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移民

根据西格蒙德自己的说法，他流亡的决定是个人信仰突然完全改变的结果——这一启示性的时刻发生在柏林的德国外交部，这可是一个不可能的地点。西格蒙德后来告诉乔治·斯坦纳，1933年3月9日，他曾与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会谈，纽赖特是巴本任命的职业外交官，他将有近5年的时间在希特勒手下任职。

我说我对一系列事件深感忧虑，冯·纽赖特问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答道（为这次谈话已认真准备），虽然兴登堡年事已高，但他不是纳粹，如果像冯·纽赖特这样的人跟兴登堡说除掉希特勒，他会那么做的，而且有军队的支持。事实上，魏玛《宪法》里有一段话，如果总理违反基本的法律，总统有权采取行动。纽赖特答道：“你说得对。我很明白，兴登堡完全信任我，我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影响他，但这有风险，我不能那么做。从国家的角度，我还不被认为是可靠的。”与冯·纽赖特的会谈，对我来说像一次神秘的经历。我醒了，坐车回家后，我告诉妻子收拾行李。“如果冯·纽赖特承认我是对的，但又说他无能为力，我还能做什么？”

后来的作家重复这则生动的故事，但任何留存下的文件并没有提到这则故事。西格蒙德的日记里没有记录过和纽赖特的会谈，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发生：纽赖特这位来自施瓦本的贵族是西格蒙德父母的近邻，在西格蒙德童年时期，常到乌亨费尔斯做客。不过，有证据显示，去纽约出差，加上德国反犹势力的高涨，促使西格蒙德把妻子和孩子送往伊娃父母在瑞典的家。这发生在西格蒙德回忆与纽赖特进行会谈的3周以后。

1933年3月27日，西格蒙德详尽地阐述了他如何反抗德国现在猖獗的反犹主义，包括和马克斯·瑙曼的一次会面，后者是亲纳粹的犹太人，他组建了德国国家犹太人联盟。历史更久的德国犹太教公民中央联盟就这一主题发表声明，沃伯格批评该声明“缺乏热情”，他规劝瑙曼和他在纳粹运动中认识的其他一些人，“激进的反犹主义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作出种族的诊断，不可能执行种族的鉴别，每一个关于纯种人的假设都是虚假的，道德上形成不能包容的品性，鼓吹一种建立在血统成分上的共同生活，而不是建立在充满力量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力上）”。这种论调显然不能招来太多支持，马克斯让西格蒙德去纽约见他们的亲戚和在库恩–洛布公司的同事，西格蒙德欣然答应。但他不放心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德国，鉴于纳粹“过分之举”所带来的威胁，如果威胁进一步升级，可能危及他们的安全。再加上伊娃想探访她残疾的母亲，这些是她几天后带孩子前往斯德哥尔摩的原因。西格蒙德也劝他母亲离开德国，并把她送往瑞士的亲戚家。

沃伯格非常明白，这些仓促的安排也许意味着一次重大诀别。他想“当我们返回德国时，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还能像我们离开时那样”：

没有什么创伤或冤屈可以破坏一个人在德国当家做主的感觉，但当这个人的工作、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被剥夺时，他也许必须作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像19世纪中叶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们在他们离开祖国时所作的，不是为了放弃与祖国的纽带，相反，带着喜悦和恢复的力量，为祖国和它的重生而奋斗。

这里提到的是1848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当沃伯格预订前往纽约的头等舱时，他绝不是追随卡尔·马克思的脚步。无论如何，他被美国吸引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可能动员沃伯格家族的美国分支——尤其是吉米，他认为吉米在1931年危机期间是潜在的盟友——抗衡马克斯对汉堡公司的管理（在西格蒙德看来是管理不当）。然而，他向岳父表明，他离开德国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政治。选举暴露出德国保守右翼的弱点，突出了“激进分子”的“虐待情绪”，增加了“丹顿与罗伯斯庇尔对决的概率（希特勒相当于米拉博，戈林相当于丹顿，戈培尔相当于罗伯斯庇尔）”。西格蒙德之前批评“德国资产阶层的失败、它的惰性、拜金主义和怯懦”，自大选后他对“德国人民群众的粗鲁和残暴”深感迷茫，特别是抵制犹太人运动，这是“有良知的犹太人在心理上或物质上所不能容忍的”。“我已经开始考虑移居。”他坦言。纳粹有意管理德国公民出国旅游的消息，使他对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愈加感到“羞辱”，他坚信自我放逐——在必须逃亡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希特勒的野蛮群众偃旗息鼓，恐怕需要很长时间，”他在跨大西洋的航行中思索着。“在这期间，最爱国的人……通过在海外奋斗，将为他们的祖国做得更多。”

但移居到哪里呢？显然美国是一个选择，它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也是到目前为止西格蒙德待的时间最长的海外国家。他于4月6日抵达纽约，不清楚他是否明确讨论迁往纽约的可能性，但这似乎很有可能。莫蒂默·希夫也许愿意让他担任合伙人，或者至少去库恩–洛布公司工作。5周后，正当西格蒙德的旅程接近尾声时，他的助手从布拉格打来电话敦促他“不要回家”，西格蒙德已把业务迁到布拉格，以避免纳粹窃听电话。问题是，1931年《静止协议》使沃伯格家族在德国有大量资产持续被冻结，该协议规定暂停偿还德国在大萧条前获得的外国贷款，吉米·沃伯格和库恩–洛布公司的其他合伙人都不想让西格蒙德放弃他在德国的岗位。他是德国家族企业中值得信任的一员，他们希望这个人能和新政权开展业务，不只和亚尔玛·沙赫特，后者现在又被推上帝国银行的行长（他之前为抗议“杨计划”辞去该职，该计划旨在调整赔款时间，得名于美国商人兼总统顾问欧文·D·杨）。如果西格蒙德移居，一切希望将变成泡影。他的助理警告说：“沙赫特不在场时被人算计……纳粹中的布尔什维克派系日渐强大……如果美国的银行在下周，能以60%或70%的折扣出售在德国的贷款套现，即使事态不会恶化，西格蒙德也强烈敦促它们这么做。”（吉米·沃伯格冷酷地形容这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第二个可能性是瑞典。西格蒙德在去纽约前，明确询问过岳父，自己在斯德哥尔摩是否有位置。菲利普森的回答坦率且带有恭维。在那种形势下，经济阴影开始笼罩瑞典，对“一个有你这种资历，特别是在纽约和伦敦有极广泛人脉关系的人”，没有合适的位子。第三个可能性当然是英格兰。鉴于西格蒙德后来在伦敦的成功，而伦敦是他的第三个选择，这也许会令人惊奇，伦敦甚至是排在阿姆斯特丹后的第四个选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得不被岳父说服考虑伦敦的可能性。1933年5月，西格蒙德曾在英格兰短暂停留，菲利普森富有预见性地说，沃伯格具有“可以令你取得在德国同样成功的素质，在此之前你有多少位富有天赋的移民同胞取得过成功”：

你熟谙英国商业生活中英国人的特殊心态。我认为，果断的作风适合你，你熟悉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对人要公平和慷慨……虽然你不是体育健将，但你在金融城总是受到朋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你是德国犹太人的事实，不论在开始或以后都不会被人遗忘，但你有关系、经验，并擅长外交事务（英国事务）。我有一种感觉，你可以成为那种愿意利用好自己优势的人，起码不会让优势贬值，你也很快会被英国精英阶层所接纳。

西格蒙德收到信后过了几天，似乎要将他所面临的抉择拟人化，他发现自己坐在从伦敦去哈里奇的火车上，他将在那里乘渡轮返回欧洲大陆，火车上同行的不是别人，正是玛琳·迪特里希和沙赫特本人。帝国银行行长力图向沃伯格保证，德国新一代领导人会“讲理”，尽管他们现在都带着“固执和野蛮”。但沙赫特对希特勒的热情，只不过确认了沃伯格对希特勒的印象，虽然希特勒充满“新鲜与活力”，不过却“极端不可靠”。现在，沃伯格相信，只有“很糟的经历，才会让纳粹回归情理或者警醒他们的追随者”，他预计这一过程需要“4~8年的时间”。因此，他必须移民，但一定非得是伦敦，而不是纽约吗？“英格兰总是重在内部的静谧、坚毅和安全，”他在东行的火车上写道，窗外是东安格里恩单调的景色，“但美国经济更健康、更强大，而就是在这方面，英格兰近年败下阵来。”同时，临近的欧洲大陆正朝着经济和政治的“巴尔干化”发展。不清楚这一趋势将如何影响大英帝国，但明显的三个主要的受惠者将是“欧洲以外的三大帝国，即美国、俄罗斯和日本”。

沃伯格后来提到连夜迁移，虽然听起来很浪漫，但他又在德国待了一年。在这期间，他不停地出差——两次去伦敦、柏林，一次去法兰克福、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和巴黎。不过，他继续在汉堡办公。直到1934年3月，他还在权衡法西斯主义的利与弊：

法西斯专政……表面上有很大的吸引力：街道干净、列车准时、乞丐很少、房屋整洁、制服笔挺、列队威武、行进整齐划一。表面上很好，引人侧目，这就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赢得肤浅的大多数人。但独裁者不会问，国家会怎样，他们的支持者赞叹目前的成功，却不问最终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因此，结果经常是经济上入不敷出，《宪法》上出现一个领导、大众被领导，但在这两者中间毫无领导力可言。

沃伯格预言，德国“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而且在精神追求上急速下降”，这将最终导致“道德无政府主义，甚至是战争？”这个问号是巨大的。不过，他对德国的武装速度，尤其是德国空军装备建设的速度观察得越多，就越确信战争将是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的最终目的地。沃伯格现在认为希特勒“只靠有组织的暴力创建和统治一个帝国，他没有任何更好的精神品质”。沃伯格已经察觉出希特勒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主要问题是：在德国经济被高速军备拖垮前，西方民主国家会不会向希特勒屈服？他敏锐地总结道，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由纳粹政权挑起的一场战争，作为由自己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出路，这样的一种冒险不可避免地将以“灾难”收场。

与此同时，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没有减弱的征兆，相反，到1935年，用沃伯格的话说，正朝着“反犹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他逐渐看出，希特勒的意愿是要“消灭犹太教”，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依靠群众支持。虽然沃伯格在1934年4月正式成为英国的外籍居留者，但在那之后又过了几个月，他和妻子才最终决定移民，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们的目的地还是未知数。伊娃·沃伯格显然倾向于巴黎。但是，她的丈夫越来越想在伦敦开创一番事业，他现在发现自己有40%的时间是在伦敦，虽然这违背他自己的期望。