯·沃伯格自己继续认为，在汉堡社会存在反犹主义，以他的经历来说，那只是“不易察觉的”。汉堡工薪阶层蜂拥加入并投票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此表达对工业时代明显不平等的不满，许多汉堡中小企业的成员转向带有政治色彩的反犹主义，以此表达他们独特的不满——这一由来已久的现象随着反犹人民党、德国社会改革党和德国国家商业文书协会的成立，在19世纪90年代变成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古老的、一般意义上的兄弟会，在这种以严格的种族来界定兄弟关系的协会中没有位置。

为部分回应来自底层的激进力量，汉堡精英阶层，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自然被国家政治层面的保守势力所吸引——这种现象被总结为“普鲁士化”——以至于该阶层传统的世界大同主义，在某些方面屈服于新德意志单一民族国家的沙文主义。大约在1870年之前，亲普鲁士或小德国的民族主义只是被一小部分像约翰尼斯·维斯曼和爱德华·施拉姆这样的自由派所热衷。大部分的汉堡大家族依然坚定地支持汉堡作为一个独立城邦的地位，并对普鲁士扩张持怀疑态度。但奥托·冯·俾斯麦在取得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胜利，并在凡尔赛划时代地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旧的城市共和式的爱国主义被纳入新的民族主义。汉堡入学很严的约翰纽姆中学举行阅兵仪式以纪念德国皇帝生日。汉堡的商人不仅服从军事训练（沃伯格家族上一代人曾付钱躲避受训），而且以作预备役军官为荣。有些家族甚至被封衔，其中出名的有申克尔家族、施罗德家族和贝灵堡–高思勒斯家族。

不过，这一进程更多地与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崛起有关，而非与保留旧普鲁士君王有关，“普鲁士化”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起太大作用。此外，拥护在柏林的新政权，至少对经商有利。由于汉堡商界和非洲的贸易与日俱增，为寻求军事保护，与俾斯麦建立紧密联系十分重要。同时，对德皇威廉二世的朝廷施加影响，也许可以鼓励柏林从实行农业保护主义转向实行侧重商业的世界政策。德皇对德国海军的热情也未伤害汉堡码头的利益，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指挥的著名战斗舰队很大一部分是在汉堡建造的。游说柏林也是对老派商业精英逐渐失去政治代表的一种理性反应。到1890年，汉堡在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三个席位全部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说到底，游说——不论是较低的关税、更多的殖民地或更大的战舰——不同于运用实权。

马克斯·沃伯格在德意志帝国政治中的角色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中理解。虽然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自由保守派，而不是一个国家自由派，但1903年马克斯入选汉堡议会后，被划入“右翼分子”，毫无疑问，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古典自由派。有一次，他甚至打趣地说他是“一个老民主”。马克斯自己后来把他对德国殖民政策的支持比做英美银行家习惯性地向政党政治所进行的捐款，虽然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瓦茨倾向于把它看做为抗衡激进右翼势力在柏林的影响所作的努力。不管他的动机如何，马克斯在1900年后的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有权声称：“德国没有一家银行像我们一样，坚决地对德国在其殖民地的活动感兴趣。”

德国外交部长艾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试图对抗法国在摩洛哥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马克斯积极参与其中。M·M·沃伯格公司一个关系紧密的商业伙伴威廉·雷根丹茨向德国外交部断言，在摩洛哥南部发现具有价值的铜矿，有消息称法国人正寻求垄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里，马克斯·沃伯格和他的合伙人也加入了德国殖民部为殖民贷款组建的新银团；为多家有殖民利益的德国公司融资；与英国西非银行谈判组建一家新的西北非英德银行；参加殖民部组建的德国–葡萄牙殖民银团，以加速对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渗透，如果不是占领的话。所有这些工作显然不完全出于公司的经济利益。事实上，马克斯自己也承认，他为德国的世界政策效力“回报甚低”。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马克斯·沃伯格逐渐对世界政策的可行性怀有疑问。他的批评是基于找到德国相对于海外对手的两个基本的结构性弱点。第一个弱点在财政方面。很简单，德意志帝国缺少足够大的税基，无法与英国、法国或俄国花在武器上的经费比拟。因此，据沃伯格说，德国不得不大量倚赖政府举债，通过推高德国长期利率，导致问题。马克斯发现的第二个弱点在于德国的收支平衡。19世纪末，帝国主义完全依靠资本输出。但马克斯指出，德国没有输出足够的资本，达到在外国市场施加某种杠杆的实力，而英国和法国可以做到。从1905年起作为帝国贷款财团的一名成员，他太清楚政府借债量过高，但激增的武器支出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社会开支的增加，使政府有必要举债。1908年后，他和友人巴林确信，德国不能（用后者的话说）“和更富裕的英国人来一场高级战舰竞赛”。1909年，马克斯劝说汉堡商会支持新成立的汉萨同盟提出的实行累进的帝国税制方案。在发生使帝国总理比洛亲王下台的金融角力之时，他草拟了一份关于帝国财政改革的备忘录，题目是“一个能解决帝国金融危机的方案，却导致联邦各州发生金融危机，我们如何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份文件以极其有预见性的语言，谴责了帝国议会里的财政僵局：“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式执行我们的金融政策，我们将对金融资产缩水感到内疚。总有一天，我们将发现，我们只能通过最大可能的牺牲才能弥补损失——如果我们可以弥补得了的话。”遗憾的是，统治阶层没有听进去这些论点。当马克斯试图与德皇讨论金融改革这一议题时，他只引起了这样的激烈反应——俄国才会“破产”，德国不会。

然而，不只是德国财政的弱点令马克斯不安。还有在政治危机发生时，外资撤离对德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早在1905年他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当时摩洛哥发生首次危机，德国欲挑战摩洛哥作为法国影响下的半殖民地地位，但未成功。他后来宣布，是“金融影响力支撑法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政策……（那项政策的）成功更是法国金融实力的胜利，而非法国外交的胜利”。1907年9月，在德国银行中央协会年度会议上，马克斯问他的观众，鉴于这一脆弱性，德国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应对一次重大欧洲战争造成的金融后果。他耸人听闻地把他的发言定名为“金融为战争作准备”，他估计一次重大的欧洲战争每年的开销在220亿马克，这让与会者吃惊不已，这个数字比大多数其他评论员预测的更高（虽然事后证明这一数字还是被低估了）。这明显地意味着德国对这样一场战争毫无准备。

对一些亲历者而言，1911年爆发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暴露了德国相对于英法在资本市场的薄弱。阿尔伯特·巴林认为，德国政策的失败应归咎于“证券市场的垮台”。马克斯的分析更积极，认为“在金融层面，德国已经历考验”。但是，他从来不怀疑如果德国冒险对抗英国的话，结果将完全不同。早在1912年，他可以看到奥地利和俄国就争夺巴尔干半岛可以导致“更多的后遗症（德国对抗法国和英国）”。霍尔丹勋爵以非官方身份造访德国，试图改善德国与英国的关系（马克斯和巴林协助安排），尽管访问未达到目的，但他们继续将希望寄托在小规模殖民协议上，并把这些协议作为英德谅解更广泛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斯在1914年2月、4月和6月3次访问英格兰，讨论德国进入葡属安哥拉和其他海外市场的问题，这让他希望“德英之间非同一般的友好关系（已经）形成”。不用说，所有这些努力，不论在伦敦或柏林都没有留下持久的影响。1914年6月21日，德皇在汉堡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向他细述一场暗指对英、法、俄的防御性战争，马克斯大为吃惊：“他（德皇）担心俄国的武器（计划和）规划中的铁路建设，他（从中）察觉出俄国在为1916年向我方开战作准备。他抱怨我们在和法国接壤的西线现有的铁路不足，并暗示……是否现在出击更好，而不要再等”。马克斯“果断地反对出兵”：

（我）向他描述了英格兰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爱尔兰自治），法国保持3年（军事）服役期的难度，法国已经陷入的金融危机，以及俄国军队可能还不可靠。我强烈建议（他）耐心等待，未来几年韬光养晦。“我们每年日益强大，而我们敌人的内部却越来越薄弱。”

正如我们所知，这条建议被忽视了。当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刺杀时，德国政府故意纵容一场殃及欧洲的战争爆发，用德军总参谋长预言性的名言就是：“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